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理顺香港立法会运作秩序

　　中评社北京10月1日电／大公报10月1日社评说，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70名议员，有5名已失去议员资格，有11名已遭香港执法机关拘捕和起诉，环视全球各地方立法机关，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5名失去议员资格中有4人，和11名“嫌犯”，或者属于标榜争取“真普选”也不反对香港“本土自决”和不与“港独”割席的传统“泛民”，或者属于冒起于非法“占中”并在“黑色革命”暴乱中得以扩大的本土激进势力，后者也要求“真普选”但更追求香港“本土自决”，甚至公然主张“港独”。奇特的是，这15人以及他们所属政治团体，被部分市民称为“非建制派”，而他们其实是加入了特区的建制。

　　反对中央为何能跻身建制？

　　政治标签如同人名，是符号。但是，总归以取名恰当为要。所以，我一直称这15人及其所属政治团体为“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传统“泛民”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之间的差异，是政治诉求的优先次序，政治本质是一致的，都力图摆脱中央对香港特区的领导，都反对和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治制度。然而，发人深思的是，为何他们能够跻身特区建制？

　　最近，香港国安法制订和生效后，美英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统一口径，指责香港国安法违背《联合声明》云云。这表明，在美英等西方一些国家眼中，《联合声明》的宗旨不是中国政府从1997年7月1日开始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是延续英国在97后对香港的影响，甚至对特区建制各环节的控制。明白这一点，也就容易理解美英培植的“拒中抗共”政治势力能够跻身香港特区立法会，却被部分人甚至包括政府官员称为“非建制派”。

　　从特区第二届政府开始，与“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相对抗的政治力量被标签为“建制派”。就他们参与特区建制并维护特区建制而言，此标签似无不当，但是，模糊了其中各政治团体在支持和推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上的差异。

　　传统“左派”即工联会和民建联，在97前就坚定支持国家政治制度，97后这一基本政治立场不变。他们应当被称为爱国爱港中坚力量。而在97前一定程度已是既得利益的团体和界别，于97后成立若干政治团体，他们在重大政治议题上明确维护“一国两制”，遵从中央的领导，也属于爱国爱港政治团体。值得关注的，是个别政治团体，曾经属于建制派甚至也被称为爱国爱港政治团体，却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过程中与中央渐行渐远，最近，甚至滑向爱国爱港的对立面。

　　爱国爱港阵营呈现分化甚至局部分裂，“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一直被允许加入特区建制却又被冠以“非建制派”，到了第六届立法会又出现多达11名“拒中抗共”议员成为“嫌犯”却安坐在议事堂内的奇特现象，这一切既在一定程度折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已与时俱进，又反映“一国两制”与时俱进尚不充分。

　　今天，“一国两制”既已与时俱进又不够充分，还表现在特区建制各环节都暴露原先隐藏的“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差别在于，其中，有的环节暴露比较充分，有的环节开始暴露。

　　根源在于97前后是贯彻平稳过渡，英国长期精心栽培的力量早已盘踞港英建制各环节，他们经平稳过渡变身为特区建制各环节成员。名片重印了，但是，不少人心未变。

　　香港原有制度存明显缺失

　　然而，香港毕竟不可能在1997年7月1日那一天凝固下来。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不以任何人意愿为转移必须一体化，随着美英指挥“拒中抗共”政治势力迫不及待地要在香港复制西方政治制度、进而和平演变国家政治制度，在这样的图谋遭到中央挫败后，穷凶极恶地发动非法“占中”和“黑色革命”暴乱，“一国两制”必须也的确逐步地向着“一国”是“两制”根本的目标和方向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深化。疫情暴露香港原有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失。无论防抗疫情还是尽快复苏经济都要求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因此，是替“非建制派”正名的时候了；是以有原则的思想斗争来净化“建制派”和壮大爱国爱港阵营的时候了；也是以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国安法为指针，开始适当处理特区建制成员政治成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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