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专访：陈勇谈香港政治安全网
中评社北京2月24日电（记者林艶沈而忱）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新社联理事长、民建联副主席陈勇在两会前夕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当前选举制度漏洞、选举制度改革必要性、制度改革方向、如何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陈勇认为，只有重新检视并组成政治安全网，才能确保香港长治久安。
以下是具体问答内容：
中评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发表讲话，强调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您认为他的讲话对香港社会有什么意义？
陈勇：香港的爱国爱港阵营对此盼望已久。“爱国者治港”对于“一国两制”回归初心、回归正轨起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爱国者治港”始终贯穿了“一国两制”的实践和发展。邓小平先生在中英谈判时便提出了“爱国者”的三个标准。随后，中央对此一以贯之；习近平主席更是反复强调。
中国的《宪法》产生了“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根据基本法，香港又产生了各项本地法律和规章制度。这证明国家是香港的源头、初心和根本。在香港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遵循着“初心”、遵守着《宪法》和《基本法》的时候，都走得比较平稳；凡是偏离了“初心”、违反《基本法》、破坏“一国两制”的时候，社会就有动乱，例如前年的“黑暴”。在“黑暴”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反中乱港分子动摇了香港的根基，损害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大家都忍无可忍。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靠中央拨乱反正，督促香港回归正轨。
其实“爱国者治港”并不是香港独有的，全世界的国家都有这个要求，甚至比香港严苛得多，香港却连最基本的公职人员爱国都没有做到。香港近几年出现很多的动乱，都与这个有关系。反过来讲，如果从一开始，治港者都是真正的爱国者，公职人员都是效忠国家的话，“黑暴”根本就不会发生。只有回到源头、回到正轨，香港才能够有前途、有前景，才能够恢复安全、安定和安心。
中评社：夏宝龙指出，部分市民对国家对内地的瞭解不多，甚至存在一些偏见和成见，中央对此是包容和理解的。您认为这句话对香港市民传递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陈勇：大家可以看到，国家是真正爱香港的，是把整个心拿出来的，不管香港750万同胞遇到什么问题，国家总用慈母般的胸怀去包容、理解和支持。但是这种“一国”之下的爱心和支持，被少部分人曲解，甚至恶意地利用。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包容和支持必须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认同“一国”、效忠祖国、维护《基本法》，以法律和制度来规范部分人的言行。
中评社：夏宝龙指出，如果是在香港的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在爱国标准上，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特区政府应该怎么样落实这一点？
陈勇：首先是政治伦理，其次是政治制度，第三是管治技术，我认为要从这三方面来落实。政治伦理上看，既然香港已经回归，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有的问责官员，包括公职人员，都必须要对国家有个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即效忠自己的国家。这一点放之四海而皆准。
第二，要靠法律制度和各方面的行政法规去规范。如果有一些人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要受到惩治。这一点是让公职人员不会干坏事。
最后，还要靠管治技巧。这方面是让每一个公职人员不想干坏事，或者说有的人有了这个想法，但能在层层的管治中被及时发觉，从源头上避免每一个层级的公职人员，都不会干损害自己国家，损害香港750万市民根本利益的坏事。能做到这三点，我认为香港就能够真正地长治久安。
中评社记者：关于香港现行选举制度改革的话题引发了香港社会的热议，您如何看待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陈勇：英国人在放弃殖民地时都会埋下“炸弹”，不论是在印度、巴基斯坦还是香港等。香港回归时，首要考虑以大局为重、平稳过渡为主。邓小平先生在当时就指出回归后会出现某种动乱、捣乱或不安家的因素。他认为这些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可见当时国家就已洞悉对方的诡计。邓小平先生又指“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提出选举制度改革，虽然过去对此需求没有那么大，但近年经历了原有制度已经难以防止叛国者、揽炒派、纵暴派与外国邪恶势力勾结，甚至颠覆自己的国家、颠覆香港特区政府、损害香港市民利益。这种需求的迫切性就更加明显了，这就好比房子着火对消防员的需求一样。因此，香港社会各界包括市民纷纷谏言，希望做出好的改良和改革，避免过去几年的暴力事件、叛国行为、港独分离主义再发生。我认为，不论是区议会、立法会，各级官员、公务员和公职人员等都必须拨乱反正，填补漏洞、回归正轨，如此才能亡羊补牢。
