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从《大国的兴衰》看中美竞争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校副教授刁大明（中评社　海涵摄）

　　中评社北京7月20日电（实习记者　吕佳臣）7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发展协会在线上举办了主题为“大国的兴衰”的读史导读讲座。讲座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深度解读《大国的兴衰》这一经典著作并阐述关于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刁大明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中美关系，曾着有：《国家的钱袋：美国国会与拨款政治》、《解构国会山：美国国会政治与议员涉华行为》等。

　　刁大明表示，《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出生于英国，并在英国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于1988年在美国完成了此书。本书极大的贡献是将过去分类的专门史统合在一起，并构建了一个对于大国世界兴衰的系统的解释框架，同时，作者认为经济变迁是大国成长的一个最大变量，并从而导致大国对于安全的追求，国家安全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持续增长是否能维持。此外，本书主要包括作者的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作者重点预测了21世纪“美国的相对衰落”，这与当前美国的发展状况基本符合，与过去的自身相比，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科技实力与综合软实力总体呈现相对衰落趋势，甚至在世界舞台上也一度不能够维持绝对优势。

　　第二，世界的经济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首先是欧洲内部的积累与转移，例如西班牙与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对于美洲的掠夺来实现了财富的积累，成为在欧洲内部与当时世界权力中心的大国，进而寻求实现进攻性的安全观，导致了世界的交织与欧洲的反对，最终没有实现有效的安全。之后的18世纪末期，工业革命将英国推向了世界的最前列，英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一度达到世界的1／5，并通过海外扩张，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致使世界经济中心和权力中心转向英国。19世纪末，也就是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步调上实现了更有效的统一，开始进入镀金时代。美国的经济崛起也导致它最后成为世界经济中心，1945年美国生产总值能够达到世界经济的1／2。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后，其相应也成为了世界政治中心，且在冷战结束之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在二战之后的当今社会，我们也在经历着世界经济中心的再次转变，也就是向亚太地区的转变，包括中国、日本与印度等主要国家。这一观点在书中得到了较全面的阐述，同时也是有很强预见性的。同时，亚洲再次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也必然会带来国际秩序的新变化。

　　第三，大国的战略必须与其经济实力保持平衡。在历史上，经济强国往往会通过加大军力投入来维持和保护自身取得财富的能力，但如果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领域，也将导致国力长远的衰微，类似于“安全困境”理论。在这一逻辑下，在50年代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30多个国家部署了100万军力，与42个国家签署了互助防御条约，以维持北约的运行与壮大。此外，还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甚至发动了一系列冷战背景下的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实际上是一种“战略透支”的做法。同时在美国维持的和平与提供的军事保障下，日本、欧洲的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对美国也形成了实质性的挑战，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消耗”。产生的问题包括制造业外流、贸易逆差、军费与社会福利的上升、财政赤字压力、债台高筑等。

　　刁大明认为，《大国的兴衰》中作者对于美国“相对衰落”的理解，与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说法与做法是非常类似的。目前来看，美国国内的主导舆论与倾向是以国内事务为主，而非更多考虑对于国际事务的领导与管理，在不谋求领导力的同时维持大国地位。从这个周期角度来看，美国近年来的政策转向其实并不突然，甚至有其必然因素，但是盲目地不履责、不履信是绝对错误的，对于盟友在国际责任上的分担，美国应该给予其合理的准备时间。综合作者书中的观点与英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刁大明提出美国的“相对衰落”取决于国际环境和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并且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因为其综合国力优势与特殊性在短期内不会消失，但是到21世纪中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证明其确实处于不可挽回的“衰落状态”。
　
　　刁大明指出，关于未来的国际秩序究竟是《大国的兴衰》中所论述的“多极”，还是当前许多社会人士所预测的“两极”，国内外学术界仍旧是存在极大争议的。坚持“多极”秩序的学者大多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机制还是在不断的发挥作用，面对部分机制的失灵，大多数国家都会去进行有益的补充与增量，同时这种权力的流散也导致各国话语权在不同的议题上能够得到有效的表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大国也不一定成为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一个必然因素。

　　那么在面对《大国的兴衰》中论述的理论逻辑与美国的相对衰落时，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刁大明提出，“经济决定论”对于中国来说存在一定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鼓励和印证了过去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这一做法的阶段正确性；但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极其庞大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很难有一个成为“大国”的确定指标，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依据当下标准中国则需要在人均GDP上超越美国，而不是在经济总量上。但很显然以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若一味追求自身经济发展来达到人均上的世界第一，是必然无法保证中国之外的世界发展的。所以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对其就是一个隐忧或威胁，甚至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

　　因此，中国必须要避免盲从西方的发展趋势，甚至不应该过多强调“大国有兴有衰”，而是应当选择一种和世界各国共享财富、共享繁荣的新发展方式，将中国的民族伟大复兴融入到全世界的繁荣当中，来应对与世界处理关系时的国际压力。同时，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相关理论解释和体系，来阐述自己的战略意图、战略选择以及中国发展对于世界的意义。

　　他强调，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首先要“打开美国看美国”，将中美之间的具体问题与分歧追溯到美国内部的团体与个人层面，而非将整个美国看作单一对象。其次要“绕开美国看美国”，从更广阔的世界视野，能够为中美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因为我们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其实也是在处理对世界的关系，在对世界有较清晰的表达之后，也就能够对包含其中的对美表达形成自然而然的推陈。最后，还要“认清自己看美国”，在过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中，中美互动确实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动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的国内发展创造了较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会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的，那么在当前深化改革、深化发展的目标下，美国对于中国是否还具有一定积极作用？这是目前急需探讨与研究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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