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韩流柯粉俱往矣“顺时中”心有戚戚？
中评社香港6月9日电（评论员 束沐）“罢韩”闹剧终于落幕。无论韩国瑜及其支持者有多么不甘、无论绿营打韩手段有多么不堪，短短两年内，“韩流”以一种惊奇的方式登场，又以另一种惊奇的方式退场，本身就是近年来岛内政治生态被民粹绑架的缩影，值得各界认真思考。
各方动作和讯息显示，韩国瑜被罢免后，绿营已经“磨刀霍霍向柯P”。事实上，柯韩二人最初都是民粹政治的受益者，而“韩流”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柯文哲现象”的扩散。即便最后绿营没有如法炮制“罢柯”戏码，但“韩流”的潮起潮退，对柯文哲的政治生涯带来冲击，是不争的事实。
回顾近年来的台湾民粹政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原生型民粹”，另一类是“加工型民粹”。前者十分常见，主要诉求就是“反建制”，目标对准旧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后者在不同脉络下有不同表现形式，是经由后天加工塑造的民粹思潮，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后真相”时代，民粹的再加工、再生产和再包装，易如反掌。
柯文哲、韩国瑜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原生型民粹”。柯粉是一群中上阶层的都会区精英群体，他们在经济上属于“既得利益者”，但政治上在蓝绿对立格局下抑郁已久，长期缺少强而有力的代表人物，柯文哲的出现为其“超越蓝绿”、“第三势力”等主张提供了实践路径。因此，柯粉的“反建制”是意在颠覆蓝绿二元政治结构，只不过最初被民进党顺势用来打击国民党，一旦柯文哲自组政党、展现独立的政治诉求，白绿“敌我矛盾”就迅速突显出来。
韩粉的诉求比柯粉更接近“原生型民粹”，因为韩粉的两大支持基础退休军公教和中南部“庶民”阶层，都是近年来的“失落者”。前者是因为当局年金改革导致该群体丧失“既得利益者”地位，再加上其政治价值观与韩国瑜亲近，变为“钢铁韩粉”主力；后者则是岛内长期低薪环境下对现实生活不满的“沉默大多数”，在网络社交媒体影响下，迅速被韩“卖菜郎”、“发大财”与“CEO市长”等形象牌吸引，找到了寄托。
“加工型民粹”的本质特征有二：一是靠仇恨、恐惧等极端情绪动员，二是虚实结合、由虚转实。原本蔡政府在首个任期内执政声望跌到谷底，把军公教、中小企业、劳工、知识分子、宗教团体、深绿得罪了个遍，已经到了无牌可打的地步，2018年县市长选举前生硬的“反介入”主张，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转折点就在去年上半年，民进党利用内外环境众所周知的一些因素，炮制出反中民粹。
从宏观上看，民进党吸纳了柯、韩等“网红政治”的一切手段，以执政资源和无限公共开支为后盾，将原有支持者在网络空间“激活”为全民皆兵状态，已经属于典型的认知作战范畴。从微观上看，民进党对柯、韩各个击破，对柯文哲，民进党通过香港牌、“芒果乾”对当初支持柯的“天然独”世代进行“二次启蒙”，打掉柯在青年板块的基础；对韩国瑜，民进党通过“黑韩”一石二鸟，既让基本盘保持高亢反韩热情，又诱导“知识蓝”从内部瓦解国民党团结，最终导致2020国民党的大败。
胜选后，民进党一手主导的“加工型民粹”并未收手，此次“罢韩”是之前“黑韩”的延续，而“顺时中效应”则是2.0版模式的产生。可以说，陈时中的崛起，是民进党在进入“一党独大”阶段后，将“原生型民粹”和“加工型民粹”相结合的一次新实验。
