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华优秀文化，展现中国新形象
2018年12月11日至12日，以“振兴中华优秀文化，展现中国新形象”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华文化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主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合办，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文旅部·北京大学两岸文化研究基地承办，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协办。全国人大常委、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黄志贤，原文化部部长蔡武，国务院台办原副主任王在希，空军原副司令员景文春中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以及国务院台办交流局、海协会秘书处主要负责人等领导与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主持。开幕式上，黄志贤会长和邱水平书记先后致辞，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祝贺，并期待论坛作为两岸文化、学术交流的国家级平台发挥更大作用。大陆及港澳台思想界、文化艺术界、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近3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收到论文120余篇。
本届论坛的举办得到了中共中央台办、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为期两天的研讨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围绕“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与精髓”、“中华优秀文化与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建构”、“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等议题各抒己见，宏论迭出，精彩纷呈。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按议题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与精髓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重点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他提出，瞭解中华文化首先要瞭解文明的含义。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生产能力越来越先进，但是人的行为越来越退步，很多丛林法则也应用到人类社会中，比如“弱肉强食”的法则。但人类社会不应该弱肉强食，而应该弱肉强助。楼宇烈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的概念很清楚，一个含义是“文”化“人”，也就是通过“文”来教化人；另一个含义就是通过引导的方法来教化人，而不是用武力。“文”在中国几千年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根本形态就是礼教。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社会就会有秩序，就会和谐，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的体现就是“礼仪的文化”，因此我们说“以礼治国，国家才会兴旺”。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黄志贤认为，从泰山到阿里山，从长江到浊水溪，中华文化的力量超越空间阻隔，焕发迷人魅力。海峡两岸分隔近70年，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与文化血脉从未中断。尽管两岸关系时有波澜起伏，但五千年中华文化拥有强大生命力，几经波折磨难仍绵延不绝，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依归。“台独”势力试图搞“文化台独”，但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是任何政治势力都打不垮、割不断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举办中华文化论坛，是海峡两岸有识之士的重要共识；振兴中华文化，把中华优秀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让世界更好地瞭解中国，也是两岸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新闻发言人、《中国穆斯林》杂志副主编敏俊卿及中国伊协顾问洪长有提出，中国穆斯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中华大地是其赖以生存的家园，是其国家认同的精神依归。自唐宋时期，伊斯兰教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通过商贸等和平的方式传入我国后，就走上了一条认同、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土化之路。中国穆斯林作为我国伊斯兰文化的载体，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自身适应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而且是为中国社会主动担责的行为自觉。中国穆斯林在中国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习得、掌握达到了很高水平，而且已经内化为他们深沉的情感认同。中国穆斯林对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不仅为伊斯兰教中国化之路打开了重要通道，而且为其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积累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来自东方生命研究院的潘麟认为，人类文明和文化在传承中可分为“学统”和“道统”两大类。学统属于知识的传承，道统是一种生命的传承。今天我们谈复兴东方文化，首要大事就是再续道统。东方文化是否得以传承，以道统是否再续为唯一标准，而绝非是多印几本四书五经。有人以为，把经典读熟了就复兴东方文化了，大错特错！现代人把四书五经只是作为像西方物理学的书一样读，孰不知，经典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用来在我们的身心中被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用身心再现他们的生命。这就是生命传承，就是让东方文化得以延续，得以生生不息的道统。
