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炮击金门”决策再思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牛军（中评社图片）

“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系列讲座之“‘炮击金门’决策再思考”（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9月25日电（实习记者　齐媛）由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系列讲座于9月23日晚在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牛军围绕“炮击金门”决策进行主题讲座。牛军表示，1958年的“炮击金门”是解放军1954年制定的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是1954年春季即逐步展开的军事行动在特殊国内外环境下的延伸。尽管在某个阶段上被毛泽东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意义，但始终没有超出中国军队将领的战略判断、军事筹划、军事计划以及对军事行动能力的基本判断。

　　牛军指出，“炮击金门”，国际学界称之为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　或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指1958年8月23日下午5点30分解放军发起的对金门的大规模炮战，共发动了三波。第一波炮击代号“台风”，5点30分开始，持续15分钟；第二波炮击代号“暴雨”，持续5分钟。这场炮击共持续85分钟，向金门发射炮弹3万多发。炮战开始后，海军也加入了对当时金门守军的联合封锁作战。因此，牛军所界定的“金门炮战”，包括7月25日开始的争夺福建沿海制空权的空战、8月23日开始的炮战以及炮战开始后炮兵和海兵参与的对金门进行军事封锁的联合作战。

　　牛军表示，关于这场军事行动，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外交和政治领域，偏好叙述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对促进国内“大跃进”的政治考虑以及中国外交思想和对外政策激进化的变化等等。对于毛泽东发动这场炮战的目的，学界主要有以下六种说法：一是支援中东人民反美斗争；二是对美国进行战略侦察，了解美国军事干涉台湾问题的底线；三是打击台湾当局在福建沿海和空域的侵扰；四是迫使美国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五是为国内当时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鼓劲；六则是对美国实行“绞索政策”。牛军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有根据的，但究竟哪个因素才是最重要且贯穿始终的，仍然值得深究。他指出，一条能够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当时解放军规划的在东南沿海以及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这个军事计划包括军事战略谋划、军事行动计划、完成作战的准备、具体实施的军事行动以及最终结束战斗的标准，在根本上决定了围绕这场国际危机的政治和外交目标的范围和效果。从这个角度讲，牛军强调，应该将这场军事行动缘起的战略设想、军事计划以及前后持续十年的军事行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解读当时决策者所赖以作出决定的体制的效力和约束力，而不是仅仅聚焦于领袖人物的想法。

　　牛军指出，1949年6月至1953年7月间，中国军队在台海战略呈现出从攻到防的转换。这一转换的时间点在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进入战争状态；这一转换的根本原因在于原准备攻台的主力部队准备调入朝鲜。事实上，自1949年6月起，第三野战军就已开始部署进军福建、夺取台湾的军事计划。6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东野战军主要领导人粟裕将攻占台湾作为未来几个月内四大工作之一。按照当时第三野战军设想，应尽早进攻福建，攻占厦门、金门。但金门战役登陆失败，使其对渡海作战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1950年2月，中苏结盟，解放军海空军力量得到苏联帮助快速成长。1950年5月，第四野战军部队攻占海南岛。这些因素都促使国家领导人要尽快完成国家统一任务，计划于1951年适当时间一举攻占台湾、澎湖列岛以及浙江沿海国民党军队占领岛屿。然而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30日，周恩来批示海军司令肖劲光，推迟对台湾作战的时间。7月10日，彭德怀、周恩来明确宣布，朝鲜是世界斗争的焦点，为支援朝鲜而推迟解放台湾。台海局势的发展使得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逐渐转向了防御工作，转向了考虑如何打败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援下从沿海进犯大陆的可能。

　　牛军强调，1954年中国军队开始在东南沿海展开大规模作战，提出解决东南沿海国民党军队占领岛屿和最终攻占台湾的军事方案，即“两步走”方案。牛军顺着历史脉络梳理了“两步走”方案的形成过程，并总结道，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分两步走。“两步走”包括三层含义：第一，解放东南沿海各岛和解放台湾分两步走；第二，解放东南沿海各岛也要分两步走，先攻大陈列岛，再攻金门马祖，先在浙江作战，再在福建作战；第三，大陈列岛亦分两步走，先打一江山岛，即更靠近浙江沿海的大陆地区。这一方案是在1954年特殊背景下所形成的作战方案，对东南沿海作战和解放台湾之间做出了清晰界定。

