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疫后中日韩合作新机遇

会议现场

郭伟峰

王键

吕小庆

黄大慧

胡令远

陈言

姜跃春

牛林杰

　　中评社香港6月15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通过腾讯会议云视频举办座谈会，邀请国家外文局《人民中国》副总编辑陈言、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前驻日参赞）吕小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研究员、山东大学中日韩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教授与会。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中日韩三国如何加强区域合作、构筑“东亚命运共同体”等问题，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6月号以《疫情冲击下的中日韩合作》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郭伟峰：致辞

　　东亚问题一直是我们中评社重点关注的问题。新冠肺炎病毒是全人类都必须面对、更是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抵御的病毒，但是我们看到，有关疫情在美国、在西方已经被政治化、污名化，有识之士都担心今后的国际格局中出现“逆全球化”的变局，疫情对国际政治、世界和平的冲击力度不可轻视，需要作深度的观察，并提出应对之策。而中国与东北亚如何加强区域合作，构筑成为抵御“逆全球化”冲击波的坚强堡垒，是当务之急。中日韩三国只有排除千难万难，早日成功构筑“东亚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在坚守全球化上占据高地，以及在世界发展进程中掌握主动权。

　　期待各位专家就中日韩合作发表高见，我代表中评社、代表我们的读者，对各位老师今天的莅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键：开场白

　　感谢各位参与今天的研讨会，今天的题目是“疫情冲击下的中日韩三国合作与东亚命运共同体”。所以，研讨会聚焦的是中日韩三国，我先简单讲两点。

　　第一，中日韩三国进一步加强合作抗疫

　　自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中日韩三国即刻启动中日韩公共卫生合作机制，矢力同心，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抗疫合作互动。2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CDC与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举行电话会议，通报双方各自的国内疫情情况。2月2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新冠肺炎疫情、卫生合作及撤侨等诸多议题举行电话会谈。同日，王毅又与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举行电话会谈，就两国共同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在华韩国人隔离措施等议题交换意见。

　　3月12日，中国疾控中心CDC、韩国疾控中心和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举办三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电话会议，就有关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增加社会距离措施、武汉市社区物资供给方式、抗病毒药物有效性及特殊人群防护措施等展开讨论。

　　3月20日，中日韩三国外长举行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就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务实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对下一阶段的中日韩三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三国的公共卫生安全建设，对于构建东亚地区共同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的国际合作机制，也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2007年中日韩就建立了以三国卫生部长会议为核心的中日韩公共卫生合作机制，三国卫生部长会议由三国轮流主办，原则上每年一次。此外，在三国卫生部长会议举办同期，还由中国疾控中心CDC、韩国疾控中心和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三方联合举办“中日韩传染病论坛”。2019年12月，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十二届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长会议上，三国再次就进一步完善紧急时期下的共同行动计划，协同合作应对传染性疾病，以及继续强化信息快速共享、加大地区公共卫生威胁监测和推动应对疫情威胁的能力建立等方面达成一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韩三国间的抗疫信息共享和适时反应充分验证三国公共卫生合作的积极成效。从目前的总体情况来看，中日韩三国是疫情爆发后反应最为迅速、控制疫情扩散效果卓有成效的国家。在三国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有效抗疫措施之外，中日韩三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更发挥出积极有效的作用。

　　中日韩三国携手抗疫，既是东亚邻国在风雨同舟中的同甘共苦，亦体现出东亚文化共有的价值认同，更进一步诠释了东亚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要义之所在。疫情不分国界，在疫情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独善其身。中日韩三国互为比邻、唇齿相依，在面对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危难时刻，在疫情长期化、全球化蔓延的趋势下, 中日韩三国唯有进一步加强合作抗疫，患难与共、守望相助。
　　第二，审时度势，应对疫情对中日韩经济带来的严峻挑战和冲击。

　　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与中日韩三国经济带来重大冲击，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将萎缩3.0%。中日韩三国经济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因而，严控疫情扩散、复工复产和预防疫情反复是中日韩的当务之急，但疫情长期化、全球化趋势给全球产业链以及中日韩制造业供应链带来严峻挑战和冲击。危机中亦蕴藏着机遇，这也将推动中日韩三国制造业分工合作新机制的形成，中日韩需要以更紧密的合作应对疫情及其严重冲击经济的“双重威胁”。三国应提升战略信任、摒弃抵牾、审时度势、共克时艰，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使三国经济从更宽松的市场准入中受益，促进三国经济尽早复苏。面对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作为区域大国的中日韩应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合力推进RCEP谈判进程，促进RCEP成员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维护WTO为核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在中日韩三国合作抗疫的基础上，三国应从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转向为范畴广阔的制度性合作，三国应携手推进区域合作，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降低疫情的负面影响和“逆全球化”的冲击效应。中日韩应以公共卫生合作为“突破口”，同心协力，推动观光旅游、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的务实合作，充实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此次疫情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三国的经济互动与人员流动，但这肯定是暂时和有限的。现在看，三国疫情目前也基本得到控制，而三国利益高度融合，供应链和产业链衔接紧密，相信此次疫情之后，三国合作潜力将加速释放，合作的空间与范畴将进一步拓展，合作的力度与深度将进一步提升。

　　当前，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以及日韩关系之间仍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中日韩合作抗疫的拐点上，三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矛盾和不协调。因此，面对合作抗疫大势以及错综复杂的三国关系实况，中日韩既要“稳妥改善”，也要“尽快提升”，既需“协调”，更需“合作”。疫情在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在客观上也有推动地区公共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一面，中日韩三国公共卫生合作在全球抗疫形势下具有代表性。我们坚信，中日韩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积极努力为深化三国合作提供新动能、新思考、新发展。经过这场疫情的考验，中日韩经济将重拾活力、同心勠力，三国国民的相互尊重与彼此信赖将进一步增强，也将推动三国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三国全方位合作将增添新内涵、登上更高的历史新台阶。

　　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至今，人类对它的知识需求早已经超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范畴，体现出更深更广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度与复合效应。当前，疫情长期化、全球化趋势仍在持续，且其影响效应仍将持续更长时间，疫情危机现实推动地区国家之间密切合作，共同面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与挑战，而处于寻觅方向、寻求共识、寻访舟楫的中日韩关系的改善与提升也将在这一背景下持续推进。

　　下面有请吕小庆会长发言。
　　吕小庆：疫情中日本的“三变”与“三不变”

　　从对日本疫情的观察来看，我认为日本的疫情有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奥运延期前后（3月24日），第二个是美国疫情大爆发，及本国爆发前后（4月7日紧急状态），日本疫情受到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有强有弱，虽然有力的措施有限，但由于日本的国民素质和面对灾情的体制，还有医疗水平，随着疫情的蔓延，日本还是防止了欧美式的爆发。综合对日本疫情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日本的疫情是可控的，因为只要对三个要素进行控制就可以控制疫情，第一隔离、第二检测、第三治疗。首先，从隔离来看，日本尽管没有强制隔离，但老百姓基本可以做到自我隔离。第二，虽然我们有怀疑，但是日本的检测是有序的。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治疗也是全球领先的。

