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中日关系的变化与趋势
中评社香港11月28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不久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部参赞石飞节、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部秘书官山崎启伍、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副主任野口裕子、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长盐泽英一、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记者大熊雄一郎、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记者鲶川佳苗、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吕小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外交学系副主任包霞琴、全国政协委员暨《人民中国》总编辑王众一、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孟莉研究员。座谈会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暨中评智库高级研究员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日本前首相安倍辞职、菅义伟首相接任之后，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发展与变化，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以《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键：开场白
9月29日是中日建交48周年纪念日，我们这次研讨会召开的时机很好，一是恰逢建交纪念日之前，而且昨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刚刚和新任日本首相菅义伟通了电话，中日双方对此都有大量的报道，总体上我感觉双方都表示要继续发展关系，菅义伟首相也表示要继承安倍首相的对华的外交政策，我们也充满了期待。对中日关系我是乐观其成的，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先不多说，有请第一位发言的嘉宾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部参赞石飞节先生。
石飞节：展望后安倍时代的日中关系
回顾近8年来安倍政权，通过双方的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使中日关系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首脑间的交流和相互往来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参与研究日中关系，我觉得安倍首相和习近平主席之间建立了一定的相互信赖。2017年9月份，安倍首相出席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提到了改善日中关系的“三步走”愿望，第一是那年内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议，实现李克强总理访日；第二是安倍首相访华；第三是习主席访日。虽然时间有点延迟，但第一步、第二步在2018年内实现了，第三步本应该在今年春天实现，但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延期了。
新冠疫情使日中关系的命运被打乱。当前在针对疫情的对策中，日中之间相互支援，也有相互感谢和相互温暖的报道。但是随着世界上疫情的恶化，日本对中国的负面声音也在增加，特别最近在日本国内，执政党自民党内也出现了不支持习近平主席访日的声音，这很好地代表了现在日本国内的气氛。
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首相因健康原因辞职，菅义伟接任，菅首相擅长国内政治，而外交能力可以说是个未知数。然而有观点认为由于菅首相将接管安倍政府的政策，所以在新政府中，可以说日本的对华外交基本上不会改变。两年以前安倍首相与习近平主席通过电话，那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同中国国家主席通电话，25日晚菅首相第一次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不管理由是中方对菅首相的期待，还是重视日中关系的表现，这次通话对菅首相来说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菅首相和习主席在初次谈话中，就发展日中关系、应对疫情采取合作、尽早恢复商务人员的往来等达成了一致。
菅首相出生于日本秋田县的一个农家，他非常重视农业，习主席也非常重视地方脱贫，他们有共同的关心，我相信菅首相一定可以和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建立良好的关系。虽然菅首相在日中关系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东海问题以及香港问题的影响，尽管日中的长期关系有所改善，但可以说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情绪正在恶化，疫情加剧了这种趋势，自民党保守派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虽然日本国内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有声音反对在日本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但是最近日本政府的对中国的政策更容易受到相应的影响，对欧美国家情绪上的反感也很明显。同时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大国化，导致日本自卑的情绪以及反感情绪越来越强烈，我们需要避免这个因素影响日本对华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后安倍时代应该如何去发展两国关系？日中高层往来将如何实现？关于习近平主席访日，还没有到具体的日程调整的阶段，在昨晚的电话中，双方也没有提及这个话题。日中高层往来成功需要创造与之相符的氛围，推进各种合作项目，妥善处理包括东海问题在内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日中关系的现实为基础，需要形成冷静的对华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日中之间可以合作的领域非常的多，特别是让公民看得到利益的合作形式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促进国民层面的相互理解，比如为了克服疫情可以多边框架进行合作，另外期待未来日中之间重新开始公民之间的往来，还有包括高层领导人在内的外交活动正常化。明年是日方举办东京奥运会，接着北京的冬季奥运会将在2022年举行，通过奥运会的相互合作和观光交流，可以说是在国民层面上相互理解的绝好机会。现在还有十九个国家和地区限制日本农产品的进口，中国是其中之一，对于菅首相来说，促进旅游、促进农产品出口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如果我们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能很好缓解日本在情绪上的反感，如果在这样的合作项目中，能够产生很明显的结果，能够产生和习主席访日相符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创造是日中两国的任务，仅靠日本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在国民层面的相互理解也是一样的。
