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后疫情时代的中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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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峰

宁赋魁

辛正承

郭至君

李熙玉

郑继永

董向荣

孟莉

玄相伯

张慧智

张东明

刘畅

金铉哲

牛林杰

王晓玲

　　中评社香港10月26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联手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举办座谈会，邀请前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前韩国驻中国大使辛正承、中评智库董事长暨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郭伟峰、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中国经济通商研究组组长玄相伯、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朝鲜韩国研究所所长张慧智、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金铉哲、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晓玲、辽宁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张东明、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与会。

　　座谈会开幕式环节由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主持，前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主持了第一环节讨论，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孟莉主持了第二环节讨论，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畅主持了第三环节讨论。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以《思想者论坛：展望后疫情时代中韩关系》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开幕式环节

　　郭至君：开场白

　　各位嘉宾下午好！我是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郭至君。应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的邀请、并在中心的鼎力协助下，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了此次“机遇与挑战：后疫情时代的中韩关系展望”研讨会，深感荣幸。8月24日是中韩两国建交28周年的日子，所以我们就选在8月24号之前，邀请各位专家学者进行一场深入的交流和建言献策，希望能够对构建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有所助益，也希望各位老师可以畅所欲言。

　　本次研讨会我们会从政治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三个方面来深度探讨中韩建交28周年以来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和机遇。作为开幕式和主旨演讲环节的主持人，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其他环节的主持人。前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将主持第一环节——中韩政治外交的讨论；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孟莉将主持第二环节——中韩经贸合作的讨论；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畅将主持第三环节——中韩人文交流的讨论。

　　在开幕式环节，将会由中评智库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郭伟峰致辞，前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前韩国驻中国大使辛正承分别作主旨演讲。首先请郭社长致开幕辞。
　　 郭伟峰：致辞

　　尊敬的宁大使、辛大使，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荣幸参加这样一场重要的学术交流会。首先我代表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向与会嘉宾表示感谢。两位大使长期以来身体力行推进中韩友好关系，各位与会的中韩学者朋友也为中韩关系发展、中韩友谊做出了很多贡献。

　　长期以来，我们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都非常关注中韩关系。因为中韩关系事关中韩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事关半岛安全、东北亚稳定，更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几十年来，中方为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韩国也不断地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推进各个领域的对话合作，合力让韩中关系迈向了更高的水平。当然，我们也知道，中韩两国如今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但是最为可贵的是中韩两国从未放弃过共同解决问题的信心，中韩两国的学者也都没有放弃智慧的供给。

　　2014年7月4号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他表示，中韩都是亚洲重要国家，中韩两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面对双边关系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中国愿同韩国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让亚洲宽广的大陆、辽阔的海洋成为中韩合作的大平台。我们要携手努力，以东方智慧，把两国美好梦想融入更为宏伟的亚洲梦，同亚洲各国人民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之路。

　　六年过去了，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疫情导致了国际关系巨变，但是我们知道，保持中韩关系的稳定发展是中韩两国的民心所向。习主席的梦想有待于两国的共同合作。

　　我们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关于东亚安全的新闻报道，有我们自己的特点，第一，我们要为建立东亚各方的战略参与者发声；第二个要为中国的安全观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第三，要在东亚安全的新闻报道中做到积极有为。我们愿意跟中韩两国的专家就东亚安全问题发挥积极的舆论作用。谢谢大家。

　　郭至君：非常感谢郭社长的致辞。诚如社长所言，中评社在报道国际新闻的时候，向来最重视东亚安全，特别是半岛和中韩关系领域的报道。今年疫情给大家的工作生活和国际关系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作为媒体、作为智库，也愿意为维护东亚安全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主旨演讲的环节。有请前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
　　 宁赋魁：中韩关系应求共同利益

　　今年8月是中韩两国建交28周年。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相互隔绝的状态,开启了两国友好交往与合作的新时代、新篇章。当年两国作出建交决断，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变化，顺应了两国国情的变化，顺应了两国民意，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今天，我们回顾中韩关系发展历程，应充分肯定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的成果，坚持初心，坚持维护中韩友好合作大局，坚持维护中韩共同利益，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共同努力化解新的挑战，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中韩建交短短28年里，两国关系迅速提升，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成为在诸多领域进行良好协调合作的重要伙伴，最根本的是，两国能够相互尊重、加深互信、扩大共同利益、坚持合作共赢。

　　相互尊重是基础。建交28年来，双方能够秉持相互理解、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共谋大局的理念处理双边关系，以建设性方式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双方总体上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尊重对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尊重对方的文化，不干涉对方内政，重大敏感问题通过沟通协商解决，致力于将中韩打造成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典范。
　　不断加深互信是关键。两国作为冷战时期分属不同阵营的国家曾长期隔绝，互不来往，建交后随着交流的增多、瞭解的增多，互信逐步建立并不断深化，有力推动了各领域交流合作的发展。双方互信的加深体现在：一是，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彼此关系，互动频繁。中国历届主要领导人和韩国历届总统及总理多次进行双边互访或在第三国会晤，就双边及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沟通协调，有力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二是，双边关系的内涵不断提升。1998年，双方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双方宣布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双方宣布中韩努力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三是，双方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两国的合作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而且在地区和国际重大事务上也保持着良好合作，在维护地区和平、应对全球性挑战上的广泛共同利益持续增多。两国致力于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大局，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双方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中日韩以及东亚系列合作等多边机制内保持着顺畅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四是，两国人员交流大幅上升。两国人员往来由1992年13万人次增至2018年的897万人次，增加约60余倍。2018年底，韩国在华留学生约6.7万名，中国在韩留学生约6万人，均居对方国家留学生人数之首。两国人员往来已开启“1000万+”模式。

　　扩大共同利益、坚持合作共赢是双方的共同愿望和目标。经济合作是双方合作中的一大亮点。在过去28年里，双方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双方分享到的红利越来越多。2018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3134亿美元，按国别计算，韩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截至2018年底，韩国对华实际投资累计770亿美元，中国对韩实际投资累计76.4亿美元，韩国是中国第2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中国是韩国第二大海外投资对象国。总之，中韩两国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两国经济密切衔接、高度融合。

　　中韩在建交后短短的28年里取得的亮丽成果，充分显示了两国数千年友好交往厚积薄发的优势,显示了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融、民心相同的优势,也凸显了两国不断增大的共同利益。
　　不可否认，中韩建交28年，两国关系的发展，既有成长的“快乐”，也有成长的“烦恼”。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伴随着风风雨雨,出现过跌宕起伏，但在两国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双方始终能够突破各种困境，排除各种干扰，坚持维护中韩共同利益，坚定维护中韩友好合作的大局。事实证明，中韩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双方战略合作水平的提升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的深化，不仅惠及两国，也会对地区甚至全球产生积极、重大影响。因此，维护并进一步发展中韩关系应超越双边范畴，从更宽广的视角审视并制定发展中韩关系战略。

　　未来，中韩两国可根据时代变化,世界形势及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新冠疫情给两国和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赋予两国友好合作新内涵、新形式、新使命,在坚持合作共赢、深化互信基础上，不断凝聚共同利益、加强共同利益、扩大共同利益，形成日益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祇有这样，才能推动中韩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向更高水平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性机遇。

　　第一点是，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互动，深化沟通与政治互信，引领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中韩建交后两国领导人互动频繁，及时就双边关系、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沟通协调，有力推动了双方在各领域的良好合作。习近平主席2019年12月会见文在寅总统时指出：“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韩两国应深化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更高水平。”据报道，去年底以来，中韩一直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事宜进行沟通。中韩两国各界均期待习近平主席早日访韩。如习近平主席访韩顺利成行，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必将成为后疫情时代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向更高阶段的重要契机，必将为双边各领域交流合作注入强大活力。两国各界应为推动习近平主席早日访韩继续做出努力。

　　第二点是，发展经济是中韩两国各自的中心任务，经济合作则是中韩关系的重要支柱。当前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美国对许多国家发起贸易战,严重威胁双边经贸关系,打击全球经济复苏。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导致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疫情对中韩两国的经济都造成不小的冲击，遭遇消费、投资、出口下滑。中韩作为密切的经贸合作伙伴，如何患难与共、共克时艰，迅速摆脱经济衰退阴影，是两国共同的紧迫课题，同时也是践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机遇。
　　当前形势下，中韩首先应树立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的意识，在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积极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同时，着眼于后新冠疫情时代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出现的变化，紧密携手，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以确保两国经济和两国经济合作的活力和增长潜力。