　　牛军进一步阐述了1954年作战的特点、经验以及对1958年军事行动的影响。首先，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分两步走；其次，军事战略的设想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执行对外政策手段的变化，军事行动所出现的某种倾向必须放入国家对外政策的全盘考虑之中，必须将军事、政治、外交因素同时加以考虑，不能单纯从军事出发；再次，避免同美军发生军事冲突作为军事行动规则确立下来；最后，为尽量节约可以不用的钱投入工业建设，中国领导人对军费的敏感决定了1958的“炮击金门”只是相当有限的军事行动。

　　牛军细致分析了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过程。他指出，东南沿海作战中的防御性质是理解金门炮战的线索，空战优先是决策起初的特点。但1957年的福建还有500公里的空域解放军空军无法抵达，因此空军进入福建是“关键的第一仗”。而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修建机场，第二个问题就是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解放军大规模进入福建的军事调动会引起国民党空军甚至美国空军的参与和轰炸。1955年，福建建成部分机场，空军提出立刻转入后被否。在1957年11月前，空军先后提出六次，毛泽东都没有同意。11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骚扰活动加剧。12月12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12月18日，毛泽东批示彭德怀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并考虑空军于1958年进入福建。1958年1月，福建沿海作战的解放军将领召开作战会议，讨论空军进入福建作战计划。会议报告在肯定空军应进入福建地区的同时，对后果做了重要的分析，其中包括：第一，空军进入福建不会引起大战，但美军会制造台海地区紧张局势，较大的可能是国民党空军轰炸福建机场、城市和交通枢纽，解放军的“行动计划必须建立在敌人会轰炸的基础上，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第二，为反击国民党空军轰炸，直接轰炸台湾并不适宜，但可以“抓住金门、马祖这两条小辫子”，小打或大打。小打是用地面炮兵和海军舰艇打击马祖；大打则是陆炮和海空三军打击和封锁金门、马祖，报告认为“即使不用步兵登陆，也有可能将金门、马祖敌人迫走”。第三，空军进入福建时间“最早也要到七、八月间才行”，而且那时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空军进入福建的战术安排，对国民党空军作战不利。可见，福建的空中制空权，是这场战争发动的“点火机”，是最直接原因。
　　
　　毛泽东批准后确定方案将在1958年8月执行。但7月14日中东局势的骤然紧张，以及由此带动的台海局势紧张，促使毛泽东决定立即行动，在金门实施炮战，支援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27日至29日，解放军空军和国民党空军在福建沿海上空展开空战，开始了夺取福建沿海制空权的战斗。可以说空战拉开了炮击金门的战幕，而毛泽东却在同时决定无限期推迟炮战。他在27日给彭德怀、黄克诚等的信中提出暂停炮击，“看一看形势”，“总有打之一日”。他认为比较好的时机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漳州、福州、杭州、汕头等，他写到“那就最妙了”。这一阶段实质上就是一场空战，明确规定避免和美国空军发生冲突，支援中东革命的目的已不再重要，保证空军顺利进入福建并取得制空权等成为首要的目标。8月18日至10月中旬，配合国内“大跃进”形势问题，为大跃进鼓舞士气，再加上毛泽东受一封关于军事演习的电报的启发，决定把金门炮战做大一些，并说明作战目的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直接对蒋”是指通过炮击，封锁国民党，打击国民党气焰，用封锁方式达成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的可能性；“间接对美”是指通过打金门，侦查美国决心，考验美国援助台湾的决心。10月初，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和考虑，中国领导人形成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方针，并指出在外交中必须强调反对“两个中国”，以及中国必须收复包括台、澎、金、马的全部领土。显然，中国领导人已经确信，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更有利于阻止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随着政策重心转向反对“两个中国”，攻占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计划实际上也就结束了。

　　牛军表示，1958年的“炮击金门”是解放军1954年制定的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是1954年春季即逐步展开的军事行动在特殊国内外环境下的延伸。尽管在某个阶段上被毛泽东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意义，但始终没有超出中国军队将领的战略判断、军事筹划、军事计划以及对军事行动能力的基本判断。而这一案例告诉我们，在面对这种历史案例时，应认真研究、系统分析领袖人物所活动的历史舞台以及历史给他们提供的主客观环境。历史研究类似导演戏剧。导演有时为了剧情需要而将灯光聚焦在一个角色身上，以致观众看不到整个场景和其他角色。但是，如果一场戏剧演出从头至尾都将灯光聚焦于一人或一处，就无法使人了解全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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