近年来访问日本的中国游客迅速增加，促进了中国人对日本的理解，但由于日中关系恶化，以及pm2.5等环境问题，几年前日本访问中国的游客锐减，现在也没有增加很多，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国家，将会使日本人对中国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我认为，符合新时代的日中关系是相互承认不同的体制，同时改变相互需要改变的地方，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对难以解决的课题进行妥善处理，相互承认对方是必要的外交关系，这对日中关系的稳定是很好的帮助。
王键：听了石飞节先生的发表，我对中日关系更加充满了信心，他说了应如何构筑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的建议，包括农产品出口和国民感情方面的，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是有一个重点，他提出菅义伟首相也有可能和习近平主席建立很好的个人信赖关系，对此我们充满期待，我觉得这讲得非常好，时间关系我们有请第二位，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吕小庆先生致辞，他的题目是“安倍时代中日关系的得与失”，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安倍时代7年零8个月中日关系的一个高度概括总结，有请。
吕小庆：安倍时代中日关系的得与失
首先感谢中评社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8周年之际举行这次会议，这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时期，同时，就在昨日（9月25日）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进行首次通话。通话近30分钟，强调谈及在新时期和在世界和平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等的内容丰富的重要信息。借此机会，我们应该向48年以前毛主席、周总理及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中日两国的先贤们致敬意，正是有了48年以前的共同声明，才有了后面的1978年的和平条约，为近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及有了现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借此机会，我也要向刚刚到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政务参赞的石飞节先生表示欢迎，向为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一线外交官们表示敬意。
首先，昨天晚上习主席与菅义伟首相的通话谈话很重要，这是日本首相更替后中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谈。回想2012年“购岛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日两国领导人及高层甚至完全中断了联系。2012年底安倍首相就任之初，中日两国领导人是无法会谈的，一直到2014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中日双方就有关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争议等达成四点共识后，安倍首相来北京参会并与习主席首次会面，其后两国领导人经过多边场合从不挂国旗见面会谈，到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日和安倍首相访华，中日关系才步入正常轨道，才有了两国首脑在北京不挂国旗的见面。所以，现在的中日关系来之不易。
当前，世界新冠病毒持续蔓延形势严峻，全球经济遭到重创，前景堪忧，美国特朗普政府自身抗疫不力却不遗余力地推行单边主义，世界政治安全角势也面临重大考验。在此关键时期，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领导人就世界形势和两国关系举行直接对话，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话中，两国领导人共同确认要高层引领，继续巩固和发展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特别要加强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国际合作，尤其重要的是在强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方面力求年内取得突破。我个人注意到，中日两国新闻媒体对此次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的报道有所不同，中方报道从大局和全局出发强调共同认识、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突出中方对日基本政策的积极正面取向，特别提到支持东京奥运会；日方报道在正面肯定的同时，刻意报道“岛争”、“海洋问题”及“香港”、“新疆”等负面内容，反映日本国内对华认识和诉求的消极和复杂的一面。
安倍前首相于今年八月末突然宣布因病辞职，引发日本国内震动，也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安倍前首相第二次执政长达七年八个月期间，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经历了可谓矛盾迭加、冰火两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多个阶段，给中日关系积累了一些正面资源，也留下一些负面清单。
我总结认为，安倍前首相在任期间为中日关系积累了点、线、面三大资源。
第一，设计提出并坚持推动中日关系高层互访引领发展的“三步走”（第一步李克强总理访日，第二部安倍首相访华，第三部习主席访日）。积极主动促进两国领导人交流互动，与中国领导人一道，高层引领中日关系步入正常发展轨道，这是一个重点也是焦点，是新时代两国关系机制建立历程的标志点。