　　其次，在双边经贸合作方面，双方要树立“中韩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从中韩经济合作发展过程看，韩国的投资助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中国稳定的发展环境、不断出台的优惠政策、齐全的供应链产业链，十四亿的庞大消费市场，则为韩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韩国约有2.8万余家企业在中国发展。韩国企业应着眼长远，坚定在中国投资的信心，珍视多年来同中国企业建立起来的互利合作关系及在中国市场建立起来的良好信誉，继续同中方开展相关合作。

　　再次，中韩两国产业发展水平依然有一定差距,加之产业链的分工,中韩经贸合作仍存在互补性和发展潜力。高科技领域应成为两国扩大务实合作的新起点。从目前两国政府和有关企业表达的意愿看，双方可加快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节能环保、医疗保健、高端装备、人工智能、AI技术、工业物联网等领域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为中韩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挖掘新的增长动力。文在寅总统不久前在“韩版新政”中提出的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理念同当前中国发展经济理念、重点推进的产业也是相吻合的，因此，未来的中韩合作无疑是大有作为的。在新一轮合作中，应摒弃所谓一方“占便宜”、一方“吃亏”的陈旧思想，所谓与中国经济“脱钩”的主张更是不现实、不可取的。无论在传统务实合作领域，还是在创新合作的高科技领域，双方都应牢固树立合作双赢、共赢的思想，同中国的合作不会“弱化韩国的竞争力”。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相信中国政府也将继续为韩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创造更加宽松的条件，出台更具优惠的政策。
　　复次，加强区域合作，扩大两国合作空间。“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韩合作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中韩已就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新南方、新北方政策”对接达成共识，下一步双方可积极研究探讨更多实质性举措。目前看，以中韩+的模式在东南亚开展合作，条件是成熟的，完全可以取得成功。文在寅总统2017年访问中国时也提到，要“推动韩中两国企业携手开拓第三国市场，以及加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合作”。两国有实力的大企业应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进行积极的探讨和对接，两国政府做好牵线搭桥和政策上的有力保障。中韩还应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日合作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包括中韩日自贸区谈判。

　　第三点是，加强民心相通，妥善处理两国在有关领域的利益冲突和两国社会敏感问题，进一步夯实发展两国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作为近邻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中韩两国在相处、相交与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磕磕绊绊。早些年间的大蒜风波、高句丽史研究,以及近两年的萨德问题都给两国交往与合作造成了干扰,甚至是严重干扰,对两国国民间的友好感情造成了伤害。有关经验教训值得双方认真研究总结。

　　中韩作为邻国,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关切,也有各自的利益关切。我们既要承认文化、社会制度和利益上的差异性，更要充分尊重并考虑对方的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及核心利益，而不要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对于重大敏感问题，双方应以冷静务实的态度谨慎处理,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包容，不触及对方底线。目前两国媒体和民众之间不时出现相互“嫌弃”、“互黑”的情况，韩国少数媒体对两国关系发展渲染悲观消极情绪。两国各界和媒体应以客观、公正、友善、包容的态度和视角看待对方国家发生的事情，避免偏见、成见和先入为主，减少所谓民意当中的非主流、非理性、非事实的东西，防止有关问题因舆论的炒作而变得更加敏感复杂。中韩两国民众之间的交往、民心相通始终是推动中韩两国友好与合作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当前形势下，两国各界应凝聚共识，鼓励并积极支持两国民众在文化、教育、体育、青少年、旅游和媒体等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以提振两国民众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信心，不断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瞭解、相互信任和友好感情。
　　第四点是，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进半岛完全无核化符合包括中韩在内的有关各方共同利益。过去两年，半岛局势出现了积极因素，但由于朝美信任基础薄弱，在如何推进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立场差距大、美国未能重视并解决朝鲜的合理关切，朝美对话及半岛无核化进程陷入停滞。半岛紧张根源依然存在，未来局势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目前半岛问题的解决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总的看，对话处于停滞而非脱轨，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朝美双方能够增加互信，显示灵活，重视解决对方的合理关切，朝美对话和半岛无核化进程必然会继续前行。因此，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继续致力于推动朝美改善关系、增加信任，以为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有关各方应转变观念，力避零和，创新思路，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方案。中方提出的“分阶段、同步走”和“双轨并进”思路，是有利于打破目前半岛问题对话僵持局面、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可行方案。有关各方应予积极考虑。

　　中韩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政治解决半岛问题上有相同关切、相同或近似的立场主张。鉴于下一阶段半岛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中韩应继续加强在半岛问题上的沟通协调。美国大选前及大选后一个时期，是观察朝美关系变化及做工作的重要窗口期。中韩及有关各方可通过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一方面防止美朝之间相互施压轮番升级导致朝美对话窗口关闭，半岛局势重现紧张，一方面要坚持劝和促谈,推动美国解决朝鲜的合理关切，争取朝美对话早日重启。

　　郭至君：非常感谢宁大使的精彩发言。宁大使从很多方面谈到了中韩关系的一些现状，以及未来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挑战和机遇。宁大使的发言里面多次提到了中韩的共同利益，对此我非常认同，我觉得中韩确实有很多共同利益可以继续发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形势如此复杂严峻的情况下，中韩两国应该如宁大使所言，去树立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的意识。在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韩两国还是应该继续扩大共同利益，继续坚持合作共赢，在政治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各个方面，持续构建新时期的中韩关系。接下来有请辛大使发言。
　　 辛正承：新冠疫情后的韩中关系走向

　　尊敬的郭伟峰中评智库董事长、我的老朋友兼同事宁赋魁大使、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牛林杰教授，以及参加视频会议的韩中两国各位专家：

　　今天，我有机会参加纪念韩中建交28周年的视频会议，并就疫情后的韩中关系发表自己的见解，感到非常高兴。在此，谨向会议主办方中评社、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的各位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众所周知，1992年韩中两国正式建交。28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巨大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在2019年达到2400亿美元，增加近39倍，韩国的在华投资总额累计达到708亿美元。尤其是两国国民之间的交往大幅增加。截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两国主要城市之间的定期客运航班达到每周1260次，去年访问对方国家的韩中两国国民共计超过1千万，这一数字比建交时增加约80倍。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举办前夕，两国曾开设定期包机航班，当时祇能经由天津前往北京。而在1992年8月韩中建交联合公报发布的前一天，我乘坐韩亚航空首次飞抵北京首都机场，那一刻的激动之情仍历历在目。我认为，近年来尽管受2016年萨德事件的影响，两国关系曾长期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但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两国关系逐步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继中国地方主要领导人频繁访韩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于去年12月时隔5年再次访问韩国。12月23日，文在寅总统访华出席韩中日三国首脑会谈，其间在北京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两国首脑会谈。特别是王毅部长在发言中，并没有因萨德问题而责难韩国，而是表示中韩两国都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这意味着希望暂且越过萨德问题这一影响两国关系的绊脚石。然而今年以来，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也受到影响，两国国民之间的往来目前也处于停滞状态，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上周我见到的一位韩国保健医疗领域高层官员称，即便不远的将来新冠肺炎疫苗和治疗药物能够面市，韩国国内目前的抗疫形势仍旧很有可能会持续到明年年底。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在此之前两国间的交流也很有可能难以顺利进行。

