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陈晓锋谈香港青年问题

陈晓锋（中评社资料图）

陈晓锋（中评社资料图）

陈晓锋（中评社资料图）

　　中评社香港10月10日电（记者　沈而忱）香港的青年问题在一场又一场的社会运动中凸显。港区全国青联委员、“就是敢言”执行主席陈晓锋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时指出，去年的修例风波反映出香港的教育有很大问题，解决青年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开始。教育须回归初心，加强对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培养香港“一国两制”事业的接班人。

　　陈晓锋表示，青年问题不仅仅是青年问题本身，其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学校、家庭等方方面面。其解决之道在于政府、社会各界、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提供好的发展氛围予青年。目前首要工作是在校园内把国情教育、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做好，让青少年可以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宪法和基本法。

　　谈及青年向上流动，陈晓锋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社会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影响下，香港青年人向上流动的难度是很大的。这应该引起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现时的青年发展委员会实质上是一个谘询组织，难以真正做到推动青年发展，因此他建议特区政府成立一个青年事务局来专门负责青年政策的研究、协调各方面资源做好青年工作。

　　此外，特区政府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充分运用好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并且抓住电子商务、时尚文创产业蓬勃发展的机遇，针对青年人的特点做出适当的产业引导。另一方面，青年人也应该尽自己最大地努力争取机会向上流动，实现自我价值。

　　陈晓锋，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港区全国青联委员、“就是敢言”执行主席、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秘书长、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广西南宁师范大学客座教授。2018年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法学理论及争端解决。2018年4月，获委任为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三个上诉委员会委员，2020年4月再获续任。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担任访问学者。已出版或主编6本书籍。
　　以下是专访全文：

　　香港要教出怎样的下一代？培养一国两制接班人

　　中评社：去年的社会动乱暴露出香港青年的哪些问题？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困局？

　　陈晓锋：去年的社会动乱，与其说暴露了香港青年哪些问题，还不如反思为何香港社会会导致青年人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事实上，青年问题不仅仅是青年问题本身，其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学校、家庭等方方面面。

　　政治方面，政治人物所营造的是怎样一个政治环境。是互相制衡，互相配合往前发展？亦或是敌我分明，不达“揽炒”誓不罢休？目前的政治是怎样的一个环境，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肯定不是一个利于青年人发展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方面，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各界是否真正用心帮助青年成长？提供了什么管道？具体做了哪些事？青年出现问题，肯定反映这方面做得不够，或者做得不好。学校和家庭教育方面，“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对孩子严格要求是父母和老师的本分，但做子女的也应该理解父母和老师的苦心，才能自决严格要求自己。我想起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无恶不作的强盗被官府判了死罪，死之前他要求再见他母亲最后一面，他母亲来了之后悲痛抱儿大哭，但儿子却立马把母亲的耳朵咬了一大半下来，并悲痛地说，“我好恨我的母亲在我犯错时没有教训我”。想必这位母亲对强盗的下场至少负有一半的责任。目前，香港的教育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说放弃一代年轻人，任何一代年轻人都不应该被放弃。青年人犯错，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值得被原谅和宽恕的。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年轻人犯罪要受到法律制裁，同样也要受到合法保障，社会对这些犯罪的年轻人也依然要给予帮助，让他们在改过自新后有机会重新投入社会，这也是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应该做的。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要教导人向善。

　　另外，政府也应该非常客观地思考教育的问题，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会上有机会对年轻人产生影响的方方面面，思考如何努力为青年人的成长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氛围。

　　中评社：有说法认为，青年问题是《港区国安法》不能解决的，您认为青年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哪里？

　　陈晓锋：《港区国安法》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社会上、在青年人中很好地进行宣传。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守法，而守法首先要懂法和学法，通过大家的守法才能形成社会尊重法治的氛围，否则法治只是空谈。当然，《港区国安法》解决的只是国家安全犯罪方面的底线问题，对参与暴动的年轻人给予惩罚，并对其他人形成震慑作用，但其实这都不是解决青年问题的最好方法。

