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亦文：疫情与国民性

　　中评社香港11月7日电（作者　何亦文）长达八天的国庆黄金周逾六亿人次出行，虽然青岛出现局部疫情，但就全国整体而言，没有发生大规模爆发，再一次证明新冠疫情在中国内地得到有效控制，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走出疫情阴影的大国。

　　今年一月疫情爆发，五个月后国务院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表明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九月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宣布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之后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一篇署名文章表示：中国“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奇迹。”

　　五个月时间内将这场突如其来的特大疫情实现基本控制，当疫情在全球呈扩大蔓延之势时，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中国转入“常态化防控”，如此成效得益于中国独特的国体、政体，但这种模式世界大多数国家难以复制和仿效。除去政治因素以及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非常时期”实施“非常手段”提供可能。

　　2003年非典（SARS）、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今次新冠疫情，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遭遇的三次重大灾难，从规模和程度上看，本次较之前两次严重、复杂许多。

　　将这次疫情官方和民间的反应与前两次对照，可以看到中国在新世纪二十年来的变化，并可依次判断这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未来发展方向的轨迹。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此次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方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被“调整”。在中国地方党政架构中，省委、市委书记被称为“一把手”，省长、市长是“二把手”。过去追究重大事件失职者，省长、市长等行政官员占多数。当然，中共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的姿态也十分抢眼。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成为抗疫的指挥中枢，各项措施通过460万个中共基层组织（工厂、学校、社区的党委或党支部）传递到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旗高高飘扬，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党徽熠熠发光。”许多社区入口竖起中共党旗，部分消毒防疫用品通过中共基层组织发放。

　　这与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电视镜头前与军方将领电话交涉时的动情；数百万民间志愿者自发从全国各地赶往灾区形成明显对照。

　　九省通衢的武汉封城，南北纵向大动脉京广铁路、长江黄金水道在武汉停摆；全国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回应，控制疫情动用的手段前所未有。

　　十七年前的非典疫情得到控制后，举行“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习近平在今年九月八日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宣布：“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是在那次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七个月召开，规模和声势远不如今次。

　　胡锦涛在2003年的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承认，通过抗击非典认识到“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

　　这次表彰大会强调抗疫收获的启示是 “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着优势 ”；以及1949年以来积累的 “坚实国力”。

　　在表彰大会召开前的6月2日，习近平与医学专家学者座谈时表示： “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

　　十七年过去，公共卫生体系仍然 “重病在身”。

　　习近平在抗击疫情表彰大会上表示： “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宣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讲求自由和自律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 ”

　　今年一月底，三十一个省市进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回应，交通停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城市以社区，农村以村庄为单位隔离封闭；全民戴口罩，武汉要求居民实行居家隔离……

　　有学者认为： “危机是群体性的，但群体性危机是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的选择结果。”这句话也可以换个角度说： “中国的隔离是全民性的，也是每一个人选择的结果。全民隔离得以顺利实施，是每一个人自愿或主动接受的总和。”这和西方国家的地区自治、多党政治以及不同民众的诉求令决策者举棋不定形成明显反差。

　　民间如此配合政府的要求，首先是国人的生死观。

　　1992年，邓小平提出： “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次疫情期间，这句话被民间改为 “活着才是硬道理 ”。知名画家黄永玉文革中被红卫兵连续抽打二百余鞭，他不求饶， “一不怕苦，二不怕活”是他当时的信念。 “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现已移民美国的内地作家王朔曾经调侃说。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是文革前夕，毛泽东赞扬为营救战友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王杰时的话： “我赞成这样一句口号，叫做‘一不怕死，二不怕死’”。在那场十年浩劫中，数以万计的知识份子万念俱灰、含冤自尽。如果西方知识份子面对那种生不如死的磨难，自杀者可能数倍于中国。

　　“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句话经常挂在中国人嘴边。活着很痛苦，但是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饥荒、战火、外侵、内乱，生存环境恶劣程度超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却仍然生生不息、不断繁衍壮大，深层的密码是顽强与忍耐的民族性。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家的生死观。

　　关于中西生死观的差别，长期从事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内地学者邓晓芒认为，西方人的传统是从个体出发对待生死，而中国人多半是从群体出发。苏格拉底为法律，为雅典法庭的尊严献身，但是最终为了个人幸福。

　　武汉1月23日封城，4月8日“解封”，90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这76天中足不出户，堪称奇迹！

　　武汉封城、全国进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回应，此时春节前夕返乡回家的全国春运基本完成，数亿人次已经通过火车、飞机、长途汽车等交通工具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之后社区、村镇方进入隔离状态。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国社会结构由一个个同心圆组成，其中核心内圈是家庭。一个由两代、三代人组成的家庭相守在一起，共同面对突然降临的巨大灾难，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看，是最佳的分布状态，社会微观细胞的恰当分布，为宏观稳定创作了便利。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lyward）向中国传媒表示，“那些连续几周宅在家里的人，也是疫情中的英雄。”其实，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的绝大多数也是这种“英雄”。

　　学习、研究厨艺，是疫情期间的热点之一。互联网上各种佳肴的制作方法备受欢迎，海鲜、竹笋等许多过去只能在高档餐厅享用的美味食材以快递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

　　试想，室外疫情肆虐，一家人安然围炉共食，其乐融融，何等温馨。海外历史学者孙隆基先生分析中国人国民性时说：“中国食物太过可口，因此满足口欲的功能远远超出充饥的功能，往往使人在填饱了肚以后还禁不住继续吃”；“揾食”成为中国人的整个生存意向。

　　《人民日报》披露，习近平在武汉考察疫情防控时说：“武汉人喜欢吃活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多组织供应。”按照这个指示，“一车车活鱼很快从武汉周边的水产养殖基地送到武汉市民家中。”