台湾学者孙若怡提到，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这是一种虽非民主却重民心的治理理念。上个世纪中叶，西方史学大家汤恩比就以深邃的洞识指出，中国以人为本的世界主义传统，将是引领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契机。我们相信：一个乐于分享、追求双赢的中国式治理，必将汇聚起各国共克大自然恶化的时艰、共享共同发展繁荣的机遇，最终共同增进全人类的福祉。《礼记：礼运·大同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开放为导向、合作为动力、共享为目标的设想，同时也深刻展现出传统中国世界主义的胸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更凸显了中国已将全球发展的问题，在传统文化“公”天下的基础上，融塑近代西方政治文化中个别国家主权之“私”的事实，而实事求是地置于全球宏观的视野下，筹谋擘划一个崭新的世界视野与秩序。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汤绍成认为，欧美国家目前所陷的文明与文化的冲突，确实难以解脱，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与价值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此时刻，发扬中华文化尤显重要。基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若敢于创新并走出自己的道路，形成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反差，进而提出一些化解之道的有利参考。这也与习近平主席所提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若合符节。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徐长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举世罕见的顽强生命力，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受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经过数千年的连续发展而日益巩固、强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命的一部分。它深深融化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中，默默地影响着人们的一思一想、一言一行，有力地干预着社会生活。与此同时，要辩证看待西方文化。西方创立并发展了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法治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我们都应该好好学习，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特别强调，在所有的学习过程中，都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
原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许世铨在题为“中华自信的历史底蕴”的论文中提出，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并非始自今日，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传承。和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不同，中国国家的孕育、产生主要不是靠“先天”的血缘关系，而是靠“后天”创造的文明不断演进、传播而形成的。可以说，中华民族是靠文化立国的。中华民族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这正是今天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56个民族大家庭的肇因。中华文化的扩展和传播主要靠的是它自身的吸附力而不是强加于人。这和历史上一些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和占领“输出”文明，有本质的不同。事实说明，今天大陆强调文化自信，是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的，绝非夜郎自大。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绝的牺牲、奋斗，中国终于走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中华文化再次绽放出往昔的光辉。
全国台湾研究会严峻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是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宋代士大夫敢言，也培养了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恢宏气概，进而增强了其与君主“共治天下”的信心。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晋升机制，相对优渥的文人待遇，不仅有助于阶层流动，也使社会文风盛行。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制度，较多的科举取士机会，使贫困人家有了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严峻提出，今天我们重读宋代，印象深刻的是宋代开放包容的气度。这种气度使宋人表面悠游，但内心的主人翁意识则较强，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独树一帜的，这或许可说是一种东方民主思想的萌芽。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杨毅周提出，两岸同胞同文同种，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中华优秀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心灵家园和精神纽带。尽管隔阂60多年，海峡两岸走过了不同道路，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下，两岸文化也不可避免打上了不同的历史和时代烙印，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但两岸中华文化的底色始终没有改变，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文化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原素。当前，两岸文化融合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华文化论坛是两岸覆盖面最广、层次最高、内容丰富，同时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文化论坛，通过这样的论坛，在文化领域建立起两岸各领域文化的机制化对接平台。一方面可以全方位、机制化地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两岸文化界人士通过这个平台共同努力，共同携手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嘉南药理大学余元杰教授明确指出，自2016年台湾政党轮替后，新上台执政的民进党除了在政治上采取跟大陆对抗与美日结盟的态势，造成两岸关系不进反退的结果，也在教育文化上朝“去中国化”前进，欲以政治上意识形态的作为，逐渐形成一边一国的政治目的。两岸关心中华文化的有识之士论及此一倾向，莫不忧心忡忡，深恐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原有的传承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冲击。余元杰教授认为，其实台湾地区对于中华文华的传承与发展，一直都是教育界与文化界的努力目标。以南台湾台南地区而言，虽然地方政治是绿营近30年的长期执政，但是身为全台首府的文化古都，明郑时期即已建立台湾第一个孔庙，与中华文化的关连传承，深刻印画在人民心中，论及台南，文化上全台首学的印象就油然而生。儒学与台南有着千丝万缕化不开的关联。
