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答中评:中美中欧将形成复杂的竞合模式

王勇

  中评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张爽)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对中评社表示,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冲突扩散到中国和西方国家,近期西方国家围绕着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在借机炒作。未来中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可能会常态化,因为双方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又确实存在着历史传统价值观和国家治理体制的差异。但是中美和中欧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这个框架之下又不妨碍中美、中欧在一些务实的问题上进行合作,未来中美、中欧会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竞争合作并存的新的关系模式。

  王勇对中评社说,中美安克雷奇对话在开场白的交锋由于媒体的存在被放大了。中美之间的意见分歧非常明显,主要涉及国际秩序、国际社会的标准到底由谁来定。中美之间类似的交锋在过去并不少见,这涉及到两国价值观、社会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差异。此外,中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在逐渐缩小,引发了美国不安或者恐惧,这些因素导致了这场中美高级别对话上的争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类似的争论在90年代也是存在的,并不是特别奇怪的现象。只是当前中美力量差距缩小,竞争加剧,中美关系发展方向对世界的影响更大,世界更加关注。

  王勇认为,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冲突也扩散到中国和西方国家,近期西方国家围绕着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在借机炒作。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宣称“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实际上是要重新构筑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体系,对中国、俄罗斯加以制约。人权问题、新疆问题就是他们打的一张牌。

  “美国的国际联盟战略基石是意识形态,美欧之间在这方面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价值观外交是民主党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擅长搞意识形态的外交;另一方面,美国也是利用意识形态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在国际社会中造成‘中国孤立’的印象,削弱中国的价值观、国家治理体系的对外信誉。”

  王勇对中评社表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平崛起,特别是比较成功地应对了新冠疫情,去年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GDP正增长的大国,西方国家对中国治理体系、中国模式的关注,无形中增加了中国的软实力。美国要进行人权外交,新疆问题就是打击、制约中国软实力的武器。

  “未来中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可能会常态化,因为双方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又确实存在着历史传统价值观和国家治理体制的差异。但是中美和中欧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这个框架之下又不妨碍中美、中欧在一些务实的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一些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在气候方面。未来中美、中欧会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竞争合作并存的新的关系模式。”   王勇认为,中美的经贸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主要是当前美国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美国希望通过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来削弱中国的发展,包括采取国际联合的方式,动用盟国的力量在经贸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比如在WTO框架下,美国可以针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修改WTO有关标准的方式,联合盟国对中国发起挑战,制约中国的产业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美国为了达到目的,动用贸易制裁的措施。与此同时,变相将人权与贸易挂钩,推动全球供应链重组,减少中国的生产比重。

  “但另外一方面,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拜登政府现在来说还是信奉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执政基础与特朗普政府也不一样,美国工商界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影响力可能会更大,包括华尔街投资集团、硅谷的高科技企业以及好莱坞的梦工厂,在某种程度上会缓解中美之间紧张的经贸关系。”

   王勇认为,战略竞争、地缘政治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中美经贸关系,目前美国对华贸易战略的方向已经确定,就是要和中国坚决地进行竞争,利用现有的规则来制约中国。但是具体的方略、措施还没有出台,美国正在对中国的经贸政策进行评估。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对经贸关系的影响日益显现,特别是在高科技的领域,美国有可能对于中国采取更多更精准的制约。美国的一些人提出所谓“小院高墙”的政策,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市场范围,同时提高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限制标准。这些政策的影响未来会进一步显现。

王勇

  中评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张爽)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对中评社表示,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冲突扩散到中国和西方国家,近期西方国家围绕着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在借机炒作。未来中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可能会常态化,因为双方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又确实存在着历史传统价值观和国家治理体制的差异。但是中美和中欧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这个框架之下又不妨碍中美、中欧在一些务实的问题上进行合作,未来中美、中欧会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竞争合作并存的新的关系模式。

  王勇对中评社说,中美安克雷奇对话在开场白的交锋由于媒体的存在被放大了。中美之间的意见分歧非常明显,主要涉及国际秩序、国际社会的标准到底由谁来定。中美之间类似的交锋在过去并不少见,这涉及到两国价值观、社会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差异。此外,中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在逐渐缩小,引发了美国不安或者恐惧,这些因素导致了这场中美高级别对话上的争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类似的争论在90年代也是存在的,并不是特别奇怪的现象。只是当前中美力量差距缩小,竞争加剧,中美关系发展方向对世界的影响更大,世界更加关注。

  王勇认为,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冲突也扩散到中国和西方国家,近期西方国家围绕着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在借机炒作。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宣称“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实际上是要重新构筑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体系,对中国、俄罗斯加以制约。人权问题、新疆问题就是他们打的一张牌。

  “美国的国际联盟战略基石是意识形态,美欧之间在这方面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价值观外交是民主党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擅长搞意识形态的外交;另一方面,美国也是利用意识形态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在国际社会中造成‘中国孤立’的印象,削弱中国的价值观、国家治理体系的对外信誉。”

  王勇对中评社表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平崛起,特别是比较成功地应对了新冠疫情,去年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GDP正增长的大国,西方国家对中国治理体系、中国模式的关注,无形中增加了中国的软实力。美国要进行人权外交,新疆问题就是打击、制约中国软实力的武器。

  “未来中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可能会常态化,因为双方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又确实存在着历史传统价值观和国家治理体制的差异。但是中美和中欧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这个框架之下又不妨碍中美、中欧在一些务实的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一些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在气候方面。未来中美、中欧会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竞争合作并存的新的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