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专家答中评：疫情给青瓦台带来危机？
中评社记者：韩国疫情增长严重，文在寅总统向国民道歉，但还是有140万人联署了与弹劾总统有关的请愿书，您认为这次疫情是否会给文在寅总统带来执政危机？
康埈荣：文在寅政府现在正面临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韩国总统的任期为5年，因为这种特点，所以在执政3年左右的，任期末(跛鸭lame duck)现象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执政党为了再次执政需要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在临近4月15日的总选(国会议员选举)的情况下，新政府出台并极力推进的韩半岛和平计划因美朝无核化协商的决裂和韩朝沟通的胶着而没有头绪。不仅如此，韩美之间因防卫费协商而陷入了僵局，而且与重要的安保伙伴日本的矛盾日益尖锐，所以最终没有导出文在寅总统当初所提及的可视且肯定的结果。再加上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民生经济愈加困难，特别是自称防疫先进国的韩国并没有解决好关系民生防疫最基本的口罩供应问题，助涨了这种不满。
基于此，部分的国民向青瓦台递了弹劾请愿书，而青瓦台也面临不得不回答的困难的局面。之所以不能简单地看待这次的青瓦台请愿，是因为这次请愿的背后有着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期间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各种政策并不现实。即便如此，这次的疫情不会威胁国家的安保或存亡，所以不会招致直接的执政危急。只是恰好与任期末的氛围相结合，不得不导致相当大的内伤，并以疫情为契机招致了所谓的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注：政治学理论，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权力失去其公信力，无论如何发言或是处事，社会均将给予其负面评价。）也就是政府的信赖危急，所以对于今后的执政会起到相当大负面影响。这与其说是文在寅政府的执政危机，很大程度上，倒不如说是进步与保守的激烈对立，如果在4月15日的国会议员大选上执政党无法胜出，那么不仅仅是文在寅政府，甚至可能到执政末期，整个国家在政治社会层面都会经历相当大的困难。
中评社记者：目前一般韩国国民对新天地教会是什么态度？对韩国疫情的爆发，该教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康埈荣：作为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韩国可以说是宗教的天国。新天地教会一般可以分类为似而非宗教团体，它以秘密组织的形式运营，并以织网的形式构成。其独特的礼拜方式与宣教方式而饱受指责，特别是信徒隐藏自己的身份。初期他们否认与中国武汉的关联说，但随着爆出其在武汉设有分支，而且保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信徒，并与之保持着持续的交流，成为了大邱地区感染的核心媒介体，从而面临了很大的批判。
对待新天地教会的态度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他们不过是披着宗教外衣，对于灾难性的国家传染病防疫不配合，因为这种不正直的态度而招致非难。但从医学的角度讲，教徒们也是传染病的受害者，而感染本身不能够构成犯罪。感染在正常的一般宗教活动当中也有可能出现，所以问题在于把所有的责任都转嫁到新天地教会以及大邱这一区域社会的视角。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执政党为了突破现在的困局而采取的一种选举战略，这可能导致新的争执局面的产生。
新天地教会一方以配合政府防疫为名分捐了120亿韩币，但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接受这笔捐款。重要的是，需要对没有确定实体的新天地教徒进行完全的检查。现在首先防止全国范围内的扩散的防疫是最为必要的。虽然对于新天地教会的评价有着法律问题的层面，但取决于韩国国民的社会评价。
康埈荣：虽然因为新冠肺炎病毒，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延期举行，但这与韩半岛形式的缓和并无直接的联系。就像4日，朝鲜金正恩委员长的妹妹金汝贞指责青瓦台不积极与朝鲜进行交流一样，韩美间之所以延期举行联合军演，是因为疫情，而不是为了缓解韩半岛的紧张局势。从朝鲜的体制特性来看，这百分之百反映了金正恩的意愿。朝鲜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美朝会谈决裂以后，提及“新的路”，反覆强调美国如果没有改变意愿的措施，朝鲜是不会返回谈判桌这一立场。特朗普总统也恰逢国内的大选，所以当务之急并不是朝鲜的核问题，所以也没有急于对朝协商。
相反第二天，朝鲜的金正恩委员长向文在寅总统传达了慰问疫情的亲笔书信，因为中国的情况也并不如意，所以不再想继续恶化与韩国的关系，采取了双边策略。而且正好文在寅总统在3.1节纪念词当中提及南北共同合作防疫，而这对于面对疫情，正处在无防备状态的朝鲜而言无疑是好消息。
但是朝鲜核问题，即在完全的无核化这一本质问题上没有达成最基本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表面性的措施都很难缓解南北之间的根本性的紧张局面。通过习近平主席访韩来改变韩中两国的关系，通过其对南北之间合作的仲裁还缓解紧张的文在寅政府的构想也应随着习主席访日的延期而不可避免的修改。
中评社记者：疫情最初是在中国爆发的，韩国的一些声音也在指责文在寅政府为何没有效仿其他国家阻止中国人入境，在您看来，中韩关系是否会因这次的疫情而有负面的变化？