　　在今年上半年的抗疫中，我们见证了两国政府之间的频繁沟通以及两国国民之间令人感动的合力抗疫事例。尽管如此，从整体上来看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认识仍旧没有得到很大改善。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两国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抗疫和恢复国内经济，以及韩国国内的议会选举等因素。但我认为，其中有几个结构性因素也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原因。例如，此前作为促进韩中关系的主要领域之一、每年都在大幅增加的两国间贸易往来，近年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增势微弱，甚至出现了下滑趋势。据韩国贸易协会统计，2019年韩国对华出口额为1362亿美元，比上年减少了16%，2020年上半年出口总额为614亿美元，比上年减少了6.4%。而2019年自中国进口总额为1072亿美元，仅增长了0.7%，2020年上半年则为514亿美元，较去年同比下降5%。其原因可能是2019年韩国的主力产品半导体和显示器在国际市场遭遇不景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对国际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今年上半年，则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除去以上因素，两国间贸易在性质上逐渐由优势互补转变为相互竞争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两国有必要对此予以关注，寻求解决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刚发生时，大家都希望中美两国能像过去一样，摒弃前嫌、携手抗疫。但今年5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却表明中美矛盾将会进一步加深。虽然目前尚无法确定特朗普和拜登谁会在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但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即使拜登当选，美国仍然会继续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从萨德事件就可以看出，中美间的这种战略性竞争也给韩国的对外交往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例如，美国一直要求其同盟国韩国积极参与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韩国站在既重视韩美同盟又考虑中韩伙伴关系的立场上，协助参与该战略，并将其与“新南方政策”相结合，朝着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的方向开展。但现在看来，美方希望两国间的合作能更进一步扩展到安全领域。此外，美国曾提议将G7（七国集团）扩大到G11，并邀请韩国加入。另外，虽然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美国似乎也希望韩国参与“经济繁荣网络”(EPN)计划。与此同时，还有说法称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组成的QUAD（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将会扩展到QUAD+，美国希望韩国能够参与其中。

　　很多专家认为，像韩国这样维持开放的自由贸易体制且规模较小的国家应该积极地参与包括韩中日、韩美日等小范围多边磋商机制在内的各种多边国际合作。因此，韩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韩国应尽可能地参与美国构想的多边磋商机制，坚持自由贸易和重视多边主义等立场,同时必要时应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维护国家利益。这也是韩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原因。我认为，中美两国应朝着合作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互相对立。在这一点上，我很赞同中国南海研究院吴士存院长在2019年12月撰写的一篇文章。

　　吴院长在文章中预测，今后数十年，地区各国将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战略上相互竞争，长期存在多样的规范竞争。同时，为了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他还提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积极与主要大国合作，不低估美国的实力，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积极参与双边、多边的国际磋商机制等方案。
　　前面已经提到，去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韩国对外贸易的减少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而今年1月15日，中美能够就经贸问题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我倍感庆幸。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目前中美之间能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协议还是未知数。另外，中国还面临不少相关政策和制度的调整问题，如废除国有企业补助等，因此贸易摩擦今后也将会持续，并继续对韩国的对外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本地区的最大“悬案”——朝核问题目前仍处于被搁置状态，但朝鲜的核开发仍在继续，预计祇有在美国大选后，朝美之间才能就朝核问题展开正式协商。但是，如果朝核谈判陷入僵局，朝鲜对美国发起新的挑衅，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和美国之间针对朝鲜核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很可能会产生意见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一直以来以韩国的安全为由采取的对朝柔和政策必然会受到负面影响，而韩国国内要求政府就日益增强的朝核威胁采取更加积极地应对策略的呼声也将日益高涨。虽然目前韩国舆论祇是要求扩充常规武器，但今后可能会强烈要求美国战略武器在朝鲜半岛的常态化部署，甚至提及在韩部署战术核武器或自主开发核武器等所谓的"计划B"问题，而韩中之间的分歧有可能因此而凸显。

　　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与文在寅总统在通话中曾就习近平主席访韩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议。我认为，若习近平主席能够访韩，双方将就关于两国之间的抗疫合作、核问题和朝韩关系等朝鲜半岛问题，以及扩大两国间经济交流和合作方案等进行广泛磋商，我十分期待两国关系将会迎来新的发展局面。

　　关于这一点我想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首先是国际防疫合作。我认为，与韩国一样保持开放的国家应以此次新冠肺炎事件为教训，今后应将跨国境的传染病列为与安全问题同等级别的课题并予以高度关注，做好应对准备。因此，在两国任何地方发生新的感染病例时，两国应立即相互共享相关信息，在紧急情况下应以医学诊断为基础，商讨在初期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疫情蔓延。
　　同时，不仅是韩中两国，我认为东亚地区全体国家都应在医疗保健和防疫方面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就此来看，我认为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医疗卫生和疫情防控问题作为一带一路新的重点领域是十分恰当的。同时，为扩大互惠经济合作，中韩两国有必要寻找新的动力。例如，由于疫情，最近医疗卫生及“无接触”数字产业格外备受关注。这一领域，我们应当加强中韩两国合作，研发尖端技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如今，朝美无核化对话处于停滞状态，朝鲜开城工业园内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被爆破，可见，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随时可能再次加剧。为瞭解决朝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中韩两国不能袖手旁观，需要采取建设性措施，积极推进朝美核谈判。

　　从这一点上来看，在短时间内，中韩两国至少也应通过网络加强战略沟通。

　　另外，希望中韩两国能够继续努力寻找韩国“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之间的契合点，同时就可吸入颗粒物污染治理对策等环境领域的合作开展积极的交流。正如各位所知，再过两年即将迎来韩中建交30周年。我认为，我们是时候回顾整理过去30年的韩中关系，并就未来30年的韩中关系规划进行商讨，希望中韩两国政府能够创造机会，广泛汇集两国专家的智慧。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郭至君：非常感谢辛大使的精彩发言。确实，目前中韩两国的关系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当前，全球面临着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此外，近两年以来越来越紧张的中美关系也给中韩关系带来了一些阻碍和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韩两国更应该加强沟通、积极交流，展开更高层面的合作发展。也特别希望中韩两国能携手尽快渡过新冠肺炎疫情，早日实现两国最高领导人互相的国事访问。

　　下面就开始第一环节的讨论，有请宁大使为我们主持第一环节的中韩政治外交的讨论。
　　 第一环节讨论：中韩政治外交

　　宁赋魁：大家好，下面开始第一个环节——中韩政治外交的讨论，由我来主持。首先有请李熙玉教授。

　　 李熙玉：韩中关系现状以及发展方向

　　首先是中韩关系现状，我认为大体上有四个特点。

　　第一，中美关系对中韩关系的影响很大。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变得越来越负面，中美脱钩是必然的。而且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对华政策很难有根本性的变化。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使韩国的战略选择越来越难。美国也更多地要求韩国在对华政策上做出选择。

　　第二，韩中关系的复杂性在增加。韩中建交后两国关系向全方位发展，现在很难在事前控制所有问题。目前中韩之间的问题出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的特点。比如，华为问题就是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必须从综合层面看待中韩关系。

　　第三是韩半岛问题的不确定性。南北关系停滞不前，朝鲜经济正面临困难。对国际制裁朝鲜还能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但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使朝鲜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之中。为减少半岛不确定性，最近韩国政府更换了外交安全负责人，并决定对朝提供所谓人道主义援助。但由于南北之间对根本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有差异，而且美国实际上在采取“战略忍耐”的态度，韩半岛问题很难期待有大的变化。
　　第四，韩中关系呈现恢复趋势。美军部署萨德后，韩中关系经历了很多困难，两国经济关系和人民的相互认知都有所恶化。但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为恢复中韩关系做出了很多努力，中国也积极响应，两国关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两国在防疫合作和交流经验过程中增进了相互信任。

　　接下来，我谈一下韩中政治外交领域的主要争论焦点和解决原则。虽争论焦点很多，但主要有几个核心的争论点。

　　首先，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不明确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的“四不”时代，有必要将韩半岛问题和中美关系分开对待。

　　第二，为了进一步发展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应该把责任-利益-人文共同体结合起来。尽管两国对责任共同体的立场有差异，但可以通过利益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降低敏感度。

　　第三，对韩半岛无核化，韩中政策虽然相似，但具体方法存在差异。在全国人大闭幕记者会上王毅外交部长表示，赞同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但如果想对朝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缓解对朝制裁，韩中需要分担角色同时去说服美国和朝鲜。

　　第四，使韩中双边关系的恢复变得不可逆转。要严格分离经济问题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和安全问题的经济化。两国之间国家利益存在差异是很正常的，这需要构筑新的制度，在共同安全和多边合作机制中解决问题。