　　下面，我想谈一下疫情之下的日本的“三变”与“三不变”。第一个“不变”是自民党安倍政权的强势没有改变，甚至更加强化。第一，疫情的全球性，日本做到了较好的控制；第二，安倍政权没有明显的犯错和失误；第三，疫情当中确实需要强权政治和强人政治。第二个“不变”是日本的社会舆情没有改变，社会基本稳定不变。第三个“不变”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日美同盟关系没有改变，甚至没有动摇，这点和国内不一样。

　　从“三变”来看，第一个“变”是经济的变化，由于疫情的蔓延和奥运的停摆，使得日本这种外向为主、内向消费的经济遭到了多重打击和重创。首先，与中国不同，日本和中国同为世界工厂，中国稍微偏低端，日本偏高端，但是中国同时又是世界市场，但日本谈不上；其次，疫情更多的是高端市场、高端需求受到打击，因此对日本的打击更沉重；第三，东京奥运会的延期，给了日本非常重的纯负债成本，这种成本的影响会渐次显现。
　　第二个“变”，是中日关系的改善势头被按了暂停键，双边关系的发展进程被延缓。首先，习近平总书记访日延期，以及围绕高访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重大国事被搁置。原本这轮始于2017年的中日关系改善，主要是高层引领、基层呼应的背景；第二，访日游客的巨大民间良性互动态势戛然而止，以东京奥运会为平台的中日民间关系改善的难得契机消失；第三，因疫情而大大强化的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日本主流社会舆论选边立场明显，疫情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山川本异域，风月难同天”，前者既是人文历史的，也是同情弱者的；后者是现实政治的，也是常态化的。我想提一个要点，就是日本国民对华负面认识的加剧，与中国国民对日认识大幅度改善的巨大温度差，将对中日关系，特别是对我国涉日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我国正常对日政策产生来自中日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牵制和压力。日本国民对华负面认识的加剧，与中国国民对日本认识大幅度改善的这种巨大温度差，将对中日关系，特别是对涉我、对日政策、日对我对我国的涉日政策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我正常对日施策，将产生来自于中、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牵制和压力。如果做一个国民调查，我估计我们对日本的好感可能会超过50%，去年9月份做的那次是46.99%，这次我估计能达到60%了。日本对我们的好感是15%，现在估计下降到10%了。

　　第三个“变”是日本对中国国家能力认识的变化，出现了新观察和新思考，主要来自日本一些资深记者，还有日本退休的一些外交官。日本对这一次中国雷霆万钧、全民一致抗疫并取得难以置信的成果，有了冷静的观察和重新的认识，对华“制度强势”（制度）、“国情适应”（国力）、“民情配合”（团结）有了新认识。首先，长期以来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两个极端认识的垄断，被“中国特殊论”的观察与认识（新认识）所打破；其次，中国有着自给自足的强大韧性；第三，中国有一种超乎想象的动员能力。

　　最后，我想谈的，是疫情中及疫情过后，中日关系对我国外交大局甚至外交全局非常重要。从经济上看，首先，中日经济合作化危为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合作，对世界经济的修复及恢复，十分重要。第二，拉住日本这个西方集团的“经济中间派”，对突破西方疫情中及之后对我国的孤立甚至封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缩短我国可能持续遭受的冷落期。第三，中国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日本缺资金，但是有高端技术，有国际声誉，疫情过后联手大力推进第三方合作，是中日双方的需要，疫情之后的强化实质合作，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

　　从人文交流来看，我们要藉势而上，主动造势，积极作为，在策略上把积极因素扩大、放大、甚至夸大在此次中国疫情早期对中国的声援和支持及帮助，主动影响和促进日本对华的国民感情的改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东京奥运会，在虚实两个方面都要下气力，这是推动和改善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重要抓手和难得机遇，无论对中日关系的现实与长远都是必要的。

　　王键：感谢会长，吕小庆会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长期在日本工作，他的观察经常会传递很多第一手的东西，谢谢。接下来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发表高论。
　　黄大慧：从新冠疫情透视中日国民感情的温差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传播速度之快、防控难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非常罕见，甚至被联合国秘书长称为“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全球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中国由于采取积极果断的防控措施，疫情得到有效抑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而日本，在疫情防控问题上，虽不如中国那样果断有力，但相比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措施，疫情并没有迅速蔓延和失控。当然，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在此次疫情的冲击下，双方的经济生产和生活都深受影响。

　　这次疫情的大爆发，也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影响。2018年以来重回正轨的中日关系摁下了暂停键，原定中国领导人的访日计划被迫推迟。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日两国作为近邻，彼此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感人画面。

　　在中国疫情爆发初期，日本各界向中国提供了数量较多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各种医疗物资。不仅如此，执政的自民党领导人还表示，“日方愿举全国之力，不遗余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帮助，与中方共同抗击疫情。只要日中两国团结合作，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安倍晋三首相甚至动员自民党国会议员捐资帮助中国抗击疫情。而在日本民间，声援中国抗疫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等诗句标语，以及“旗袍女孩”鞠躬募捐的视频，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日本方面的善意举动，被中国各种媒体广泛报道，家喻户晓，营造出了“患难见真情”的友好气氛。中国社交媒体上一片感激之声。当然，中国政府也表达了对日本的谢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藉用“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诗句，来表达回馈日本之意。

　　事实上，当日本疫情严重之后，中方也迅速向日本施以援手。除了捐赠大量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之外，还捐赠了大量检测试剂盒和检测仪器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作为对日本善举的回馈，中国对日本的援助，远超日本援华多倍，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很显然，中国对日本的这种援助，对于后者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肯定和谢意。

　　然而，与中国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对日本的善举，却没有被日本媒体更多报道，而日本政府甭说进行宣传，甚至鲜有公开提及。如此一来，日本民众对于来自中国的援助，知之甚少，也就根本谈不上会受到多大感动，要表达多少感谢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对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援助，却大肆报道，有意宣传，以增进彼此感情，拉近彼此关系。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今天，即使是2011年“3·11”大地震时，日本对台海两岸的做法也如出一辙。

