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全球化衰落　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大脱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在民智讲坛举办以《经济大脱钩与全球化的“哀歌”？》为题的讲座（图片来源：直播截图）

　　中评社北京6月30日电（实习记者　崔锴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28日在民智讲坛举办以《经济大脱钩与全球化的“哀歌”？》为题的讲座，期间谈及全球化当前遇发展困境和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大脱钩时表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面对困境中国可以选择做全球化衰落的顺应者、区域集团的拥护者或是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最终需要在实践中形成中国方案。

　　李巍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体现为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后，经济总量的飞速增长，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所以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李巍指出，过去40年以来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最为成功地驾驭了全球化的力量，原因在于有选择性地参与全球化。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商品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工厂。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的生产全球化、技术的全球化现在才刚刚开始，而且并中国没有开放资本的全球化、人员的全球化和信息的自由化。中国能把“糖衣”—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吃进去，是因为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巨大的人力资本，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同时也有最多的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中国有优良的基础设施，从深入人心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就可见一斑，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方便企业组织有效的生产。另外一方面，中国能够把“炮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吐出去，形成中国特色。中国始终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在某些领域，比如信息、人文、资本，构筑了非常坚固的城墙和壁垒，能够尽可能减少全球化在这些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过去40年，中国奉行了低调的外交政策，不当头不争论，不争论体现为不进行意识形态的辩论。这种外交政策能够尽可能减少外界的压力。

　　李巍提到，今天全球化遇到三大困境。第一大困境是经济的分化，进而带来社会结构的分化，具体表现为阶级分化、产业分化、地域分化、国别分化。第二大困境是身份政治中“我们是谁”的问题，身份政治逐渐压倒利益政治，大家更关心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谁？我们的认同是什么？世界政治中出现了全球认同的衰退和出现集团认同的反弹，对国家、族群、地域、文化的反弹。第三大困境是治理困境，表现为国家的失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力应对贸易、商品、资本、人员的全球化，它们的国家治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经济全球化受到重创，导致经济出现大脱钩趋势，这暴露出全球化的一系列危机。一是全球领导危机，美国毫不负责，不愿承担领导成本，中国看起来也不太自信，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总体上显得不太从容，而要当领导，一定是要挨骂的，世界上没有不挨骂的领导，因此中国从心态上来讲，恐怕还难以承担全球领导角色。二是全球治理危机，全球治理机制瘫痪，各个国家“自扫门前雪”，没有公共机制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也没有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第三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危机，体现为在岸生产和近岸生产将在后疫情时代成为主流。第四是全球贸易危机，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一些国家筑起关税贸易壁垒，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正常运转，疫情严重导致航线阻隔。第五是社会治理危机，即排外主义进一步发酵和蔓延。

　　李巍认为，面对经济大脱钩，理论上中国有如下三种路线的选择：一是做全球化衰落的顺应者。坚守某些国家主义导向的经济政策、拒绝更大程度的开放，构建独立技术体系，坚持独特中国模式，适应中美经济脱钩。二是做区域集团的拥护者。中国专注于东亚区域发展，积极打造东亚生产网络，强化东亚治理机制。三是做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未来进行自我的更大开放，包括商品、资本、信息、人员、技术等，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为别国做出榜样而非实行大棒政策，让他国自愿模仿，拿出应对全球治理的具体方案而非空喊口号，积极维护多边的国际机制。这三种方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可以相互借鉴，未来在实践中形成中国应对全球化的系统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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