中华优秀文化与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建构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章伟文提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其所宣导的积极入世、济世之爱国精神，关于理想人格、理想社会之建构的理念等，在我们当前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如我们所熟知的“良知”、“仁”、“诚”等价值之本的思想；“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开物成务”、“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自强不息”、“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善”与“恶”、“公”与“私”、“义”与“利”、“群”与“己”、“荣”与“辱”的价值评判思想；“厚德载物”、“乐天知命”、“与天地合其德”的道德价值的超越境界，等等这些方面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理想人格、理想人际关系、理想国家与社会等问题的提出，目的就是为了以一种文化价值理想来规范、引导个体之人与现实社会，以维护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和谐、健康发展，这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台湾铭传大学教授、中国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杨开煌在大会演讲中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面对人类难题的答卷。这是中国方案，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外交，也为了中国的内政；不仅仅为中国的和平，更是为了世界的发展，不仅仅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核心价值，更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永续福祉。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以全球为对象：习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一直是以全球为对象，不同于其他方案，只关注本国或是地区的事务。第二、由两两合作而全球合作的路径：中国选择了与东盟、亚洲，中欧、中拉、中阿合作而全球合作的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是推崇“共”的价值：在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共”字是出现率最高的一个字。杨开煌说，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解决世界变局、乱局的方案，与其他各国的方案不同之处在于高度、实践路径和方法。
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乐美真从诗词的角度强调，要重视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当代应用。他认为，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悠久而丰厚的积淀。源远流长的诗词传统，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也是应该继承的重要文化历史遗产。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清贤副教授提出了建构公共服务的治理文化的概念。他认为，从中华文化传承世代的治国精髓来看，儒家孔孟的为政以德、礼治、仁政等理念，为政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这种思想也符合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精神，也就是孔子的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以礼治国，以及孟子从孔子的“仁”引申的仁政，例如民本、王道、民贵君轻、人性本善等，都可以推演至对行政官员、相关民众的所有人尊重，进而建立起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创造共享利益、共同责任，达到新公共服务推进的目标。运用两岸共有的中华文化，如前述的为政以德、礼治、仁政，以及“礼之用，和为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传统的治国理念，落实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实践，建构高品质的治理文化，则不但两岸人民的幸福可获保障，更可共同弘扬两岸治理的中华文化，达到心灵契合的目标。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安拴虎提出，“大陆形象”是在两岸交流交往中建构起来的。一个全新的正面的亲善的“大陆形象”将会呈现并释放能量。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中西文化在世界的最大差异，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从不是以霸道来强加“中国模式”于各国，而是一种成功经验的分享，与世界共存共荣，这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在世界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李美良在题为“信息时代下中华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新形态”的发言中提出，自1994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功能以来，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方式突破了时空局限，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多元性的传播形态，在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联结两岸同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一种新表现形式、新行业、新形态的出现都会面临一些问题，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方式与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利大于弊，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要求，有助于实现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服务于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孙英春教授提出，促进不同社会本土伦理的融合，建构理性、多元的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全球伦理，推动发挥全球伦理对人类交往的调节功能，是当前各个国际行为体必须共同面对的历史过程。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国际规范以及全球伦理的建构亦处于新的历史拐点，国际行为体围绕话语权展开的新的竞争也将日益激烈。虽然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正在不断发生变动，但在国际话语权的权力份额和权力运用上不得不面对西方集体话语难以逾越的“霸权”地位。为应对外在世界的种种质疑和挑战、全面保障自身权益，中国必须在自身社会运行和国际交往所涉的不同领域做出伦理安排，通过点点滴滴的国际社会化努力，逐步消解那些影响自身话语权生成和可持续存在的阻碍。
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