　　青年问题的解决之道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提供好的发展氛围给青年人，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一边营造氛围，一边破坏氛围，到头来只会对青年人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去年的社会事件还反映了香港教育是出现问题的，必须从改革教育开始。
　　中评社：您认为香港的教育需要为青年问题负多大责任？

　　陈晓锋：教育还是要回归初心，我们要问自己到底要教育出怎样的下一代？“一国两制”事业需要怎样的接班人？先不说教育出来的下一代要达成什么成就，最基本的应该要教育下一代爱国、诚信、善良、知礼，这些作为一位社会公民最基本的素质。

　　美国的教育，非常注重对年轻人的宪法教育和爱国教育，把宪法和爱国教育融入每一位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内地的教育也是，从小就培养学生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自豪感。反观香港，许多年轻人，甚至一些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对国家体制、宪法和基本法都是一知半解，甚至是误解。因此，必须加强对香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教育必须回归初心，培养香港“一国两制”事业的接班人。

　　中评社：去年底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会将国民教育做得更深更广。但在现时的社会环境下，国民教育这个话题变得格外敏感。您认为该如何将国民教育重新引入课堂？

　　陈晓锋：我非常乐见教育局长会将国民教育做得更广更深，但也非常期待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广做深。

　　此前政府推出国民教育科已经宣布失败，现在再将这一科目引入其实很困难，也容易引发新的矛盾。目前更重要的是要在校园里面把国情教育、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做好，让青少年可以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宪法和基本法。

　　中评社：目前的国情教育和宪法、基本法教育似乎成效不佳。您认为是否有什么新的途径去教育青年？

　　陈晓锋：说句实话，目前的国情教育和宪法、基本法教育做得确实不好。我们要问自己三个问题：谁在教？教什么？怎么教？

　　谁在教？显然主要还是依靠学校的老师。学校的老师对国情的认识，对宪法、基本法的认识直接影响了他们会教授学生怎样的内容。近期，有位“黄师”被除牌，这个事情恐怕不是单一事件，为什么在这届政府才受到关注？以前就完全没问题？历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和相关部门对此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教什么？这取决于老师对课程内容是否真心认同，如果老师不是真心认同课程内容，那肯定会影响教学质量，甚至造成一种“交功课式”的资源浪费，不仅没有教好，甚至还有可能误导学生。如何设计一套让香港人认同的国情教育和宪法基本法教育，也是无法回避、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

　　怎么教？是硬邦邦地填鸭式教育？还是充满理性思考的体验式学习？是教育学生只懂批判？还是教育学生学会解决问题？事实上，最重要的是要教育学生学会如何在“一国两制”下更好地认识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学生学会如何为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谋求最佳出路和最好发展。

　　青年如何向上流动？难，但不是完全没机会

　　中评社：从12年的反国教、14年的占中，到去年的反修例，“大台”逐渐消失，青年人成为了社会运动的领袖，并且期间出现了例如香港众志、本土民主前线等较为激进的青年政治组织。对于这些趋势您有什么看法？是否除此之外，青年没有更有效的表达诉求或是参政议政的途径？