第二，从消极应对甚至间接对抗，到正面评价和务实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日方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排除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在地区争夺领导权的零和思维障碍，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注入新能量，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拓展了新空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先生持安倍前首相的亲笔信参加“一带一路”峰会，并获得习近平主席的单独会见。虽然中日就“一带一路”采取的是灵活的第三方合作形式，但内容是经济合作。这是一条线，既是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纽带，也是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延长线。
第三，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致使中美发生严重贸易摩擦，包括日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损害的深刻严峻形势下，安倍前首相与中方达成共识，秉持世界经济自由化理念，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同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担负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应有责任，难能可贵。这是一个面，既反映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经济秩序、体制和格局上，也反映中日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高度。
另一方面，安倍前首相辞职为中日关系也遗留下历史、现实和将来的三大负面清单。
第一，历史问题。岛争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安倍首相在辞职时获得了中国老百姓的肯定，但他随后在9月19号参拜靖国神社，可谓晚节不保，真实反映其右翼史观的初心不改，导致中国老百姓对其的评价一夜之间发生变化，可谓恶评如潮。钓鱼岛问题，本质上也是历史问题。安倍执政期间，大肆强化了钓鱼岛争端，日本媒体几乎每天报道中国公务船入侵日本领海，事实上成为日本国民对华负面认识的主因之一。安倍2013年12月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是继小泉之后日本首相时隔八年之后的严重事件，致使中日关系再次跌入冰点。而安倍及安倍政权的这种做法给中日关系实际留下了最严重的负面资产和最大政治安全隐患。
第二，台湾问题。现在的台海紧张主要来自于台湾岛内“台独”声调的提高，当然也包括外部势力的支持，在很多问题上突破了以往的红线。相比安倍首相在2012年从民主党手里接受政权时，他接受的中日关系中的负面资产只有一个，当时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基本是稳定的，但通过安倍首相就任这几年，大家都能看到，在安倍前首相辞职时，台湾问题应该说成为了一个很突出的负面资产。
第三，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提出这些年日本外交上反复强调的“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积极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实际上是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攻势。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具有全球的视野无可厚非，但是这当中蕴藏冷战思维，存在针对中国的、基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战略，比如“印太战略”（后改为“印太构想”），我认为这也为未来地区和国际关系中的中日关系留下了一个不确定甚至复杂危险的消极因素。
刚才石飞节参赞提到，如果中日之间处理不好一些敏感问题，两国关系将会一夜之间回到2012年，对此我特别赞同。 现在中日关系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机遇大于挑战，就此我提出三个倡议。
第一，中国是此次战胜新冠病毒的全球模范，日本也可谓是发达国家中抗疫表现的优等生。中日扩大和深化抗疫合作，携手为全人类提供卫生健康公共产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历史机遇。
第二，紧紧抓住中日在明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和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重大合作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国民间交往，尤其是要设法改善日本国民对华的客观认识。
第三，困境中孕育着机遇，危机之后必然存在巨大的成长空间。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时代，作为世界最主要的技术大国和最大的商品制造国，在坚定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最大共识基础上，中日双方要有进一步强化双边和在地区及全球的经济合作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如菅义伟首相在电话中向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地宣布，在年内签订地区自由贸易协定。
王键：吕会长最后的建议总结高屋建瓴，言简意赅，给我们讲得很带劲。特别提到日方可能更多关注的微观，而中方一般提出宏观战略，两者之间的高度好像是有差异，比方说昨天我们就注意到了习主席在和菅义伟首相通话中就提到了中日双方妥善处理历史等重大敏感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让中日双方更多地了解对方，就像西方国家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一样，中国也希望日方能更多地了解我们，总体来讲，还是一个互相接近的趋势。时间的关系不多说，下面有请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大慧教授。
黄大慧：“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局与中日关系走势
菅义伟出身草根家庭，在“世袭政治”严重的日本，能够脱颖而出，登上自民党总裁乃至首相宝座，实属不易。务实、稳重、有韧性、善于协调、富有平衡感，这些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他立足政界、赢得多方支持的法宝。
自民党是一个派系联合体。长期以来，自民党的党首即总裁，表面上是选举产生，实则往往是各派系“密室协商”的产物。菅义伟出任自民党总裁，实际上也是安倍晋三、二阶俊博、麻生太郎等党内大佬“协商”支持的结果。他们认为在新冠疫情仍在和安倍因病突然辞职的非常时期，菅义伟接棒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维持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当然也符合他们及其所属派系的利益。