　　有人说，通过这次疫情中的守望相助，中日双方扭转了根深蒂固的敌意，增进了国民之间的感情。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够准确，或者说并未反映中日国民感情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就中日国民感情而言，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而非日本民众的对华感情。换句话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近年来，伴随中日关系趋稳向好和重回正轨，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逐步回升。民调显示，已有四成多中国民众对日本持有好感。通过这次疫情中的守望相助和积极报道，中国民众的对日好感有了进一步提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很难通过这次疫情得到改善。因此，我们不应怀有不切实际的奢望。的确，在中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有许多日本国民伸出援助之手，或者说显示出相当的同情。甚至，还有像鸠山由纪夫、福田康夫、村山富市等政要，公开对中国表示声援和支持。对此，中国各种媒体也进行了积极报道，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声音被放大或夸大了。必须指出，他们未必能够代表日本政界的主流声音。毋宁说，日本政界的主流，在中国疫情严重时，一时保持了沉默。实际上，不限于日本政界，日本社会上对华友好的声音，也被一时放大或夸大了。我们绝不能因此把日本的少数当成多数，把非主流看成主流。必须正视沉默的大多数。否则，很可能误判日本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情。这样，对中国不利，也对中日关系不利。

　　还必须指出，过去十年来，我们一般只注意到，随着中日经济此消彼长，中日GDP实现了大逆转，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中日国民感情的大逆转。对此，我们重视得不够，或者说予以忽视了。各种民调显示，过去三十年来，日本民众的对华好感从七成多降到了不足两成，反过来说，对华没有好感的日本民众则从不足两成上升到八成以上。环顾全球，日本对中国的观感最为负面。这不能不令人表示忧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国民对华感情恶化到如此地步，绝非一朝一夕和一时一事所致。换言之，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各种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有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旧有因素，也有国力消长带来的结构性因素。因此，要想改善日本对华政策的社会民意基础，任重道远。

　　在这次疫情当中，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日本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可以说，日本的对华援助之所以引起中国民众的积极反应，除了中国上下积极宣传报道的因素外，日本政府藉机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安倍晋三当政期间，日本倍加重视开展公共外交，甚至将“宣传外交”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日本的“宣传外交”或“外宣战”主要是针对中国进行的。过去，日本自认为是，只会做不会说，有损国家利益；而现如今是，既要做也要说，甚至少做也要多说。仅就这次疫情而言，日本对中国的援助，不仅远少于中国对日本的援助，也比不上其他一些大国的对华援助，但实际上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日本是最多的，并且还改善了中国对日国民感情。

　　俗言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换言之，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透过这次疫情，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中日彼此国民感情的落差，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感情之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面向未来，要想延续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并使之行稳致远，除了要继续筑牢中日关系的经济基础，还要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当然，透过这次疫情，我们也应从日本的公共外交中有所启示。我们的公共外交不能缺位。

　　王键：感谢黄教授，黄教授的发言非常精彩，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观察角度。刚才在北京的吕小庆会长和人民大学的黄大慧院长作了发言，今天出席会议的还有复旦大学的胡老师和山东大学的牛老师，所以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建议转移到上海，请胡令远老师给我们发表高论。有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胡老师。
　　胡令远：疫情下中日韩关系的新机遇

　　首先，新冠疫情给中日韩三国改善关系提供了新机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弥补了一个短板，产生了两个效应”。所谓“弥补了一个短板”，就是原先陷入低谷的中日韩之间的国民感情得到一定改善，特别是中日之间。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尽管也有一些杂音，但总体上东亚三个国家守望相助是基调。所谓“产生了两个效应”，即第一，虽然因为疫情习近平主席本来4月份的正式访日可能推迟到秋季；但在中日两国因为疫情国民感情得到很大改善的基础上，实现习主席对日本的这次历史性访问，对于推进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可以说提供了更好的民意基础。第二个效应，体现在一个长期或者说深一点的层次。即这次中日韩三国之间民意的改善，其出发点和归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道义，也即不是常态下的情况。这种基于疫情产生的民意改善对解决三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能够提供多大助益，目前难下论断。但我认为民意改善为三国间一些结构性或者说刚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柔性化处理的契机，是确实存在的。此外，虽为民族国家，但事涉人类生死存亡必须共同应对所产生的命运共同体之实感，也为最终解决这些所谓刚性问题，提供了重新思考的空间。人类既要直面作为民族国家的自己，也要超越其间的窠臼，才能更好地应对来自自然界或人类自身的重大挑战。

　　说到国民感情的改善，举一个有实感的小例子。我指导的一个韩国研究生毕业回国有一年多了，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在中国疫情爆发后，她突然联系我，主动提出要给我家人寄口罩。当颇费周章地把口罩寄到上海时，韩国疫情爆发而中国已经缓解。所以我就在邮局当场留了部分韩国产的，又加了些中国产的，返寄回去。连在场的邮局工作人员，对此也感慨不已。疫情中东亚三国守望相助，固然与各国政府的引领有关，但民间各个层面自发的互动互助，特别是原先就有基础的诸如友好城市、平时交往密切的社会团体、企业、高校之间的互动互助，汇成了同舟共济的乐章。如前所言，虽然不能期待三国之间的固有矛盾因为本次疫情而得以根本改变，但为部分缓解这些矛盾，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东亚合作，在民意方面创造了一定基础，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可能加速日本在战略取向上的平衡调整。理由有三:一是特朗普秉持的单边贸易理念，实际上损害了以贸易立国的岛国日本的根本利益；二是新冠疫情应对中美国的糟糕表现所暴露出的危机管控、社会治理、军事安全等种种问题和弊端，进一步弱化了日本对美国的信任度；其三，新冠疫情的冲击势必促进包括中日韩FTA、RCEP、CPTTP等在内的区域经贸合作平台建构的进程。对此，美国并非喜闻乐见，而中日韩加东盟的合作必然得以强化。特别是东亚三国疫后调整产业布局，使产业链免受突发公共危机重大影响，与上述区域合作平台的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基于以上理由，自小泉纯一郎执政以来日本总体上在中美之间向美一边倒的战略取向，有可能逐渐朝虽然依旧向美国倾斜，但也注意中美平衡度的方向调整。

　　第三，疫情激活认识和处理东亚三国关系的新维度。新冠疫情中，西方工具理性思维与中国的人本主义理念在应对疫情上的举措和效果，彰显了文化差异的张力。同时，疫情中中日韩三国传统文化纽带的共感性发挥了特殊作用，广为传诵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即为一例。相信疫后中日韩三国在认识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过程中，东亚曾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这一传统人文纽带的作用，作为政治、经贸之外的一个新维度应该会得到强化。就中日两国而言，首先会加快落实去年就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所达成的各项共识。

　　最后，再建应对人类非传统安全危机平台或成为中日韩合作的新机运。新冠疫情使整个人类面临战后以来最大生存危机，全球通力合作战胜疫情，是目下人类的不二选择；同时，疫后再建权威、高效应对威胁全人类生存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机制平台，也必然是整个人类的一致诉求。而位居世界GDP前三的美中日三个大国，以及接近世界前十的韩国，都必然负有难以推卸的巨大国际道义责任。但同时，无论是在目下的疫情中，还是在疫后重建上述机制平台时，中美之间的博弈都显而易见。当此之时，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日本与韩国，在事涉人类生死存亡同时又性属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上，应该并有望在中美之间发挥独特的协调作用，并成为中日韩未来合作的新机运。

