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崇：清鲜关系对东亚国家主权起重要作用

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进行主题为“清韩关系与近世东亚”的讲座。讲座截图（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7月24日电（实习记者　潘莹琪）7月22日，复旦大学史学论坛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0年第3期邀请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进行主题为“清韩关系与近世东亚”的讲座。王元崇通过观察清代中国与朝鲜王国之间的自17世纪初的三百年之久的关系，来剖析其对中国和东亚世界的变迁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他认为，清鲜关系对于满洲政权入关前的中国认同的建设、入关后清朝天下秩序的建成、晚清中国近代外交体系的建立、中国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变和近代主权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

　　王元崇首先厘清了所采用的术语，如宗藩关系和朝贡关系／封贡关系／宗属关系等，君父和宗主权、“家”“国”的观念、主权，满鲜关系、清韩关系和中朝关系，中华帝国、清帝国、大清国和清代／清朝，天下、外交、边界、华夷之辨、主权国家、治外法权等。这些概念涉及采用宗藩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在元朝时这种关系已经基本上定型了。

　　清鲜宗藩关系的建立及其影响

　　王元崇表示，大元王朝征服高丽，设置征东行中书省，将其纳入行省建设制度之内。元王朝还派达鲁花赤作为进行管理；并将公主嫁给高丽国王，公主实际上控制了高丽政权。这种宗藩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元朝内部的宗藩体系，在高层、顶层统治阶级上体现了一种家族之间的关系。

　　王元崇表示，明朝对朝鲜最初的兴趣不大，明太祖将朝鲜列入十五个不征之国之中，也一直没有进行册封。建文帝与永乐帝之间发生战争，建文帝急于册封朝鲜，但失败了；直到永乐帝第二次册封朝鲜国王，才正式确立了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明朝廷将朝鲜国王作为一个亲王来对待。这种宗藩关系是对元的内在继承，但是有所不同的是朝鲜相比于高丽时期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性。

　　王元崇表示，随着清政权的崛起，两国于1637年2月正式建立了关系。但此时北京还是明朝崇祯皇帝在位，因而明鲜关系就被截断，清鲜关系开始了。清朝在双边关系中取代了明朝中央王国的地位。

　　王元崇表示，有关清朝统治的解释主要有汉化／华化理论，1627－1644年之间的金／清－朝鲜关系而言体现鲜明的特征——满清政权的中国化进程是十分明显的。对于满清政权来说，所谓“汉化”不过是治国之术。在清朝入关之前，行政官僚建制上模仿明朝，已经相当完备；而在中国认同建设上，清已经获得了明朝式的中国认同。

　　清鲜关系与清朝宗藩体系和天下秩序的构建及运作

　　王元崇表示，天下秩序构建中，朝鲜起到了模范作用。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政治单元，在华夷之辨的语境之内以中国认同为其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并以天命观念和天下观念为两个关乎根本性议程的政治理念并以此来寻求政治合法性。清代中华帝国包括领土意义上的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华帝国，前者即满洲朝廷、内省／省直、理藩院下的外藩三个层次，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之礼部下的外藩。领土意义上的中华帝国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华帝国再加上礼部名单上的西洋各朝贡国，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天下”。

　　王元崇表示，顺治年间清廷以朝鲜为样板，联络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促进了18世纪清朝宗藩关系与天下秩序的建成。同时，清朝在文本内也对朝鲜进行内省化，如在文本上延续明朝一直强调两国是一家的思想。

　　十九世纪中期以降清鲜关系与欧美国际法之关系

　　王元崇认为，清韩宗藩关系十分复杂，国际法引入则使得这种关系更加难以解释。中英术语翻译上存在差异，如屏藩、属邦常对应英文的colony，而colony更多地被翻译为殖民地。这样的差异也体现在晚清对朝鲜主权的争议上，就是是中国的属国还是独立自主的国家。随着日本侵犯朝鲜，朝鲜也逐渐脱离了宗藩关系。

　　王元崇表示，1880年以降，清韩宗藩关系包含了内外两个双重体系，“内”即清朝廷和朝鲜朝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体系，“外”即条约体系和宗藩体系。

　　十九世纪晚期中朝近代主权国家与新式外交体系的形成

　　王元崇表示，中国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变完成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这个转变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也不仅仅是清朝以降，而是从箕子朝鲜、汉四郡等以降的划时代的变化，最终体现在中国和朝鲜通过国际法确定了两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和关系。

　　王元崇认为，20世纪50年代清代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概念缩小并与领土意义上的概念重合，1950年代前者彻底结束，中国和之前的外藩属国也大都转变为主权国家。

　　历史研究中的重复作业问题

　　王元崇表示，他写作《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一书的目的是从清鲜关系的角度观察近世中国的变迁，重点在中国而不在朝鲜。清鲜关系对于以下几个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是满洲政权入关前的中国认同的建设，二是入关后清朝天下秩序的建成，三是晚清中国近代外交体系的建立，四是中国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变，五是近代主权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形成。

　　最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元周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宋念申进行了简要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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