　　最后，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时两国需探讨什么。这与未来韩中关系的走向也有关系。
　　解决原则有如下几点：首先，如今韩中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security)合作变得更加重要。比如，在超越国境的环境、灾难、疾病等领域的合作。从这一点来看，有必要构建中韩防疫共同体、健康共同体。

　　第二，东亚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需要将韩中经济关系扩大到区域经济合作。独自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更多地关注区域一体化、RCEP等多边经济合作。

　　第三，为半岛和平的合作。韩半岛无核化和半岛和平机制需要同步进行，韩中应共同发挥作用。

　　第四，要充实现在的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中之间需要开辟超越理念、体制、制度的新的合作方向。

　　第五，为增进韩中两国之间的相互瞭解，两国需要在公共外交领域进行合作和创新。相比单方面宣传本国政策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包容对方的态度。

　　韩中关系的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不要抱着悲观的态度，应该多一些正能量，祇有这样才能找到有创意的解决方法。

　　宁赋魁：李教授的发言非常的精彩，有观点、有看法、有建议、有内容。刚才李教授在他的发言当中，对当前中韩关系现状的特点、对今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时双方应沟通协商并加强合作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同时，李教授还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表达了某种担忧，也提出瞭解决中美矛盾与中韩关系中的一些问题。非常感谢李教授。下面我们请复旦大学的郑教授来进行发言。
　　 郑继永：中国对半岛外交权重将加大

　　目前来看，在全球新冠疫情加上中美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未来的全球形势，包括朝鲜半岛在内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中美之争现在已经是全面的结构性之争。国内我们常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想它不仅仅是指过去10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或者说世界是怎么变的，它意味着中美之争的这种情况下，在未来的100年可能会对全球形势造成的巨大影响。

　　第二，大家已经深刻认识到，疫情已经把世界划分成疫情前的世界和疫情后的世界，想再往回走可能非常难了，这对将来朝鲜半岛观察中国或者中国观察朝鲜半岛而言，变化都是非常大的。

　　第三，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现在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朝鲜半岛本身，甚至对朝鲜半岛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安全在内，它起到了一个甚至去分割朝鲜半岛的巨大的影响。

　　第四，在所有的这种比较大的变化或者比较悲观性的一个看法当中，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能够走出新冠疫情，部分恢复正常的祇有中国跟韩国，所以这个也让中韩关系相对来讲相互看待对方的视角是不太一样的，这就拉近两国的关系起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现在来看，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策略或者战略应该说发生的转型、变革、变化都是非常多的。第一，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目前朝鲜半岛在中美关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中国现在正在重新审视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未来应怎么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国对朝鲜和韩国的外交策略，或者说在安全、文化，包括经济上的很多的做法都在发生非常大的一种变化。比较直白来说，以前中国是政治和安全上重视朝鲜一方，经济文化上重视韩国一方，但现在已经慢慢地走向一个朝鲜和韩国并重且明显地把韩国又重新作为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一个主要的外交对象来看了。
　　当然，从朝鲜半岛的整体来看，也能够看到美国现在对朝鲜半岛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包括对朝鲜本身它采取的策略。从2018年以来，美国把朝鲜作为一个去撬动中国的变量，到现在已经同时把朝鲜和韩国作为两个变量从外围去遏制中国的非常重要的两个抓手。另外，美国也在重点提升日本的作用，而相对去忽略了韩国的作用，可以看到在韩日因为过去历史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甚至在后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上，明显的是能够看到美国更侧重于日本一方，但是同时在驻韩美军包括一些防卫费分担上，美国也有意地靠近韩国，当然这也祇是出于特朗普个人的性格所致。对韩国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承受的东西更多一些，包括现在要部署“标准三”，而且让韩国去加入到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发展网络里面，这些都是对韩国有非常大的压力的。美国现在甚至提出要撤出或者说部分撤出驻韩美军，这对韩国的安全，对美国将来在朝鲜半岛的作用的改变都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美国现在在更有针对性地将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参与作用或者参与度挤压出去。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一个策略就认为中国在朝鲜半岛上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没有中国它的朝鲜半岛战略的实施上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失误，或者说如果没有中国真正地参与在朝鲜核问题上，都会进展不大，但是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将来新的一任总统是拜登也好或者特朗普也好，从大的主流来看，排斥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参与度是将来美国的对朝鲜半岛战略当中非常重要的变化之一。

　　另外，除了我们一向以为美国默认中国在朝鲜半岛中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默认就是认为美国在解决朝核问题的时候总是会把朝鲜弃核作为先决性的条件，然后再与朝鲜和平共处。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拜登团队也好，或者在特朗普团队也好，这一点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甚至美国很可能对朝鲜采取某种怀柔政策，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会改变说朝鲜不用先弃核，先和平共处，然后再谈未来这样的话，这不但挑战了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参与度，更是挑战长期以来中国和韩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保持的这种战略或者说外交政策，本身而言对中国的挑战会非常大。
　　所以，在前面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未来的中韩的外交关系应该怎么看？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可以看到这种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疫情引发的一些政治合作和安全合作很可能会将来成为中韩两国共同要面对的首要任务之一。第二个方面就是朝核问题将可能面临一个转型性的变化，这很可能会成为中韩两国外交的挑战之一。第三个方面，韩国在未来中美关系剧烈竞争当中如何自处？目前来看让韩国完全的选边站队，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我们还需观望。第四个方面就是中美关系的这种前瞻性变化不但会成为韩国未来外交战略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会决定未来的朝核问题往哪里走，更会决定韩国的朝核战略怎么做。所有的不确定性将来很可能成为我们一个新常态，我们考虑未来的朝核问题，或者说解决朝核问题的办法，也要基于新的环境变化，然后再思考怎么做。

　　最后一点，有很多同事和朋友对未来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可能是有很多悲观的预期，但是我个人认为很可能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出现某种结构性变化，在很多方面都不能调和的情况下，对朝鲜和韩国的外交不但不会因为中美关系的竞争激烈而有所减弱，很可能将来对朝鲜和韩国的外交将大幅度地增加东北亚政治当中的这种权重。而且中美将来未来一段时期之内，竞争性地争夺韩国和朝鲜的局面，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宁赋魁：谢谢郑教授。郑教授是长期研究东北亚政治经济问题的一个专家。刚才郑教授主要是从中美关系变化的角度来看待半岛局势的变化。郑教授其中的一个观点是说，在中美这种冲突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韩关系的重要性在上升。但是，我感觉中美关系的变化应该说给韩国的外交战略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韩国何去何从？在未来中美冲突加剧的情况下，中韩关系如何走稳走好、行稳致远，这对韩国来讲确实是一个挑战。保持和发展中韩关系大局是中韩两国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希望今后中韩两国各界的专家们继续关注提一些好的建议。谢谢郑教授。
　　 董向荣评论

　　我觉得李熙玉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中韩关系确实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其实中韩关系不仅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还受到中朝关系、韩美关系和美朝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说，中韩关系不是一个自变量，而是其他关系的一个因变量，它的发展会受其他关系的影响和干扰。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这样重要的中韩双边关系，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其他因素的干扰？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未来，中韩两国需要更多地强调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寻求和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让中韩关系对其他关系产生影响，而不是任由其他因素来干扰中韩双边关系。

　　经历过1950年代的惨烈热战以及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韩两国在1992年8月24日克服重重阻力实现建交。此后，双边关系发展迅速。2019年，中韩双边货物进出口额超过2800亿美元。截至2019年底，韩国对华实际投资累计826亿美元，中国对韩国实际投资累计79亿美元。2019年，中韩人员往来1083万人次。中韩两国互为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韩国23家孔子学院和5家孔子课堂运行良好。中韩两国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见面频繁。可以说，1992年以来中韩关系的发展，从某些方面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中日关系。在世界外交历史上，中韩关系这样迅猛的发展也堪称罕见。尽管有大蒜风波、萨德风波等消极因素的影响，中韩关系总体来讲是成功的。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中韩双边关系。

