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国际安全恶化　二战以来最严峻

　　中评社香港8月18日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郑保国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关于新冠疫情下世界形势的几个判断》，作者认为：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性大瘟疫，本该合作抗疫的国际社会却严重分裂，各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没有为应对疫情做充分准备，不是集中力量抗疫，而是无端指责中国应该为疫情全球蔓延负责，并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方面寻求与华对抗（比如在台海、南海和香港等问题上不断对华挑衅），致使世界面临陡然上升的传统安全威胁，这反过来更加不利于国际社会合作抗疫。不夸张地说，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快速恶化为二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程度。文章内容如下：

　　今年年初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从中国开始在全球蔓延。这场瘟疫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经历的传播速度最快、蔓延范围最广、感染和病亡人数最多、对社会经济影响最严重的高烈度传染病，也是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遭遇的最大公共卫生危机。经过史无前例的全国性严密防控和艰苦卓绝的抗疫，中国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战略成果。但是，国外疫情仍在肆虐，并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政治，致使世界总体形势更趋复杂。中国正前所未有地面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巨幅动荡、国际交往严重受限、全球化遭遇寒流、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对目前世人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新冠究竟从何而来、疫情将何时终结等，因缺乏充足科学依据，本文无意妄加揣测，只就新冠疫情正在对当今世界产生的全面深刻影响提出几个大体判断。

　　一、新冠疫情正在历史性地重挫全球化

　　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开辟，并在四次工业革命的连续推动下，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路径和基本趋势，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尽管如此，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反复遭遇冲击、破坏，经历过多次曲折或停滞。比如，一战以前，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的促进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全球化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的基本事实，但因一战而戛然而止，战后没来得及全面恢复就先后遭遇世界经济大危机和二战，全球化遭遇史无前例的大破坏。二战后，刚开始恢复的全球化受到美苏全球性冷战的严重冲击，被迫以两个“半球化”的形式与两大社会阵营和两大军事集团共存，两个“平行市场”在冷战政治既胁迫又庇护中艰难发展。直到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全球化才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尽管是美国全球霸权下新自由主义引领的不公平的全球化发展。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其间虽先后遭受亚洲金融危机、九一一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全球化总体上没受到破坏，全球化作为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然而，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给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不断遭遇逆风的全球化以沉重一击。近年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执政在欧美掀起了一场几乎席卷全球的民粹民族主义，强力挑战二战结束以来驱动世界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多边合作主义，严重威胁着业已步履蹒跚的全球化和经常遭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冲击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理秩序。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下，决定世界大局和人类未来的全球化突然进入十字路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

　　第一，此前不断加速、持续扩大的跨国性和跨区域性人流几乎完全中断，全球性人员往来和民族文化交流近乎停止。

　　第二，世界经济遭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寒冬。

　　第三，今年年初以来，以往十分频密热络的各个层级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前所未有地近乎陷入死寂，国际合作急剧减少。全球化严重受挫的局面短期内几乎不可能改善。全球化何去何从，短期内难以准确判断，但是新冠疫情正在历史性地重挫全球化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尽管说新冠疫情将终结此轮全球化似乎太悲观，至少是下结论太早。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消极影响无疑远超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可能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在深度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全球化遭受历史性打击对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真是不堪设想！

　　二、新冠疫情正在沉重打击世界经济

　　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在导致逾千万人染病和数十万人死亡的同时，其立竿见影的巨大消极影响首先表现为对世界经济的沉重打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断崖式下跌的世界经济虽在半年后企稳，但陷入更趋严重的多重结构性失衡，长期在低迷中踉跄而行，在总体上尚未完全恢复到危机前状态时就遭遇新冠疫情更加严重的打击。无论是国家、区域还是全球范围内，驱动经济的所谓“三驾马车”——消费、投资、贸易同时断崖式下降。全球范围内，物流、资金流大幅减少，供应链、产业链突然断裂，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同时遭受重创，经济领域所有行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唯一例外的是以电商、游戏、网上教育等为代表的线上经济），航空、旅游、娱乐、餐饮、酒店、影视、体育等行业更是遭受毁灭性打击，企业倒闭潮遍及全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和高盛等国际投行几乎一致认为今年世界经济将大幅下降，更悲观的观点认为其衰退将会近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都已陷入严重衰退。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衰退5%，中国经济萎缩6.9%，欧洲和日本类似。尽管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明显反弹，但是其他主要经济体在第二季度陷入令人震惊的深度衰退之中。比如，美国第二季度失业率高达20%以上，经济衰退幅度将近40%，堪比90年前的那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灾难。更糟糕的是，由于美英等许多国家过早解除封锁或限制措施，急于恢复经济活动，不少国家疫情出现反弹。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将出现第二波疫情或第二次疫情高峰。若此，世界经济将遭受更加严重打击。
　　三、新冠疫情使国际安全形势急剧恶化

　　冷战结束后，长期笼罩世界的核大战阴云消散，世界和平有基本保障，但是独霸世界的美国在全球大肆武力干涉，国际安全和地区稳定反而受到严重威胁。在南北矛盾和地缘政治矛盾同时激化与文明冲突悄然形成的复杂形势下，美国全球霸权主义肆虐终于遭致九一一恐怖袭击，“后冷战时代”戛然而止。在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或“九一一时代”，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使国际安全局势动荡不定，急剧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成一幅异常复杂的国际安全图景。尽管如此，由于大国相互依存加深，在反恐反扩散领域原则上相互合作，大国战略竞争大体上没有明显加剧，世界和平与发展总体上完全有保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强调大国竞争而非反恐在其国际安全战略中的优先地位，强力实施以中俄为主要战略威胁的国家安全战略，致使大国战略竞争激化。尤其是，新冠疫情在美国选举年爆发，其严重的社会分化、种族仇恨和政治极化被弗洛伊德案火上浇油，全美陷入骚乱和分裂之中。