　　王键：谢谢胡老师。刚才三位老师基本上是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角度就中日关系发表了深度的看法。刚才胡老师讲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就是今天会议的一个主题。现在在中美关系中，日本很为难。其实这也给日本带来机会，日本在中美之间可能要搞平衡。现在有一个词叫对冲，日本其实2018年就在中美之间开始对冲了，这是这个疫情可能为解决中日之间的一些刚性的矛盾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柔性的手段，我觉得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下面我想请陈言教授专门就疫情对日本的经济冲击、对中日韩的经济合作冲击以及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未来的合作走向表达看法。陈言教授是搞日本经济研究的，也在日本大学当过教授，对日本经济有独到的观察，请陈教授发表高见。
　　陈言：疫情对日本经济冲击巨大

　　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巨大。3月份日本财务省发布了一些数字，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倒退非常快速，而且史无前例。数字显示，日本游乐园下滑96%，电影业下滑68%，铁路交通下滑53%，饭店下滑36%等等，可以看出服务业受到的打击非常的严重，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数月的经济收入减少，让服务业受到的严重打击，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其恢复速度可能会很慢。而日本服务业在整个GDP中占比比重非常的大，服务业不能够得到快速回升的话，整个日本经济的回升则很可能非常的缓慢。

　　日本的出口出现了较大的下滑现象。对经济总体的判断，在2020年1月的时候为“恢复”，2月维持了“恢复”的判断，但进入3月后，突然改为“恶化”。使用“恶化”这个词，则是1999年6月以来，在相隔了21年后的再度使用，经济状况非常的艰难。

　　根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数字，3月份的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1.7%，进口减少5.0%，这还只是在3月份疫情爆发初期这一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的结果。到了4月和5月份，日本的进出口、整个服务业的下滑会出现更严峻的状况，会给整个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日本最大的出口项目就是汽车。从公布的数字看出，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减了23.7%，对欧盟的出口减少21.0%。这仅是刚刚开始，我估计4月份、5月份，日本的汽车出口数量可能要下滑到目前的一半，并且很难找到其他可替代的出口产品，因为找不到可以弥补汽车出口方面损失的替代品，整个日本出口业受到的打击将非常的大。

　　中日之间的贸易中，汽车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但除此之外还有化工、机械方面产品和技术。目前，日本的很多工厂已经停产了，如果这种停产长时间继续，从日本进口相关化工或者机械产品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会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另一方面也让日本损失了本来能够扩大对华出口的机会。日本经济之艰难会在4月、5月进一步呈现出来，而且解决问题、改善状况有一定的困难。

　　日本这次在应对疫情的相关经济政策上面，开始提出拿出108万亿日元给社会以补偿，但仔细查阅其内容，发现很多属于注水。像税负的延缓交付等等的，不是减税，只是延了半年或者一年的缴纳时间，并没有真正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日本依旧以发行赤字国债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困难，这种方法给日本的财政带来了新的困难。但是除了现在这种赤字方式之外，日本也没有其他的好方法。

　　日本本来应该通过技术革新，让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方面的技术得以改进，实现整体经济的进步。但是在今天我们依旧在5G、自动驾驶、新材料或大数据等方面，看不到日本企业的积极投资，也看不到国家对这些方面的技术革新给予更多支持。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日本想在经济上获得比较大的进步，其实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这和日本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关联。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当选首相以后，其政权已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表面上非常的稳定。安倍周边人员的固化，使得安倍政府在对待疫情的时候出现了评估上的错误，比如突然宣布中小学停课，给日本民众带来了极大困难。很多家长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工作，回到家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倍突然在3月份提出给每户家庭发两个口罩来防止亲属间的感染，这更令人匪夷所思。在过去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本来应该把较多的时间用在准备口罩、人工呼吸机等医疗物资设备上，但是安倍政府明显准备不足，经济和政治上的对策矛盾频出，未能充分体现民意。

　　安倍政权目前还能维持现在这种稳定的状况，但是已经几次在政策的出台上先后出了一些问题，而且今后继续出台新的政策，同样前后矛盾，也更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政策上的朝三暮四，不能与民众沟通、不能与媒体和在野党充分协调，制定出的政策具有很大的不稳定特点。很难保证安倍政权今后在应对疫情方面，不出现较大的错误。

　　2011年，日本民主党执政时，在核电站问题上先后出台的政策，就有较大的失误，这让民主党政权就失去了民意，接着日本就出现了长期混乱的状况。可以想象的是，日本会再度进入到混乱状态。

　　日本政治上的混乱，可以从财政赤字政策、技术革新的滞后等方面看出来，更能从安倍政权在新冠问题上的对应很不得民意这点看清楚。混乱、失去民意都不足以让日本经济迅速出现好转的态势。这是我对日本经济有时会持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的主要原因。
　　最后，我也谈谈中日韩相关的问题。

　　日本一直不肯使用“一带一路”这个词，也没有用“命运共同体”这个说法。虽然有“第三方合作”、“第三方的中日共同开拓”等等说法，但是一直没有在中日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新概念，没有用新概念来为今后的中日关系的构筑树立起一个目标，没有让两国共同前行的态势。但是这次疫情出现之后，不论是对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大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建议中日韩三国建立起一个有关疾病治疗和养老等的共同平台，这种平台的构筑，比“一带一路”或“命运共同体”能让日本普通市民听起来更容易理解，他们会认识到这件事、这个概念和我个人及我的国家有着紧密的关联。也许这个概念的提出，更容易让日本、韩国愿意共同建设治疗新冠肺炎方面的平台，大家对于三国合作更有积极性。今后国家领导到日本访问，推动中日外交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时，在谈“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时，先提出打造共同的防疫养老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构筑“一带一路”及“命运共同体”，可能会比直接提出“一带一路”等，对普通日本国民会更有一种号召力。

　　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得到日本媒体、日本政界、学界的支持，但是日本媒体对我们还比较敏感。在这次的疫情的报道上，我所看到的日本媒体并没有重点报道我们集中力量做大事、在武汉拯救生命、救助相关的患者时体现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等等，他们更多把报道放在了信息的不公开等方面。日本国民长期看这种报道，可能就会影响对中国好感度的提升。

　　国际上有一种势力说，这次的疫情首先是从中国爆发出来的，中国对此有巨大的责任。国外政治家的甩锅、媒体的炒作，让国外民众有不少对中国的误解。现在需要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声，用国外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行文手法，写出真实的中国状况。相关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