然而，在经历长期的安倍政权之后，“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局未必如他们所愿，毋宁说可能迎来一个不稳定期。“后安倍时代”也许就是“不稳定时代”或“混乱时代”的代名词。回顾战后日本政治发展史，我们发现，但凡经历较长期的自民党政权，接下来的政局往往陷入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规律”，成为一种“魔咒”。比如，长期执政的佐藤荣作政权、中曾根康弘政权和小泉纯一郎政权之后，日本政局都不够稳定，首相更替频繁，甚至自民党还被赶下了台。
对于“后安倍时代”的菅义伟政权来说，恐怕依然难以打破“魔咒”，逃脱短命内阁的命运。菅义伟协助安倍晋三创造的超长期政权，也许恰恰是留给自己的最大负面遗产。菅义伟虽然也创造历史，成为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官房长官，并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内阁管理经验，但毕竟缺少党内派系根基，要仰赖各派支持。尤其是，离不开安倍晋三的支持。菅政权也许是“没有安倍的安倍政权”。
菅义伟将延续安倍政权的路线，这也是获得自民党主流派支持和民众认可的重要原因。当然，菅义伟不会简单延续安倍的路线，将根据国内外新形势和新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面对国内外堆积如山的课题，菅义伟政权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稳”字当头，是”稳定压倒一切”。菅义伟将采取“内政优先”政策。在内政方面，最优先解决的课题就是新冠疫情防控对策，最重要的课题就是重振经济，而如何平衡经济活动与疫情防控的关系，是对菅义伟的严峻考验。可以说，能否在内政方面取得业绩，是决定菅义伟政权命运的关键所在。
在外交方面，菅义伟也将继承安倍政权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与在外交领域长袖善舞的安倍晋三相比，菅义伟外交经验不足，能力有限，这是他的短板。因此，很可能在外交上会仰赖安倍的支持，或者说受制于后者。
与历届自民党政权一样，菅义伟政权的外交政策也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但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和推进“印太构想”的同时，也会注重与中国等邻国构建比较稳定的关系。菅义伟在总裁选举时，就表示反对“亚洲版北约”，不赞成构筑“对华包围圈”。由此可见，菅义伟政权很可能更加重视“对美外交与对华外交的平衡”，在这一点上，与福田康夫内阁的“共鸣外交”——强化日美同盟并推进亚洲外交颇有相似之处。当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之下，菅义伟政权如何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将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与高举“价值观外交”旗帜的安倍晋三不同，更加务实的菅义伟也有可能在外交上淡化意识形态色彩。
展望“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走势，首先应回顾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分为前期恶化和后期改善两个阶段。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不能割裂起来看待。整体而言，安倍时代的日本对华政策，以“制衡”为主，“对冲”为辅。在前一阶段，日本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携美制华”，致使中日关系严重恶化；在后一阶段，日本基于现实利益考量，鉴于美国亚太政策的变化，被迫调整对华政策，从“竞争转向协调”，从而为中日关系改善创造了条件。当然，绝不能忽视中国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中所发挥的塑造和引领作用。
进入“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或将延续目前的发展势头，因为促使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因素短期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长远看，中日关系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不容乐观，这是因为中日国力消长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消解，中日关系中的领土、历史、台湾等因素只是暂时处于管控或搁置状态，中日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相当薄弱，以及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影响等。
王键：大慧老师讲的我想大家看法都一样，现在关键是中日关系改善或者维持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外部因素是美国的不确定性。那么刚才大慧老师和前面两位老师也讲了，就是今后菅义伟内阁会首先应对疫情和日本国内经济再生，即以内政为主，外交当然也不是不重要，但他要发展、要改善经济、要和中国加强经济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我们著名的日本经济问题专家刘军红教授发言，他的题目是“后安倍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有请。
刘军红：后安倍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之间的交流需要一种理想、浪漫的情怀。这不是心血来潮，回顾197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每当加入情怀的时候，中日关系都是比较好的。
我年轻时做过一些科技交流，接待的专家都是七八十岁的日本农业专家，比如苹果专家、板栗专家、葡萄专家、西瓜专家，甚至是动物专家。其中一位养龟的专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乌龟养殖技术非常好，名声已经传到了北京，我很惊讶北京郊区的农民竟然知道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请他来到北京，这位专家就在北京把最真实的技术传授给了当地农民。还有一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的葡萄专家，有中国江苏的农业代表到日本去和他学习有机农业，这位葡萄专家慷慨传授经验，介绍了有机农业的方法。我接触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都充满感情地来到中国，不以赚钱为目的，而是带着情怀进行农业的合作，我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应该继续展开。
我最近在推动中日农业合作。农业合作带来的产值比较少，农业产值占中日双方的GDP的比重也非常小，但产生的社会效益是难以预见的。农业直接带来的是农村、农民的稳定，双边的农村和农民稳定，那双边的文化就是稳定的，是根深叶茂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中日之间的关系是走不远的。
