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数据：香港医改切中弊病受肯定
中评社香港4月28日电/3月25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方案，时隔近8年再度上调多项公营医疗服务的费用，包括急症、住院、药物、普通科与专科门诊等，新收费首阶段将于明年元旦起实施。由于此次医改的影响范围甚广、且关乎绝大多数市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在香港社会引发大规模的讨论与热议。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通过分析香港社交媒体数据以及官方机构统计数字后得出结论：是次公立医院收费改革，切中了香港公营医疗系统长期以来所积聚的弊病，符合主流民意希望善用医疗资源、减少滥用浪费，提升公营医疗服务素质的期待。
如图1所示，涉公营医疗收费改革的议题，早在去年已开始在香港社会酝酿发酵。特区政府在经历一年多的检视后，终于在今年3月底公布相关改革方案。急症室、住院、门诊等多项公立医院服务费用的大幅上涨，刺激社交媒体对该议题的声量与关注度皆出现急剧升温。
结合表1可知，经调整后的公营医疗服务收费绝大部分都较目前有所上升，部分项目如针对第3至5类病患（即被分流至紧急、次紧急及非紧急类别的病患）的急症室服务、急症病床、普通科门诊、专科门诊覆诊等的增幅更高逾一倍。而且，现时全数免费的病理检测及非紧急放射造影服务，也仅保留基础项目不收费的安排，若市民要使用进阶与高端项目，则需缴付50至500港元不等的费用。不过，基于确保有限医疗资源能集中保障有需要病人的改革初衷，也有部分医疗服务的收费不升反跌，如针对第1至2类病患（即被分流至危殆及危急类别的病患）的急症室服务。
本次公营医疗改革涉及的范围之广、迈出的步子之大，虽难免会在香港社会引发一些意见相左的声音，但整体而言，主流舆论更多的是认同特区政府医改的大方向，肯定其以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度，直面并修正公营医疗系统长年以来的积弊。
由图2可见，香港市民近年来对公营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可谓差强人意，虽然该数据在2020、2022年分别因第一与第五波新冠疫情爆发而相对低迷的情况情有可原，但其在疫情结束后却未因公共卫生风险的降低而出现反弹，反而在2024、2025年连续两年下滑，今年的最新满意度更录得近六年以来的次低水平。
香港社会之所以对公营医疗服务日益失去信心，最主要的原因是医疗资源被滥用的现象近年来迟迟未见改善，而这也是公营医疗系统目前所面临的、最让舆论关切与忧心的主要挑战（见图3）。相较而言，医护人手的持续流失，人口老化与慢性疾病年轻化造成的医疗需求上升、以及日益增加的公营医疗支出对财政构成的压力等，都并非多数市民眼中公营医疗系统最迫切需应对的危机。
而公营医疗系统浪费最严重的环节，莫过于本应聚焦救助危重病人、但事实上却长期被轻症病患滥用的急症室服务。图4展示了上次（2017年6月）公营医疗服务收费调整以来的急症室就诊人次变化，可见虽然该数据在其后三年因服务收费上升（从100港元增至180港元）而有所下滑，但此趋势自2021/22年度开始被中断。至2023/24年度，急症室的就诊人次已重新回到接近2017/18年度时的水平。
而结合图5可知，急症室资源被大量非紧急病人挤压的长期流弊，在经历了2017年的收费上调后至今仍未有明显好转。2023/24年度，被划分至非紧急类别（次紧急与非紧急）的病患，在整体急症室新症人次中的占比高逾57%，而急症室服务所对应的核心群体（危殆与危急病患）则只占不足4%的份额。
据图6所示，过去两年多以来，急症室在社交媒体引发的质疑情绪总量，在一众公营医疗服务项目中居于首位，大幅领先同样因轮候时间过长而广为人所诟病的专科门诊服务。因此，本次医改针对急症室服务的收费调整，在社交媒体所录得的关注度同样力压其他医疗服务项目。足见，特区政府的这波改革，可谓精确对准了香港市民对公营医疗系统的最大痛点，所以才会在舆论场内引发如此之大的震荡与回响。
不过，此次收费调整所涵盖的部分项目如药物、病理及放射检测等，过去在社交媒体所引发的质疑情绪总量不算高，并非香港市民认为最亟待整治的环节，因此不少舆论都对上述项目也纳入加价范围颇感意外，导致其在本次医改中所引发的关注度，不仅与其在市民间的受质疑程度不相称，也高于所有收费上调项目的整体平均水平。
但尽管如此，此次医疗系统改革所体现的大方向与思路——以加价作为“反诱因”扭转公私营医疗失衡的局面，大致上仍然与主流舆论的首要关切点与诉求相吻合。目前，虽然约七成的基层医疗服务（如门诊等）都由私营机构提供，但当涉及第二、三层相对复杂且昂贵的医疗服务（包括急症、住院等）时，私营机构所发挥的角色却十分有限，导致绝大部分重担都压在了公营机构身上。以住院服务为例，现时私营机构占整体五成四的医生人手，却仅负责一成半的住院病人（见图7），足见市民过度依赖公营医疗服务之严峻程度，已到了非得展开刮骨疗伤式改革不可的地步。
