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王晓波与李登辉 不相连却相关

王晓波

李登辉

　　中评社香港9月21日电/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昆义教授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发表专文《王晓波与李登辉：两个不相连又相关的历史反思》。作者认为：严格说起来，李登辉跟王晓波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型的理想主义者，只是掌权的理想主义者，最终还是要蜕变成为一位如狮如狐的君王，这就让同样是理想主义者，最后还是会分道扬镳的缘故。王晓波找到的是“反殖民主义”，但李登辉找到的却是“后殖民主义”，也就是从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经验，去找台湾的发展根源。文章内容如下：

　　今年的7月下旬，台湾接连去世了几位重要人物，他们在台湾的当代史上应该都可以占有一定的篇幅，所不同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他们的际遇与理念的发挥，也各有不同的去向。

　　这几位已逝的重要人物，包括统派的毛铸伦、王晓波，以及从统走向独派的李登辉。

　　一、台湾政治光谱上的左统与右统

　　当然，要以统独的政治光谱来界定毛铸伦、王晓波与李登辉的意识色彩，恐怕很难精准地抓到他们的性格与历史定位。但是，正如日本研究台湾的重量级学者若林正丈所说：“台湾没有左右意识，只有统独意识”。所以，如果要单纯地以左右意识来划分毛铸伦、王晓波、李登辉的历史定位，恐怕也不会精确。那么又该如何来化解这一个难题呢？

　　这一点，如果把王晓波和李登辉两人拿出来做比较，应该比较容易找到切入点。
　　我曾经两度受业于王晓波，虽然那是相当年轻的时候，对台湾史的研究也没有足够的兴趣。但是在王晓波的课堂上，他讲的最多的故事，都是一些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反殖斗争史，其中李友邦的故事是他最津津乐道的。

　　这里其实透露着王晓波对于台湾史研究的偏好，不亚于他对哲学的兴趣，但哲学是他的志业，台湾史却可能是他的意识史观，也是他作为一位中国人所怀抱的家国情怀。

　　而王晓波最让人不懂的是，他的父母都是蒋介石白色恐怖下的受难者，让他从小就经历一些生活上的波折，这样的成长背景，应该是更走向“外独”，而不是“左统”的路线。

　　但是，也正因为他从小生活上的困顿，让他更愿意去接近底层的农工阶级，甚至帮助农工阶级翻身，这是他处事的理想之一。由于这种意识心理背景的形成，就注定他虽然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却离不开底层的农工阶级，所以意识形态上他就是左派，是跟底层人民同步呼吸的老左派没错。

　　但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左派意识很难见容于蒋介石政权，基本上两蒋时代都是把左派跟共产党划上等号。所以，台湾的左派想要生存，只能以“民族主义”作为掩饰，不让自己左派的意识太过突出，以免警总找上麻烦。

　　只是，掩饰归掩饰，当自己的文章与思想流露出关怀底层人民的情怀之时，左派的影子还是会如影随形。所以，若林正丈说台湾没有左右意识，只有统独意识，这恐怕不是事实。只是为了避免当道找麻烦，左派意识一直是跟民族主义结合，或者说是拿着民族主义的旗帜作掩饰。

　　而在两蒋时代，台湾可以容许统，无法容忍独，所以左派人士想在台湾内部生存，只能把左派意识和挂着“民族主义旗帜”的统一意识相结合，这就形成了“左统”的属性。一直到台湾民主化以后，“左统”在台湾找不到出路，也没有对话的空间，于是纷纷跨海到大陆寻求意识的根源。这也是台湾会到处飘扬着五星旗的原因。
　　二、从知识分子到如狮如狐的李登辉

　　简单地描述王晓波意识心理背景的形成过程之后，再来谈李登辉的政治之路。

　　严格说起来，李登辉跟王晓波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型的理想主义者，只是掌权的理想主义者，最终还是要蜕变成为一位如狮如狐的君王，这就让同样是理想主义者，最后还是会分道扬镳的缘故。

　　李登辉的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于台湾民主化的方向感。他曾说：“台湾的民主化，就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这句话隐含着跟王晓波一样，都必须去找台湾发展的根源与出路。

　　王晓波找到的是“反殖民主义”，但李登辉找到的却是“后殖民主义”，也就是从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经验，去找到台湾的发展根源。所以李登辉最津津乐道的是日本学者所提出的“雁行战略”，也就是以日本为雁首，台湾为雁身，一起带动东南亚国家共同向上发展。

