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编译：美国种族抗议的外溢历史与改革

　　中评社香港6月13日电（记者　杨群益编译）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玛丽•杜齐亚克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上撰文，简述了美国种族主义问题对美国对外形象的长期影响，呼吁美国的改革势在必行。以下是正文：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的行径，令美国陷于尴尬的聚光灯下，几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的种族主义。在米兰，抗议者用各自的双手扼住脖子，坐在写有“我无法呼吸”字样的标语前，而这是弗洛伊德临死前说的话。澳大利亚人则用蜡烛拼出了这句话。在都柏林，人群举拳高呼：“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叙利亚人在伊德利卜的战争瓦砾中绘制了弗洛伊德的壁画。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说，全世界的黑人对弗洛伊德的被害感到“震惊和沮丧”。

　　世界多地的抗议者将矛头转向自己国家。在新西兰，当地土著强调他们经常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在比利时，抗议者纵火焚烧了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雕像。而当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用“非致命性”武器射击外国记者时，抗议者的怒火就不再局限于种族不公正的问题了，甚至一些外国政府都批评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破坏。

　　记者金·泽特（Kim　Zetter）写道，最近几周，黑人权利运动产生了全球影响，“就像柏林墙倒塌一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其实这并不是新现象：在美国民权运动期间，声援美国种族抗议的全球示威就已经很普遍了。如今的美国领导人，需要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观察全球对美国的看法，以及这场危机会对美国对外关系造成的影响，他们非常担忧抗议活动和警察采取的措施，加之新冠疫情在美国的爆发和经济低迷，有可能摧毁美国的国际实力。正如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上周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所称，“美国的动荡暴露在世界面前，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实力的怀疑。”这一信息呼应了民权运动时代以降美国外交官们的担忧：美国的国家理想一旦名不副实，那么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就会大为削弱。

　　在民权运动期间，这种担忧成就了改革动力，包括美国1964年制定的《民权法案》。但该法案还是流于表面，而不是解决更深层次的不平等结构问题，最终改革有限。种族歧视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特征，不仅侵害着美国国内的权利平等，而且当美国在国外推销民主和人权时，会得到“虚伪双标”的指责，美国却无力还击。

　　“正确”的信息

　　1963年五月，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警察对和平抗议种族歧视的黑人高中生进行殴打。随后，老一代人在世界各地游行，以支持实现美国的种族正义。美国警察用水枪和警犬压迫未成年人的照片在世界各地见诸报端，这加剧了全球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批评。

　　尽管当时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反感出于冷战因素，但美国几乎受到了全世界一边倒的指责。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对手都坚称，如果美国未能保护其本国公民的民主权利，就不能成为称职的世界领导者。美国的外交官们急忙向华府发电报，呼吁关注全球对美国的不满，及其对各国公众观感的明显影响。

　　该事件正好赶上非洲统一组织的第一次会议。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们开始辩论，如何对美国的种族暴力作出反应，以及是否要切断非统组织国家与华盛顿的关系。他们最终没有与美国断交，而是退而求其次，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美国的种族主义（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后，非洲联盟委员会再次重申了这一决议）。但这足以表明，美国对民权抗议者的暴力攻击既是国内司法问题，亦会影响美国的外交关系。

　　鉴于民权运动使大众觉得美国是不公正的国家，总统肯尼迪的幕僚们认为，推动美国国内民权的进步，对于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至关重要。总统呼吁国会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参议院关于订立该法的听证会中强调，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对外交关系的影响“非常严重”。许多外交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民权改革对于在冷战中捍卫国家形象，特别是那些新独立国家人民对美国的印象是至关重要的。

　　当时，成千上万的人计划于八月在华盛顿游行，以支持《民权法案》和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对此肯尼迪政府保持警惕。但是美国的情报机构试图确保让世界听到有关这场游行的“正确”信息。在美国的官方宣传中，游行是进步的象征，是美国黑人政治参与和实现美国民主理想的典范。