中评社记者：您刚才提到了要填补漏洞，您认为当前选举制度的漏洞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勇：可以从既有的结果事实去推论当前漏洞所在。首先，区议会选举期间，网上已出现了很多谣传、假报道，甚至公然违反香港各项法律的行为，如呼吁市民重复排队制造混乱。另外，在司法和政治体系中，还有不少灰色地带还未处理妥善，如“DQ”的法规与执行。不论是英殖时期留下来的，还是香港根据《基本法》自己确认的新法律，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层层防护，当它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就需要重新检视并且组成一个政治上的安全网。
其次，立法会被捆绑和瘫痪的乱象，也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比如立法会议员无故缺席、搞破坏等等，是否应该扣减工资待遇？此外，立法会准备选举时，区议会甚至表现出全面崩盘的情况，区议会通过议案去买黑暴用的防毒面具、公然印制暗藏反中央的对联等。立法会初选时，他们甚至是明目张胆地说，将来不管谁进去，揽炒派就要瘫痪政府。这种颠覆政府甚至搞分离主义的倾向，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容许的。
事实上，有一些相关的漏洞在早期已经出现，但当时他们的言行举止还没有很离谱，执法和司法部门对这些事情不想介入，才导致了现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局面出现。尤其是在香港政治制度里，已经出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蚂蚁穴。如果早期就将它维修好，香港就不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当然既已发生，香港从现在开始就要对大中小各方面的规定重新检视，藉此机会拾遗补漏、自我完善，令香港今后的制度可以真正追求“优质民主”。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未来在选举制度上应该要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改革？
陈勇：这就涉及到基本路线图了。首先，所有公务人员、公职人员都需要宣誓无条件效忠国家，在第一步就要确认是否效忠，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另外，要进行资格审查，确认是否有其他的犯罪记录以及是否具备资格。比如，有一些违反刑事案件牵涉到政治制度的，或者是有一些出逃后再归来的，类似这种自然肯定是不行的。因此，要在最开始的关口就防止“政治病毒”；其次，在第二关、第三关，就要在其平常履职的过程中看是否有无违法，如果期间有人隐匿违法或是发假誓等，就要对其追究责任。正如现在的立法会，如果发现其违法的证据确凿，那就必须DQ。虽然国安法没有追诉权，但本地很多刑事法律是有追诉力的，因此可以用不同的法律组成一个安全网来约束所有的公务人员，如此才能长治久安。
中评社记者：长期以来，香港的选举都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您认为，选举制度的改革设计应该如何在美西方反华势力插手选举和扶持政治代理人方面堵上漏洞？
陈勇：这一部分纯粹靠香港是不足够的，还需要国家为香港建立一个安全的“金钟罩”。我们看到，此前发生的暴乱事件，虽然同样是那些警察，但是国家通过人大常委会颁布港区国安法之后，香港恢复秩序马上立竿见影。这就像是在我们居住的小区最外面建了一个防护网，有围墙、有保安系统，然后在内再靠香港自行立法去保障国家安全。因此，从国家级别到香港级别再到各区级别，以及各个公职公务人员，一些本地刑事条例方面的规定都要进行完善。然后，形成一个组合式的保护，从根本上最大程度地做好防护。此外，一旦发现问题，应该依法严惩。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及其追随者与境外势力脱离，从而重新回到守法的市民群众中。
中评社记者：习主席日前也强调了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回归以来，不少反中乱港、“港独”分子在选举中“入闸”，甚至当选成为议员。您认为，香港选举制度应该如何改革完善才能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如何在“入闸关”确保都是爱国者？
陈勇：习主席讲爱国者为主体，入闸作为第一关特别重要。我认为，要有“首门即终门”的意识，应该把第一关当成最后一关来守。只要入闸口守好了，后面的各种选举就简单了。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在这一关进行“政治病毒”检测，在英国管治时期叫“品格审查”。过去这方面做的非常严谨，上下三代都需要查。同时，加上宣誓制度和确认书签署制度。另外，负责把守这一关的政府官员也要升级。以前很多报名都需要各区民政专员审核，但还没有到达首长级，我认为应该提到政治任命官员这一级，比如民政局局长，这样就可以更大范围地去评估。当然，为了防止挂一漏万，也要依法有一个及时终止机制。
中评社记者：《港区国安法》规定公职人员要进行宣誓，但根据目前的现行法律，必须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六类人士中并未包括区议员。特区政府也表示将会修例并将区议员纳入宣誓安排中。您如何看待区议员宣誓的必要性？
陈勇：这就像婚姻关系，婚姻的基础是爱情，但仅有爱情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法律的规范来保护婚姻。虽然过去区议员也需要签署一些文件，但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此就要将原有的“消防系统”进行升级。严谨的宣誓程序可以更加清晰、规范化，不宣誓就无法入闸。
中评社记者：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香港特首也可改由协商产生。您如何看待以协商产生特首的方式？
陈勇：这是其中一个选项，《基本法》第四章清楚地写明特区行政长官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什么有时候要协商？比如现在疫情状况下很难全面铺开选委会和立法会的换届，就可以考虑采用协商制度。当然，不管是选举制度还是协商制度，关键在于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合境。另外，有些人也提出，现在提协商制度是为了说给非爱国者、反中乱港者、暴力分子以及其后台听，不论其包装手段再隐蔽，一旦发现威胁到整个香港、国家的整体安全和根本利益，就可以依法启动协商制度。