虽然多数民意认可公营医疗服务收费的调升有其必要性，但仍有部分声音对此次改革的具体实施及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所存疑。从图8可见，最多观点担心公立医院服务的大范围加价，将无可避免地加重基层市民的经济负担。虽然有不少网民指出，特区政府在上调公营医疗收费的同时，也对医疗费用的减免机制进行了优化，放宽了受惠群体的收入与资产限额；但仍有一些意见反映，有关医疗费用的豁免申请手续相当复杂，需通过很多道审查关卡，更形容其获批难度甚至接近于综援，故担心部分有经济需要的基层市民会因此打退堂鼓、自动放弃有关福利，最终或导致其未能获得社会安全网的有效保障。
其次，针对急症室服务收费豁免危殆及危急类病人的安排，则有不少网民预期，会在前线医护与病人之间产生更多有关如何分流的争执。此类观点认为，被分流至非危殆与危急类别的病患，或会因为需要缴纳更多的急症室费用而表示不服，而这种情况不仅会导致前线医护的工作量大增，也会使医患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升温。
另也有舆论忧虑，此次公营医疗收费的大幅提升，或在私人市场间也引起外溢效应，忧虑私营机构会趁势加价，令主要使用私营医疗服务的病患群体受到波及。此外，一些网民指出，特区政府所设立的医疗费用封顶机制，虽具备出发点良好的政策原意，有利于避免市民因患大病、重病而陷入贫困，但同时亦担心每年1万元上限的较低门槛，或令部分市民产生有特区政府兜底的错觉，而导致公营医疗系统的滥用进一步加剧。最后，还有部分声音将此次公营医疗改革，与近期较受热议的公共财政议题进行关联，质疑特区政府之所以向广大市民开刀、对多项公立医院服务加价，其真实意图是为了弥补日益扩大的财赤缺口，但此类诛心论在整体舆论间的接受度并不高。
尽管本次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方案，近日在香港社会引发了很高的讨论热度，但其却仅是香港整体医疗体系改革中的其中一环。不少舆论指出，在此之上，特区政府还需同步改善医疗领域的其他老大难问题，才能达到减轻公营医疗负担、加强私营医疗协作角色的改革目标。
其中，针对医护人手长期供不应求的问题，较多观点指出，特区政府除了需进一步扩大医科生的招收学额、以及加快兴建第三所医学院外，也应考虑再适当放宽海外医生来港执业的限制，借助外来力量的支援尽快提升香港偏低的人均医生比例（见图9）。
此外，公立医院医护近年来流失严重的现象也颇受关注，尽管医管局医生的整体流失率在2022、2023年有所放缓，但仍未回落至2020年疫情爆发前的水平（见图10）。不少言论指出，要改变医护从公营流向私营医疗系统的主流趋势，一方面需参考私人市场的收入增加公营医护的薪酬与福利；另一方面则应适时检讨医管局过于繁冗的行政程序，减免不必要的行政管理类别工作量，让医生能更专注于在前线救助病人，改善当前公立医院所普遍存在的高压工作环境。
另也有较多声音表示，特区政府在降低公营医疗系统使用量的同时，也需提供可供负担的替代方案，让轻症、非紧急病患的医疗需求能有效导向私营医疗系统。这类观点指出，改善公私营医疗失衡现状的关键之一，在于提升自愿医保计划的普及率，透过利用商业保险的力量为个人构筑更稳固、全面的安全网，让市民不再对高昂的私营医疗服务望而却步。不过，自自愿医保计划于2019年3月推出以来，其认可产品的保单数目虽连年上升，但增长却相对乏力、按年升幅持续下降（见图11）。因此部分言论亦希望，特区政府未来能进一步加强对自愿医保计划的宣传与推广，提升市民对私营医疗服务的整体使用量，从而令是次公营医疗收费调整能更快达成改革目标。
中评智库认为，特区政府此次对公营医疗服务的收费调整，不仅切中了广大香港市民对于公营医疗系统最关注的主要症结，也同时体现了其勇于改革、敢于担当的有为施政作风，值得肯定。不过，特区政府明年在具体落实改革时，仍需充分考量政策所造成的实际影响，灵活调整相关安排以保障基层市民的必要就医需求。同时，特区政府在上调公营医疗收费以外，还需加强从其他环节入手对整体医疗系统进行变革，由此才能逐渐达至优化公私营医疗资源配置、减轻公营医疗系统沉重负担的长远目标。
（记者：陈日嘉，分析师：杨力聪，工程师：吴悦柠，研究员：林东阳）
中评社香港4月28日电/3月25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方案，时隔近8年再度上调多项公营医疗服务的费用，包括急症、住院、药物、普通科与专科门诊等，新收费首阶段将于明年元旦起实施。由于此次医改的影响范围甚广、且关乎绝大多数市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在香港社会引发大规模的讨论与热议。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通过分析香港社交媒体数据以及官方机构统计数字后得出结论：是次公立医院收费改革，切中了香港公营医疗系统长期以来所积聚的弊病，符合主流民意希望善用医疗资源、减少滥用浪费，提升公营医疗服务素质的期待。
如图1所示，涉公营医疗收费改革的议题，早在去年已开始在香港社会酝酿发酵。特区政府在经历一年多的检视后，终于在今年3月底公布相关改革方案。急症室、住院、门诊等多项公立医院服务费用的大幅上涨，刺激社交媒体对该议题的声量与关注度皆出现急剧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