　　陈晓锋：青年人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是事实，但没有得到重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暴力和激进的方法表达诉求，用暴力和激进以胁迫政府妥协不但无法解决问题，甚至还会令自己堕入法网。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政府提供给青年人表达诉求的管道是否畅通？是否真正帮助青年解决了问题？是否有提供合适的参政议政途径或平台给青年人？
　
　　香港是老龄化社会，“大人”是社会的主流，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包括创造财富、纳税和消费、服务社会等。这也涉及到社会分工的问题，什么年龄段应该做什么事情。年轻人应该以求学和知识增长为主要追求，这样才有利于将来打好自己事业的基础，才可以成为未来的“大人”。有时候拔苗助长和错位发展都不是好事，通常来说，循序渐进更利于未来发展。
　
　　从人权的角度来说，“大人们”的权利和年轻人的权利应该是对等的，年轻人要成为社会上的主流，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力争上游，争取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同时也要注意，权利和义务同样是对等的，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人们”有义务为年轻人的发展提供必要支援，年轻人也有义务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履行好公民义务，包括守法、贡献社会等。
　　中评社：“‘大人’是社会主流”这个说法让人想到香港阶级固化的问题。当“大人们”垄断了政治、商业、楼市，青年们努力了未必能向上流动、成为“大人”，也可能是陷入低薪、底层的状态。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陈晓锋：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大人”也曾经是青年人，不是一开始就成为“垄断阶级”。正常状态下，每一个时代的“大人”所掌握的资源一定比青年人多。不可否认，在全球经济低迷、社会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影响下，香港青年人向上流动的难度是很大的，但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机会。有一句话叫“你努力了不一定有，但不努力一定没有”。青年人还是应该尽自己最大地努力争取机会，实现自我价值。

　　另一方面，当“大人们”垄断了社会资源的时候，从同理心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从青年人走过来的，他们可以选择施以援手帮助青年人发展，这样能够促进世代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投资青年人也等于投资他们自己的未来，只有“一代胜过一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社会才是一个有希望、有前途、有未来的社会。当然，这要取决于青年人的能力是否得到“大人”认可，是否能得到“大人”信任，是否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等等，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中评社：您建议青年努力争取机会向上流动，实现自我价值。在去年的社会运动中，有一种观点在年轻示威者中很常见，就是“没有未来，何必上学”、“当香港都没有前途的时候，我自己又怎么会有前途呢？”当青年一代不认可主流意义上的“成功”，而把“争取民主”视为前途之所在时，世代之间该如何弥补认知上的裂痕？香港社会该如何获得稳定的发展？

　　陈晓锋：没有未来更加要上学，因为“学而优则仕”，如果要改变香港的前途，请你努力读书考入政府，然后努力改变它，这才是唯一出路，否则，靠体制外抗争很难达成目标，且还有很大机会会触犯国安法。从某种意义上讲，“留有用之躯”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很有必要。

　　因此，要把道理讲明白，不要忽悠他们。要告诉他们只有通过自己努力从体制内进行改革和修正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特区政府，体制外抗争不存在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要学会政治谈判和妥协，否则难有出路。年轻人要明白，当你拥有“位置”的时候你才有谈判的资格，不然你就是nobody。Nobody　cares　you。
　　中评社：香港年轻人面临低薪水和高楼价的双重挤压，进入“穷忙”的恶性循环。对此您怎么看待？您认为年轻人应该怎么摆脱这种状态？

　　陈晓锋：每一个社会都有发展得好的年轻人，也有发展得相对普通的年轻人，高房价和低薪水也不是香港独有的现象，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如纽约、伦敦、深圳都有这种“通病”，香港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
　
　　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建议港府可以学习新加坡，成立一个青年事务局来专门负责青年政策的研究，协调各方面资源做好青年工作。新加坡政府针对青年工作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化、社区和青年部，开放很多机会让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参与体育、艺术及文化等活动，以激发他们积极向上的动力，推动社会的流动性，做得非常成功。香港目前的青年发展委员会虽然获得升格，主席由政务司司长担任，但是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谘询组织，要真正做到推动青年发展还是不容易的。
　
　　中评社：香港的产业结构单一，青年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这对香港未来有何影响？特区政府该如何“对症下药”？　
　
　　陈晓锋：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巩固和发展金融业无可厚非。但金融行业专业性较强，并不是所有青年人都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工作。香港政府确实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充分运用好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和青年人的特点做出适当的产业引导，比如目前电商直播带货和时尚文化创业产业属于大多数年轻人都可以参加的行业，既可以作为一项自己的创业项目去做，又可以当成一份兼职增加自己的被动收入。

