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如何理解百年变局？

直播讲座截图（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9月8日电（记者　海涵）日前，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在长安街大讲堂进行线上讲座。王文表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党中央结合历史和现实、贯穿国际和国内、联系理论和实际做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和战略判断。对“大变局”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对大变局的把握与应对应该防止误解、误判、误行，显现中国志怀高远，以及在新时代下的政策执行力与战略远见。

　　王文表示，“全面把握世界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目前中央对全球形势发展的两个权威战略判断。他回顾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首次明确指出“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后又多次提及。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017年12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后，媒体用了“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标题后，开始引起广泛的国内外社会关注。

　　王文说，当前关于“百年变局”的研究有着几点局限：一是，多数是政治学、经济学界的学者，历史学界、自然科技界、社会学界并不多；二是，一般都是从国际格局与权力结构变迁的角度研究，很少涉及技术、知识、社会结构等领域；三是，一般认为是“百年”，而未涉及更复杂的时间段。

　　王文认为，如何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这个“大变局”，决定着中国对当今世界未来与中国发展的清晰认识，也会直接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理解“百年变局”的三个维度包括，“百年”是多少年？怎样的“变”？怎样的“局”？

　　王文指出，人类演进的历史变化，不会只是仅仅在某个单一侧面的片面超越，更可能是在多个层面的全面、系统的转变。

　　他分析，从文明竞赛看，500年前西方开始领跑全球化的趋势正逐渐让位于东方。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动力均来自西方文明。无论是从事对外殖民、黑奴贸易，或采取金本位、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方领导全球的局面在过去500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变化，变的只是西方文明内部不同国家谁来领导而已。进入21世纪，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过去20年，东方文明覆盖下的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它们引领世界发展的潜力还将爆发。

　　从技术动能看，400年前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已从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进到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正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与高频颠覆。17世纪技术革命后，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此后出现的电力、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21世纪初兴起的云计算、万物互联等，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等将再度面临颠覆。

　　从国家制度看，300年前开始向全球推广的所谓“民主政治”体制表现不佳。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第三波”国家出现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在美国，不平等状况严重，社会撕裂加剧，曾经全球向往的“美国梦”正在坠落。当前，全球普遍在反思人类治理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在各国制度新一轮设计中，公民权利、政党责任、法治架构、社会稳定、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与匹配程度需要更深的考量。

　　从知识体系看，200年前出现并在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与思想范式在当前认识世界、重构世界的进程中，暴露出缺陷与短板。19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欧与美国知识界的社会科学，建构了当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但这些学科，基于西方实践，持续强调与其他地区知识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浓烈的“西方化”“狭隘化”色彩。如今，非西方世界的全新现象越来越难被此类学科知识解释。对此，迫切需要从全人类的现代实践出发，进行跨界知识大融通。

　　从权力结构看，100多年前确定的大西洋体系正在出现洲际式转移与主体性分散。从经济、贸易、金融、工业等地区变化来看，全球权力重心正逐渐向亚洲转移，亚洲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强。由此，百年来的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也面临改革压力。同时，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只是由国家垄断，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媒体、智库等都在分散国家权力。未来世界，不一定聚焦在国家领导权之争，而有可能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

　　王文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表明，未来在文明、技术、制度、知识与权力等各个维度的变化，正在推动世界以难以预测的轨迹往前演进。他介绍了其关于“百年变局”演变的三种预估：首先，变局绝非定局；其二，变局常常会带来变数；其三，变局有时需漫长过渡。

　　王文表示，当前关于疫情的估计较为悲观。疫苗短期内无法研制成功，感染人群达到“亿级”。全球疫情冲击将持续数年，国际秩序收到颠覆性冲击，重组需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全球产业链危机、债务危机可能会陆续出现。

　　他认为，对于此，中国各方（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做好了抗疫持久战、危机应对的战略准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调低标准与相关杠杆，借此机会进行内部调整，以防备长期的“灰犀牛”风险。

　　最后，王文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党中央结合历史和现实、贯穿国际和国内、联系理论和实际做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和战略判断。对“大变局”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对大变局的把握与应对应该防止误解、误判、误行，显现中国志怀高远，以及在新时代下的政策执行力与战略远见。成功应对大变局，中华民族才能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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