过去中日的经济合作是利益导向的，这是过去中日经济合作的基本。但今后这种利益优先、投资导向的经济合作还能走多远？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已经达到可以和美国比肩的程度，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很著名的例子就是TikTok（抖音海外版）。那么今后，中国能够向日本企业学习的地方可能会越来越少，现实是，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或者在亚洲的日本企业正逐渐惰于投资研发，原因是他们习惯了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在不需要过多投入时轻而易举获利。比如，目前中国国内市场几乎见不到日本品牌的智能手机，因为日本没有跟进投资和投入研发。日积月累，日本一些企业就会被潮流淘汰，结果可能出现在引进技术、向新领域投资中，中日之间继续合作的路会越走越窄。
现在是一个全球价值链的时代。在这个领域，全世界不外乎就三块，欧洲、亚洲和北美，欧洲以德国为中心，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北美以美国为中心，这三块虽有联系，但也正出现新的方向性变化。过去，这三块是地理接近型的，在出现技术竞争后，可能会从地理接近型向制度相似型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经济合作向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中日继续向过去的重商主义、利益导向的经济合作方向走，可能没什么希望。
回到现实，对比疫情下日本的对外出口，最近几个月，除了对中国是正增长，对其他各方全部是负增长，对美国甚至出现了20%多的下降，对欧洲也差不多。据日方统计，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已经成为对美国出口的1.7倍，过去，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出口方，现在美国的地位变成了中国。疫情下形成的这种新贸易结构，很有可能改变中日、美日和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另一方面，8月份中国对美出口的集装箱运量达到106万个，这意味着在疫情下，中国对美制成品的出口达到了疫情前的最高水平，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继续大幅下降，对中国的出口开始回升，对中国的出口总量已经超过了对美出口总量的1.7倍。现在来看，RCEP、FTA、TPP或者CPTPP的意义都在下降，可能会出现新的、更加值得追求的指标和工具，这给中日提出了新的问题。
我认为，中日之间有值得挖掘情怀的领域，那就是农业。重点不在于日本向我们出口多少，我们向日本出口多少，日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农业利益，而在于这种有感情的、有情怀的农业之间的交流，这就是中日关系的未来。
王键：我们军红教授虽然是搞经济学研究，但是今天首先以小故事带我们进入他的境界，你讲的情怀其实一直是我们从事中日关系研究交流的人最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刚才石飞节参赞也谈到了，中日首脑也要有个人的信赖关系，它也是一种情怀，国民层次对彼此的生活了解也是一种情感，军红讲的农民之间的这种情怀就更具体，让我听入迷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下面有请野口裕子女士代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简单讲几句。
野口裕子：代表国际交流基金会致辞
各位老师，各位专家下午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够受邀参加这次活动。我今天是作为文化交流机构的工作人员，怀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我在基金会从事日本研究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些年头了，参加这样会议的经验也有一些，这过程当中，尤其是这几年，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希望在今天的会议能够找到解答或者线索。
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概念出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的领域中，文化问题越来越受重视。很多学者在论文中提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时，是将我们作为日本政府文化战略的实行者来介绍，或者拿我们的项目当做案例进行分析，这样的论文很多，但是我们很多同事对这种提法感到困惑，或者对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警惕性。这是因为“软实力”和“公共外交”都是研究国际关系论的学术用语，含义和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利益密切相关。但我认为我们基金会不能仅服务于自己所属的一个国家，我想其他国家的文化机构也一样。我们虽然作为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有义务和责任为日本外交服务，但是我们更应该为全世界和全人类服务，以实现更和平更多元化的世界，最后再间接地有助于日本外交。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成立于1972年，早于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概念的出现，而且我们当时成立的依据是《国际交流基金法》，第一条介绍我们成立的目的，翻译成中文的大概意思是说，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目的是“促进外国对我国的理解，推进国际互相理解，同时为了促进国际友好亲善，有效地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以为世界文化的提高和人类的福利作出贡献”。也就是说，最终目标是为了世界文化的提高和人类的福利作出贡献，而不是仅为日本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
