刘江永：钓鱼岛已非可“搁置”的局部问题
中评社北京6月6日电（中评社报道组）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不久前受邀在京出席由以《美日峰会与东亚区域关系研讨会》为题的“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时表示，今年4月16日发表的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堪称是3月日美“2＋2”会谈联合声明的升级版。其中除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外，谋求美方就协防钓鱼岛再度表态等，基本上实现了日方既定的“中策”目标。其“上策”的高目标是，希望美国支持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但这一点未能实现。有人认为，战后中日围绕钓鱼岛归属矛盾的产生是美国在中日之间打进的一个“楔子”。这是由于美国1971年擅自将钓鱼岛列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造成的。但实际上，战后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时任日本的佐藤荣作内阁。1969年佐藤首相在与尼克松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并要求美国将钓鱼岛划入归还冲绳主权的范围之内，坚持对华“政经分离原则”，推行“一中一台”政策。而当时的尼克松总统正通过基辛格秘访北京，试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加之中国海峡两岸都反对将钓鱼岛划归日本，所以美方并未完全接受佐藤的主张。美国政府与国会一致表示，美国对钓鱼岛主权不持立场，将这些岛屿的实施政权交给日本并不影响各方对该等岛屿主权的主张，希望通过对话解决。由此可见，无论在台湾问题还是在钓鱼岛问题上，都并非日本追随美国，而是日本主动“带节奏”。这导致中日关系无法实现正常化。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日本自民党推选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其对华政策才发生根本改变。日本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搁置钓鱼岛争议，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刘江永指出，52年后的今天，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再度首次提及台湾，“在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促使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中国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如果意味着和平统一，与中方立场并无分歧，但若包括在美日军事威慑下的台湾“和平独立”，则是中方绝不接受和坚决反对的。于是，今年5月3日，拜登政府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一直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明显的共同利益，对抗、竞争与合作并存，并希望双方通过对话减少误会。这对日本当局是个“冲击”，但日本右翼议员仍在企图通过议会管道组织日美同台湾的所谓安全对话。
在日方要求下，美方在这次首脑联合声明中再度确认“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甚至增加了一条所谓“日美两国也共同反对一切有损日本对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施政的单方面行动。” 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坚持把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错误立场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等于日美间接承认，实际上日本对钓鱼岛并未实现所谓有效“施政”或“统治”。与此同时，美方再度拒绝承认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的主张。
在他来看，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日方不再承认中日之间有需要解决的领土问题存在；第二，日方也不承认中日之间曾经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第三，从2014年奥巴马政府开始，日本连续向三届美国总统带节奏，敦促美国高层表态钓鱼岛适用安保条约第5条。第四，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适得其反，中方则后发制人，保持对钓鱼岛领海的常态化巡航。2008年日本的海保船撞翻了台湾省渔船后，中国政府表示抗议，迫使日方向台湾船主道歉。随后，当时的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领海进行了首次巡航。在这个背景下，日本自知在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上不占理也不占势，于是希望美国能够替他撑腰，应对中国，并将钓鱼岛作为一个战略支点，撬开中美关系，形成美日联合对华的战略格局。面对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及今年2月出台的《海警法》，日方危机感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局进一步利用钓鱼岛问题制造国内民族情绪，渲染“中国威胁论”，借以推动日本国民支持修宪。
刘江永指出，安倍的国家战略主要包括对内修宪；对外打造美日澳印四国联盟。实际上，钓鱼岛问题已成为目前日本推进国家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或最重要的抓手。当然，不同的日本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安倍在第一任期之前便提出了针对中国建立美、日、澳、印四国联盟。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强大之后，日美同盟不足以抑制中国，必须加强跟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日本的这种印太战略已运作多年，2017年促使特朗普政府制定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同中国全面对抗，这次又促使拜登联合声明中强调“塑造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日美同盟”。安倍的这些路线和政策包括他的历史观、战争观，都继承其外祖父岸信介。二战后，岸信介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工商大臣，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因亲美反共而被美国扶植上台，成为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鼻祖，积极主张修改战后宪法。因当年出席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曾为日本战犯翻案，所以岸信介高度重视同印度发展关系。安倍也不例外，其国家战略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底色。