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教授在题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社会文化交流——从物化世界到人化世界”的论文中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之间最大的公约数，是最大的“民意”，几乎没有哪个人、哪种势力敢于否认和质疑和平发展；换个角度说，谁要否认和质疑和平发展，谁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被归入两岸关系发展历史潮流的“异类”。同样，中华文化是两岸认同的最大纽带，无论两岸关系多么紧张对立，谈起中华文化两岸同胞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显然它是情感联结和心灵契合的源头，也是两岸关系能够走近、走稳、走好的原发动力和基本依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扎扎实实的两岸社会交流和文化交流，既然是两岸最大的“民意”，和平发展需要以更深入的社会交流来夯实、维护和扩展，也需要两岸同胞以达成心灵契合、增强中华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来促进和提升。
国务院台办原副主任、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王在希在大会演讲中提出，中华文化犹如一束无比坚韧的纽带，把亿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牢牢地连接在一起，永不分离。如果说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脊梁，那么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到21世纪，依然是一个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大国。他指出，长久以来，台湾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关键也是中华文化所起到的纽带作用。台湾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又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王在希认为，民进党蔡英文上台以后，为了疏远大陆，摆脱中华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千方百计地推动“去中国化”，搞“文化台独”，目的就是想消除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影响。但中华文化已经深深扎根于台湾的土地，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蔡英文当局的图谋显然是徒劳的。
中华文化总会原秘书长、台湾著名作家杨渡以“渡海传灯人”为题，讲述了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一些知识分子，如南怀瑾、江兆申、殷海光、杨念慈、俞大纲、周德伟等人，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动人故事。这些老师都是历经抗战、内战的烽火，流离半生，渡海来台，在杏坛上觅得一方净土，就那样安静地生活下来，为台湾，为文化传下灯火。杨渡表示，中国有很好的教育文化。无论时代怎样变动，战乱怎样剧烈，很多知识分子只要看到教席和孩子求知的眼睛，就会选择留下来把文化传承下去。台湾从之前的“花果飘零”变成现在重回中华文化甚至可以有所创新的局面，要感念1949年渡海传灯人世代，正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塑造了今日的文化创新。
浙江海洋大学黄建钢教授提出，中国国家的统一问题是一个时代问题。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一定要用新思维去思考和解决，只有新思维才能挖掘出和利用好新资源。对解决新问题，一定要利用和依靠新资源。同时，新资源的被发现和利用，也是新思维的重要体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海洋思维，就是一种新发现。从两岸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发现海洋关系，也是一种新发现。没有水的两岸统一，至多只能达到一个“融合”的程度。“融合”状态即使契“合”得最无隙可击也可分清楚彼此。要想真正达到一种混为一体的状态，一定是一种在“合”的基础上再加“水”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所以，也只有在台海两岸是一种“水合”的过程和状态——利用海洋思维和海洋文化进行统一、合一和融一的工作，台海两岸的关系才能达到一种“融洽”的程度。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李涛在题为“当前两岸青年新媒体交流的理论思考”的论文中提出，新媒体跨越传统障碍进行无远弗届的传播威力，及其对青年行为和观念的建构、形塑作用，已经有目共睹。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重新认识新媒体和两岸青年在两岸交流、两岸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已经成为对台工作中需要思考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建议：（一）完善顶层设计探索推动两岸新媒体开放；（二）注重培养两岸青年新的趋同化媒介接触习惯；（三）适时适度引导两岸焦点议题同时增强舆情预警；（四）注重挖掘和培养两岸青年新媒体交流的“意见领袖”；（五）线上网络交流和线下现实交流双管齐下。另外，台湾青年想要在大陆的发展机遇中取得成功，就必须消除“过客”心态，不仅要在学习、生活、就业和创业中接触大陆，更要在情感和价值观上主动融入大陆。可以肯定的是，基于这种趋势，两岸青年的新媒体交流以及由此带来的融合与合作一定是双赢效果。
南台湾两岸和平发展研究院执行长林信雄研究员提出，自1987年两岸开启交流大门，走过30年岁月，彼此互动与整合已显得更趋深化，不因偶发的政治与突发事件而产生严重的倒反结果。两岸共享的文化与历史渊源，让双方体认到促进经济整合的利益，远高过相互对峙的代价，这也是推动两岸不断融合发展的深层动力。弘扬中华文化之际，明白地揭露蔡英文与民进党政府当局的文化台独本质，以确认中华文化是台湾的主体文化，匡正错误的台独文化史观，才能够逐步有效遏制文化台独的蔓延与影响，避免中华文化被台独分裂势力所践踏与蹂躏。在反击各种形式上的台独分裂行径中，打赢这场反台独分裂的文化战。两岸同胞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多种多样的海峡两岸的广泛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强化台湾民众的中华文化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共同保护好、维护好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
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国提出，让台湾同胞优先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对于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利于构建物质文明的两岸命运共同体。如果进一步，再大力复兴中华文化，做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必然会在两岸之间形成心灵契合的融合力量，有利于构建精神文明的两岸命运共同体。我们相信，以物质文明的两岸命运共同体作为依托，精神文明的两岸命运共同体将在复兴中华文化的具体行动中水到渠成，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伟大贡献。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有忠在以“两岸文化认同的外溢效果与政治认同”为题的发言中提出，两岸的文化交流在过去两年仍旧维持一定热度，多元且频繁地进行。就结果来看，文化造成的身份认同成效有限，同一时间内的政治认同出现变化，恐怕难以用身份认同变化为基础加以解释。亦即，文化交流影响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再影响政治认同的外溢过程，看起来并不如预期。至于如何解释身份认同不变，但政治认同却出现变化，或许还是回归到两岸经济、政治实力的差距扩大，台湾民众对于未来两岸关系高度不确定性，以及缺乏自信的心理因素所致。