康埈荣：国际社会针对疫情初期中国政府的对应不足给予了批评。但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在病毒出现的时候，很难准确地掌握病毒的传染途径、扩散速度、致死率，所以很难判断何种程度的措施才算合适。只是，即使经历了非典型肺炎疫情，但还是在此次防疫的初期阶段失败，这使得世界大国中国的形象受到些许的影响，也极大地凸显了国家主导型发展战略下，民生领域很难适应外向型增长的不协调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并没有限制中国人入境，而随着韩国病例的爆发，指责政府初期对应的失败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但是仍然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韩国没有限制中国人入境。即便如此，针对日本限制韩国人入境的举措，韩国采取了对等的强硬措施。特别是在国内专家在限制中国人入境这一问题上没有达到共识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了与中国的外交问题。虽然在初期全面禁止中国人入境也不一定能够防止疫情扩散，但过度考虑中国的态度是分明的事实。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主张自己可能并不是疫情的发源地，而韩国可能反倒成了疫情的输出国，所以中国的部分地方政府在事先没有通报的情况下限制韩国人入境，中国当局主张这是地方政府的决定，与中央政府的措施有所不同。这种论调与萨德问题发生时的限韩令以及针对特定企业的不购买运动是一种民间运动的主张并无两意，极大地伤害着韩国人的感情。如果仍然用这种论调恶化彼此间的感情，那么韩中关系可能会再次陷入“情感危机”，而这也将给致力于建设新关系的两国政府带来很大的负担。
（后方支援记者：郭至君）
中评社记者：韩国疫情增长严重，文在寅总统向国民道歉，但还是有140万人联署了与弹劾总统有关的请愿书，您认为这次疫情是否会给文在寅总统带来执政危机？
康埈荣：文在寅政府现在正面临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韩国总统的任期为5年，因为这种特点，所以在执政3年左右的，任期末(跛鸭lame duck)现象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执政党为了再次执政需要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在临近4月15日的总选(国会议员选举)的情况下，新政府出台并极力推进的韩半岛和平计划因美朝无核化协商的决裂和韩朝沟通的胶着而没有头绪。不仅如此，韩美之间因防卫费协商而陷入了僵局，而且与重要的安保伙伴日本的矛盾日益尖锐，所以最终没有导出文在寅总统当初所提及的可视且肯定的结果。再加上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民生经济愈加困难，特别是自称防疫先进国的韩国并没有解决好关系民生防疫最基本的口罩供应问题，助涨了这种不满。
基于此，部分的国民向青瓦台递了弹劾请愿书，而青瓦台也面临不得不回答的困难的局面。之所以不能简单地看待这次的青瓦台请愿，是因为这次请愿的背后有着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期间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各种政策并不现实。即便如此，这次的疫情不会威胁国家的安保或存亡，所以不会招致直接的执政危急。只是恰好与任期末的氛围相结合，不得不导致相当大的内伤，并以疫情为契机招致了所谓的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注：政治学理论，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权力失去其公信力，无论如何发言或是处事，社会均将给予其负面评价。）也就是政府的信赖危急，所以对于今后的执政会起到相当大负面影响。这与其说是文在寅政府的执政危机，很大程度上，倒不如说是进步与保守的激烈对立，如果在4月15日的国会议员大选上执政党无法胜出，那么不仅仅是文在寅政府，甚至可能到执政末期，整个国家在政治社会层面都会经历相当大的困难。
中评社记者：目前一般韩国国民对新天地教会是什么态度？对韩国疫情的爆发，该教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康埈荣：作为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韩国可以说是宗教的天国。新天地教会一般可以分类为似而非宗教团体，它以秘密组织的形式运营，并以织网的形式构成。其独特的礼拜方式与宣教方式而饱受指责，特别是信徒隐藏自己的身份。初期他们否认与中国武汉的关联说，但随着爆出其在武汉设有分支，而且保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信徒，并与之保持着持续的交流，成为了大邱地区感染的核心媒介体，从而面临了很大的批判。
对待新天地教会的态度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他们不过是披着宗教外衣，对于灾难性的国家传染病防疫不配合，因为这种不正直的态度而招致非难。但从医学的角度讲，教徒们也是传染病的受害者，而感染本身不能够构成犯罪。感染在正常的一般宗教活动当中也有可能出现，所以问题在于把所有的责任都转嫁到新天地教会以及大邱这一区域社会的视角。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执政党为了突破现在的困局而采取的一种选举战略，这可能导致新的争执局面的产生。
新天地教会一方以配合政府防疫为名分捐了120亿韩币，但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接受这笔捐款。重要的是，需要对没有确定实体的新天地教徒进行完全的检查。现在首先防止全国范围内的扩散的防疫是最为必要的。虽然对于新天地教会的评价有着法律问题的层面，但取决于韩国国民的社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