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鸿祥：疫情下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

线上思想者论坛云合影（中评社图片）

日本创价大学世界语言中心教授汪鸿祥发言（与会者提供）

　　中评社北京7月15日电（中评社报道组）日本创价大学世界语言中心教授汪鸿祥10日出席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展望后疫情时代之中日关系——两岸三地之视野”线上研讨，就“疫情下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以下为发言全文：

　　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剧烈而深远的冲击，也对日本产生了重大而复杂的影响。2020年原本是中日关系非常关键的年份，中日双方要“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中日两国的外交日程，日本对华政策出现新的调整。

　　一，动态：疫情下日本对华政策的动态可说是喜忧参半。中国疫情初期，日本各界积极支持中国抗疫。自民党二阶俊博干事长表示：“日方愿举全国之力，不遗余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帮助，与中方共同抗击疫情。”安倍晋三首相要求自民党国会议员，从工资扣5000日元捐献中国抗击疫情。日本社会积极捐款捐物，医疗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中国。援华物资包装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东方文化特有的诗句，彰显出不同于他国的睦邻之谊。随着日本疫情日益严重，中国也向日本提供了支援，从检测试剂到救灾防护物资源源不断送达日本。中日合作抗疫促进了两国民意改善，客观上起到了为中日关系赋能的正面效果。当时感到2018年“重返正常轨道”的中日关系在疫情的新形势下有了可喜的新发展。

　　日本疫情加剧后，对华姿态开始变化。4月7日，安倍首相宣布日本进入“紧急事态”。面对疫情的变化，日本民众感到困惑不安，日本媒体出现了对华不满的声音，日本保守势力涉华消极言论增多，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一系列举动：谋划日企撤离中国；安倍声称“病毒是从武汉扩散出去的”；蔡英文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日本政界要员表示祝贺；在政府的默认下，冲绳县石垣市议会改变钓鱼岛名称；针对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的活动，日本国内加强对华威慑力的论调高涨；对中国发布50处东海海底地理实体名称提出抗议；牵头G7搞“香港问题声明”；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自民党决议要求政府中止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宾访问日本；在疫情对策上把中国排斥在第一批解禁国家（澳新越泰）之外等等。这些动态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

　　二，背景：疫情下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主要有两个背景，可说是内外相连。从国内背景来看，疫情下的日本社会总体平稳，秩序井然，没有出现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浪潮。日本佛系抗疫“自肃”取得成效。截至7月6日，日本累计确诊新冠病例19800例，治愈16959例，死亡977例，这样的低感染率和低死亡率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专家认为其重要原因是日本国民的高度自律精神和日本拥有先进成熟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但是，政府防疫工作效果却没达到国民预期，部分民众认为安倍内阁抗疫不力，内阁支持率明显下滑，最近跌至32%，安倍在党内权威受到削弱，保守势力涉华消极言论上升，从侧面反映了安倍的控制力下降。疫情下日本经济面临内外环境的恶化，而且东京奥运会延期损失惨重，评估损失约4万亿日元。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率为-3.4%。4月安倍内阁出台了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08.2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占GDP20%左右，但措施耗时太长，短期难以见效。4月IMF预测日本2020年经济增长率为-5.2%。疫情下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

　　从国际背景来看，疫情暴发以来，中美两国发生激烈博弈。除了病毒起源之争、病毒名称之争和媒体大战之外，美国还提出要向中国追索巨额赔偿。发生对峙的深层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过去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现在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近年来，美国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等不断增大对中国的压力，中国针锋相对不断回击，双方矛盾日益加深，博弈不断升级。互不信任达到中美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有分析认为双方在经济、技术方面趋向“脱钩”。但是夏威夷“杨蓬会”表明，双方都希望保持对话和关系可控。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对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日美同盟及美国核保护伞是日本国家安全的基础。日本宁可损失一些经济利益，也要确保日美战略协调，确保国家安全。近日出版的博尔顿回忆录披露，特朗普把从日本全面撤军作为重要手段，逼迫日本大幅增加对驻日美军的经费支出。因受美国“压力”，近期安倍内阁对华表态出现偏差，其中或许有“不得已”的成分。在“美压”下调整对华姿态也并非日本一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日本朝野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疫情以来中国的一些行动令日本感到不安。首先是“中国模式”问题。尽管中国一再宣称不输出“中国模式”，但是日本认为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外输出“中国模式”，将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根本性冲击。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对日产生一种压力。日本担忧中国对外战略的积极进取会极大地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其次是中国增强军力和扩大海域活动的问题。日本认为中国在处理与邻国纷争时倾向于用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不仅严重威胁了日本的国家安全，并且成为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尤其是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的一系列活动构成了对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的严重挑战。再次，中国市场经济问题。日本认为中国在口头上表示维护自由贸易秩序，行动中却是违反国际贸易秩序的“本国例外主义”。中国大规模的政府补贴和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等政策，破坏公平竞争环境，中国经济的运营模式破坏了市场规则。还有“一带一路”问题。日本虽然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形式对“一带一路”倡议表面上表示支持，但实际上依然疑虑重重，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进行经济扩张。中国的实力增长和战略变化，增加了日本对中国的悬念和警惕。

　　三，展望：后疫情下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的展望可说是竞合并存。尽管新冠疫情导致习近平主席访日延期，但是2019年6月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10点重要共识依然存在。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并未脱离中日协调的基本轨道。并未动摇中日关系的“根基”，也并未达到所谓的“临界点”。日本将“从竞争走向协调”“互不构成威胁”“共同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制”视为发展中日关系的三点“原则”。日本对华政策基本态势是竞争中的协调，合作中的博弈。有时可能部分“偏离”轨道，但是不会完全“脱离”轨道。

　　日本虽然没有脱离“日中协调”的轨道，但是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如果需要“选边站队”的话，日本就会把“宝”押在美国一方。6月23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生效60周年。日本政府6月决定修改2013年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并力争年内完成。新战略整合外交、安全、经济等领域，具有大战略特性。中日两国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安全战略，领土问题，以及历史认识，民众情感等方面都存在各种差异，对此要有清醒认识。今后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人权问题等涉华问题上，日本基于价值观会继续与美欧一起表示“西方一员”的共同立场，但具体行动上会比美欧更为谨慎，避免过度刺激中国。日本在维护日美同盟的同时谋求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有时会左右为难。

　　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出口市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38亿多美元，日中经济关系已深化到无法抽身的程度。中日两国在坚持多边主义、实行自由贸易、推动区域合作等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日本并不想与中国搞僵关系而影响其经济利益。即使有人谋划日企撤离中国，除了少数日企因自身原因撤出，多数日企不可能这样做。JETRO的最新调查表明，在华的日企近半数表示将维持在华经营。对日企而言中国是目前最大和最获利的市场，在经贸上与中国脱钩，要付出很大代价。疫情刺激下，日本的经济安全意识、地缘经济思维上升，但日本国土纵深不足，产业链回撤甚至在国内搞“产业链集群”不太现实。抗疫后，中日之间的各种合作“链”将重新组合，日本将强化与中国在经贸领域、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第三方基建等方面的合作，共同维护和推进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纪念年份，值此重要年份来临之前，如何规划好中日关系发展，值得中日双方深入思考。对“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系的走势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中日关系既有发展的动力，也有潜在的威胁；不会太亲密，也不至于太糟糕。如果说人类与新冠病毒的“共存”是“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那么可以说中日两国“竞合并存”则仍将是中日关系的“新常态”。中日应该减少博弈，增进互惠，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常轨道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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