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论坛开幕圆桌 政商界畅议经济变局

主持人王辉耀、CCG理事长（中评社　郭至君摄）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杜占元（中评社　郭至君摄）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Martin　Raiser（中评社　郭至君摄）

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中评社　郭至君摄）

新开发银行行长Marcos　Troyjo（中评社　郭至君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Danny　Alexander（艾德明）（中评社　郭至君摄）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希奎（中评社　郭至君摄）

万科集团董事会名誉主席、创始人王石（中评社　郭至君摄）

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Tim　Stratford（夏尊恩）（中评社　郭至君摄）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Jonathan　Woetzel（华强森）（中评社　郭至君摄）

　　中评社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　郭至君　实习记者　梁家瑞）2020年11月11－12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举行。12日上午，论坛的开幕圆桌讨论版块开启，包括政府官员、国际组织官员、企业家在内的9名相关人士围绕“新冠危机下的全球化：发展、变革、破局”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各自发表了见解。

　　首先，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发表了主持词。他指出，在疫情冲击、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全球化的发展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在近日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已经落幕，面对很可能到来的美国“拜登时代”，全球经济又将增加变数。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描绘了中国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体系的蓝图。这势必又将对国际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一系列的因素作用下，全球化经济未来如何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杜占元发言指出，中国始终都是全球化的坚持者和倡导者。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表明了中国同世界分享世界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真诚愿望。今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讨论增多，共识也在日益深化。杜占元认为，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跨国生产、资本流动、文化交融、科技进步等支撑全球化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发生改变；相反，各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更快地发展了数字经济、云技术、5G通信等新兴科技产品。因此，全球化大厦的基石并非在弱化，而是在增强。杜占元也强调，疫情面前，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也呈现出了阶段性上升的趋势，但这也只是短暂的逆流，跨国合作最终将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最后，杜占元通过引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下为公”“仁者爱人”的理念，倡议将中华文明的朴素智慧应用到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Martin　Raiser表示，预计全球经济仍然会有比较大的萧条，但是在短期内，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变化，如货物贸易和大宗商品贸易有了回升。Raiser认为，经济的复苏仍然取决于疫情的控制情况，因此公共卫生问题是现在全球最主要的问题，如果疫情能够得到及时的控制，明年的经济会有大幅回升；反之则不容乐观。而针对如何面对疫情以及一系列全球性议题，Raiser着重强调了世界各国的联系与合作。他指出，疫情将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愿不愿意，合作都是目前必须的选择。而在目前的全球合作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其一，是全球交流中监管的缺失。Raiser举例说，数据交流是目前全球交流中的重要部分，但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重要数据在交流中没有得到一个国际的框架的有效监管。因此我们需要尽快订立一个全球通行的标准。其二，则是国际发展问题。很多国家面临长期的经济困难，一方面，它们的资源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它们需要的投资越来越多。其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债务问题：如何保证债务的可持续，如何保证投资和建设的落实，这是都是援助欠发达国家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直言，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恢复和强化G20的功能。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集公共卫生危机、全球经济衰退和全球治理危机三者于一体的严重系统性危机。而面对这一罕见的挑战，国际社会并没有做出有效的应对，更没有像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一样，通过成立G20，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相反，G20现在已经基本处于停摆状态。他回应Raiser的发言称，G20的“减债”功能是必要且重要的，但是这只是G20功能的一部分；而G20最重要的功能则是在危机下形成国家之间的凝聚力。他呼吁从三点问题入手，让G20尽快行动起来：其一，是宏观政策的协调。他强调，疫情爆发以来，欧央行、日央行、美联储等多家机构都通过利率调节等措施来支持经济稳定，但是收效不尽如人意。在这一情况下，通过国际机构协调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就显得格外重要。其二，是数字经济的监督。在数字税收方面，G20在疫情前已经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由于疫情到来，这一议题仍然处于停滞，急需恢复。其三，是贸易政策问题。如今WTO已经陷入停顿，G20格外需要发挥作用，来达成各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有效共识。朱光耀最后强调，一些人宣称“中美脱钩论”，但实际上，中美密切协调合作，才最符合两国利益，也最符合国际社会利益。

