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关台　陈文茜：戒严威权遗毒再度被启动

　　中评社台北11月24日电／针对通讯传播委员会（NCC）18日决议中天新闻台“不予换照”，12月11日执照到期就要关台。媒体人陈文茜今日在脸书发文回忆在中天做节目的经历，她表示，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完全不会以个人政治理念，干预《文茜的世界周报》节目的制播，蔡董事长仅默默支持她并以节目为荣。陈更痛批，换照事件是《卫星广播电视法》制定时的“戒严威权遗毒”再度被启动，关台的政府从蔡英文到主委都不在当年为民主奋斗的行列，如今不只享受权力，还成为言论自由的践踏者。

　　陈文茜脸书全文如下：

　　《文茜世界周报在中天电视台倒数的日子感言》之一

　　我自2000年因脑部出血停了TVBS的节目，之后在兰萱牵线下，担任中天集团董事长，一待前后快二十年。那是一个只负责公开场合露面的工作。当时的我，书看不了，报纸标题看了，也会呕吐。休息半年后，我开始“文茜小妺大”节目，与我携手打造中天新闻全新品牌的是“李敖大哥大”节目。他在晚上九点至十点的时段，我在十点至十一点的时段。

　　2001年，911事件，我犹记得赵少康的评语，李敖大师大骂美国，恶有恶报：而我哭丧着脸，谈起美国双子星大厦中，罹难的美国朋友，几乎泪流。

　　是的，我虽然解释了从波斯湾战争后美国和当地的冲突，尤其谈到以色列复国主义，英国人如何任由犹太人超过了联合国同意的领土范围，占领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永远失去他们的家园，其中有一个叫萨伊德的小孩，流亡至埃及。他的父亲为了保护孩子，为他取了一个美国式的名字：Edward 。

　　但想到我的那些如此悲惨遭遇的朋友，仍备感悲恸。

　　赵先生说：一个反美，一个半美国人（指我）。我虽然未必同意他的简化分类，但也说明了人对一件事本来就可以有好几个不同见解，我和李敖，我的情感和我的知识，也彼此冲突，但也彼此容忍，彼此尊重。

　　李敖的一生，没有一个价值可以高于言论自由。

　　他出钱给郑南榕办杂志，他是统派，郑先生是独派。李大哥曾经问我什么派，我回：Apple Pie。我的心中，什么主义，都没有老百姓重要。我的甜点，也比主义重要。

　　我二十多岁时，曾经是中国时报主编，似乎风光，但我看不惯一党独大，愤怒台湾仍有政治犯。林义雄太太自美返台，我挣扎一段时间，决定对不起一路赏识我的老板，递出辞呈，为政治犯家属竞选。

　　之后我以不到原薪资十分之一的薪资担任党外杂志总编辑，面对警总查禁，我拿起一旁垃圾筒，直接丢向他们。这是我一生惟一一次对他人暴力攻击。

　　一年后，民进党成立，接下来开放报禁，我以为台湾走上民主化，有了言论自由，才开始追逐自己的人生之梦，至美国求学。

　　那一年，我已经28岁，比起我的同学、家人“出国”，包括蔡英文这一类识时务的俊杰，整整晚了六年。
　　什么是言论自由？它不需要太抝口的语言，就是我看你不顺眼，甚至我讨厌你的主张，可是我仍然容许你的言论可以有发表的空间。

　　所谓报禁、老三台、党禁，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可以被听见，可以组织起来拥有势力。

　　民主化，就是包容。不是包容你喜欢的想法，而是包容和理解与你不同的声音。

　　自2000年起至今，中天电视台共历经三任老板，各有风格。员工不断被卖，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现在只有失业的风险。

　　尤其自2008年现任老板，出自于台商，加上霸气，政治立场，他入主中时集团以来，即风波不断。而且许多指控，为他量身打造。

　　例如他要买系统台，叫媒体垄断：年代买，鸦雀无声。曾经参与反媒体垄断运动的张悬问我，为什么？我的回答：台湾学者专家向来两套标准，论述一流，良知二流，他们只是为政治倾向效力，发明一堆包装名词。

　　去年一位我小时候的政治圈朋友，告诉我中天新闻换照审查不会过，关定了。我记在心里。一步步看着它的发展，但我没有放弃自己在世界周报每个礼拜应有的努力。

　　我们以大篇幅报道香港，我是第一个全球媒体在占中之前，赴香港关心普选，并且在北京宣布令人失望的草案后第一分钟，访问香港民主派先进李柱铭律师的媒体。中天电视台的老板可能和我对香港问题有不同的见解，但他不只未曾关切，未曾和我沟通，他还是支付我们庞大采访费用的人。

　　我曾经告诉他，世界周报是我整理一生后最后最重要的理想。我不会为了主持费跳槽，稳定、不被干预、成全我们的理想，是我惟一的愿望。

　　这些年，自哥本哈根气候变迁大会COP15至今，我们年年派团队采访，没有一次缺席。欧债危机，我们的记者在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巴赛隆纳、意大利，了解失落的年轻人，退休金泡汤的老年人。台湾吵高房价，我们前进德国，了解他们的住房政策，如何杜绝炒房。人工智慧时代来临，我们自2015年，年年采访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及人工智慧实验室，以及哈佛大学的创新基地。叙利亚难民危机我们的记者前往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危险地带⋯⋯

　　这些报道会有收视率？

　　当然没有，它们绝对不如我们写一则京都暖心食堂的故事。

　　这些报道，背后不只是我们的心血，还包括每次出差动辄百万的经费。

　　我在其中，和同仁一起努力，而我有增加收入？我和中天电视台只是主持约，每次“出国”，我自己带助理，付一半旅馆费用，请同仁吃饭。我不但没有增加收入，平均都得自己支付约30-40万台币。

　　但我甘之如饴。因为那些路上，是我的成长、我的新视野，我对世界的关怀。

　　它们迎合蔡董事长的政治理念？一点也不相干，他只是默默地支持我，并且以世界周报为荣。
　　我的政治立场和他也不相同，甚至朋友关系也时而不同。我曾明白告诉他，我是郭台铭的朋友。他也忍耐着看世界周报，播出富士康三十周年，整整一个小时特别报道。郭台铭参选，我告诉他，我本来不参与台湾政治，我也不会如他所愿支持特定候选人。他的回答：谁没有朋友？理解啦！

　　台湾政府对于中天新闻的处置，把我拉回二十几岁和警总打架的回忆。

　　某些人振振有辞，马英九也关过电视台。殊不论那是否是一个新闻台、是否是政治上批评他的新闻台，我想问民主进步党，一个对台湾民主发展、言论自由曾经有重大贡献的政党，你们准备向国民党看齐？以马英九为典范吗？

　　报纸没有换照的法律，电视却有。因为卫星电视法制定时，仍有戒严威权的遗毒。如今，它再度被启动。

　　是的，我不是中天电视台的员工，只是签约主持人。我可以换台，不必在此多言。

　　但我是台湾民主政治及言论自由的小兵。

　　当我在街头为言论自由打架，牺牲自己的青春岁月、前途无量的工作时，今天关台的政府，从“总统”到主委⋯⋯你们都不在为民主奋斗的行列。

　　而你们的年龄或与我相当，甚至比我年长。

　　你们是台湾民主运动的逃兵，这个我不怪你们，因为人性面对强权本来怯懦⋯⋯但我现在要说，当年的逃兵，如今不只享受权力，还成为言论自由的践踏者。

　　这些事，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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