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线上研讨　多角度论百年变局

丁一凡（中评社图片）

金灿荣（中评社图片）

房宁（中评社图片）

谢耘（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6月9日电（记者　海涵）6月5－6日，为期两天的《百年变局》新书云发布系列研讨会圆满闭幕。会议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房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中国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评委会主任谢耘四位著名学者从政势之变、经济之变、数字之变以及“怎样的百年变局”等角度对百年变局表达看法。

　　房宁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也要关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间出现的“百年未有的新变数”，这个问题带有全局性。例如抗击新冠疫情，很多西方国家和美国制度差不多，但表现出来的情况却有大相径庭。这其中有几个因素，一是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工业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二是国家的制度因素及传导机制差异。这个在各国抗击疫情的策略差异上表现的非常明显，这确实和不同国家的制度是有一定关系的。三是文化的因素，不同的文化下，你采取疫情的防控措施会导致人们行为上产生不同的反应。因此应对百年变局，我们要重视“社会适应性反应”。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政策，任何法律，任何措施会引起管理对象行为上的反馈，它会规避或反制，或者顺从。
　
　　房宁表示，百年变局这个话题是百年前中国最暗淡的1840年按片战争以后开始展开的。当时我们国家衰落，国运衰微，人民悲惨。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是千年未有、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意识里，对“变局”是很关注的。

　　金灿荣提到，百年变局是2018年6月习主席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班提出来的。习主席说今天的中国是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但同时世界却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两个是一块提出来的，这是对当前国际形势和未来国际走向的很好的一个判断。我们最高领导对国际形势怎么判断，意味着我们的战略从哪个起点出发的。反过来想，如果习主席说现在国际格局挺稳的，美国领导的体系挺稳的，那肯定是另外一个打法了。

　　金灿荣认为，百年大变局有“四个新”。第一个是国际格局正在迎来新格局，西方老了，再加上中国崛起，构成了一个“新”格局变化，世界格局从西方主导变成了东西方平衡。第二个是新模式，原来现代化的模式全是西方的。今天中国走的这条路，我们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认为它就是一个独特的模式，跟原有的西方模式就是不一样，所以在观念上西方模式的唯一性、统一性打破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讲是很有价值的。第三个是人类正在迎接新的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个“新”是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网络是摧毁任何权威的，怀疑政治权威，怀疑财富，也怀疑学术权威等。所以，网络的出现一定带来新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气侯变化，恐怖主义，极端思潮等等。

　　丁一凡提到《百年变局》从工业发展历史的视角对百年未有的经济变化进行的阐述。他认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工业制成品国，他们的收益是有保证的，因为工业制成的东西多，有专利，又“Know　how”，有技术工人的储备等等。但随着后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特别是随着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入了工业化队伍，我们制出来的工业制成品就成了当年他们那种角色了。因此，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改变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趋势。中国的工业化使得这些工业产品反过来了，中国现在成了出口工业制成品最主要的经济体了，中国给全世界供应各种各样的工业制成品。

　　丁一凡认为，下一版的全球化将呈现出“中国版全球化”。“中国版全球化”与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于更多的维护多边体系、多边规则及多边制度。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发展机遇。

　　谢耘认为，在数字时代，所有人都面临大量的数字化信息，已经躲不掉了。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重要。在工业社会，人和组织是绑在一起的，我做信息管理基本上是依赖于企业的系统，因为我和一个企业几乎是绑死了。但是进入到信息社会之后不一样了，出现了所谓的“斜杠青年”，人和组织变得相对松耦合了，一个人可能游离于组织之外或者同时和多个组织发生关系，这个时候信息管理就更没有办法依赖组织性的系统做了。所以未来的这种变化，人和组织适度的分离，未来的信息管理要以个人为中心构建这种系统。

　　在谈到IT产业的变化时，谢耘认为，CPU和集体电路的突破使得应用推动基础技术的发展趋势变得愈加明显。谢耘同时提到，2010年之后由于信息技术拥有的暴力计算能力的支撑，人工智能、大数据突飞猛进。区块链也是伴随这个过程起来的，计算力的发展推动着数字之变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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