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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众一:后安倍时代的中日民间交流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中国》总编辑王众一(中评社 徐梦溪摄)

  中评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 郭至君 徐梦溪)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王众一日前参加中评智库与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并进行了发言,主要就后安倍时代的中日民间交流的相关问题谈了一些他的认识。

  王众一表示,创造最长执政记录的第二次安倍内阁起步于中日关系历史上最为低谷时期。在本次安倍内阁的初期,中日关系不仅未见转圜,更由于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使跌入低谷的中日关系进一步雪上加霜。这段时期里官方各级别来往几乎停止,民间交流也面临极大的困难,各种渠道的活动几乎完全停滞。传统的友好七团体面临老龄化问题,加之渠道受阻,作为民间交流的重要窗口存在感大为降低;青少年交流、地方交流、经贸交流也几乎处于全面冻结状态。经过两国领导人的努力,这种状况在后来得到了缓解,终于走上相向而行的正轨。这其中创新形式的民间交流可圈可点。一是像北京-东京论坛这样始于中日关系困难时期的综合论坛,团结了中日双方各重要领域的智库或有识之士,是处在冰冻下的中日关系保持着为数极少的渠道。每年的民调引发认真思考,多个分论坛开诚布公的讨论形成许多有益成果,会议闭幕的共识宣言又使人们对中日关系保持信心。二是像二阶俊博这样的日本政治家善于运用公共外交形式创造转圜机会。2015年5月二阶俊博率3000人“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访华引发了对民间交流的再认识,习近平主席就是在这次场合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三是像《人民中国》等机构在困难时期发起的“熊猫杯全日本青年感知中国作文大赛”等青少年交流活动对青少年交流起到的推动作用。前年两会上,政协委员的提案得到重视,两国政府在民意推动下发起了“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大阪G20前夕习近平主席还给参与“熊猫杯”的日本青年中岛大地回信,鼓励日本年轻一代积极投身中日友好事业。

  今年的疫情前半场,中日民间的相互守望也为中日关系平稳致远增添了几抹亮色。“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文化上和心理上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心灵距离。东亚文化价值呈现出区域特异性,值得好好研究。由于疫情的发生,原计划的许多民间交流被迫按下暂停键,但创新了形式的民间交流很快又在中日之间活跃起来。这包括通过体现邻里守望的抗疫物资相互捐赠、美美与共的诗文共赏带来的民间共情、为了增进相互了解开展的多种线上交流等等。

  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也使世界经济、人们的生活、人文交流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疫情的发生也影响到今年中日高层互动的日程,中美博弈等重大因素的影响,使得年初原本比较乐观的对中日关系的展望也变得复杂起来。日美同盟前提下美国因素对日本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受中美关系,海洋领土,港版国安法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方面官方政治出现波动乃至倒退迹象。民间情绪在媒体渲染下亦受其影响。迄今为止官民共同努力形成的良性互动已经开始受到这些因素的冲击。今年彼此民调出现下行趋势恐怕将是大概率事件。

  宣布“令和”新年号的官房长官菅义伟接替因病辞职的安倍晋三,标志的令和时代政权更迭的序幕拉开。菅义伟政府是稳定地长期执政,还是重回以前日本政坛政权频繁更迭的状态都是值得认真关注的。无论如何,更迭带来的波动与政策的不确定性都给未来的中日民间交流提出了新课题。反过来,这也给有着以民促官传统的中日民间交流凝聚积极民意促进中日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王众一表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两国战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每当官方政治出现波动的时候,民间力量的推动都是两国关系维护与改善的积极要素。邦交正常化之前,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进,是推动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力量;刚刚所梳理的近年来两国关系低谷期两国民间交流,虽规模较从前有所收缩,但包括智库交流、青少年交流、旅游在内,一些新增长点的出现也为后安倍时代民间交流的走向和可为之处作出了揭示。

  昨天,日本政权更迭后中日两国领导人首次通话,就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交换了意见。这也为后安倍时代民间交流应该努力的方向提出了遵循,应该充分重视与调动民间交流积极要素推动官方外交,开拓新时代以民促官、官民互动的新局面。为此,王众一就后安倍时代民间交流,梳理了八条特点归纳与对策建议:

  1、寻找东方共同的文化价值。此次疫情突发之后,历史、宗教、文化差异导致的行为差异使得疫情的发展出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表现为意识形态挑战的新冷战局面似乎呼之欲出。然而一个事实是,当人类面临疫情病毒这样共同的敌人时候,东亚各国人民表现出的自律性和纪律性,对后来形势很快变得可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里东方历史文化提供的相近或共同的价值观对我们行为产生的规范意义深远。比如说,历史上面对大洪水,诺亚方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大禹治水提供了另外的解决方案。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文化或文明理念的差异。据我所知“禹”文化的传承不仅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记忆,在日本很多地方也存在着“禹”文化的痕迹。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的,有意义的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后安倍时代,中日民间或半官方地探索组建新的以超越意识形态价值差异,发掘出蕴藏于我们社会与民间当中的传统价值观为目标的友好团体,或对一些政治家、外交家(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村山富市、明石康)政治外交思想中的东亚价值要素加以提炼,对增进两国之间政治互信的基础,促进两国之间高水平的人文交流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2、弘扬邻里守望相助精神。东方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守望相助精神。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疫情发生之后两国民间表现出了非常淳朴感人的互助精神。不论是中国网民对东京奥运会的持续支持,还是在疫情初期,来自日本“风月同天”的口罩捐赠都是患难之际雪中送炭的生动实例。包括自民党内部发起的向中国捐款的热心倡议也经中国媒体广泛报道感动了许多普通中国民众。后来疫情在日本扩散,来自中国许多民间团体企业的防控物资捐赠成就了新一轮的互助佳话。在后安倍时代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两国合作推动疫苗铺开。我建议两国医学界扩大交流,媒体应为消除偏见,推动这样的交流多发挥作用。中日医学方面合作将为为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福祉,推广疫苗应用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在未来两年的民间交流中,应一如既往地推动文体交流,中国应积极支持明年东京奥运会召开,日本应积极支持后年北京冬运会召开。