　　王键：谢谢陈言教授。陈言教授刚才讲到的，媒体要多做日本舆论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有共识。这次疫情中体现出中国公共外交确实还需要补课，特别是在中日韩三方互动中宣传中国政府正面信息方面，我们做的确实远远不足。刚才前面三位老师也讲过了，其实中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出现了有人在日本街头给我们募捐、一些日本朋友给我们捐赠口罩，这些人更多的是在日的华人、在日的中资机构等，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总体上给中国国民的感觉，就是日本社会充满了对中国的正能量，当然我相信很多日本老百姓确实是充满同情。反观我们自己对外的公共外交宣传确实需要加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其实我们对外宣传的部门也没少做工作，但是没有深入到日本的民众心里。

　　接下来请姜教授发言。大概20多年前，我看姜老师发表的是有关日本经济方面的文章，后来姜老师更多关注的是东北亚经济，特别是去年在上海参加东北亚论坛，姜老师发表了有关东北亚经济的高见。在我印象中，姜老师在东北亚经济方面的见解是相当高深的，所以就冒昧跟姜老师说希望来谈一下中日韩经济方面，有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发表高见。
　　姜跃春：疫情使中日韩未来合作空间变大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将加速世界经济秩序和格局的演变。把这次新冠疫情说成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为过。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全球战役，因为它已经涉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伤害者已经达到数百万人，只不过敌人不是人而是病毒，因此我们都应该认识到疫情对世界的改变。这次疫情将特别使得某些大国在世界领导力和影响力层面，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一方面，全球经济的重心或是发展中心将更加迅速地向亚太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能会因为这次疫情也将发生重大变化或转移，最明显的就是涉及到各国安全的产业，可能要加速转回本国。国际经济规则将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疫情对世界经济整体的冲击前所未有。根据IMF对全球经济预测的最新数据，全球经济预计今年增长率是-3%，美国今年的增长率会达到-5.9%，欧元区整体上更糟糕为-7.5%，其中最严重的可能是法国。中国第一季度是-6.8%，但是全年可能是正增长，在全球经济中仍然会是增长最好的经济体之一。

　　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与历次经济危机有相当大的不同，比如，它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相比至少有几个不同点：第一，最明显的差别在于这次的经济危机属于经济自主“停摆”。是为了应对疫情，封国封城，经济停摆，是一种自主行为，但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经济体系本身出问题，是美国藉贷市场泡沫破灭引发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第二是本次经济危机是供给端方面的问题，并不在需求端。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都是需求端问题，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是我们传统对经济危机的认识，但这次问题出在供给端，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第三，由于各个国家疫情状况不同、应对策略不同，经济恢复也会出现不同步特点，当然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新冠疫情是造成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所以，如果疫情控制得好，经济可能就恢复得快，如果控制不好，经济萎缩时间就会持续延长。第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一个控制住疫情的国家，正在复工复产，虽然存在后续影响，但总体来讲现在中国很多制造业复工率达到80%、90%，这次中国不仅是新冠病毒的首个受害者，也将是全球经济的首个“扛旗者”，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如果中国能够维持经济的较好增长，对全球经济整体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疫情将对全球化造成严重冲击，但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此之前已有一些“逆全球化”动向，经过疫情冲击这一动向将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出现收缩动向。美国政府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制造业回流本土的呼吁，日本及其他国家也出现了把某些产业转回国内的动向，舆论方面否定全球化的声音也在不断增大，所以可以说，当前全球化所面临的冲击很大。但我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不排除全球化的形态会发生某些变化。因为驱动全球化的最大内在动力是技术革命，回顾人类历史即是工业革命、技术创新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只要技术革命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就难以改变。此外，资本的逐利本质也将推动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未来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出现某些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可能会形成两个体系的全球化，或者说两个半全球化，一个可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个可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还有一种形式，是以区域化为中心的全球化形式。
　　疫情也将加速大国关系的调整和促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将更加推进新业态、新产业的加速出现。“网络经济”、“宅经济”也越来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日韩三国在这次疫情中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从挑战的方面看，中日韩合作障碍简单讲四个。第一是互信问题，第二是产业之间的竞争问题，第三是实现区域合作的标准问题，第四是“去中国化”。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在“去中国化”方面，日本和美国的目的和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的目的在于跟中国脱钩，但日本不是，日本更多的是产业结构和分工在东亚地区的调整和重新布局，日本决策层基本都认同，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的说法，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很深，它不会有与中国经济真正脱钩的考虑。事实上，日本的这种产业结构区域调整，不是现在开始的，2012年中日之间发生“撞船”事件以后，特别是日本单方面宣布“国有化”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以来，日本就实施了所谓的“中国+1”的战略，当时就有些日本产业外流到东南亚了。如果说那时日本产业外移是为了应对海外“政治风险”，那么本次疫情导致的日本企业“撤离”更多的是为了日本企业的“经济安全”所为。

　　疫情也为中日韩三国带来机遇。首先，去年年末的成都峰会凸显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深化合作的共同意愿。尽管近年来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每对双边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矛盾和摩擦，但在国内国际环境均在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成都峰会上，三国首脑均表现出了对三方深化合作的共同意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第七届中日韩工商峰会上强调，“日中韩三国并非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不是相争关系。希望携手共筑‘新的三国时代’”。韩国总统文在寅则强调，三国将以互惠共荣的力量打破全球低增长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瓶颈，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实现共同繁荣开启新的时代。尤其是三国领导人共同发表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该文件内容非常丰富，从三边谈到地区，从地区谈到多边，最后一个总体的目标就是要维持三国之间的整体振兴和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作为纲领性文件，对三国今后十年的如何加强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中日韩三国政府、企业和民间多个层面相互支持、相互驰援的行动和故事，一方面验证了去年成都峰会的深化三国合作的共识，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抗疫树立了典范。