来自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的王群洋教授认为，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并非没有遇到阻碍，台独势力力图磨灭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人的认同，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文化联系，构建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与“台湾国家认同”，以建构“台独”的政治、文化、社会基础。在此情况下，两岸互动以民间交流为主，而以“合、和”为核心之中华文化应该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确保两岸关系在国际因素与台独势力冲击下，依然行稳致远。
佛光大学教授谢大宁认为，台湾近年来台独运动的推动者大抵只敢在文化台独等等层面，以曲线的方式持续推动相关工作。他们瞭解政治上直接推动台独的阻力，也不敢真正冒身家危险，但又总不愿放弃他们的“理想”，于是只能在修课纲，或是去蒋、去孙等地方缓步前进。当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很清楚，他们就是希望在意识层面改变台湾的认同土壤，先在意识层面上打造好一种新的国族意识，然后静待时机成熟，一举达成台独的最后目标。
义守大学晏扬清教授建议，以三共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共有、共治、共享”统一中国为号召，透过参与的方式，增加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同。强调两岸的中国人“共同拥有中国、共同治理中国、共同享有中国”，事实上在“一国两制”提出来的时候，就有让台湾人参与中央政府管理之议，惜乎迄今未见；再则，自十八大以来，中共领导人不断说要让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如果这些都能具体地实现，则两岸幸矣！中国幸甚！
中评智库基金会执行长、中国评论通讯社总编辑罗祥喜在题为“中华文化与两岸客家文化交流”的发言中指出，客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客家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客家文化交流，不仅是过往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未来两岸关系深化发展的重要动力。罗祥喜指出，两岸的客家文化交流还是很不够的，甚至还是肤浅的，彼此的认识、交流都远远不足，未来还有非常大的挖掘、发展空间。他建议：第一，积极推动客家文化交流，要重视客家精神的凝聚和升华。第二，增进客家人对客家意识和身份的认同，增加客家人对客家身份的自豪感。第三，增进非客家人对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的认识和认同。第四，增进客家人的历史荣誉感，增强客家人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华文化复兴的使命感。第五，台湾许多对客家文化保护、弘扬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大陆学习和借鉴，两岸深化客家文化交流不仅有必要，而且潜力巨大。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两岸客家人应该更有信心，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两岸经济与金融创新
义守大学行政副校长李梁坚与义守大学管理研究所博士生李文淮在题为“投融资创新及推动策略应用于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初探”的报告中提出，文创事业的发展与深根是一棒接一棒，逐渐建构文化软实力而有所成长，而且两岸有不同的文创优势利基，如何“融合发展，相互合作”，在投融资机构的创新经营及善尽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提下，提供稳定及充足的资金支持，如此不仅可以培养好的优秀文创人才及生产杰出的作品在世界舞台竞逐，并能让中华文化的亮点可以跃升在世界各角落，这些都是两岸这一世代人共同的责任。当然文创事业具有“不确定资产价值，风险大、获利波动性大”等缺点，因此在投融资过程，政府要扮演积极领头羊的角色，主动释出政策协助，包括租税减免、成立文创基金、推动信保制度等配套措施，让金融机构及创投有所依循，如此资金的导引效果才可以有效体现，也让文创事业的发展可以尽情挥洒出美丽的新乐章。
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盛九元认为，2016年民进党取得台湾地区的执政权后，致力于推行“新南向政策”、谋求深化与美日的经贸连接试图平衡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影响力，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下，妄图隔断两岸经贸联系的尝试注定将徒劳无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状况并不取决于台湾当局政治需要，而是取决于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取决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两岸经贸关系必将继续密切，而两岸的经济融合也将进一步深化两岸合作与共赢。
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竞提出运用经济效应复兴中华文化。他认为，就文化传承与发展上来说，总是有钱好办事；能够掌握足够之经济实力，才能够运用经济效应来复兴中华文化。但是环境富足充裕时，难免不引他方眼红，如何能够保持谦冲虚心，不要显得财大气粗，引发负面效应，这个亦须整个社会相互约束与提醒。复兴中华文化与其他社会国族共享其利，这才会让中华民族不至于在国际社会无端受到阻力，并且招致负面评议，这将会考验着整个民族之智慧。
两岸艺术传承与交流
中国电影家协会原主席、著名导演李前宽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推进两岸文化交流”为题发表大会演讲，他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精神文明的繁荣发展，而电影就是最具文化力和影响力的人文交流载体。在当今世界的复杂格局下，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大陆与台湾共同创作优秀电影作品，对于两岸和平发展十分重要。李前宽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全民族奋进最响亮的主题词，它反映了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目标，是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体现。实现这一美好理想意味着包括两岸四地中国人，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并得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发展的实惠。中国梦就是让中国人过上美满幸福的好日子，就是“仁者爱人”的道德境界升华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让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台湾艺术研究院院长林富男在发言中提出，余光中的高雄诗篇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他的创作经验及其乡土与民族相通相连的文学观，值得总结。