　　针对政府对策，我认为，第一，政府可以成立相关的产业基金，供创业的年轻人进行申请，给予他们资金方面的支持，年轻人创业初期缺乏资金是最大的困难，有了资金支援好的创意才可以得以发展。

　　第二，政府应该成立专项基金鼓励年轻人大胆走出去，这种走出去不是“交功课”式的旅游或考察，而是鼓励青年人在专项基金的支援下，带着资金、带着项目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到粤港澳大湾区实地寻找商机，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青年人在香港找不到机会的困局。政府的资金奖励应该向勇于走出去的年青人倾斜。而对年轻人来说，往前多走一步，必定海阔天空。
　　第三，政府科创政策、优惠政策要开放给学习人文社科类的青年，目前特区政府的政策忽视了人文社科，但没有证据说明人文社科的青年就不可以做出高于科学家的创举，科技本来就应该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举个例子，马云就不是学理工科的，如果马云在香港创业，因为他不是理工科就得不到政策支持，估计就没有阿里巴巴了。

　　香港还吸引人才吗？关键看能否维持一国两制优势

　　中评社：您建议特区政府的资金奖励向走出去的年青人倾斜。这是否会使得人才流失，“掏空”香港？

　　陈晓锋：千万不要怀有香港人才流失啊、掏空香港啊这种比较低层次的想法，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有人走自然有人来，而且会不断更新人才的格局和层次，我始终相信香港是中国最能引国际人才的地方。

　　中评社：每年都有一大批内地学生来香港读书，但绝大多数会在毕业后、或是工作几年后离开香港。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的离开？香港是否逐渐留不住人才？这对香港会造成什么损失？　

　　陈晓锋：一大批内地毕业生离开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己的竞争力不足而被迫离开；另一方面是香港以外的地方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实际上，能够在香港扎根下来的内地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因为香港的生活成本确实非常高，社会竞争也极度激烈，脱颖而出实属不易。除了要实现自我发展之外，内地学生来香港还必须融入当地文化，努力奋斗为香港社会做出贡献。

　　有一个词叫“港漂”，实际上内地留港精英和“港漂”是两种不同概念。“漂”强调的是生理上的孤独感，无法在城市立足，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最初是出自台湾，南部青年在台北的“漂泊者”称为“北漂”，而后发展到在北京“漂泊”的也称为“北漂”，在上海“漂泊”的称为“沪漂”。从这个意义上讲，“港漂”应该指不以香港为家的，抱着“漂泊”心态的内地年轻人。而内地留港精英在香港成家立业，奉献社会，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们跟老一辈来自内地的香港人如李嘉诚、倪匡一样，已经成为了香港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世界城市，你认同和尊重这个地方的文化，愿意融入这个地方的生活，愿意以主人翁的心态热爱香港、建设香港、奉献香港，那么“来了，就是香港人”。

　　目前来说，香港依然是一个全世界人才纷至沓来的国际化大都市，因为这个地方对人才来说充满机会和奇迹，尤其是国安法推出之后，香港社会有了更稳定的法律保障。至于香港接下来能否吸引更多的人才，关键还是看香港能否维持好“一国两制”的优势，以及是否维持好中西文化荟萃的包容氛围。如果继续人为地制造蓝黄撕裂，人为地制造政治争拗，那东方之珠将会越来越黯淡。

　　中评社：香港青年和内地青年受到的教育、使用的社交软件、获取资讯的来源，甚至网路用语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两地青年该如何突破对话的高墙？

　　陈晓锋：关键还是要彼此更加主动些，香港青年主动跟内地青年交朋友，内地青年主动跟香港青年交朋友，只有交流才能促进彼此的瞭解，才能消除隔膜，进而达成共识。

　　另外，鼓励两地青年拍拖或者结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彼此认识的机会，通俗地说，爱和包容可以化解一切，香港社会需要爱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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