　　其次，“新型肺炎”让人们看到了中日韩守望相助的一面。今年年初，中国发生“新型肺炎”疫情之后，日韩两国对中国表现出的大爱精神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安倍就公开表示，要全力支持中国抗击疫情。韩国总统文在寅深情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1月中旬开始，来自日本韩国的医疗救援物资先后抵达武汉，在来自日本的捐赠物资上，写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字样；在来自韩国的“抗疫”物资中，也写有“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的古诗。这些来自日韩政府的表态和民间的行动都让中国民众“非常感动”（华春莹语）！、“疫情”在日韩两国蔓延之后，中国政府几乎在第一时间，给日本送去了急需的核酸检测试剂盒。中国官方表示，尽管中国抗击疫情处于关键时刻，但我们愿意尽所能向韩国、日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在日韩抗击疫情的努力中，中国不会缺席”。今后中日韩将在完善和强化卫生防御协调机制、互通疫情信息、交流防控经验、诊疗方案设计、药品疫苗研发等方面深化合作。在本次“新冠肺炎”的疫情中，中日韩三国“同命相连”，三国真正做到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为今后建设亚太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三国在抗疫过程中的不和谐声音，但这些声音毕竟不是主流。
　　再次，中日韩具备深化合作基本条件。中日韩在地理接近、文化相通，且拥有基本相同的社会价值观。因此加强合作有较深的地域优势和基础。一是三国有较好的合作基础，迄今为止，中日韩三国已建立了多个部长级会议和各种对话机制，特别是三国自2011年起设立的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为促进三国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截止到2018年，三国之间的贸易已经达到7200多亿美元。2018年，日本、韩国分别是中国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18年中日韩相互投资超过110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3100万人次。日韩分别是中国第三、第二大新增外资来源国，韩日分别是中国第三、第四大游客来源国，中国也是日韩第一大游客来源国。如此经贸关系和人员交流为三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向世界展示出了邻国之间加深合作互利共赢的成功典范。二是三国仍然有较强的互补性。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经济体，它有多项核心技术在全球具有相当的竞争力。韩国也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工业水平处于中高端，中国尽管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多数产业仍处于中低端水平。三方在产业、技术、劳动力成本的诸多方面各有所长。如果能够取长补短，定能共同发展。三是在全球面临秩序转换、格局调整、大国关系剧变、国际规则重建等一系列变革中，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一经济体的中日韩三国不仅在三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层面也存在着很多共同诉求，因此，未来三国在多领域多层面多地区的合作空间巨大。

　　最后，关于中日韩联合“抗疫”的对策思考。一是加强抗疫合作，共渡新冠难关。中国作为本次疫情的“先行者”，也是全球最早疫情“清零者”，是全球疫情控制的希望所在。尽管现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境外输入病例仍呈上升势头，如何控制疫情二次爆发是中国面临的紧迫课题。日本本土疫情正处“爆发期”，新增病例成倍上升，中日两国应在抗疫经验、诊疗方案、汉方交流、新药研发及疫苗攻关等方面进行合作，取长补短、联合攻关，不仅为两国控制疫情提供成功的经验，也将为世界消除新冠肺炎的不断蔓延提供联合抗疫的成功范例，为世界抗疫带来信心。二是强化产业沟通，确保关键环节畅通和平稳运行。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地区产业链的核心国家，在地区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都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疫情在全球不断升级，很多国家采取“封城”、“封国”措施，影响全球产业链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如何维护东亚地区价值链的运行、不给地区国家经济带来“断供”是中日韩共同面对的课题，三国应加强海关、检疫、商务和外交等部门的对话与沟通，在确保有效控制疫情扩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确保两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基本稳定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供应链“梗阻”对三国自身及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三是继续区域及全球合作。疫情在全球的不断升级，必将加剧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国家和世界上的重要经济体，对区域发展和世界经济走势均负有重要责任。一方面继续关注和推进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RCEP）的进展，在15个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争取今年年内实现该协议的正式签署。另一方面，面对全球经济剧烈动荡和急剧上升的衰退风险，中日韩三国应该继续加大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沟通与协调的力度，共同维护地区及国际贸易秩序，在遏制地区和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方面加强合作，做出贡献。

　　王键：谢谢姜老师，正听得上瘾，突然戛然而止了。姜老师讲到包括中日韩三国合作抗疫等对策建议，还要再同时加强中日韩本身的合作，特别谈到了中日韩FTA等等，谈得很全面。下面我们有请山东大学牛老师。牛老师在山东大学，山东是离韩国比较近的，而且牛教授是山东大学中日韩研究中心主任。据说山东大学的中日韩研究最出色、最有活力，所以我们听听牛老师对朝鲜半岛的分析。刚才前面的五位老师，他们基本上是以日本为主，阐释中日经济、中日关系，那么向您请教中日韩三国方面的一些问题。
　　牛林杰：疫情对韩国的影响及今后韩国对外政策走向

　　韩国是继中国之后爆发新冠疫情较早的国家之一。我认为，韩国政府对这次疫情的应对是比较成功的。截止到4月20日，韩国累计确诊病例一万零六百多例，现在每天新增病例都控制在两位数，并且是以输入型为主。可以说，韩国已经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根据相关科研机构的统计数据，韩国公共卫生系统在全球排名第九，在亚洲排名第一。在这次疫情中，韩国的公共卫生系统也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从韩国的疫情变化时间线可以看出，从第一例病例出现到后来大邱新天地教会出现超级传播者使韩国疫情迅速扩大，韩国政府在不同的时间点都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韩国在应对疫情中首创车内采样法，大幅提升了检测能力。另外，从总统到总理都非常重视对疫情的防控，总理亲自镇守大邱，疾控中心负责人被誉为“国民英雄”。总的来讲，韩国对疫情的早期研判非常准确，政策措施也很得当，国民积极配合，防控效果非常好。但这次疫情也确确实实对韩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疫情出现之后，虽然政府的应对可圈可点，但是保守的在野党仍然把疫情政治化，无端攻击执政党和文在寅政府，加重了韩国社会的分裂。4月15日，韩国举行国会议员选举，得益于控制疫情措施得当以及控制住疫情的良好成绩，执政的共同民主党获得了300个议席中的180个议席，占3/5的席位，大获全胜。在韩国宪政史上，通过正常选举获得国会3/5的席位这还是第一次。这一选举结果意味着除了修宪之外，执政党的所有政策都可以在国会直接通过，这对文在寅政府后半期的执政十分有利。同时，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也攀升到了61%，刷新了文在寅执政以来的最高支持率。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这次国会选举，使文在寅政府的执政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可以预测，今后文在寅政府执政前半期所实施的对内外政策将得到继续贯彻和深化，不会出现重大的政策调整。

　　疫情对韩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韩国政府应对疫情及时，预计第一季度韩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5%，疫情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在第一季度还没有完全显现，估计从第二季度开始，数据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部分机构发布了对韩国全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IMF预测是-1,2%，韩国经济研究院的评估是-2.3%，世界银行预测是-4.89%，日本野村证券预测是-6.7%。疫情对韩国经济的冲击最先表现在旅游业，由于人员往来减少，免税店、航空公司、酒店业、观光公司等相关产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制造业方面，汽车制造业、造船业、零部件生产等受到的影响较大。根据最新统计，韩国汽车出口同比减少43%，现代汽车已经宣布全体雇员降薪20%，大韩航空流动性资金告急，受美国股市的影响，韩国股市也出现震荡。总的来讲，这次疫情对韩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详细数据还有待进一步统计评估。
　　韩国国内疫情好转，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再加上国会选举中执政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等利好因素，为文在寅政府继续贯彻实施既定的国内外政策提供了强劲的支撑。在此背景下，对于后疫情时代韩国对外政策走向可从中韩关系、韩美关系、韩日关系、南北关系四个方面来分析。