刘江永表示，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及台湾附属岛屿，本无争议，但日方有不同看法，因此产生了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的争议。实际上，钓鱼岛从来不是琉球的一部分，琉球群岛（如今的冲绳县）也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这是琉球学界的基本共识，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既然中日双方对钓鱼岛归属认知不同，那么两国可以就此进行理性对话、交流和沟通。但日本当局自知钓鱼岛历史上不是他们的，所以回避1895年窃占钓鱼岛之前中国拥有这些岛屿的历史史实，封杀这方面正确知识的传播，竭力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进行单方面“洗脑”式的宣传和虚假信息的灌输，包括修改教科书及建立固定的展馆等。实际上，日方拿不出一件可以在国际法上站得住的证据证明钓鱼岛列岛属于日本。日本从1895年到1945年通过马关条约殖民统治台湾，这期间日本民间人士在岛上的殖民开拓行为根本不足为据。战后伴随《马关条约》作废，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等所有从中国窃占得领土归还给中国。日方所谓根据日美《旧金山和约》第三条，钓鱼岛属于日本同意美国托管等的西南诸岛范围，但实际上所谓“西南诸岛”只注明琉球群岛及大东岛等，根本就没有钓鱼岛或日方所说的“尖阁诸岛”。所以，日本无论从历史、法理还是从现状，都没有任何根据占有钓鱼岛列岛。就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客观情况看，涉及中日政治、安全关系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钓鱼岛究竟是属于谁的，需要不断澄清争议。我认为，在日本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将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以及日本民众对华感情的改善。
中评社北京6月6日电（中评社报道组）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不久前受邀在京出席由以《美日峰会与东亚区域关系研讨会》为题的“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时表示，今年4月16日发表的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堪称是3月日美“2＋2”会谈联合声明的升级版。其中除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外，谋求美方就协防钓鱼岛再度表态等，基本上实现了日方既定的“中策”目标。其“上策”的高目标是，希望美国支持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但这一点未能实现。有人认为，战后中日围绕钓鱼岛归属矛盾的产生是美国在中日之间打进的一个“楔子”。这是由于美国1971年擅自将钓鱼岛列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造成的。但实际上，战后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时任日本的佐藤荣作内阁。1969年佐藤首相在与尼克松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并要求美国将钓鱼岛划入归还冲绳主权的范围之内，坚持对华“政经分离原则”，推行“一中一台”政策。而当时的尼克松总统正通过基辛格秘访北京，试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加之中国海峡两岸都反对将钓鱼岛划归日本，所以美方并未完全接受佐藤的主张。美国政府与国会一致表示，美国对钓鱼岛主权不持立场，将这些岛屿的实施政权交给日本并不影响各方对该等岛屿主权的主张，希望通过对话解决。由此可见，无论在台湾问题还是在钓鱼岛问题上，都并非日本追随美国，而是日本主动“带节奏”。这导致中日关系无法实现正常化。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日本自民党推选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其对华政策才发生根本改变。日本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搁置钓鱼岛争议，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刘江永指出，52年后的今天，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再度首次提及台湾，“在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促使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中国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如果意味着和平统一，与中方立场并无分歧，但若包括在美日军事威慑下的台湾“和平独立”，则是中方绝不接受和坚决反对的。于是，今年5月3日，拜登政府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一直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明显的共同利益，对抗、竞争与合作并存，并希望双方通过对话减少误会。这对日本当局是个“冲击”，但日本右翼议员仍在企图通过议会管道组织日美同台湾的所谓安全对话。
在日方要求下，美方在这次首脑联合声明中再度确认“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甚至增加了一条所谓“日美两国也共同反对一切有损日本对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施政的单方面行动。” 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坚持把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错误立场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等于日美间接承认，实际上日本对钓鱼岛并未实现所谓有效“施政”或“统治”。与此同时，美方再度拒绝承认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