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守华析城市发展：大国大城还是协调发展？

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魏守华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城市、房地产与经济增长》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中评社香港8月27日电（记者　沈而忱）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魏守华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城市、房地产与经济增长》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魏守华认为，对中国来说，无论是“大国大城”还是城镇体系协调发展，都是由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决定的。中国的城镇体系目前处于特大城市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大国大城”的战略对中国产生过非常重要的这种贡献，但是随着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环境出现变化，走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道路或许更加合适。

　　魏守华表示，199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是26%，2017年达到58%，现在大约是60%，未来还将有两三亿的人口要实现人口转移，这对某些一线城市、省会城市的容纳造成了压力，如何有效分配这些来自产业转移的人口，值得思考。是以少数特大城市作为主要的载体，还是构建大、中、小城市有序分布的体系，成为了选择题。

　　魏守华提到，有一种观点是“大国大城”，即省会城市“一城独大”。省会城市一方面作为中心城市，一方面辐射和带动周边城市，许多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比如埃及、泰国、韩国等。一些学者估算了省会城市对绝对人口规规模的大概容量后发现，除了人均GDP、土地面积、城镇总人口之外的基本因素，政治制度对城市有较大的影响。魏守华分析道，在中国，或许是因为政治制度的原因，也可能是中国百姓对于省会城市、高等级城市的向往，所以可能会出现省会城市过大的事实。

　　从政策层面看，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国家要发展一些国家级的中心城市，地方政府要支持这些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所以从城市的绝对规模来看，一方面它带来了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也有拥挤效应，这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权衡，所以省会城市的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而是存在一个极限值。

　　有学者估算，中国的最优城市规模大约是100万人到400万人。魏守华认为，随着交通、通讯、互联网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最优城市规模已经扩大到400万到800万人，一个城市平均每人每日的通行成本在100分钟左右，这样的地理范围是比较适合的。对于交通、通讯、产业结构不是很先进的这样城市来说，如果超过1000万人口，就会造成以拥挤效应为主的情况。

　　城市发展的另一种观点，是构建大、中、小城市有序分布的体系。魏守华表示，中国的城镇体系目前处于特大城市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有研究表明，在“一大一小”这种情况下，城镇体系不协调，特别是省会城市过大，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魏守华认为，对中国来说，无论是“大国大城”还是城镇体系协调发展，都是由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决定的。“大国大城”的战略对中国产生过非常重要的这种贡献，但是随着经济环境出现变化，就是尤其是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环境出现变化，走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道路是否会更加合适，值得探讨和研究。

　　魏守华通过数据分析指出，从1990年到2015年，沿海的高等级城市和低等级城市均增长较快，内陆的高级城市增长也较快，低级城市则增长较慢，出现了“塌陷”的现象，城市的总人口份额显着下降。他解释道，此现象可从“中心－外围”的角度分析，沿海地区在这改革开放40年来主要是居于中心地位，内陆地区就相当于外围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使得内陆的省会城市增长并不慢，导致了整个内陆的中小城市呈现“塌陷”格局。

　　“中国在过去的40年来存在着沿海偏爱和高等级城市偏爱的现象。”魏守华总结道，他判断内陆的增长缓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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