　　这一个“雁行战略”，注定李登辉后来必须想办法跟日本资本主义连结，才能带动台湾更进一步的发展，也才能为台湾的发展找到出路。这个发展策略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人们对未来世界的判断，常常很难精准地抓到它发展的规律与脉络。

　　1990年代，李登辉一边推动台湾的民主化，一边又要帮台湾找到发展的出路。而1990年代却是日本开始停滞发展的年代，日本自身的发展都已经出现问题，又如何能带动台湾与东南亚国家一起向上发展呢？

　　尤其是1997年所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不仅摧毁了东南亚国家原本发展的“东亚锐锋”，连原先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喊“日本第一”的锋头也不再，反倒是东风开始要压倒西风。
　　这个“东风”，当然指的是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原本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外资，有70%北上到中国投资，理由就是因为中国在金融风暴中，展现了国家能力，可以抵挡货币贬值的歪风。

　　当大部分的外资从东南亚北上到大陆投资的时刻，李登辉的一纸“戒急用忍”，在台海划下难以跨越的鸿沟，而2000年陈水扁执政以后，两岸的隔离持续存在，这就让台湾在大发展的“黄金十年”中，失去共同成长的机会，这也使台湾无法在经济上跟大陆相辅相成，台湾最后也只能做美国与中国的代工业者，无法超越，也无法继续维持领先大陆的“小龙”地位。

　　而后来台湾能够做美中两国的代工业者，也是在蒋经国时期打下的基础。在蒋经国当政时期，在他的经济国师李国鼎的坚持之下，台湾先行走上资讯产业的发展，让台湾的资讯代工往后能在全球占一席之地。

　　问题是，台湾资讯产业的发展在经历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之后，所能赚取的代工利润都相当微薄，导致台湾年轻人普遍处在低薪的环境中，台湾人才大量的外流，更让台湾经济的转型面临困境。无力感和无方向感，已经是这一代年轻人普遍的现象。

　　虽然，今年因为新冠肺炎肆虐，在各国封锁的状态下，许多外流的年轻人有回流台湾的现象，但是疫情未解，年轻人的出路还是无解。

　　三、王晓波与李登辉路线的分化

　　前面所述，就是王晓波和李登辉所走的路线不同的地方，一个掌权者，为了“国家”发展，必须以资本家为优先，没有菁英型的企业家精神存在，“国家”经济就不可能拉动起来，劳工阶级的生活保障也会变成海市蜃楼。

　　但是知识分子可以单纯地去关怀劳工，甚至反对资本家的剥削。所以，角色的不同，王晓波后来走向“左统”，而李登辉在没有跟国民党诀别之前，他应该是属于“右统”，跟连战一样，都是住豪宅、拥有资产的“右统”。
　　当然，李登辉后来会从“右统”走向“右独”，也是因为他是掌权者使然。

　　在蒋经国过世之后，李登辉初接班，面临的政治风险极高，这在历史上都已经很清楚，蒋家“宫廷派”想要推翻他的风险是存在的。尤其是蒋宋美龄那篇“我将再起”的宣言，如果“宫廷派”当时能够团结一致，要让李登辉下台，其实不难。

　　只是，“宫廷派”毕竟还是有许多人跟权力沾上边，甚至本身就是权力核心之一，要他们冒可能失去权力的风险，去跟随已经没有实质权力的蒋宋美龄搞斗争，谁也不愿赌这场局，蒋宋美龄最终只能黯然地赴美养老了。

　　没有了蒋宋美龄这张“皮”，“宫廷派”的“毛”又将焉附？所以，李登辉1990年权宜地跟林洋港说一声：“这次给我，下次让你。”没想到林洋港还真的信以为真，以为下次的“总统”选举时，李登辉就会把机会让给他选。

　　林洋港没料到的是当时还6年一任的“总统”职位，竟然在李登辉的“国家”改造中风云变换，也就是把原先由“国民大会”间接举行的“总统”选举变成民选，这就让李登辉有藉口再选一次。所以，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时，林洋港跟郝柏村搭档参选正副“总统”，虽然打出“诚信”两字来直指李登辉背信，但已经时不我予，林洋港民间的声望再高，失去一次的机会，就不可能推倒重来。

　　相对的，李登辉初掌“国家”机器，在面对“宫廷派”可能夺权的危机下，他必须寻求可依靠的力量，也就是想办法把“国家”机器的力量跟民间社会的活力结合，才有办法抵抗来自“宫廷派”的反抗。

