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国洪：以中韩抗疫合作共推中日韩合作深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驻大韩民国大使邱国洪就“用好中韩抗议合作成果，共推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深化”主题进行发言（图：会议截图）

　　中评社北京6月6日电（实习记者　潘莹琪）6月3日，察哈尔学会举办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中日韩三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的线上研讨会。与会嘉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原驻大韩民国大使邱国洪就“用好中韩抗疫合作成果，共推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深化”这一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目前中韩两国在抗议合作上取得良好成效，实现了多个“率先”，这些“率先”有利于助推中日韩合作深化和良性发展，也有利于克服中日韩合作中存在的困难与挑战。

　　邱国洪表示，新冠肺炎不仅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冲击和影响，对国际关系、对地区、对全球化也造成影响。“后疫情时代”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后疫情时代”中日韩三国合作如何推进？思考这些问题有利于引领未来全球治理。中日韩三国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虽然各有特点，但都富有成效，并且最有可能率先克服疫情，这意味着中日韩三边合作也可以尽快开展。
　
　　邱国洪主要表达三个方面的看法，首先是中韩之间高效良好的抗疫合作对“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深化发展有一定的预示意义和助推作用。理由在于：

　　第一，中韩抗疫期间的良好合作提升了中韩双边关系水平。习近平主席与文在寅总统在疫情爆发后的短时间内先后通了两次电话，共商如何应对疫情，并就国际和地区重大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除此之外，两国外长、部长级人物也进行了多次视频会议；司局级层面的会议和磋商数量更多。务实的会议和磋商，短时间内密集、高层级的沟通和交流是近年来所没有的新情况。前些年中韩关系因萨德问题陷入低谷，而抗击疫情方面的合作实际上带动了双边关系走出低谷。这种合作提升了中韩双边关系，对“后疫情时代”中韩全面提升合作水平、共同推动中日韩三边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

　　第二，在全球抗击疫情中，中韩拥有很多“率先”，如中韩率先建立由外交部牵头，两国卫生、教育、海关、移民、民航等部门参加的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并取得了显着成果。这体现在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对一些重点的、不适合往来的人群进行严密的控制，出入境检疫等方面措施的执行。韩国航班约占如今中国所开通国际航班的十分之一，中韩合作在对输入型疫情的控制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联防联控机制还带动中日韩三国建立合作抗疫机制，虽然目前取得成果较为微小，但三国卫生部长会议顺利进行，有关部门对口研究具体措施的问题得到了讨论。三国在抗议期间开展的合作，在后疫情时代会起到带动、助推作用。

　　第三，中韩两国在做好疫情防护的前提下率先开通了重要紧急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各国对输入型疫情颇为关切，尽量减少人员进入以及对进入人员进行严格检疫是各国采取的主要方法。除了防疫之外，对于中韩两国来说，快速恢复经济也是重要、急迫的议题。建立快速通道既实现抗疫，又实现了复工，邱国洪将其比喻为“鱼和熊掌兼得”，这是一种务实、有效的合作方式。快捷通道也保证了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的顺畅运行，使得产业链能够运转。该合作模式受到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关注，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如韩日之间也在谈论合作建立某种形式的快捷通道。中日韩三国产业分工合作的现实情况使得中韩快捷通道的举措拥有延伸至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可能性，对确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的稳定有预示和助推作用。

　　邱国洪的第二个看法是，“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有望迎来不断加速的良性发展。中日韩合作从形式上来说，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21个部长级会议为主体的合作形式，务实合作涵盖经贸、教育、旅游、交通、信息、海关、环境、科技等近30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的合作体系。但是实际上中日韩合作并非一帆风顺，领导人会议因政治问题中断过，自贸协定谈判18年尚未达成，军事安全领域合作尚未起步。危机催生合作，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中日韩三国的一次合作契机。邱国洪相信由中韩带头的中日韩三国联合抗疫合作定会成为中日韩合作进一步加速发展的机会。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期待：

　　第一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在“后疫情时代”取得突破并最终签署的可能性增大。疫情主要冲击经济，疫情过后尽快恢复经济发展是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中日韩三国抗疫上采取有效措施、有望率先走出疫情、实现复产这一个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合作必不可少。现今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已形成分工合作的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程度高，因而疫情之后中日韩三国合作意愿会明显增强。中日韩自贸协定“临门一脚”主要是由于政治因素，绝大部分领域已不存在太大分歧，且一些领域在疫情期间也有逆势增长。如网络经济、健康医疗、智能制造在疫情期间呈现逆势增长，疫情之后可能成为各国或者地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这三个领域的发展无法单靠一个国家实现，需要多国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合作。

　　第二是中日韩自贸协定若能实现突破和最终签署，现在中日韩之间的“中韩＋1”、“中日＋1”、“韩日＋1”机制可以面向全世界，多种形式“＋1”会迎来活跃发展期。目前可能会走在前列是“中韩＋1”，原因在于中韩之间互补性比中日之间高，且中韩之间竞争性比中日之间低。

　　第三是中日韩之间的人文交流将会扩大，一些现存的不便利状态在“后疫情时代”将会有所改善。过去人文交流的障碍主要在签证路径及手续繁琐，这在“后疫情时代”可能会受到各国的重视，不便利状况得以改善。

　　邱国洪的第三个看法是“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而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反全球化逆流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在全球采取各种方式遏制中国，利用美日、美韩同盟关系对日韩施加压力，在军事安全和高新科技领域全面反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关系及合作。其次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在于中日之间、韩日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主要集中在军事安全和领土纠纷。邱国洪引用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12月成都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深化三国合作会议上提出的六点建议，即“夯实互信根基，维护合作大局”、“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合作方向”、“加速自贸谈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创新合作，打造新增长点”、“密切人文交流，筑牢友好纽带”、“开展环保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这在“后疫情时代”依然有启示意义。

　　最后邱国洪进行总结，认为“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不断加速是大趋势，同时挑战、制约和曲折在所难免。如果中韩两国能利用现已取得的成果共推“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深化，则面临曲折就会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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