高雄是余光中创作、教学与生活的故地。余光中用“加”甚至是“乘”来展示台湾在地文化的内涵与经验，并没有消减了“本土性”。相反地，他使在地色彩有了民族乡愁的重量，他的高雄诗篇扩张了台湾本土情怀，赋予它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语汇。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余光中创作、教学与生活的高雄，将成为华人文化艺术胜地，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新地标。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曾学文认为，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它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随着人们的审美变化而变化。今天我们虽然有能力在艺术创作上，对传统艺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也可以用比较开阔的心态对待各种各样的实验与改革，但还应遵循艺术规律的丰富发展而变化。所以，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既要吐故纳新来丰富传统艺术的表现力，同时要牢牢把握住事物应有的本质。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2月号，总第254期）
2018年12月11日至12日，以“振兴中华优秀文化，展现中国新形象”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华文化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主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合办，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文旅部·北京大学两岸文化研究基地承办，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协办。全国人大常委、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黄志贤，原文化部部长蔡武，国务院台办原副主任王在希，空军原副司令员景文春中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以及国务院台办交流局、海协会秘书处主要负责人等领导与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主持。开幕式上，黄志贤会长和邱水平书记先后致辞，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祝贺，并期待论坛作为两岸文化、学术交流的国家级平台发挥更大作用。大陆及港澳台思想界、文化艺术界、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近3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收到论文120余篇。
本届论坛的举办得到了中共中央台办、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为期两天的研讨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围绕“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与精髓”、“中华优秀文化与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建构”、“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等议题各抒己见，宏论迭出，精彩纷呈。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按议题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与精髓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重点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他提出，瞭解中华文化首先要瞭解文明的含义。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生产能力越来越先进，但是人的行为越来越退步，很多丛林法则也应用到人类社会中，比如“弱肉强食”的法则。但人类社会不应该弱肉强食，而应该弱肉强助。楼宇烈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的概念很清楚，一个含义是“文”化“人”，也就是通过“文”来教化人；另一个含义就是通过引导的方法来教化人，而不是用武力。“文”在中国几千年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根本形态就是礼教。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社会就会有秩序，就会和谐，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的体现就是“礼仪的文化”，因此我们说“以礼治国，国家才会兴旺”。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黄志贤认为，从泰山到阿里山，从长江到浊水溪，中华文化的力量超越空间阻隔，焕发迷人魅力。海峡两岸分隔近70年，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与文化血脉从未中断。尽管两岸关系时有波澜起伏，但五千年中华文化拥有强大生命力，几经波折磨难仍绵延不绝，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依归。“台独”势力试图搞“文化台独”，但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是任何政治势力都打不垮、割不断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举办中华文化论坛，是海峡两岸有识之士的重要共识；振兴中华文化，把中华优秀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让世界更好地瞭解中国，也是两岸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新闻发言人、《中国穆斯林》杂志副主编敏俊卿及中国伊协顾问洪长有提出，中国穆斯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中华大地是其赖以生存的家园，是其国家认同的精神依归。自唐宋时期，伊斯兰教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通过商贸等和平的方式传入我国后，就走上了一条认同、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土化之路。中国穆斯林作为我国伊斯兰文化的载体，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自身适应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而且是为中国社会主动担责的行为自觉。中国穆斯林在中国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习得、掌握达到了很高水平，而且已经内化为他们深沉的情感认同。中国穆斯林对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不仅为伊斯兰教中国化之路打开了重要通道，而且为其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积累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来自东方生命研究院的潘麟认为，人类文明和文化在传承中可分为“学统”和“道统”两大类。学统属于知识的传承，道统是一种生命的传承。今天我们谈复兴东方文化，首要大事就是再续道统。东方文化是否得以传承，以道统是否再续为唯一标准，而绝非是多印几本四书五经。有人以为，把经典读熟了就复兴东方文化了，大错特错！现代人把四书五经只是作为像西方物理学的书一样读，孰不知，经典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用来在我们的身心中被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用身心再现他们的生命。这就是生命传承，就是让东方文化得以延续，得以生生不息的道统。