中评社记者：对于特首选举制度，您认为还有何进一步需要完善之处？
陈勇：香港回归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四任特首。通过这二十多年的实践，应该对原有的框架体制及时去检视更新。其中，选委会更加需要进行拨乱反正、回归正轨。比如，本来选委会组成中是没有区议员的，后来在历次改革中，区议员占选委会人数越来越多。事实上，区议会本身是属于谘询架构，而非宪制架构，应该将其代表性按照《基本法》将其理顺并且归位。同时，选委会的选委中还有一些公然违反国家法律和揽炒的人，说明这个制度也有问题。既然要进行制度改革，宁愿一次性解决，省得过一段时间又发现问题又要来解决。
中评社记者：今年的两会，您将提出哪些建议？
陈勇：准备了不少的提案，其中一个是关于便利港澳市民为购房目的跨境资金转入的建议。我们看到，大湾区置业对港澳市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现在因为缺乏清晰的制度导致很多人在资金转入内地这方面遇到了困难。当然，还有日常的跨境消费的资金转账都存在很大的不便性，这其实很不利于大湾区一体化概念。建议建立跨境快速支付系统，比如可以通过香港与内地户口双循环的方式进行互换。如果能够将香港确定为中国数字货币的境外试点，就更加方便了，同时也更容易进行法律监管。
中评社北京2月24日电（记者林艶沈而忱）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新社联理事长、民建联副主席陈勇在两会前夕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当前选举制度漏洞、选举制度改革必要性、制度改革方向、如何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陈勇认为，只有重新检视并组成政治安全网，才能确保香港长治久安。
以下是具体问答内容：
中评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发表讲话，强调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您认为他的讲话对香港社会有什么意义？
陈勇：香港的爱国爱港阵营对此盼望已久。“爱国者治港”对于“一国两制”回归初心、回归正轨起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爱国者治港”始终贯穿了“一国两制”的实践和发展。邓小平先生在中英谈判时便提出了“爱国者”的三个标准。随后，中央对此一以贯之；习近平主席更是反复强调。
中国的《宪法》产生了“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根据基本法，香港又产生了各项本地法律和规章制度。这证明国家是香港的源头、初心和根本。在香港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遵循着“初心”、遵守着《宪法》和《基本法》的时候，都走得比较平稳；凡是偏离了“初心”、违反《基本法》、破坏“一国两制”的时候，社会就有动乱，例如前年的“黑暴”。在“黑暴”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反中乱港分子动摇了香港的根基，损害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大家都忍无可忍。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靠中央拨乱反正，督促香港回归正轨。
其实“爱国者治港”并不是香港独有的，全世界的国家都有这个要求，甚至比香港严苛得多，香港却连最基本的公职人员爱国都没有做到。香港近几年出现很多的动乱，都与这个有关系。反过来讲，如果从一开始，治港者都是真正的爱国者，公职人员都是效忠国家的话，“黑暴”根本就不会发生。只有回到源头、回到正轨，香港才能够有前途、有前景，才能够恢复安全、安定和安心。
中评社：夏宝龙指出，部分市民对国家对内地的瞭解不多，甚至存在一些偏见和成见，中央对此是包容和理解的。您认为这句话对香港市民传递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陈勇：大家可以看到，国家是真正爱香港的，是把整个心拿出来的，不管香港750万同胞遇到什么问题，国家总用慈母般的胸怀去包容、理解和支持。但是这种“一国”之下的爱心和支持，被少部分人曲解，甚至恶意地利用。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包容和支持必须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认同“一国”、效忠祖国、维护《基本法》，以法律和制度来规范部分人的言行。
中评社：夏宝龙指出，如果是在香港的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在爱国标准上，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特区政府应该怎么样落实这一点？
陈勇：首先是政治伦理，其次是政治制度，第三是管治技术，我认为要从这三方面来落实。政治伦理上看，既然香港已经回归，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有的问责官员，包括公职人员，都必须要对国家有个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即效忠自己的国家。这一点放之四海而皆准。
第二，要靠法律制度和各方面的行政法规去规范。如果有一些人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要受到惩治。这一点是让公职人员不会干坏事。
最后，还要靠管治技巧。这方面是让每一个公职人员不想干坏事，或者说有的人有了这个想法，但能在层层的管治中被及时发觉，从源头上避免每一个层级的公职人员，都不会干损害自己国家，损害香港750万市民根本利益的坏事。能做到这三点，我认为香港就能够真正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