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湃：美国大选　我们该如何观察它？

美国太平洋大学传播系研究生院主任、终身教授 董庆文。（图片来源：会议截图）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陈沐芹。（图片来源：会议截图）

澎湃新闻资深记者 刘栋。（图片来源：会议截图）

　　中评社北京11月2日电（实习记者　李欣芷）由澎湃新闻主办的“国际湃系列活动第三期：美国大选前篇：我们该如何观察它？”主题研讨会于11月1日在线上举行。美国太平洋大学传播系研究生院主任、终身教授董庆文，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陈沐芹以及澎湃新闻资深记者刘栋受邀参会。三位专家学者就辩论、媒体、民调对2020年美国大选造成的影响以及大选后的国际动向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电视辩论及其影响】

　　首先，谈及两次电视辩论中两位候选人的表现及对大选产生的影响，刘栋表示，据其在美国的采访和观察，今年美国选民的倾向变化不大，但双方都更加极端，选民的“分裂和极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董庆文指出，此次大选与其说是特朗普与拜登之间的角逐，不如说是“亲特朗普”与“反特朗普”两派之间的争斗。一部分是由于作为多元化代表的拜登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施政方针、政策和立场。有人认为正是特朗普在第一场辩论中的粗鲁打断使拜登侥幸“逃过一劫”，没能暴露出其在大政方针上的弱势。

　　对此，陈沐芹注意到，由于双方的发言都存在大量不实之词，美媒在针对第二场辩论的报道中增加了fact　checking即“事实核查”一项。她认为，往年的电视辩论会对“摇摆选民”造成较大的影响，然而本次充斥着指责与夸大其词的辩论可能会使相当一部分摇摆选民感到疑惑。

　　【China’s　fault——中国议题的意义】

　　论及候选人在辩论中频繁提及中国议题的战略意图，陈沐芹说，第一次电视辩论提及中国两次，一个关于疫情，另一个关于经贸。第二次辩论则围绕疫情数次提及中国，其议题主要作为攻击对方的手段出现（如，特朗普：拜登的儿子在中国挣了很多钱；拜登：特朗普在中国有账户），与往年辩论中中国议题的性质相比更为负面。

　　陈沐芹还注意到，特朗普在两次辩论重复了四次　“China’s　fault”，拜登虽未在辩论中明确表态，但综合其竞选策略来看，这并不能说明民主党在中国议题上的态度。然而从此前民主党人对充斥着冷战思维的“中国小组报告”的拒斥可以看出，相较于共和党人，其对于中国议题的态度的确是相对温和的。

　　针对此问题，董庆文补充到，由于美国民众处在一个更关心自身、家庭和社区，而非国家政治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对陌生的外国议题，其认知具有可塑性，容易被建构。大选中候选人对中国议题的强调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有意引导民众相信中国对美国的疫情现状负有责任。

　　【传统媒体的角色】

　　对于媒体在美国大选中起到的作用，董庆文指出，不断扩宽的渠道使美国媒体在近2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传统媒体可信度很高，一些受人尊敬的记者，如CBS的记者Walter　Cronkite，其知名度和认可度大大超过美国高级政客。然而新媒体的出现和膨胀使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不得不寻求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变。在利益的驱动下，客观性受到了不可避免的折损。目前的一些主流媒体，如CNN、纽约时报等，其报道都存主观化倾向，甚至可以说是激进、左倾的。愈加偏激的媒体不能接受特朗普的保守主张，加之作为一个“非政客”总统的特朗普对媒体持有一种独特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于是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　“推特治国”现象应运而生。此外，董庆文还强调，由于主流媒体的议程影响了社交媒体的议程，因此只通过美国的主流媒体认识美国议题的做法将使外国读者形成认知误区。