　　新开发银行行长Marcos　Troyjo简要回顾了全球化从起步到现今的发展过程，并指出，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过去的12年，全世界经历了逆全球化的历程。而在疫情与后疫情时代的路口，全球化是会继续衰退，还是以新的形态发展？Troyjo认为，全球化在后疫情时代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特征有三：第一，是新兴市场的高速发展。Troyjo引用数据表明，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的GDP总和已经超过了加拿大、美国、英国等传统G7的GDP总和，这是新兴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迹象。第二，是全球价值链的转移，即传统的低成本国家正在转向增值和价值压缩，扩大研发投资。第三，则是巨大的人才竞争。为了适应新的世界经济篇章，新开发银行计划将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政策制定和解决国际赤字问题上。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Danny　Alexander爵士表示，目前的疫情是对人类社会一场空前严重的挑战；同时，未来的气候变化、技术革新等给人们带来的挑战可能更加严重。面对这一系列挑战，政府首先需要有紧迫感，重视这些问题，并且愿意就某些问题开展国际合作。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机构的支持，这些机构应当具有清晰的使命、意愿和机制，能够把协议和意见转化成为行动和措施。Alexander指出，我们应当珍惜现有的机构，也要意识到新的挑战下，可能需要建立新的机构。他建议，我们可以从已有的机构中汲取经验，尤其是世界银行、亚投行以及很多私有部门。同时，一个多边机构也必须有自己清晰的认知，对未来几十年各国的需求和挑战有自己的判断。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希奎从中外民间交流的角度谈及他对全球化的认识。他指出，在新冠肺炎的侵扰下，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审批和管理的分布在8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外国友好城市，第一时间联系协会，向中国人民表达慰问，并慷慨捐款捐物，在中国最为困难的时候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李希奎强调，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发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国外疫情期间向49个国家地区的147个友好组织和个人发放了慰问信，向其26个国家的60多个外国城市捐赠了口罩、检测试剂、防护服等抗疫物资。李希奎总结说，尽管在后疫情时代，民间外交仍然面临重重挑战，但是这也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中国政府力争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也会继续发挥民间外交的引领作用，促进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为世界人民带来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万科集团董事会名誉主席、创始人王石作为企业家代表发言。他首先结合自身在疫情期间多次出国筹集物资、捐赠物资的经历，指出：全球化的破局，首先在于打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心理上的障碍和矛盾。而后，他又联系疫情封城期间，华大基因工作人员率先深入疫区建立核酸实验室，以及武汉居民自发参与疫情纪录片拍摄的一系列故事，称赞武汉是“可歌可泣的一座城市”，并强调，武汉对900多万庞大人口在疫情期间的处置，为中国其他地区抗疫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最后，王石表示，在疫情之后，尤其是美国大选之后，中美两国仍然应该联手。不仅是因为抗击疫情需要两国合作，更是因为随后的气候变化、南海问题等危机，一旦爆发和蔓延，对全人类都是灾难性的。因此，中美应该放下意识形态，联手应对这些挑战。

　　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Tim　Stratford认为，根据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表现来看，中美未来的关系并不乐观。现在的问题在于，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是否会走向相反的方向。Stratford强调，中美关系近年来发展不明的原因，在于两国的经济政策、意识形态和一些地缘目标的分歧，而这些分歧是本质性的，并不因为谁执政而改变。他提出了一个比喻，认为中国和美国就像一支橄榄球队和一支足球队在同场竞技，尽管两支球队都很出色，但是二者有根本的冲突。Stratford指出，这两支球队需要统一一些基本的原则，来达成更好的交流。针对如何解决分歧，他认为，美不应该也不可能脱钩，并且必须合作，尤其在诸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核扩散、国际金融等问题上，中美两国不可能拒绝合作；并且，合作应对这些问题，对于中美两国乃至国际社会都是有益的。Stratford最后表示了自己对拜登政府的期望，希望拜登政府领导下，中美之间交流沟通的渠道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拓宽，达到求同存异，在认识和承认根本分歧的基础上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Jonathan　Woetzel最后发言。他强调，全球化并未消失，而是在变化之中。他认为，全球化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数字化，尤其是跨国的数据流动。在实体经济整体下降的环境中，数字化企业估值不断上涨，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Woetzel又指出，基础设施也是非常必要的元素。面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一类的挑战，基础设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目前，在亚洲的基础投资设施缺口高达10万亿美元。如何弥补这些基础，并且进一步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这之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后，Woetzel对中国未来10年中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寄予了很大的期待。他认为，中国代表着全球经济的1／4，因此，能否将全球金融体系连接起来，能够实现数字化，进一步完善全球贸易，这些都要取决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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