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字路口 如何改写全球秩序的临界点
中评社北京3月25日电（实习记者 姜宜芃）2025年3月21日，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主办的第七届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进入第四议题讨论环节。本场议题以“国际秩序：最好的还是最坏的时代？”为主题，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CISS主任达巍主持，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美国保尔森基金会高级副主席保罗·特里奥洛（Paul Triolo）、前欧盟驻华、驻俄大使艾德和（Markus Ederer），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晨作为讨论嘉宾，围绕国际秩序转型的本质、风险与机遇展开深度对话。
达巍以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经典名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为会议开篇并抛出核心问题：我们是否已处于新的国际或全球秩序中？若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应如何定义并面对这一新的秩序？
朱锋指出，冷战后形成的美国单极时刻已终结，多极化时代到来。他形容当下的国际秩序处于“既非最坏、亦非最好”的过渡期。一方面，全球化推动权力再分配，多极化格局加速形成；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因自身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陷入失能，加剧全球不稳定。朱锋以俄乌冲突与中美科技竞争为例，强调“旧秩序坍塌”的风险。特朗普时代开启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仅将削弱国际协调机制，更会让世界陷入“无规则竞争”的阴影。若主要大国无法重建合作框架，国际社会可能滑向丛林法则的深渊。不过，中国、欧盟等力量在气候治理、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积极尝试，证明了多边主义的韧性仍是未来希望所在。
保罗·特里奥洛从企业实践视角提出秩序重构的碎片化特征。他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并非单一体系，而是由贸易、金融、科技、安全等不同领域的规则网络交织而成。他以中美在跨境审计监管、数字货币标准、人工智能治理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为例，强调局部共识对整体秩序的关键作用。在金融监管协调方面，中美就中概股审计监管达成的协议，既体现中国对全球资本市场规则的接纳，也反映双方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上的共同利益； 同时，中美数字规则趋同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近期调整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向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靠拢的举措，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贸易框架奠定基础；人工智能的治理合作方面，中美在巴黎人工智能安全峰会的互动也表明，两国在制定前沿技术治理规则上存在“非零和博弈空间”， 两国在算法透明度框架达成的阶段性共识，正是基于这种技术性信任积累的成果。特里奥洛总结称，新旧秩序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一个混合共存的状态。即使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行业标准、企业实践与跨国利益仍能成为新旧秩序转变之时的“稳定锚”。
艾德和从欧洲经验出发，直言当前国际秩序面临三重危机：合法性危机、执行力危机和价值观危机。他特别强调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观的颠覆性影响：北约的“再军事化”与欧盟“战略自主”的加速推进，标志着欧洲试图在“美国保护伞”与“多极自主”之间寻找新平衡。不过，他亦对中美欧三边关系持审慎乐观态度。艾德和认为，中美欧三方在供应链安全、绿色转型等领域存在利益交汇点，若能建立务实的“小多边机制”，或可缓解系统性对抗风险。
李晨从军事技术维度补充分析。他认为，高超音速武器、太空军事化与人工智能驱动的“算法战争”正在改写传统安全秩序的规则。技术扩散不仅削弱大国的垄断性威慑能力，更使“非对称冲突”成为常态。他表示，未来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将取决于主要国家能否就技术红线的管控达成共识。
会议最后，达巍在总结中指出，国际秩序转型的本质是权力再分配与规则重构的双重进程。本场讨论既揭示了国际秩序转型所遇的复杂性与风险，也凸显了各方寻求合作路径的迫切性。他特别提到中国在其中的独特角色，作为“旧秩序”的受益者与“新秩序”的倡导者，中国如何平衡改革者与建设者身份，将是未来十年的核心命题。
第七届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主办，系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战略对话平台之一。本届论坛以“全球秩序的重塑与未来路径的选择”为主题，汇聚来自60余国的政要、学者及行业领袖，下设12场专题讨论，涵盖大国博弈、技术治理、气候金融等前沿议题，为推动跨领域、跨意识形态的务实对话与全球治理提供多元化解题思路。
中评社北京3月25日电（实习记者 姜宜芃）2025年3月21日，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主办的第七届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进入第四议题讨论环节。本场议题以“国际秩序：最好的还是最坏的时代？”为主题，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CISS主任达巍主持，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美国保尔森基金会高级副主席保罗·特里奥洛（Paul Triolo）、前欧盟驻华、驻俄大使艾德和（Markus Ederer），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晨作为讨论嘉宾，围绕国际秩序转型的本质、风险与机遇展开深度对话。
达巍以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经典名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为会议开篇并抛出核心问题：我们是否已处于新的国际或全球秩序中？若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应如何定义并面对这一新的秩序？
朱锋指出，冷战后形成的美国单极时刻已终结，多极化时代到来。他形容当下的国际秩序处于“既非最坏、亦非最好”的过渡期。一方面，全球化推动权力再分配，多极化格局加速形成；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因自身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陷入失能，加剧全球不稳定。朱锋以俄乌冲突与中美科技竞争为例，强调“旧秩序坍塌”的风险。特朗普时代开启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仅将削弱国际协调机制，更会让世界陷入“无规则竞争”的阴影。若主要大国无法重建合作框架，国际社会可能滑向丛林法则的深渊。不过，中国、欧盟等力量在气候治理、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积极尝试，证明了多边主义的韧性仍是未来希望所在。
保罗·特里奥洛从企业实践视角提出秩序重构的碎片化特征。他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并非单一体系，而是由贸易、金融、科技、安全等不同领域的规则网络交织而成。他以中美在跨境审计监管、数字货币标准、人工智能治理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为例，强调局部共识对整体秩序的关键作用。在金融监管协调方面，中美就中概股审计监管达成的协议，既体现中国对全球资本市场规则的接纳，也反映双方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上的共同利益； 同时，中美数字规则趋同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近期调整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向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靠拢的举措，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贸易框架奠定基础；人工智能的治理合作方面，中美在巴黎人工智能安全峰会的互动也表明，两国在制定前沿技术治理规则上存在“非零和博弈空间”， 两国在算法透明度框架达成的阶段性共识，正是基于这种技术性信任积累的成果。特里奥洛总结称，新旧秩序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一个混合共存的状态。即使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行业标准、企业实践与跨国利益仍能成为新旧秩序转变之时的“稳定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