  3、共享诗情画意的文化乡愁。在此次疫情发生之后的守望互助中,还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两国民间在互相鼓励的过程中,运用对方的文化要素,以美美与共的精神传递文化乡愁,使中日之间相互帮助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温度感。来自日本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由于体现了日本有识之士汉文化修养,得到了中国网民的一片赞誉。松山芭蕾舞团通过视频录像合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人民中国》因为独家报道这条消息,创造了超过40万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量记录。而来自中国方面的捐赠箱上,由于贴上了由中国人原创的和歌、俳句、汉俳、俳画等日本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要素,也得到了日本受助方面的由衷赞誉。这种运用高雅的传统文化要素唱和提升温度拉近心灵距离之举,可谓中日相互守望互助的形式创新,是今年中日互动的一抹亮色,将被记录在中日民间交往史上。后安倍时代我们应进一步推动这种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中日两国文化有同有异。彼此欣赏,加强交流,扩大文化力量的相互影响,可以提升民间层面对对方的善意想象。这对消除偏见与隔阂,提高民间好感度亦有帮助。特别建议在文学、戏剧、电影等传统大众文化和游戏动漫等现代青年流行文化层面,进一步机制化加大交流力度,创新交流形式。

  4、创新线上交流,探索沟通新模式。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行为方式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上半年许多现场民间交流活动停摆了,但交流活动本身并没有停止,而是改变了形式继续灵活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线上交流线上论坛都在有序推进,这样一种形式创新,也为今后两国扩大对话渠道增加言论互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我们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之后,会发现等形式还有许多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便利之处。疫情暂时隔开了我们,但线上交流使我们的思想沟通变得更加便捷。后安倍时代应积极总结经验,进一步改进交流模式,增幅交流效果。借助包括线上交流在内的各种新的交流模式,充分运用好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扩大民间交流规模和民间交流质量,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言论交流当中,成为民间外交的新力量。应扶持存量,开拓增量,扩大有效交流渠道。

  5、中国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正在加紧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日本也正在调整包括企业分布等产业格局。中日经贸合作在疫情冲击下逆势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中国借助AI革命引发消费模式改变,非接触消费模式的生活革命正在潜移默化的发生。事实上,通过在线支付形式进行的无接触交易中国在疫情之前就比日本先行一步,只是在疫情期间,这种消费的优越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日本受疫情防控的影响,今后这种线上支付的形式应该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普及过程。这对中日两国之间的跨境消费也带来了新的启示。区域通用的线上消费将会刺激彼此的人员来往和更加平衡的旅游观光,这为今后两国民间经贸交流乃至两国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消费模式的创新和AI技术革命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疫后恢复经济过程中中日在经贸领域的第三方合作也将为以企业为主体的中日民间经贸交流提供机会。

  6、运用好新媒体的积极作用。疫情蔓延期间,许多人宅在家里,新媒体成了人们获得信息以进行情感交流的重要联络空间。中日之间的新媒体互动也成为民间交往的重要新亮点。人们通过微信推特脸书连我等形式,密集而丰富的传递着彼此的信息。仅人民中国在疫情期间微传播受众就成倍增加,点击量也远远超过以往平常时期。在疫情防控期间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以社交平台为以特点的微视频、社交纪录片等新的传播形态对两国公众的影响。可以预见,新媒体平台将是可以与主流媒体抗衡的影响民意引导民众的重要传播渠道。

  7、继续重视加强改进青少年交流。青少年交流事关中日两国的未来。青少年交流的内容与形式都亟待创新。去年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的成果应当得到积极总结并发扬光大。以往我们对规模化交流情有独钟,在分散化、个性化、可持续化的活动设计上还要下更多功夫。让两国青年打开彼此心扉交流,成为新时代的新课题。去年中国某友好交流机构很有创意的组织了日本高中生在北京民宿,客观上拉近了日本青年和中国家庭的距离。但也发现孩子们在家里交流并不主动,彼此都在埋头玩自己的手机。这种宅化倾向恐怕也是后安倍时代青少年交流将会面对的共性问题。青少年交流应当积极总结经验,探索多边交流形式,提升交流合力。今年启动的“悟空杯”首届中日韩青少年漫画大赛就是这样一种升级版尝试,希望今后有更多这样的多变交流,增进东亚地区青少年的广泛交流。

  8、在后安倍时代,受复杂的国际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中日政府间外交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大。同时,中日两国实行真正意义上“国民大交流”也已经条件成熟。为使中日近年来企稳向好的局面不出现倒退,继续行稳致远,官方外交、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智库外交同步推进,文化交流、经贸交流、地方交流、青少年交流多管齐下,政府对话与民间交流共举,拓宽多层级渠道保持沟通,围绕大局,围绕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献计献策,加强交往、交流,近期两国民间交流应为因疫情暂停的首脑访日创造更好的民意条件,积极推动早日成行;围绕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做好文章,为未来中日民间交流及两国关系行稳致远创造更好的气氛,夯实民意基础。同时政府层面加强政治管控和安全管控,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为此,两国传统的友好团体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改革创新,像中日友好协会等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半官办民团体在今后民间交流中的引领作用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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