　　志在连任的特朗普政府，为了转移选民对政府抗疫不力、经济衰退和种族不平等的强烈不满，在猛烈攻击民主党和拜登的同时，一边藉疫情肆意抹黑和无理指责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一边在中东、东欧、东亚三大地缘战略区同时加大对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威慑。因此，世界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急剧上升这一史无前例的复杂严峻形势。

　　国际安全演变史表明：当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受到世人高度重视之前，大国敌对及其导致的地缘政治冲突、军备竞赛、地区动荡乃至大规模战争一直是世界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而当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为主要国际安全威胁时，国际社会往往能够合力应对共同威胁，而大国竞争相应趋缓，传统安全威胁下降，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是这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是这样。然而，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现了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时传统安全威胁随之急剧上升且两者相互加剧的局面。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性大瘟疫，本该合作抗疫的国际社会却严重分裂，各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没有为应对疫情做充分准备，不是集中力量抗疫，而是在对华全面交通封锁的同时无端指责中国应该为疫情全球蔓延负责，并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方面寻求与华对抗（比如在台海、南海和香港等问题上不断对华挑衅），致使世界面临陡然上升的传统安全威胁，这反过来更加不利于国际社会合作抗疫。不夸张地说，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快速恶化为二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程度。

　　四、中美正在快速接近彻底摊牌

　　在以上三大严峻局势的影响下，中美正在急剧陷入全面对抗之中。全球化是联接中美两个世界性大国的纽带，也是冷战后两国最大共同利益所在。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美建交和二战后新一波全球化兴起，联手抗苏的中美终于完全从死敌变成准盟友。此后，中美关系虽经历多次大波折，但总体上不断密切、强化（官方判断是“总体上不断向前发展”），双方都从全球化中获益颇丰。新冠疫情下全球化遭受重挫，必然沉重打击中美关系。由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全球化重挫自然意味着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从而必然严重影响中美经济关系及各自经济发展。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严重受挫，导致中美“半脱钩”。此外，部分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矛盾激化，部分由于美国大力实施大国竞争战略，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国际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异常复杂，必然严重影响中美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总之，就国际关系而言，中美关系成为新冠疫情下的最大受害者。而急剧恶化的中美关系反过来严重影响全球化、世界经济和国际安全形势。这两者间的恶性循环不仅是当下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而且正在把业已陷入全面对抗的中美推向彻底摊牌的深渊。
　　自新冠疫情从中国突然爆发以来，美国不是对华施以援手和与华合作抗疫，而是率先对华封锁，诬蔑中国制造病毒和隐瞒疫情，要求中国担责和赔偿，甚至威胁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和拒付对华债务。一贯反华的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充当反华急先锋，藉疫情多次无端指责和恶意攻击中国，极尽对华诬蔑之能事，大肆干涉中国内政和别国对华交往，极力拉拢和胁迫别国共同遏华。他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中国“使美国处于危险之中”、“正在摧毁西方文明”。在多数美国民众误以为中国应该担责和共和、民主两党一致反华的氛围中，起初曾称赞中国抗疫成效的特朗普竟亲自举起反华大旗，公开称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指责中国泄露病毒并隐瞒疫情导致其全球扩散，扬言要追究中国的责任。中国官方及主流媒体则对美国政府及反华媒体发起公正而强烈的反击，多次不点名批驳特朗普的对华攻击，尤其是反复点名批驳彭佩奥的荒谬言论、反华立场及其卑劣人格。中美官方如此高频度相互攻击，为中美和解以来所仅见，中美关系恶化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在经贸、科技、台海、南海、香港、新疆等几乎所有涉华问题上显着加大遏华力度：不断增加制裁中国企业的所谓“实体清单”，尤其是加大对华为的打压；以政治军事等各种方式力挺“台独”势力以武拒统（比如，蔡英文竞选获胜和就职时，彭佩奥都致电祝贺；再比如，截至6月4日，美舰今年已7次高调穿越台湾海峡）；藉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制裁中国和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频繁在南海挑衅中国，多次以联合军演的形式在南海耀武扬威；诬蔑中国在新疆建劳改营并大规模迫害穆斯林，等等。

　　冷战后，笔者一直对中美关系持谨慎悲观看法，即使在美国同意中国入世、九一一后中美有限合作反恐、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华期望上升的乐观形势下。之所以根本上对中美关系悲观，是因为中美之间存在至少五大结构性矛盾：⑴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矛盾（即“两制”矛盾）；⑵新崛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的矛盾（即“修昔底陷陷阱”）；⑶海陆复合型大国与海洋霸权国的矛盾（地缘战略矛盾，斗争焦点是台海、南海、东海）；⑷两种不同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间的矛盾（即“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矛盾）；⑸两种迥异文明间的矛盾（即美式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与中华集体主义文化）。随着中国崛起进程不断推进，这五大矛盾不仅无法解决，而且必然逐渐激化，直至中美陷入全面对抗乃至彻底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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