　　尽管双边关系发展良好，在处理中韩双边关系时也不能对对方有过高的期待。比如，中国方面可能存在一种想法，把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与美国相提并论，这是不恰当的。中韩伙伴关系，不管是全面合作伙伴，还是战略合作伙伴，与韩美同盟关系都不是一个层级、不是一个性质的关系，不能相提并论，不能采取要求对方选边站的思路。同样，韩国方面也对中国有一些过高的期待，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这也是不切实际的。
　　关于高层访问的问题，高访对中韩双边关系曾产生过非常积极影响。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韩、2015年朴槿惠来华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标志着中韩双边关系一段时间内的最高点。遗憾的是，此后由于美国的施压和韩国的错误选择，美国在中韩之间打入了萨德这个楔子，扎入了一根刺，使得中韩关系的发展如鲠在喉。文在寅总统上台后着力恢复和改善中韩关系，2019年12月底来华参加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专门访问北京。如果没有这次访问的预热，可能中韩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互动不会这么友好、这么及时。从双边关系的发展来看，需要改变目前这种有见面、无访韩的状态，需要加强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引领。

　　关于新冠疫情对于中韩关系的影响，不应过于消极地解读。新冠疫情的确影响了中韩贸易和经济合作，但是从以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历来看，中韩合作具有“危机驱动型”特征。事实上，率先走出疫情的中韩两国开通了“快捷通道”，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的稳定，两国政治互信也明显加强。疫情还使得中韩双方意识到签署双边FTA升级版的紧迫性，也有助于中韩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

　　关于中美竞争的问题，我不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和竞争者，祇是感受到威胁的美国对崛起的中国采取了强力打压的政策，完全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对抗。中国也会积极应对美国的打压，见招拆招。有观点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使韩国的战略选择越来越难，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另外的机遇，即，中美竞争也让韩国的重要性明显提升。美国在争取韩国加入扩大版的G7（G11）、“经济繁荣网络”（EPN）等机制。韩国对此保持警惕，毕竟韩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重合。

　　宁赋魁：谢谢我们董向荣研究员刚才提到的几个观点。在发展中韩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了，相信对中韩关系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推动。
　　 第二环节讨论：中韩经贸合作

　　孟莉：大家好，本环节的讨论由我主持。中韩两国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两国的经济密切衔接，高度融合。在过去的28年里，双方合作的蛋糕是越做越大，分享的红利也是越来越多。2020年全球性的黑天鹅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经济、中韩经济都遭受了不小的冲击。后疫情时代，中韩如何发掘新的增长动力、合作共赢？我认为这是需要我们中韩两国的专家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首先请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玄相伯博士发言。

　　 玄相伯：中韩经济合作需转型升级

　　从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来看，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从1992年的27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362亿美元，增长了50.4倍。其中，200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中国占韩国总出口的比重为25.1%，高于美国和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进口也从1992年的37亿美元发展为2019年的1072亿美元，增长了29倍。2007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韩国第一大进口国。韩国对中国进口的比重从2010年16.8%增长到2019年的21.3%，相较1992年增加了16.8%。

　　韩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规模从1998年的27亿美元发展到了2019年的379亿美元，增长了14倍。韩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从1998年的5.2%增长到2019年的15.9%。韩国对中国服务出口占对外服务出口的比重从1998年的4.3%增长至2019年的19%，对中国服务进口占对外服务进口的比重从1998年的6.2%增长至2019年的13.4%。未来服务业是韩国和中国经贸发展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支点。
　　从中韩贸易的结构性变化来看，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从1993年的12亿美元发展为2013年的628亿美元，又在2019年降至290亿美元。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之所以减少，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加工贸易减少，中国政府还实施了进口替代政策，在中国的韩国企业当地采购增加，韩国的中间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减少。

　　中韩分工关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随着两国贸易规模增大及GVC内产业分工合作加深，中韩进出口的结构逐步提升，从1992年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关系转变为了2019年产业内垂直分工关系或横向分工关系。

　　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大幅增加，从1992年的1.4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8亿美元，增长了41倍，2019年的数据则为57.9亿美元。虽然直接投资规模在增大，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占韩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从2005年的39.4%降为2019年的9.4%。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占比减小，是因为中国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中国对外投资政策变化，以及低附加值产业和高污染产业的退出。中国对韩国的直接投资规模远远小于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中国对韩国的投资从1992年的279.5万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7.7亿美元，但是现在呈现下降的趋势。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在2015年是0.9%，中国的对外投资集中在香港、新加坡、美国等。

　　中韩直接投资有以下一些特征：从行业来看，制造业投资比重较高，服务业投资逐渐扩大；投资目的也发生变化，1992年至2006年期间主要投资目的为促进出口，并通过享受优惠政策降低生产成本，2007年之后的目的则是进入中国巨大内需市场；投资主体和规模也从中小企业转向大企业、大规模投资；从地区来看，除了2013年对中国西部地区投资猛增之外，主要是集中在江苏、广东、北京、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

　　中韩建交28年来，在推进全球化的大环境下，通过中韩企业之间在全球价值链中建立了互补的分工体系，中韩经济合作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两国国内外经贸环境发生了变化，中韩之间经济合作面临较大的一些挑战。因此中韩经济合作需要转型和升级。
　　未来中韩经济合作会面临较为重要的两大变化，分别是全球经济贸易的大环境变化和中国经济崛起及升级。关于全球经济贸易大环境的变化，需要关注两方面，一是新保护主义抬头。中韩两国必须共同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中韩两国都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两国通过开放经济实现经济发展的原则也都不会改变。为了巩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韩两国需要加强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合作。二是数字经济转型。中韩两国有必要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体系，在数字贸易、非接触产业、数字金融、数据基础设施、技术标准等领域加强合作。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升级，中韩两国可以着力于双循环经济、产业升级以及新经济发展。中国不久前将内需主导增长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并以推进双循环经济为目标，通过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就业增长以后，居民收入也会增长，消费就会扩大，进而促进投资扩大。韩国目前对中国的出口百分之七八十是中间产品，所以未来中国的内需双循环经济体系建成以后，韩国需要转型为以消费品为主的贸易结构。

　　另外，随着中国内需市场扩大，服务业的发展应该是非常快的。所以中韩之间以制造业为主的一些合作可以转化为服务业方面的合作，比如医疗、文化旅游等。随着中韩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的推进，两国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为了能够顺利实现高附加值产业的合作，双方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

　　孟莉：玄博士回顾了中韩经济合作28年的成果，提出了中韩经济合作的新模式，认为在全球经济贸易的大环境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崛起和升级的背景下，中韩经济合作需要转型和升级。此外，他还提出了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体系，改善贸易结构，加强服务产业方面的合作，加强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加强金融合作等一些具体的建议。我们感谢玄博士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有请张慧智老师发言。
　　 张慧智：未来中韩经济合作机遇挑战并存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正值中美竞争加剧，主要经济体贸易摩擦不断，反全球化思潮日渐高涨的复杂局势，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低迷与复苏乏力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中、韩两国近年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疫情对两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挑战，并且两国经济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使得疫情冲击表现为价值链前、后向关联的交互式影响。如何在全球经济萧条之中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维护本国竞争力成为中韩面临的首要课题。后疫情时代，国际力量转移与分散化趋势加速，各国对产业链布局与供应链安全的思考也将推动国际合作调整进程，特别是在美国拉拢发达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背景下，中韩经济合作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早日复苏与增长将成为韩国走出后疫情时代经济萧条的主要动力；韩国则可能成为我国应对美国“脱钩”压力、稳定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伙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各国相继出台隔离封锁政策，航空、物流、人员流动大规模停滞，全球价值链体系遭受严重冲击。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在短期内出现连续性波动，导致本就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与全球贸易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根据IMF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衰退8.0%，新兴经济体经济衰退幅度达3.0%，全球贸易则将大幅降低11.9%。中、韩作为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国家，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形成复杂、相互交织的产业关联，供应链任何一个环节的停滞都会引发交互式影响，对两国经济稳定与复苏带来了极大挑战。
　　2020年上半年，韩国对外出口2406.4亿美元、进口2298.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大幅降低11.3%、9.0%，其中汽车及零部件、矿物燃料等产品出口受到显着影响，出口额分别减少27%、35.7%，加之国内消费、投资低迷的影响，GDP连续两个季度萎缩（第一季度－1.3%、－3.3%）。就中国而言，2020年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进口分别达到10987.5亿美元、9309.5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降低6.2%、6.4%，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显着萎缩，国内生产总值总体同比萎缩1.6%，特别是疫情集中爆发的第一季度GDP同比降幅达到6.8%。在疫情蔓延下，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受到较大限制，贸易萎缩与人员流动受限导致的经济损失尤为凸显。2020年上半年，中国对韩出口减少5.3%（达到521.7亿美元）、进口减少6.1%（达到794亿美元），矿物燃料、钢铁、电气设备等贸易受到较大影响；2020年2月－5月韩国旅游业访韩人数同比骤减85.8%，其中中国游客访韩同比萎缩93.3%，仅达到12.97万人次。