陈时中并无明显派系色彩，这为其横空出世营造了较为有利的党内氛围，否则以传统民进党派系文化，某一派系人物的走红，必然会带来其他派系的白眼和暗箭。故“顺时中效应”因疫情而崛起，是偶然也是必然。民进党内各派不仅乐观其成，也积极“蹭热点”。在过去一个月岛内涉疫话题明显减少、疫情关注度显着降低的情况下，陈时中通过下乡“走透透”行销观光的方式，维持了舆论热度，又展现了基层高人气。
其次，“顺时中效应”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其两岸主张完全符合绿营“政治正确”。疫情爆发以来，陈时中作为岛内防疫最高指挥官，尽心尽责做好防疫是本职，但其频频发表反中政治言论，配合民进党“以疫谋独”策略，起到了很不光彩的作用。从疫情之初质疑大陆防疫成效，到藉“小明事件”煽动统独认同对立，再到后来不断在世卫议题上误导公众，通过陈时中的一言一行，民进党将原本只是对疫情不安、有疑虑的岛内普通民众，转化为加深对大陆偏见、恐惧和敌意的不健康民意。
随着岛内疫情趋缓，陈时中被绿营支持者拱为下一届台北市长参选人的呼声渐涨。蓝消绿长的大势下，民进党觊觎这块大饼已久，从北市党部主委选举风波中，就能充分感受到各股力量的野心。然而，台北市的特殊地位及选民结构，决定着民进党即便派出传统政治人物中的“强棒”，也未必十拿九稳，更何况派系卡位战已经闹得不可开交，而陈时中的无派系背景和高人气现状，似乎又给其出战台北，增加几分可能性。
然而，面对“韩流”的潮起潮落、“柯粉”的固化停滞，陈时中是否意识到，在上一代“政治网红”面前，自己只不过是一款新产品？
中评社香港6月9日电（评论员 束沐）“罢韩”闹剧终于落幕。无论韩国瑜及其支持者有多么不甘、无论绿营打韩手段有多么不堪，短短两年内，“韩流”以一种惊奇的方式登场，又以另一种惊奇的方式退场，本身就是近年来岛内政治生态被民粹绑架的缩影，值得各界认真思考。
各方动作和讯息显示，韩国瑜被罢免后，绿营已经“磨刀霍霍向柯P”。事实上，柯韩二人最初都是民粹政治的受益者，而“韩流”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柯文哲现象”的扩散。即便最后绿营没有如法炮制“罢柯”戏码，但“韩流”的潮起潮退，对柯文哲的政治生涯带来冲击，是不争的事实。
回顾近年来的台湾民粹政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原生型民粹”，另一类是“加工型民粹”。前者十分常见，主要诉求就是“反建制”，目标对准旧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后者在不同脉络下有不同表现形式，是经由后天加工塑造的民粹思潮，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后真相”时代，民粹的再加工、再生产和再包装，易如反掌。
柯文哲、韩国瑜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原生型民粹”。柯粉是一群中上阶层的都会区精英群体，他们在经济上属于“既得利益者”，但政治上在蓝绿对立格局下抑郁已久，长期缺少强而有力的代表人物，柯文哲的出现为其“超越蓝绿”、“第三势力”等主张提供了实践路径。因此，柯粉的“反建制”是意在颠覆蓝绿二元政治结构，只不过最初被民进党顺势用来打击国民党，一旦柯文哲自组政党、展现独立的政治诉求，白绿“敌我矛盾”就迅速突显出来。
韩粉的诉求比柯粉更接近“原生型民粹”，因为韩粉的两大支持基础退休军公教和中南部“庶民”阶层，都是近年来的“失落者”。前者是因为当局年金改革导致该群体丧失“既得利益者”地位，再加上其政治价值观与韩国瑜亲近，变为“钢铁韩粉”主力；后者则是岛内长期低薪环境下对现实生活不满的“沉默大多数”，在网络社交媒体影响下，迅速被韩“卖菜郎”、“发大财”与“CEO市长”等形象牌吸引，找到了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