　　【社交媒体的角色】

　　提及社交媒体在大选中的角色，刘栋指出，特朗普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在其选民基本盘当中引发传播效益。四年前，以Facebook和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新媒体第一次在美国大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今年的大选中，社交媒体扩大化的影响势必也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董庆文肯定了他的看法，他提到，自2016年到现在，社交媒体有了诸如拦截假新闻等改进，然而论及这一改进会使哪一方获利仍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在当前不确定性交织的大选背景下，社交媒体将继续扮演关键性角色。

　　【民调的可信性】

　　对于美国各机构产出的民调数据，董庆文认为需审慎参考。首先，由于特朗普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传统美国总统，加之各路媒体的负面渲染，公开支持特朗普似乎就站在了主流的对立面，“害羞选民”现象就此产生。这些“害羞的选民”不会当众支持特朗普，但会在匿名投票中遵从本意，这样的现象导致民调不再准确的反映公意。为解决这一问题，部分民意调查将相关问题设计为“你最好的朋友或你的邻居会选谁”？这样以“social　circle”即社会圈子作为衡量指标的民调问题更能收集到老百姓的真实意愿，数据因此由7%变成了3.5%，事实证明”害羞选民“现象的确会降低民调的准确性。此外，民调还在抽样层次和时间的严谨性以及反映民意不断变化的民意的准确性上存在劣势。基于以上三点，民调会存在一些偏差。

　　陈沐芹表示，由于2016年大选民调与结果相差甚远，大家愈加对民调对大选的预测性持怀疑态度。然而对于民调中针对中国的部分，由于美国人在外国议题上不会感到社会限制和压力，因此陈沐芹认为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目前很多民调所显示的对中国负面态度的上升需要提起重视。

　　【大选结果能否如期产生】

　　对于人们能否在11月3日看到大选结果，刘栋指出，目前社会上存在着重演2000年欧洲计票争议的担忧。

　　对此，董庆文评论到，由于每个州的投票法不尽相同，以及各地忙于对大选后社会动乱的预防性部署，3号得不到结果也是有可能的。“但3号可以得到结果。”董庆文解释道，虽然目前的民调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但是实际趋向仍存在很多不同。特朗普的竞争的策略是十分明显的，就拿今天来说，特朗普去了4个区域，每个区域至少15，000人，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行程的继续，这个影响还将扩大。所以，不管是拜登赢还是特朗普赢，董庆文认为，都不太会达成平局，因此让最高法院来判定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陈沐芹则表示，投票率的高涨证明选民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倾向，尤其是年轻人。她指出，此前的美国年轻人并不关注总统大选，参与率很低，今年大选中年轻人选票的大量涌入将对结果造成较大影响，而这或许是特朗普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2020美国大选的重要性】

　　陈沐芹指出，此次美国大选意义重大，首先，美国作为第一超级大国，其政策不仅会对美国国内，还会对中美关系、中国政策甚至是世界局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当前中美关系降至冰点，若特朗普当选，其很有可能将继续这种政策；若拜登当选，美国整体的外交政策将产生较大的转变，至于是更加温和还是更加激烈，仍待具体政策的出台。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第二两大经济体，其关系和互动的变化将影响未来的世界格局，甚至影响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董庆文表示，前段时间美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大的社会变化，有人将其比喻为美国的“文化大革命”，大量民众上街游行，人们拆掉纪念碑，驳倒雕像，美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大颠覆的的迹象。此次大选不论谁胜出，都会对美国社会造成新的冲击。这也是美国加强大选期间警卫防范的原因。此外，如果特朗普继续当选，或将更加独立专断并在国际合作中随意出牌，对国际合作以及国内发展带来更大的极端性。拜登当选也会带来变化，董庆文指出，从拜登对黑人游行的支持态度中不难看出，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些“极左的力量“，因此其上台或将带来美国国内更大的变化与分裂。

　　讨论会最后，董庆文指出，不论结果如何，中国都需做好公关，借助媒体的力量，让美国人民听到中国“真正的声音”，而不是不断受到美国政客的诱导。在这一点上，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可以做得更好，在大选的变局中控制不利因素的产生与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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