　　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中、韩因对疫情的早期控制，率先实现了经济的稳定与复苏，特别是中国经济自第二季度以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据海关总署统计，中国6月份出、进口均呈现正增长，同比增长0.5%、2.7%。受此影响，韩国对华出口亦逐渐恢复性增长，6月，韩国对华出口同比增长9.5%，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而同期对美、日、欧的出口仍处于萎缩态势。疫情蔓延以来，中、韩为共同防御疫情和维护经济稳定进行了广泛合作，进而为后疫情时代积累的全球产业竞争当中占据先机创造条件。在人员交流上，中韩率先开通“快捷通道”，为恢复经贸交流创造有利条件，而在合作机制上，两国召开经贸联委会，推动逐步恢复政府间经贸领域交往与合作，助力稳定、深化疫情常态化下经贸合作，从而为对两国持续开展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并未如预期的那样，促成中美战略竞争的和缓与两国合作的加强。特朗普政府为转移国内防疫不力，扭转选举颓势的局面，不断在香港、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发难，甚至不惜终止中美学术交流，中断中国企业在美国各项业务的开展。由此，中美关系下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受美国影响，中国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一系列波折，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参与对华施压、阻挠两国关系改善的声音。在此情况下，韩国审慎看待特朗普政府关于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言论，从而与美国的其他盟友拉开了差距。然而，韩国作为美国同盟体系的一员，疫情下中美关系的日益恶化必然对中韩经济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美国可能基于构建对华全方位经济切割的目标，将“脱钩”的压力传递至韩国。目前，特朗普政府正通过加强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构筑对华的经济合作阵线，并在积极联络其他欧洲国家及日本参与所谓的“经济繁荣网络”。特朗普政府甚至炒作香港问题，打击其国际自由港地位，显示美方有意构筑一个针对中国经济的全方位的切割布局。在此背景下，与中国产业深度融合的韩国很难自外其中。这一点在此前蓬佩奥敦促韩国将“新南方政策”与美国“印太战略”合流中已有所体现。当前，中韩经济合作尚未受到美方显着影响，很大程度是现阶段特朗普政府忙于国内选举及对华“脱钩”动员，在国际上以日本为近期“脱钩”突破口，韩国尚未成为美方施压的重点所致。就长远来看，不可排除韩国在与中国保持经济距离问题上承受压力。

　　其次，所谓韩国分散对华经济依赖与“脱钩”在形式上有所相似，但在实质上依然存在差异，美、韩围绕对华经济合作深度的分歧可能浮出水面。值得注意的是文在寅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引导投资多样化，分散对华经济依赖究其本质是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经济安全与要素成本考量的经济行为。与特朗普政府煽动的、通过政治手段强制各国与中国经济“脱钩”存在根本差异。就本质而言，“脱钩”是一种针对遏制对象采取经济封锁的战略举措。对韩国而言，与中国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是其与欧美发达经济体竞争中弥补国土范围狭小、资源有限等劣势的关键。毕竟，韩国所生产的高精尖产品需要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很难完全跳出中国。此外，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也是韩国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萎缩背景下不能割舍的。因此，在短期内美韩可能在分散对华经济依赖方面出现互动，但长期势必围绕对华合作深度问题出现差异。

　　最后，美国无法为韩国提供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补偿，相关经济成本可能成为美韩分歧的焦点。美国在冷战期间得以吸引欧洲与日本、韩国参与对社会主义集团的经济围堵，前提在于自身的市场开放，促使欧亚大陆两端国家得以放弃原有与苏联、中国的经贸联系。然而，特朗普政府倡导“美国优先”思维，屡次掀起针对韩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攻势。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屡次修改中审视，美国显然不愿意承担对韩国开放国内市场而为本国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一旦韩国接受美国“脱钩”要求，放弃在中国市场所带来的损失将很难获得美国的市场弥补，这种损失并不会因为美国领导人的变化而消失。因此，“脱钩”的经济成本负担问题很可能成为美韩的长期争议话题。
　　长期以来，韩国在中、美两大国之间采取对冲战略，进而从中保障自身利益，中美竞争的日益激化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韩国在两大国中周旋的空间。实际上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在5G与核心技术上全面遏制中国，韩国国内就已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韩国的影响表示出担忧，疫情爆发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与各国供应链安全风险增加的情况下，韩国国内出现了要求分散对华经济依赖、降低产业链风险的声音。在全球供应链调整与中国要素成本持续提升的态势下，不可排除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将会成为韩国对外政策的议题内容，如推动一些高附加值且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回归本土、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分散至东盟等新兴生产基地的进程可能会加速。但这与中国的“脱钩”显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中、韩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一定时期内仍难改变。

　　具体从中、韩最终需求对主要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来看，中国最终需求的增加对韩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影响力，2015年中国最终需求对韩的贡献率已达到7.80%，较2005年增加3.88个百分点，韩国对中国的最终需求依赖仅次于中国台湾地区，达到较高水平。此外，从基于增加值的贸易依存度来看，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2005－2015年期间持续提高，由2005年的5.88%增加至10.2%。由此审视，韩国与中国“脱钩”的代价显然过于昂贵。实际上，韩国智库学者对韩国在中美竞争下的“选边站”也持谨慎态度，认为采取圆滑、弹性的外交政策，保持与中、美的合作关系更加符合韩国的利益。

　　疫情的防控情况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将成为未来一定时期内影响中韩经济合作的主要外来因素。导致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两种因素交汇影响中韩经济合作的外在环境。疫情防控状况很大程度决定了各国经济的恢复速度，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势必在后疫情时代更为突出。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尽管中韩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局部地区反弹的状况，但总体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防控机制，可以确保疫情不至于造成全局性影响。

　　美国并没有通过对韩国等盟友采取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通过竞争降低各国对华经济依赖的动机。这也意味着能否找到可以替代中国，且可以为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盟友提供稳定生产链条的制造业基地将成为短期内决定“脱钩”能够实现的关键。而长期来看，如果欧美持续无法摆脱疫情影响，也将促使韩国等制造业国家开拓新的消费市场。比较而言，作为中韩经济合作动力来源的中国，可以依靠自身领土规模及较为充沛的资源阻止局部区域爆发的疫情造成全面扩散，从而确保内部经济的总体稳定。
　　尽管韩国企业可以通过将部分投资转移至越南、印度及其他国家，降低投资风险与经营成本，但相关国家一旦出现疫情状况势必对其国家内部经济稳定成为全局性的冲击。这一点从近期越南岘港暴发疫情，导致全国经济再受冲击中获得体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内部市场潜力与制造实力如果能通过“内循环”激活而结合，则意味着产品进出口造成的检疫、运输成本及生产链条中断的风险大幅降低。此外，中国内部多制造业集群分布的特点也可以确保相关外资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因此，考虑到疫情防控成为“持久战”，中国在全球经济更加激烈竞争中的优势不容忽视。

　　现阶段中国对疫情的防控走向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自身对韩国对中韩合作的吸引力。如果中国能够在下一阶段有效防控疫情的扩散，尽可能控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中韩合作的基础，提高美国吸引各国参与对华经济“脱钩”的成本。就目前而言，如果中国能够在疫情背景下强化与韩国的经济合作，将对美国对韩“脱钩”压力形成有效牵制。