　　韩国首先关注的将是中韩关系，重点在经济合作。中韩两国双双进入后疫情时代，两国都急待复工复产、恢复经济，预计韩国将紧紧抓住中国复工复产、提振经济的机会，积极推动中韩间航班复航、经贸活动、人员往来等等。近日，韩国驻华大使已经准备和中国方面协商，计划在武汉召开一个中韩经济合作博览会，推动中韩经济合作。

　　韩美关系面临一定的挑战。由于驻韩美军军费分担问题悬而未决，导致现在有4000多名美军雇佣的韩国人员已经停薪休职，给韩国政府造成很大压力，下一步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受疫情影响，韩美军演也几乎全部暂停，韩美人员往来交流也受到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在美国疫情得到控制之前都很难有较大的进展，像驻韩美军军费分担问题，文在寅政府本来就很强硬，这次国会选举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底气，在今后的谈判中，如果美国方面不做出一定的让步，将难以达成一致。

　　韩日关系将继续维持一定的张力，但是两国在多边领域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过去的一年，韩日关系非常复杂，二战劳工的赔偿问题、日本对韩国的出口限制问题、韩日军事情报协定暂停问题等等，导致韩日关系降到了冰点。尽管美国出面进行了斡旋，但韩日之间仍然存在互信问题。短期内韩日双边关系取得进展不容易，但在多边领域的合作有望进一步加强。

　　南北关系将进一步缓和。文在寅上台之后就一直在推动南北关系的发展，此次国会选举的胜利为其继续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撑。但在全球新冠疫情完全结束前，朝鲜不会轻易敞开大门，南北关系在短期内也很难有实质性的发展。

　　关于加强中日韩合作的建议。中日韩合作正处于非常重要的时期，三国应积极克服这次疫情期间发现的问题，抓住出现的合作机遇，推动中日韩合作。
　　在政治外交领域，第一，落实成都峰会共识，推动 RCEP年内签署，务实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进程。第二，深化中日韩地方政府特别是友好城市合作。在这次疫情中，友城合作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在中国出现疫情的时候，韩国和日本的友城都向中方赠送了防疫物资；在韩日出现疫情之后，中国友城也向韩日友城赠送了防疫物资，形成了很好的互动。国际友好城市之间的互动，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弱，很容易被双方国民接受，效果相当不错。第三，要避免疫情的政治化，警惕媒体和网络上的民粹主义言论，增进民间友好。疫情期间，韩国网络和一些媒体对中国方面的报道和整体对中国的认知都是以负面为主，这与中国民众对韩国的友好认知形成鲜明对比，值得引起关注。

　　在经济贸易领域，第一，建立中日韩制造业标准化三方协调机制，首先制定防疫物资规格的亚洲统一标准。疫情期间，由于中日韩防护口罩标准不同，在进出口检验和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和争议，影响到了三国在防疫工作中的国际合作。因此，中日韩推动东亚甚至亚洲制造业统一标准非常重要。第二，在公共卫生领域，要率先实现区域产业链的完整性，包括防疫物资生产、疫苗研制等。后疫情时代，产业的区域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中日韩可联合东盟率先建设相关领域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第三，随着疫情的好转，应尽快建立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早日开放中日韩人员的交流，特别是商务和旅游方面的人员交流。上次中日韩外交部长视频会的时候也提到联防联控的问题，现在需要尽快落实。比如在一国经过核酸检测拿到了健康证，是否可以在这三国或是更多的国家通行，这个非常重要。随着疫情防控工作逐步进入长期化、日常化阶段，中日韩率先实现联防联控，对于开放人员交流、快速恢复经济十分重要。

　　王键：谢谢牛老师。首先表示敬佩，您准备了这样精美的PPT，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佳的视觉效果，感谢。您刚才提的问题，其实跟前面几位老师讲的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比方说前面几位老师提到了中日之间前不久出现了一种现象，日本出现了一种好像比较同情中国、也要支援中国人民的情感，但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存在。牛老师刚才讲的让我们更加明确，韩国也存在着和日本社会一样的不客观或者不准确的对华认识、对华感情，让我们认识到中日韩走向命运共同体，或者东亚共同体，恐怕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任务，依然任重道远，感谢牛老师刚才的发言。

　　感谢六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按照我们最初的设定，接下来是自由讨论阶段，每个人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把自己没说的观点说完，或者可以向其他学者做提问式的探讨。还是有请吕会长先做一个补充发言。

　　吕小庆：同处在东亚的中日韩三个国家，在疫情中对疫情发展的处理梯度不同。从疫情来看，日本总体上有危机，但也处于一个先发的优势。刚刚大家提到一个共同的词叫做“困难与机遇”，我们要充分看到困难，也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机遇或创造机遇，不能等待机遇。在创造机遇方面中国要更加积极一点。这次疫情中各国的互动更多来自人文的关怀，来自道德，来自人类共通的情感。国家可以从这些角度做一些工作，比如中日韩之间可以做一些可操作的小事情，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国民感情。

　　王键：接下来有请黄大慧教授发言。
　　黄大慧：疫情给中日提供了经济上的合作机遇

　　这次疫情过后，中日面临的最大课题都是经济问题，甚至全世界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经济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外交问题或者国内问题。中日两国都面对经济的冲击，加强合作的愿望会特别强烈，虽然中日双方存在很多问题，但在疫情的冲击下，都会抓住主要矛盾，加强合作，恢复经济。

　　从这个中美日三边关系来看，如果中美矛盾进一步激化，中美竞争扩张到安全领域，日本的外交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中美竞争局限在经济领域里，中日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从目前看，由于受疫情的冲击，日本会希望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换句话说，这次疫情给未来的中日合作提供了一个机遇，尤其是经济合作方面。

　　日本外交一直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在对美和对中国外交之间的一个选择，也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如果能实现这种平衡，日本会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从中美日三边关系看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大，日本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对更有利的地位，因为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会拉拢日本。

　　从中日韩国民感情问题来看，韩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也是负面的，尽管比日本好一点，但短期内这种负面情感也不会消失，这也是中日韩三边合作的一个障碍，所以应该加强中日韩三国的民间交流。中日韩的关系总是受到美国的影响，日韩长期带着“美国的眼镜”看中国，虽然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日本还没在心理层面接受这一现实，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王键：黄大慧教授刚才提到的问题其实就是，不能唯GDP论。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唯GDP决定论，似乎中国的经济超越了日本，就已经定势了。前天我听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专搞日本经济的一位老师的视频讲座，据他的分析，虽然日本这几年GDP被中国超越了，但是日本真正的实力，包括在海外的资产、日本的技术创新，其实可能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只是很多表现形式不像我们这样都是公开的。所以我个人感觉我们对日本的经济还不能仅仅是看GDP。下面请胡令远老师发言。

