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重释经济奇迹 提高国家经济绩效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守英

　　中评社北京7月27日电（实习记者　刘正洁）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重释中国经济奇迹”名家讲坛与7.24日晚在线上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守英表示，在重大疫情发生以后，最需要讨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从中国过去的40多年的发展来看，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奇迹的问题，中国经济奇迹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长期保持的GDP高增长率，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结构转变，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研究中国经济奇迹问题不仅是对过去的思考，也是在思考中国下一步的走向。

　刘守英表示，对所有经济奇迹的解释都是在寻找高增长的原因，从新古典的逻辑来看，中国的高增长，是因为类似于东亚模式，在政府主导的主导下，一直保持高的资本积累和投资，再加上中国人的储蓄习惯，蓄力高投资率高。另一种寻找中国独特性的说法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经济奇迹，一方面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当中国社会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时候，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便成为了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中国的政府同拉美、非洲等国家的政府不同，也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最小政府不同，中国政府以GDP为导向，不断推动经济增长；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改革。

　刘守英认为，目前，我们从思维定势、工作理论、理论解释等角度都陷入高增长综合症。首先，我们常说发展是硬道理，表明我们基本上是以高增长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而问题的背后却是没有高增长不行，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以及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都是靠高经济增长来解决的，现在一些环境问题，民生问题逐渐显现，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第二，虽然十八大以来，我们从决策思维角度已经认识到要转变增长方式，但我们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是靠高增长支撑的，这种体制依赖和高增长依赖，妨碍了改革的推进。

　刘守英表示，这些高增长综合症的出现，都引发我们对经济奇迹的反思，高增长就是奇迹吗？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绩效？世界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增长问题对于人类发展来说十分重要。但是，经济增长理论只关注了人类经济绩效中向上的部分（增长，growning），经济绩效中还存在向下走的部分（衰减，shrink）。经济绩效比经济增长更重要，其不仅包括增长，还包括衰减，是增长和衰减的综合结果，这两部分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表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增长幅度和增长频率上没有差别，但是高收入国家衰减频率和衰减幅度比低收入国家要小得多，高收入国家的良好经济绩效正是来源于此。

　刘守英认为，对于穷国富国的经济发展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两种国家在衰减上表现的差异，对中国来讲，如何更好的抑制衰减，一是中国应当从追求高增长转向经济绩效的提高，防止衰减幅度和衰减频率的增加；二是鉴于苏联权利不断封闭而导致政治经济崩溃的悲剧，要不断地推进权利开放；三是防止政治不稳定对经济的扰动；四是借鉴增速放缓、发展阶段转换的发达国家经验，应当致力于防止转型中的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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