　　只是纸面宣传

　　但是随着游行迅速成为全球性事件，美国政府就无法对游行的意义进行宣传控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其他在巴黎的美国黑人计划了一次请愿活动，以支持游行。他们与数百位音乐家一起，从巴黎的美国教堂步行到美国大使馆，为在一周后举行的华盛顿进军大游行提供签名支持。鲍德温随后于8月28日，与其他二十万人一道，参加了这场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举行的游行。

　　就像今天的“黑人的命很重要”抗议活动一样，华盛顿进军游行引发了国际响应。在荷兰，超过1200人于美国驻阿姆斯特丹的领馆游行。在牙买加，金斯敦市市长牵头带领2500人游行示威。这些行动并非都是和平性质的，例如一个小型团体在美国驻加纳大使馆举行抗议活动，他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美国，非洲在注视着你”和“要求美国和南非停止种族灭绝行为”。

　　美国驻埃及开罗大使馆预见到会有暴力示威活动出现，使馆人员决定与当地警察合作，采取预防措施，“不仅要让示威完全处于和平范围之内，还要使游行的规模减少到最小程度。”约200名警察部署在了使馆周围，并最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只有13名抗议者出现，他们穿戴着标语，写有如“记住黑人也是美国的缔造者”，“消灭3K党”和“梅德加·埃弗斯没有死”等字样，指的是被谋杀的民权领袖。警方只允许两名抗议者向大使馆递交非洲解放团体的请愿书。请愿书上写着，美国种族主义“使我们充满愤怒”，因为美国宣称促进了自由与民主，“但这些只是纸面宣传，不曾成真过。”

　　在进军华盛顿游行中，马丁·路德·金不仅发表了令人振奋的演说，他还强调了美国对黑人公民充满歧视性的盘查，让国家“由于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束缚而严重瘫痪”。美国外宣机构试图磨平这场进军游行的棱角，将其宣传为美国拥有民主的例证。

　　但现实却不断阻碍着美国政府为外国观众编织美好故事的努力。在华盛顿游行的两周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发生炸弹爆炸事件，炸死了四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国际媒体纷纷谴责这场“屠杀”，美国大使馆收到了大量的请愿书。尼日利亚政府领导人向遇难者家属寄去了支票，并抗议美国黑人遭受到的“不断增加的野蛮兽性袭击”。爆炸事件抹杀了华盛顿游行对世界舆论的积极影响。在喀麦隆，一位当地政府官员应邀参加了关于华盛顿进军的电影放映活动，他讽刺地问道：“贵国也有关于教堂爆炸事件的电影，对吧？”

　　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禁止了私人雇主和大学等接受联邦资金者的种族歧视行为，这是重大进步，这一点得到外国媒体的赞扬，并受到美国之音的吹捧，以此证明美国保护非白人人民的权利，美国的民主是高于苏联的。然而，美国的种族主义袭击仍在继续，在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抗议活动席卷了美国的城市。种族主义仍然在地方上存在，即使美国改变了法律，强化了外宣。

　　改革势在必行

　　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种族歧视已不再是外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但这并不是因为问题得以解决，而是外国的批评转向一个新的焦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

　　尽管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就认识到了国内的种族主义问题对国家外交的影响，但大多数官员和外交政策精英都将认为该问题只是阵痛，美国政府体制的正义性质是固有的，并终将克服问题。美国从奴隶制到自由体制的转变似乎就是美国这种“进步”的证据，民主制度可以促使种族关系进步。但美国种族主义的顽固性，特别是弗洛伊德事件，已经挫败了这种幻想。

　　如今，美国的种族主义危机正在使该国在世界范围内显得虚弱。正如批判种族主义理论家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早就简称的那样，种族主义是美国核心和持久的特征。如果我们敢于像过去一周中的数百万美国人一样，大声指出美国的不足，是不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实力的。因为数百年来，世界就已经知道美国有缺点了。因此，抗议活动恰恰是美国迈向自我补救的第一步。如果美国能够认真努力进行改革，那么当其他国家在面对本国的不公正问题挑战时，就可以将美国视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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