　　官方传媒报道，武汉“封城”后，900多万人居家隔离。每天需要消耗5400吨粮食、4000吨蔬菜、1200吨肉。中央统筹协调生活物资保障，1月27日至5月30日，全国向湖北地区累计运送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超过173万吨，运送电煤、燃油等生产物资近395万吨。

　　世界上食不厌精的不止中国人，比如法国、意大利。孙隆基先生的分析是：这些国家“存在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中国不具备拉丁民族那种攻击性而倾向于逆来顺受。”

　　他认为，可口食物满足中国人口欲的功能远远超过了充饥的功能，往往使人在填饱了肚子以后还禁不住继续吃。美国人的食物热量很高，容易令人发胖，但每一餐的量并不多，吃饱了就算，而且绝不可口，也不会引诱人饱了以后继续吃下去。“吃食似乎只是为了替自己这部机器加燃料，以便继续开动去干别的事情。”

　　“对拉丁民族来说，‘食’只是他们促进生命欢愉的主要专案之一，然而，在这方面，性爱与肉欲满足的追求似乎更为重要。事实上，他们以‘醇酒、美人、欢歌’为内容的对生命的欢愉感，是与中国人自我压缩的生命观刚好相反的。”

　　在全国范围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自我隔离同时，社会实现以社区、村庄为单位的封闭，本区域内居住人士出入均受到严格限制，外来者除了接受体温测试等检查，还要据实详细登记个人资讯。

　　“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长城不仅用于抵御外敌，也是区分敌我的心理界线。历史上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墙，城廓内又用高低不一的墙做出界线划分。唐朝都城长安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北区为皇宫贵族居住，其他分为市民居住区、市场，各个区都有固定的开放时间。

　　有着六百年历史的北京故宫，按照周朝确立的“国中建都，都中建宫，居中为尊”原则布局，形成“宫城一体”的风格，十余米高的宫墙内东西六宫各有宫墙、关上门便是一个单独的世界。

　　1949年后，大部分城市的城墙被拆除，规模大小不一的政府机构、工厂、学校形成一个个“单位”，其中规模大的有教育、医疗、饮食等完备生活设施，整个社会处于无形的分割状态。八十年代后情况有所改变，但是这种局部“独立”状态在疫情期间重现，在自上而下的垂直组织结构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中国人为什么爱围墙？”西南政法大学研究员刘云的分析是长期以来土地资源资源稀缺。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和中国几千年来农业社会的“村为群体、户为核心”的传统心态有着密切关系。并为今天的“网格化管理”提供了便利。

　　这种以邻为壑的分散状态给一些外出人士带来困扰。笔者一个朋友到某旅游景区时该地实行封闭，虽然之前已经预定了住宿，但是守护者拒绝放行，经过漫长交涉、逐级请示方得以入内。

　　微信公众号“平行视线”一篇文章引述历史学者许倬云的观点指出：中国南方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发育出政治上的网格化治理传统，而这种网格化（户籍与土地紧密结合）保证了广大中国各个方面的统一性，包括语言、文化、行政以及习俗的流布，等等。“中国此番疫战，网格化管理是一个频出的用词。”

　　一对东北籍夫妇九月从西班牙返国，首先在西安接受十四天入境隔离。隔离期满，当地要求他们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回到家乡，又要接受为期七天的隔离。漫长归程，仅隔离费一项就花费九千余元。

　　有人从疫区较为严重地区前往某地，尽管有核酸检验报告等健康证明文件，但中途转车时被限制离开火车站。许多地方实行“御敌于门外”、“自扫门前雪”式的“割据”状态。

　　关于民众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有两段叙述：

　　“人们取消了春节期间的走亲访友和各种聚会，克服困难就地隔离，外出自觉佩戴口罩、测量体温、保持社交距离。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就是为国家作贡献成为社会共识和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所有好的做法如果想要奏效，必须要有公众的集体意愿。正因如此，中国有能力通过传统公共卫生干预方法应对一种新型的未知病毒。”

　　第二段话引自今年二月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对中国控制疫情手段的评论，其中提到的“公众的集体意愿”，应当接近“国民性”的概念。

　　中国人国民性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鲁迅的《阿Q正传》、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都以国民性为主题，“奴性”、“粪坑”是中国人国民性的负面标签。

　　在香港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周飞舟认为，疫情期间，全民高程度、大范围的配合，“体现了家本位文化的稳固作用和家国情怀的聚合作用。”“中国人大都崇尚一种从家庭安全和稳定出发的服从大局的意识和文化。”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在不同的时期，对国民性优劣有不同的判断。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中国生生不息，与其国民性有着直接因果联系。此次中国应对疫情的手段及效果，既是对自身国民性的测试，也是对国民性的某种强化。

　　将经济、政治、宗教、军事的竞争放在一边暂且不谈，在全球化、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病毒向人类发动轮番攻击是未来的趋势。《彭博商业周刊》有文章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的流行病纪元。在过去20年之间，人类社会已经有六次比较严重的病毒暴发，比如SARS，比如埃博拉病毒，这些病毒的传播和暴发的频率打破了过去的记录。

　　卡尔·齐默（Carl Zimmer）在他的《病毒星球》一书中警告：人的肺里平均驻扎了174种之多的病毒，其中只有10%是已发现病毒的近亲，另外90%就和水晶洞里躲藏的病毒一样陌生。

　　疫情过去，全球将进入经济、社会等重大问题调整期，积蓄已久的显露，未曾预料的从天而降。“百年之变局”迫使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对自己过往的生存方式作出调整，当然也是对各种国民性适应能力的测试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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