　　胡令远：我想向其他老师提几个问题。想问姜跃春老师，今后全球治理的赤字会扩大还是减少？想问陈言老师，美国怎么看东亚区域合作？想问牛林杰老师，通过这次疫情，日韩之间在经济合作或者其他方面会不会有关系的改善？

　　王键：好，谢谢胡老师，胡老师向三位老师提问了。三位老师你们看是按照胡老师提问的顺序发言，还是你们谁准备好谁先发言，可以互动一下。那就姜老师先来发言。
　　姜跃春：疫情后大国竞争会更激烈

　　疫情之后大国关系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尤其是中美关系。去年一个报告中提到，未来5-10年内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十分严峻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对中国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是2017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报告中明确把中国作为了战略对手，这是美对华关系的一个标志性转折，之后其他部门，比如军队、经济部门发布的一系列报告都是有针对性的对华政策。

　　这次疫情当中又反映出来中美之间的对抗性，美国抓住疫情的“来源国”的说法，称之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 特朗普虽然现在口头不讲，但他的谋士还在不断地污名化中国，中美矛盾是趋于激化的。

　　未来中美的脱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尤其是科技领域，美国的经济部门还在研究对华商品的种类限制，尤其是科技领域。从这个层面来讲，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断加码，从这点来看，全球治理包括全球经济治理赤字缩小起来很难。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种趋势，比如G7国家，他们对美国的做法实际上也是有不满的，但在美国的不断争取下，也有应和的一面。所以中日韩三国的联合非常重要，不仅是具体利益上的沟通，在多边领域合作方面也应该加强。西方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疫情中美国表现出来的傲慢、独裁，比贸易战时还要严重，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总之，全球治理层面上，合作的因素在上升，我们面对的压力也在增大。

　　王键：好，谢谢姜老师。下面接着有请陈言教授。顺便我也提一个问题，你对未来中日韩FTA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判断？有请。

　　陈言：未来世界或会出现两个经济体系

　　二战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产品的制造国，但现在美国变成了一个金融服务型国家，而不是一个工业品制造国，美国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制造国的地位后，这两年，美国的军事开始向后撤退，有很多基地回迁，也就是说美国在军事上要放弃世界警察的地位。

　　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金融化以后，在遇到一个巨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无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今天的新冠肺炎病毒危机，美国受到的影响都非常大，因为它的制造业不行了，但这种情况下靠金融来维持一个国家暂时的繁荣具有非常大的风险，美元的地位可能会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挑战，但这不是说美元完全丧失了国际通货的力量，而是在区域化经济实现以后，美元就不像过去那样是唯一的突破。从美国目前的疫情情况和污名化中国的行为，可能是美国想通过攻击中国，来显示自身的强大，换句话说，美国今天的所有的动作是一种以攻为守的一种战略，而不再是二战以后或者二战间建立起来的以进攻为主要特点的战略。

　　未来世界上可能会出现两个体系，一个是以中国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再一个就是以美国金融为中心的经济圈与经济体系，这两个经济体系实际上没有很多交融的地方，呈现一定程度上的脱钩。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没有对FTA（自由贸易协定）抱有很积极的态度，中国韩国之间已经有了自由贸易的关系，但是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日本考虑FTA的签署，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去判断的，而不是经济角度。

　　王键：谢谢陈教授。牛老师，刚才胡令远老师给您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想问的，请您发言。
　　牛林杰：疫情并未缓解韩日矛盾

　　从结论上来讲，这次疫情没有对韩日化解矛盾起到任何作用，从媒体报道来看，反而是加深了矛盾 。但是文在寅胜选之后，高的支持率给了他很强的自信，他应该会适当调整韩日之间的关系。中日韩的全面的合作，推动起来确实困难重重，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但是防疫相关领域实现突破，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目前的情况来看，疫情对于中韩关系的提升是一个很好的机遇，首先，韩日之间的矛盾短期内不好化解，而且都受到美国方面的影响；第二，中韩之间的合作基础比较好；第三，文在寅政府上台之后的对华的政策比较友好，这次韩国国会选举，文在寅支持率的上升，国会选举的胜利，对于他发展中韩关系提供了信心；第四，韩国现在和美、日都存在现实的矛盾，如果想在国际上、地缘政治上突破的话，中国是一个最好的方向。从中国方面来讲，我们率先在短期内实现中韩关系的快速恢复，对于东亚的合作，也会起到推动作用。

　　王键：谢谢牛老师。我今天收获非常大，在这里我想最后再讲两句话。第一个就是刚才姜跃春老师和牛林杰老师都提到的，这次疫情之后，中日韩在经济上有可能向区域化，或者叫做内向化发展。我本人认为，我们提的中日韩FTA其实就是具体推动的目标。中日之间最缺乏相互信赖，日韩之间也是缺乏相互信赖，那中日韩之间存在三对关系，中日、中韩和日韩。我们探讨疫情下的中日韩合作抗疫和东亚命运共同体时，也要多听一听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的一些中肯的、客观的、好的建议。

　　今后我们要继续创造机会，可以请来自日本、韩国的学者和各位老师一起交流。我们要研究中日韩的合作，需要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来探讨，我们或许不能解决三国之间社会、民族的相互信赖，但是首先在媒体和学者之间，中日韩尽可能创造相互信赖、相互倾听的环境或者是趋势，我想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今天的会议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感谢各位！
　　评论员简介

　　王键：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理事、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日本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博士（日本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台湾经济史）。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台湾史与东亚区域关系史。

　　陈言：国家外文局《人民中国》副总编辑。1999年日本·庆应大学研究生院经济政策专业博士毕业。1998-2003年，萩国际大学经济学教授。2003年回国，2003-2010年，经济日报《经济》杂志主笔。2010年任日企研究院执行院长。

　　吕小庆：前驻日参赞、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2003年10月至2014年11月，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主管侨务及相关政务工作长达11年，经历、参与和见证了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最为复杂、困难和跌宕起伏的一段历史过程。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亚太学会理事等。历任日本国立政策研究院、立教大学客座研究员，神户大学特任教授。中国著名的东亚与中日问题专家，杰出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学学者。在对日政策与东亚问题研究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991年获复旦大学与日本爱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学位后，留校于日本研究中心工作至今。其间曾先后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长野大学客座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创价大学法学部客座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文化文明与国际政治。

　　姜跃春：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等职。长期从事日本问题和世界经济问题研究工作，先后两次作为外交官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

　　牛林杰：山东大学中日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韩国友好协会理事、中国朝鲜韩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留韩博士协会副会长、韩国《亚细亚文化研究》、《韩中人文学研究》学术杂志编委、中国社科院《当代韩国》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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