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华：东沙经验为何在南沙失灵

南沙群岛之南子岛。

　　中评社北京9月27日电（作者 刘延华）1907年的东沙岛事件，和1933年的九小岛事件，是中国南海诸岛主权受到外国侵占的两个重要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中国政府对待远洋群岛领土主权的态度是一致的，也积极进行了交涉，然而，结局却大不相同。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其历史过程。

　　东沙岛事件肇因于1902年前后，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发现东沙岛上鸟粪资源丰富，遂盗取东沙岛鸟粪回台湾出售。1907年，西泽吉次率众登岛，驱赶中国渔民，拆毁岛上大王庙，在岛上悬挂日本国旗，竖木牌，建码头、房屋、小铁路，把东沙岛改称西泽岛，意图占据。此事引起清政府的关注，外务部遂令两广总督张人骏查明情况，以对日交涉。外务部指出：“凡闽粤人之老于航海及深明舆地学者，皆知该岛为我属地。“并要求张人骏重点注意“中国沿海岛屿，尊处应有图籍可稽。该岛旧系何名，有无人民居住”。张人骏遂广泛搜集史料证据，“遍查海图及舆地各书”，包括中外地图等。还派舰实地调查，调查人员遇到停泊在东沙岛附近的广东船主，该船主禀告：“历年均有渔船，来往广东惠州属岛之东沙地方，捕鱼为业。……商等因念此岛向隶我国版图，渔民等均历代在此捕鱼为业，安常习故，数百余年”。并告知日人拆庙赶人的种种行径。

　　在中日的多轮交涉中，中方认为：”闽粤渔船前往捕鱼停泊，历有年所。岛内建有海神庙一座，为渔户屯粮聚集之所。西泽到后，将庙拆毁，基石虽被挪移，而挪去石块及庙宇原地，尚可指出。该岛应属粤辖，此为最确证据，岂能谓为无主荒境。”日方则坚持中国需提出地方志以及该岛归何官何营管辖的确凿证据。对于日方索要志书证据，张人骏不禁感叹：“中国志书，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我国舆地学详于陆而略于海，偏于考据方向远近，向少实在测量，记载多涉疏漏。沿海岛屿，往往只有土名，而未详记图志。欲指天度为言，旧书无考。”好在当时虽未查到志书的记载，但其它史籍也列有该岛。特别是1901年出版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该书系由陈寿彭编译自1894年英国海军所着 “the china sea directory”的第三版第三卷。陈书对英文原着在内容和结构上进行了调整，原着第五章主要内容为台湾附近群岛、水道，其中描述了中国渔民在东沙岛避风、作业，但原着中并没有明确将东沙岛列为中国领土。陈书翻译了中国渔民在东沙岛捕鱼多年的事实，并且还请人绘制地图附于书后，其第41图即《广东杂澳十三蒲勒他士岛》，图上标有“华船泊处”。

　　可见，在当时中国政府和士人的观念中，有且只有我国人民长期经营作业，即为我国领土。成书于民国初年的《清史稿》曾言：“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这一理念在1933年法占南沙九小岛事件时也得到体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菲律宾与安南间珊瑚岛，仅有我渔人居留岛上，在国际间确认为中国领土。”广东政务委员会也提出“九小岛现由中国居民居住，当然是中国领土”，并且命陈友仁向法国领事递交了抗议书。

　　九小岛事件是指，1930年与1933年，法国由于觊觎南沙群岛的战略价值，先后两次派舰巡查并登陆南沙的几个岛礁，并于1933年7月正式对外宣告占领南沙9个小岛。据1933年9月在法国出版的《彩绘殖民地世界》杂志记载，南沙群岛9岛之中，只有中国人居住，此外再没有其他国人。法国人登岛时，南子岛上有居民7人，包括2个儿童；中业岛上有5人；南威岛上有4人，较1930年法国登岛时增加1人；南钥岛上有中国人留下的神龛、茅屋、水井；太平岛上虽然没有看到人，但发现中国字牌，大意是我把粮食运到这里，没见到人，因此把粮食留在石头下面。其他各岛也有渔民居住的的踪迹。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等岛屿上有渔民开凿的水井，种了椰子树、香蕉树、木瓜树、菠萝、青菜、土豆等，岛上还蓄养了家禽。

　　但是，东沙岛事件中，中方提出的证据被日本所接受，国际上也认可东沙主权属我，再无争议。而九小岛事件爆发后，中国的主张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究其原因，第一，当时中国已失东北，1932年还爆发了淞沪抗战，日军虎视眈眈，我亡国之险迫在眉睫，无力组织南海史地研究，无法提出其他史志证据，与只有我渔民生产生活于此的证据形成证据链。事发后广东省政府原拟派船前往现地调查，也不了了之。

　　第二，后续中国也未再持续强硬对法交涉，恐怕无法排除欲拉拢法国，使日本投鼠忌器的可能性。九小岛事件后，当年9月，参谋本部处长朱伟向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上呈意见书。他首先分析了九小岛对法、英、美、日以及中国战略上的重要性，也根据1923年英国出版的china sea pilot揭示中国渔民在岛上的生产生活情况等证据，指出九小岛“应属吾国领有”。但按照当时中国海军的情况，他建议将九小岛“不如委骨于地，任日法两犬相争，法若因是转入英美之怀，集欧美以伐日，而我利矣”。

　　第三，当时南海诸岛的战略重要性也被西方诸国广泛认识，法国觊觎西南沙群岛之热切，远非1909年时的日本可比。如1932年起中法之间就西沙群岛主权多轮交涉时，尽管当时中国有着如“1909年李准巡视西沙群岛，升旗鸣炮、宣示主权”这一过硬证据，法方仍通过安南的所谓历史依据毫不退步。而且，日本拉萨公司1929年之前擅自在南沙开发鸟粪资源长达十年，日本政府也以此为借口加入对南沙的角逐，国际形势更为复杂。

　　第四，东沙岛事件和南沙九小岛事件时，对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认定标准也发生了变化。1907-1933年间，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和约体系的瓦解、西方国家殖民地范围的变更等，关于无主地、发现和先占、地图的效力等，在认定标准上和处理主权争端时的实际效力上都发生了变化。期间发生了一个代表性的案件，即1928年帕尔马斯岛主权案。该岛位于菲律宾沿岸，仲裁法庭认定西班牙16世纪通过发现帕尔马斯岛取得了初始权利，但后来没有实际行使权力，所以没有取得帕尔马斯岛的主权。之后西班牙在1898年美西战争失败后将其割让给美国也是无效的。而自1677年以来，该岛由荷属东印度公司实际管理，因此其主权被认定归荷兰所有。此案的判定虽然是基于西方国家殖民产生的国际法理论基础之上，与中国的海疆治理实践大为不同，但它已成为当时衡量领土主权取得的一个参照标准。

　　而中国在南沙群岛证据的体系化建设，已是1946年中国收复南海诸岛之后。为了应对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可能引起的外交冲突，中国政府积极进行史料的搜集。1946年，广东省成立西南沙志编纂会，该会收集的相关资料于1947年6月在广东 “西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上展出，包括图书、文件380件。1948年，该会会长杜定友编辑出版了《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他考证出“千里长沙、万里石床，似为万里长沙、千里石塘之通称，系中西南沙一带之岛屿”，奠定了中国西南中沙史地考证的基础。

　　1949年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南海史地的研究力度，然而，尽管我国在南沙建立了更为详尽完善的证据链，但此时的国际环境、南海形势，已今非昔比矣。

　　（作者系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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