　　首先，确保中韩围绕疫情防控的有效沟通，确保习近平主席访韩行程总体平顺，以此推动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围绕后疫情时代合作确定方向，对冲美方“脱钩”压力。其次，推动中韩各层次贸易合作框架建设，利用各方应对全球经济萧条“抱团取暖”机遇，推进两国围绕中日韩自由贸易协议与“区域全方位合作伙伴协议”尽早生效展开合作。再次，尽快制定两国人员往来的防疫认证工作，对长期定居、工作在对方国家的人员进行必要隔离的同时，简化通关手续。最后，密切关注美国可能采取的在韩国进一步部署“萨德系统”及中程导弹的规划，对其可能对中韩关系造成的冲击进行预警，尽量避免类似“萨德”事件对两国经贸合作造成全方位冲击。

　　孟莉：刚才张教授通过比较详实的数据和材料分析阐述了疫情和中美竞争加剧情况下，中韩经济合作现状受到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也找到了中韩经济合作的前景，对张教授的精彩发言表示感谢。下面请张东明教授作评论。
　　 张东明评论

　　两位学者的发言我听了很受益。新冠肺炎疫情对中韩两国经济和中韩两国合作都产生了很大冲击，两国学者对此都没有异议。两位学者也谈到了脱钩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美国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短期内可能不会立竿见影地体现出效果，但是如果长期推出的话，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韩国在这方面可能要忍受相当的一些压力，这也要看韩国怎么去应对中韩合作的问题。

　　实际上疫情发生之后，全球突然发现产业链价值链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组的进程开始加快。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那一波发展过程中，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实际上已经开始重组。但不能否认，疫情确实对进程有一个加速推力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东亚区域内经济关联度因疫情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化，三国认识到区域内经济合作的产业合作的重要性。全球产业价值链被压缩之后，使得区域内的经济关联度再次浮上了重要的层面。目前情况来看，增长潜力比较大的东亚，仍然是全球范围内率先恢复地域增长的一个区域。中日韩之间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正在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趋势。

　　我相信后疫情时代重组和加强东亚产业链、价值链应该是东亚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尽管受到了疫情的一些影响，但是总体的合作趋势并没有改变，而且在某些方面的合作反而在产业链调整中有所加强。如果东亚这些国家在三方的产业链关联度和价值链上不断进行加强合作的话，那么形成的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有利于早日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形成。可能韩国会受到来自美国的一些压力，但是中韩之间的产业结构关系和人文关系，决定了双方之间合作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非常巨大。因为祇有中韩合作才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和发展，也才能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孟莉：刚才张教授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也提到了疫情和中美竞争加剧虽然有不利的影响——对于中韩的经济中日韩的经济都有所冲击，但是在危机之中也有挑战，我们总体的合作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在一些领域，尤其是在区域产业链价值链重要领域，还是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感谢张教授的精彩发言。本环节的讨论结束。
　　 第三环节讨论：中韩人文交流

　　刘畅：大家好，本环节的讨论由我主持。政治、经济、人文合作是拉动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三驾马车，中韩人文交流在增进人民相互瞭解、夯实民意基础、促进双边关系稳定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关于中韩人文交流专题的讨论。第一位发言人是金铉哲教授。

　　 金铉哲：韩中文明空间和心理空间可融为一体

　　韩中是友好近邻，两国人民交流历史源远流长。两国是实实在在的地缘相亲、文缘相通、人缘相亲，历史上有很多人物为不断发展韩中友好积累宝贵的财富。韩国驻华大使馆挂着写有“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的横幅，首尔地标性建筑打出“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这传递出韩国同中国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的强烈信号。同样，中国运往韩国大邱的防疫物资车辆上，引用了新罗旅唐学者崔致远“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的名句，以此来表达中国人民对韩国朋友的关心和支持。

　　目前韩中两国教育交流合作发展顺畅，师生往来活跃，两国互为留学人员第一来源国。即便暂时受到疫情影响，我对中韩两国未来教育的多领域、多层次和多样化发展充满信心。应该继续深化韩中两国的教育合作交流。建交28周年来，韩中两国在政治沟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以及国际舞台等各领域都取得飞跃发展。
　　从韩中交流合作来讲，两国主张和平发展、追求合作共赢，基础就是文化交融和教育合作。希望两国政府和教育部门能够继续保持高水平的教学质量，进一步加强高水平学术交流与科研往来，为两国培育更多优秀的高水平人才。同时，也希望韩中在守护两国抗疫成果的基础上，能够继续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继续推动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继续树立国际合作的成功典范，助力双边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不是突然从习近平政府开始的，大国崛起和和谐社会是其先兆。通过古代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之所以把海上丝绸之路看作连接欧亚的贸易之路，不祇因为它是传统学说，而是因为所谓的“路”是以网状形式相互连接而成，使得不同的文化圈相互融合，从而得到共同进步发展。从这点看，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边海路把中国、韩国和日本连接起来是符合情理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条路线也是通往韩国和日本的东海航路。

　　“一带一路”虽然是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提出的，但超出了丝绸之路的领域，扩大了空间范围，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开拓性。“一带一路”摒弃了长久以来重陆地、轻海洋的观念，与此同时，新提出的“一带一路”把文明空间和心理空间连接起来。韩国研究中国学的历史已有数千年，通过此期间的各种交流，可以看出韩中两国的文明空间和心理空间是可以融为一体的，通过这一点就可以把开放、包容、平等和协作等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如果说“一带一路”政策蕴含着儒家思想的包容精神，那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中国应该在中国国际舞台上致力于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向世人展现兼济天下的大国责任感，谱写合作共赢的人类社会新篇章。

　　刘畅：非常感谢金教授的精彩报告，不仅内容精彩，中文水平更精彩。接下来我们有请牛林杰教授作报告。
　　 牛林杰：中韩人文交流应建立长效机制

　　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彼此都有一种亲近感和认同感，这为两国友好关系快速深入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韩建交28年来，两国间的人文交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中韩关系的一个亮点。中韩人文交流的主要成果包括中韩互为第一大入境客源国、中韩互为最大留学生来源国、“韩流”与“汉风”交相辉映、教育学术交流广泛深入、媒体交流频繁且影响力不断扩大、新冠疫情下中韩患难见真情的人文交流。

　　中韩人文交流反映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同时又与中韩两国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密切相关，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他认为，从中韩建交以来的实践看，影响两国人文交流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与安全因素。政治与安全是影响国家之间人文交流的最大影响因素。冷战时期，中韩两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的人文交流基本上处于断绝的状态。1992年中韩两国政府经过友好协商，做出了重大的政治决断，实现了中韩建交。其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快速升温，人文交流也随之迅速展开并不断扩大。这说明中韩两国的政治关系（建交）对两国人文交流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韩美同盟、冷战思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立场曾多次出现矛盾甚至演变为冲突，一些政治安全因素影响中韩人文交流的事件不断发生。比如，2010年“天安舰”事件发生后，中韩两国政府在事件的真相调查以及应对方式上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两国网民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论战，相互指责对方，导致两国关系迅速降温，双方的人文交流陷入低潮。
　　2016年，美韩为强化韩美同盟关系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可以说是政治安全因素影响人文交流的代表性案例。因为萨德系统的部署严重损害到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中韩政府在萨德问题上截然相反的立场使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受到严重挑战。上述政治安全因素很快影响到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导致中国赴韩旅游人数急剧下滑，一些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被取消或推迟。

　　在政治安全领域，中韩关系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韩美同盟关系的矛盾、中韩关系与中朝友好关系的均衡等。这些因素大多都不是中韩之间的双边问题，而是与第三方有关。因此，正确处理好这些涉及第三方的政治安全问题，避免矛盾激化，不仅事关中韩关系发展的大局，也有利于两国人文交流的稳定发展。