台湾学者孙若怡提到，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这是一种虽非民主却重民心的治理理念。上个世纪中叶，西方史学大家汤恩比就以深邃的洞识指出，中国以人为本的世界主义传统，将是引领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契机。我们相信：一个乐于分享、追求双赢的中国式治理，必将汇聚起各国共克大自然恶化的时艰、共享共同发展繁荣的机遇，最终共同增进全人类的福祉。《礼记：礼运·大同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开放为导向、合作为动力、共享为目标的设想，同时也深刻展现出传统中国世界主义的胸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更凸显了中国已将全球发展的问题，在传统文化“公”天下的基础上，融塑近代西方政治文化中个别国家主权之“私”的事实，而实事求是地置于全球宏观的视野下，筹谋擘划一个崭新的世界视野与秩序。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汤绍成认为，欧美国家目前所陷的文明与文化的冲突，确实难以解脱，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与价值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此时刻，发扬中华文化尤显重要。基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若敢于创新并走出自己的道路，形成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反差，进而提出一些化解之道的有利参考。这也与习近平主席所提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若合符节。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徐长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举世罕见的顽强生命力，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受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经过数千年的连续发展而日益巩固、强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命的一部分。它深深融化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中，默默地影响着人们的一思一想、一言一行，有力地干预着社会生活。与此同时，要辩证看待西方文化。西方创立并发展了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法治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我们都应该好好学习，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特别强调，在所有的学习过程中，都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
原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许世铨在题为“中华自信的历史底蕴”的论文中提出，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并非始自今日，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传承。和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不同，中国国家的孕育、产生主要不是靠“先天”的血缘关系，而是靠“后天”创造的文明不断演进、传播而形成的。可以说，中华民族是靠文化立国的。中华民族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这正是今天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56个民族大家庭的肇因。中华文化的扩展和传播主要靠的是它自身的吸附力而不是强加于人。这和历史上一些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和占领“输出”文明，有本质的不同。事实说明，今天大陆强调文化自信，是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的，绝非夜郎自大。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绝的牺牲、奋斗，中国终于走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中华文化再次绽放出往昔的光辉。
全国台湾研究会严峻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是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宋代士大夫敢言，也培养了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恢宏气概，进而增强了其与君主“共治天下”的信心。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晋升机制，相对优渥的文人待遇，不仅有助于阶层流动，也使社会文风盛行。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制度，较多的科举取士机会，使贫困人家有了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严峻提出，今天我们重读宋代，印象深刻的是宋代开放包容的气度。这种气度使宋人表面悠游，但内心的主人翁意识则较强，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独树一帜的，这或许可说是一种东方民主思想的萌芽。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杨毅周提出，两岸同胞同文同种，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中华优秀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心灵家园和精神纽带。尽管隔阂60多年，海峡两岸走过了不同道路，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下，两岸文化也不可避免打上了不同的历史和时代烙印，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但两岸中华文化的底色始终没有改变，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文化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原素。当前，两岸文化融合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华文化论坛是两岸覆盖面最广、层次最高、内容丰富，同时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文化论坛，通过这样的论坛，在文化领域建立起两岸各领域文化的机制化对接平台。一方面可以全方位、机制化地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两岸文化界人士通过这个平台共同努力，共同携手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