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数据：三权不分立 港人蒙圈了

图1：“三权分立”论争词云图（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制图）

图2：港人关于“三权分立”议题的讨论声量和关注度（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制图）

图3：港人关于“三权无分立”的反应（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制图）

图4：港人对“不存在三权分立”和“三权分工”的关注度及负面情绪分布（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制图）

图5：港人不理解不存在“三权分立”的原因分析（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制图）

图6：港人关于几项教育教改重要事件的负面情绪指数（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制图）

　　中评社香港9月21日电／8月中旬，香港多个出版社的高中通识教科书删除“三权分立”等有关内容，再次引发香港社会关于政治体制的争议。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测知，这是近年来有关此议题讨论最为激烈、最受港人关注的一次。尽管“三权分立”在香港从未存在，但是大多数港人对香港不存在“三权分立”之说却不理解，其认知偏离状态令人吃惊，堪用“蒙圈”来形容。

　　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8月31日回应通识教材为何删去“三权分立”内容时，指出香港不论1997年回归前后“皆没有三权分立”，并强调教科书应回归事实陈述。数据显示，当天香港社交平台上有关“三权分立”议题的讨论声量以及关注度快速上升。随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次以特首身份表示赞同相关说法，指《基本法》之下香港确实无“三权分立”，而是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架构。这番表态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强烈反响，有关此议题的声量和关注度也直接到达了顶峰（如图2）。

　 “三权分立”是西方一种关于国家政权架构和权力资源配置的政治学说，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约制衡。事实上，香港不是一个国家，其政治体制不实行“三权分立”的问题早有定论，邓小平在1987年4月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曾明确表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现在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香港政府官员和两办发言人在此次教材删改争议中也多次重申了香港不存在“三权分立”。然而，多数港人对香港无“三权分立”之说却感到一片愕然，根据中评智库掌握的数据，大约有8成的港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如图3）。

　　港澳办、中联办发言人指出，香港政治体制基本元素包括三权分置等。林郑月娥、郑若骅等也不断地反复强调，特区享有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来自中央授权，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各司其职、彼此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并不影响司法独立。但数据显示，港人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香港不存在“三权分立”上，对“三权分置”、“三权分工”、“三权合作”等话语普遍冷感，甚至无感，且流露出极高的负面情绪（如图4）。从某个侧面来说，这也反映了“三权分立”这一传统西方话语及其背后的“分权制衡”思想在香港社会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以至于其他有关三权关系的定性和表述在短时间内很难被港人了解与理解。

　　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进一步对不理解香港不存在“三权分立”的数据进行清洗，发现持不理解态度的港人存在偏差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大约三成的港人主要受到教育的误导，认为“不存在三权分立”之说违背其过往的教育认知，他们称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三权分立”，不论是小学的社会科还是中学的经济及公共事务科（EPA），因此难以接受“三权分立”不存在的事实；第二，大约一成八的港人则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认知模糊，认为一国两制的核心价值就是“三权分立”，不存在“三权分立”就是破坏“两制”；第三，也有一些港人则担心没有“三权分立”会导致一权独大，甚至破坏司法独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其中四成的港人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而是纯粹借此议题进行个人情绪宣泄（如图5）。由此可见，鼓吹“三权分立”者掌握了一定的舆论市场。有人企图借此削弱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管治权威、抗拒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从而挑战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把香港变成一个脱离中央管治的独立政治实体，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被误导的民意可以利用。

　　上述数据也再次说明，教育是港人对社会政治体制认知的重要来源。多数港人因教育对“三权分立”已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看法，所以此次通识教材的改革导致很多港人不理解。数据显示，港人对通识教材删除“三权分立”内容的负面情绪指数甚至要高于去年将中国史列为初中学校必修科，成为近年来香港教育、教改重要事件中负面情绪指数最高的事件（如图6）。看来，要在香港真正落实好“一国两制”，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要加大力度拨乱反正之外，还需要各界以及民意的支持。从教材抓起、从教育抓起，从年轻一代抓起，正本清源，这是有利香港长期稳定的正确措施。

　　（记者：秦姝；分析员：项苏亚；工程师：叶源；研究员：傅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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