　　第二，历史文化认知因素。历史文化认知是影响中韩人文交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韩两国毗邻而居，回顾历史，中韩友好佳话俯拾皆是。从东渡求仙来到济州岛的徐福，到金身坐化九华山的新罗王子金乔觉；从在唐朝求学为官的“东国儒宗”崔致远，到东渡高丽、开创孔子后裔半岛一脉的孔绍；从在中国各地辗转27年的韩国独立元勋金九，到出生于韩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曲者郑律成……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相扶相济的传统源远流长。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增进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知、相互理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中韩两国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存在的不同认识，如对高句丽历史、朝鲜战争、传统文化等的认识，有时也会成为两国民间争论的热点，进而影响两国正常的人文交流。包括渤海国、高句丽国历史在内等东北亚历史问题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是一个学术性问题，中韩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曾发生过冲突。特别是韩国学术界和网民反映强烈，韩国民间的对华友好认知度直线下降，严重影响到了两国关系以及人文交流的发展。
　　中韩民间对于诸如中医、汉字、印刷术、端午节等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也存在认知的差异，甚至在这些文化遗产的申遗方面出现矛盾和冲突。其实，东亚共同的文化传统应该是中韩两国增进文化认同的积极因素，而不是相反。祇要我们摆脱国家民族主义的思考范式，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视角去观察，上述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此外，中韩建交28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扩大，韩国民众对当代中国快速崛起的心理认知与接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韩相互认知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对两国人文交流产生了负面影响，有待两国政府和媒体积极作为，尽快化解。

　　第三，媒体的负面报道。长期以来，韩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存在明显的偏向和误导，助长了韩国民众对中国人的嫌恶情绪。通过这次新冠疫情也可以看到，中韩国民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仍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薄弱环节。其中，韩国媒体的涉华负面报道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据统计，在全球媒体涉华报道中，对华负面报道比例最高的国家是韩国。新冠疫情期间，欧洲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53个调查对象国家和地区中，祇有美国、韩国、日本的民众不认可中国的抗疫工作，认为美国的抗疫工作比中国做得好。

　　第四，人文交流的质量。人文交流是不同国家民众之间增进友好认知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讲，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越频繁，参与的人员越多，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认知度就会越高。中韩人文交流单就人员往来的数量来讲可以说是规模庞大，但庞大的交流规模并没有给两国民众带来预期的“认可与好感”，每当遇到政治安全或历史文化领域的突发事件，两国民众的好感度往往会出现大幅度波动。在中韩关系因韩国部署萨德而陷入低谷之际，韩国人对华好感度甚至一度低于日本。在留学生交流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中韩互为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但留学生的素质及教育质量仍存在很多问题。
　　今后中韩人文交流不能仅仅追求数量，更应该关注质的提升；不能过于追求国际教育产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必须通过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切实推进中韩人文交流的全面发展。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加深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在历史、文化等领域加强交流和对话，减少误解，避免冲突，做好邻居、好伙伴。中韩两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高度重视：

　　第一，进一步提升中韩人文交流战略对话机制的级别，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政府与学界、民间的沟通与互动。

　　第二，在新冠疫情防控长期化、常态化的背景下，积极创新中韩人文交流的新渠道、新内容、新方法，不断提升中韩人文交流的水平。

　　第三，正视双方在历史、文化遗产等方面存在的分歧。为不使这些问题成为发展中韩关系的障碍，两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应从两国关系发展大局出发，做出积极的努力，推动双方进行多层次的对话和交流，以弥合分歧，增进共识。

　　第四，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学校之间交流合作的范围，在学生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培养更多国际化人才。

　　第五，各种舆论媒体和互联网在两国关系的构建和人文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两国媒体应在消除两国民间各种误解和情绪冲突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应引导媒体负起责任，为推进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的、健康的导向作用。

　　刘畅：非常感谢牛老师的精彩报告。接下来有请王晓玲研究员进行评论。
　　 王晓玲评论

　　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受益匪浅。两位教授的发言中都强调了中韩之间的文化的平等交流，也非常详尽地梳理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成果。此外，两位教授也都谈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两国社会互相捐赠的行为。这种相互捐赠，其实捐赠的不仅是防疫物资，也非常好地展示了两国社会具有一种相同的文化符号、相似的文化审美、相似的道德审美。正是因为有这种相同的文化符号，所以双方才通过这种相互的捐赠收获了很强的情感共鸣。

　　但与此同时也非常遗憾地看到，中韩两国社会之间其实还是非常缺少认同。在这次疫情期间，两国也表现出来了很多的意识形态的隔阂，以及民族主义的对抗，而且这两者之间又是互相强化的。

　　共同的文化符号确实有其意义，它能够很好地降低我们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打折现象，能够让我们很容易产生共鸣，能够体会到对方的心理活动，可以降低我们的沟通成本。但是我们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共同和认同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认同还是需要权力去进行一些价值观的分配。当然，最强有力的权力还是政治权力。中韩的民间关系，如果要追求更多的认同的话，还是应该去寻找更多的两国社会之间的共同利益。

　　刘畅：非常感谢王晓玲研究员的精彩点评，本次会议的第三个环节到此结束。

　　 牛林杰总结

　　非常感谢各位与会嘉宾！在今天的研讨会中，两位大使的发言从宏观的角度对两国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就当前的中韩关系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在第一环节——中韩政治外交的讨论中，几位学者都是单刀直入，没有回避问题，提出的问题也都非常客观。在第二环节——中韩经贸合作的讨论中，几位学者通过详实的统计数据说明了中韩经贸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展示了在疫情的影响下，两国经贸关系受到的影响，并对两国今后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在第三个环节——中韩人文交流的讨论中，发言的几位学者对中韩文化交流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介绍，尤其是，对如何把握疫情之后的中韩关系进行了阐释。

　　今天的会议从政治、经济、人文交流三个方面对中韩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内容丰富。在此，再次向所有的专家表示感谢！
　　 与会者简介
　　　
　　宁赋魁：前中国驻韩国大使。毕业于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朝鲜语文学系；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朝鲜半岛事务大使（六方会谈），朝鲜半岛事务副代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中国驻柬埔寨、韩国、泰国大使等。

　　辛正承：前韩国驻中国大使。韩国资历丰富的外交官，曾担任韩国驻美国使馆一秘、驻日使馆参赞、驻华公使以及驻新西兰大使。1992年，他作为核心的“三人组”参与了中韩建交的全过程。2008年起任韩国驻华大使，2010年退休。2010年12月创建了国立外交院中国研究中心并担任首任所长。

　　郭伟峰：中评智库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籍贯广东，客家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他长期从事两岸关系及香港问题研究。一九九一年作为两岸相隔四十二年后首次访问台湾的大陆记者，他与新华社记者范丽青共同载入了两岸关系史册。

　　李熙玉：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由李熙玉于2012年创办，是韩国著名的中国研究机构，其出版的《中国手册》等刊物曾热销韩国。

　　郑继永：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先后于韩国庆南大学、首尔大学、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访问工作。学术兼职有上海市朝鲜半岛研究会秘书长、法人，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等。长期从事朝鲜半岛政治与外交研究工作，尤其在朝鲜与韩国内部政治的运作、相互关系，及朝韩决策机制等问题上有一定建树，主要研究方向为朝鲜权力结构与韩国政党政治、国会政治、选举等。

　　玄相伯：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中国经济通商研究组组长。

　　张慧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朝鲜韩国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多次到朝鲜、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会议论文。

　　金铉哲：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主要进行现代汉语语法、语法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与教学策略、中韩对比语言学的研究。从事《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理论》、《对比分析与汉语教学》、《汉语教材论》、《中韩对比语法研究》、《中国现代语法专题讨论》等课程的教学。近十年来，独立主持国家科研项目4项、校级科研项目10项，出版论文82篇，参编教材23部。其中专著《中国言语学史（濮之珍）（新雅社）》获韩国文化观光部优秀学术图书奖。

　　董向荣：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韩国问题研究，学术著作有《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韩国创造奇迹》、《列国志韩国》、《韩国起飞的外部动力》等。

　　王晓玲：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韩国社会文化、中韩关系。

　　张东明：辽宁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经济（朝鲜-韩国经济）、东北亚经济、世界经济；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关系（东北亚）、国际经济合作（东北亚）。

　　牛林杰：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韩国近现代文学和中韩人文交流，研究专长为中韩文学比较研究、东亚抗日文学比较研究等。出版学术著作、译著4部，主编韩国语教材12部（册），主编《韩国蓝皮书》、《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丛书18部。

　　孟莉：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多年从事中日韩自贸区与东北亚地缘战略问题研究，曾参与多项东北亚领域的国家级科研课题。

　　刘畅：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史，东亚开埠史。译著有《深蓝帝国——海洋争霸的年代1400-1900》等。

　　郭至君：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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