　　可惜的是，台湾的民间社会的政治活力，原本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市民社会”，一个就是“派系社会”。
　　“市民社会”所包容的一些新兴中产阶级，以及“新社会运动”所产生的诸多新兴团体，如环保、妇女、消费者等各种新社会所产生的新问题，必须由新兴的社会团体来承担单一议题的责任，而这块新兴的政治、社会、经济领域，都已经被民进党所独占，李登辉想以“国家”的力量介入，已经找不到空间。于是，他只能回头结合原本大部分就是由国民党所掌控的“派系社会”，这些“派系社会”其实就是国民党在威权体制时期所豢养的地方派系群体。

　　在威权体制之下，这些地方派系可以在“国家”机器的操控之下，在地方的府会轮流执政。但是，民主化以后，轮流执政的规则被打破，于是派系只能利用金钱，或者跟黑道结合，以便继续维持他们在地方上的特权。这就是为何在李登辉推动民主化的过程中，会出现“黑金政治”之因。

　　因此，李登辉会把“民主化”说成是一种“本土化”，其实是因为李登辉必须透过民主化的手段，重新整合地方派系的“本土力量”来支持他的“国家”机器，所以民主化其实是在李登辉改造“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扮演一种工具性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具有价值性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偶然之因，是因为蒋经国选择了一位跟“宫廷派”没有渊源的李登辉当接班人，而蒋经国却又在任内过世，让李登辉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权力可接。

　　必然之因，是因为李登辉缺乏可依靠的统治力量，居庙堂之上，自然有很深的危机感，他必须结合社会力量，才有足够的能力来抵抗“宫廷派”的反叛。

　　但是，民间社会中比较优质的新兴中产阶级，以及“新社会运动”所产生的新兴团体，早就让民进党捷足先登，李登辉只能回到传统国民党在威权体制时期比较可控制的“派系社会”，所以这种必然性，不见得是李登辉所愿，但是不接受又何奈？

　　这也是台湾的民主化最后会走向本土化，而本土化的过程又出现“黑金政治”之因。这种因果关系，最后竟然导致加速国民党政权的终结，这个结局，恐怕是命定的结果，也是一种必然的宿命。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道理。国民党在威权体制时期只是想掌控与利用派系力量来控制社会，并没有直接去接触人民，蒋介石只相信他从大陆带过来的200万军民，不相信台湾本地的人民，所以必须以派系的力量来控制地方上的人民，以保障他所建构的“反共抗俄”汲取型的威权体制，只是这个体制，最后却被派系力量所反噬。
　　四、李登辉改造政策导致国民党的失落

　　国民党如今的败局，其实都是渊源于李登辉的政策使然，在派系政治挥之不去的阴影下，既提不出清新的人选与政策，更拿不出可以撼动人心的口号与议题，这是因为比较优质的“市民社会”一直被民进党所独占，这也是国民党的政策理念都要跟着民进党转之故。

　　事实上，国民党并不是没有优质的“市民社会”可以结合，王晓波等“左统”的力量，原本是可以为国民党注入比较清流的意识思想，但是前面所述，“左统”的力量，在威权体制时期，早就被国民党自己视为洪水猛兽，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碰他们。因为这些人多半在白色恐怖时期，都有被烙下“反叛”的印记，国民党的右派想跟左派结合，这就跟当年国共斗争一样，水火不容。

　　问题是，国民党在台湾不敢跟“左统”结合，但是从连战打开大陆的门户之后，再加上后来马英九执政时期，跟大陆维持和平共荣的状态，倒是让国民党的路线难以协调，或者可说是动辄得咎，在民进党的“反红色宣传”之下，国民党又想跟大陆联合，又怕跟大陆联合，才会走上今天四不像的状态。

　　这个情况似乎可以类比从孙中山“联俄容共”，到蒋介石“清党”过程的翻版。历史总是不断地在重演。

　　如果当年李登辉联合的对象选择的是“左统”，而不只是派系社会，也许可以做到两岸共同发展之境，让处在民间社会的民进党没有见缝插针的机会，两岸也不会走上今天从冷和到冷战的阶段。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国民党越是害怕被染红，就越可能失去政权，在大陆时期是这样，在台湾也是。

　　当然，蒋介石、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李登辉和王晓波出现在台湾处于激进民主的时代，也已经写入历史。但是，当国民党一直找不到出路之时，也许历史可以作为一盏明灯，它也许不会照亮台湾，但是先照亮国民党自己的路，也应该是值得思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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