我想在这里说的是，文化交流是不是不应该直接和某个国家的利益关联起来进行，而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考虑？举个例子，我们推进在海外的日语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并不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学会日语，然后我们出去就方便了。当然，如果大家学会了，我们确实是会很方便，而且很多人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会接触日本文化，然后会产生好感，这的确是这样。但我们应该追求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是向世界提供另一个视角，以为创造众多不同文化的人们能够和平共处的世界作出日本应有的贡献。如果一个外国人学了日语后，没学会或者学会后去日本看了，发现日本菜不好吃，或者不喜欢日本，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在接触日语或者日本文化的过程中，应该一定程度学会了面对不同文化时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最起码不会盲目排挤不同文化的人，他还可能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如此下来，这一定会有利于创造更和平、更幸福的世界。这样，文化交流不会陷入狭隘的国家和国家的竞争，反而可以携手进行。我不知道这样的理念在国际关系的学界里是否能被接受并给予适当的地位，这是我的问题之一，是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这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比较直接，在很多日中关系的研讨会中，两国的国民感情越来越受重视，我也认为这是很好的倾向，但是至于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国民之间的好感，这样的分析还是不多。在很多学术研讨中经常有一个结论说，我们应该大力推动文化交流，然后就结束了，但是问题好像不是这么简单，比如现在日中之间的来往比过去多很多，还有最近几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好感有所提高，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到日本来的中国游客多了，看到了之后喜欢日本的。那么中国游客的增加为什么没有带来日本人对中国人好感的提升呢？也就是说，如果要真正通过文化交流来改善或推动两国关系，我们需要更详细的分析，从而找到更适当有效的方法，而不能“瞎折腾”。这是我最近几年找到的两个困惑。
王键：谢谢野口女士，相信您的疑问会在今天的交流中得到解答，下面我们也请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孟莉女士致辞。
孟莉：代表东北亚战略研究会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老师，大家好！非常荣幸，与中评智库共同主办“中日邦交正常化 48 周年暨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展望”的研讨会。刚才聆听了几位专家老师的精彩发言，受益匪浅。在这里，我也代表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讲几句：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也经历了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最黑暗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中日关系从民间入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大力发展民间外交，以“渐进积累”方式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
1972 年9 月 29 日，中日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 48 年以来，应该说两国关系虽经历了复杂波折和严峻考验，但各领域合作长足发展，两国人民从中受益良多。事实也证明，中日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双方合作水平的提升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的深化，不仅惠及两国，也会对地区产生积极、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在 48 周年之际，客观回顾过去，展望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景。
而恰值此际，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全体辞职，新内阁宣告成立，自民党总裁、前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正式成为新任日本首相，“后安倍时代”的大幕就此拉开。作为“后安倍时代”的首位首相，菅义伟会怎样设定日本外交路线？安倍时期的对外政策会否在菅义伟手里延续？国际社会对此颇为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中日邦交正常化 48 周年暨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展望》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日两国政府、高校、媒体的专家们齐聚一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把脉中日两国的政治、经贸及人文交流，为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建言献策，应该说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日关系事关中日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事关东北亚稳定，如何在东北亚这个更大的平台上，凝聚各方智慧，增强“合作、共创未来”的共识，推动区域的深层次合作，我们主办方也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引发各位专家的共鸣与思考。也期待今后与中评智库、与各位专家再次合作，充分发挥民间智库的优势，沿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历史路径，大力发展民间外交，着眼东北亚，凝聚共识，献智献策。
王键：谢谢孟莉秘书长，下面我们请复旦大学的包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华外交走向”，包老师在外交方面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有请。
包霞琴：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华外交走向
日本突然提前进入后安倍时代，这次能够顺利地组阁，原因在于自民党内部各大派系迅速达成共识，支持比较稳健的菅义伟来取代安倍建立政权。我们可以看到，菅义伟内阁成员呈现出多面性，年龄结构比较合理，既有河野、小泉等60后、80后新生代政治家担任大臣，又有麻生太郎、平泽胜荣等70多岁的老牌政治家入阁，体现了菅义伟内阁具有年轻人和老年人政治家结合的特点。
从菅义伟上台后的发言和各界的评论来看，菅义伟内阁将全面继承安倍路线，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所以在评价后安倍时代日本的对华政策时，还是要回顾一下安倍外交的倾向性。在安倍时期，经过2018年中日首脑互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这个过程来之不易。菅义伟作为内阁官房长官，亲历这个过程，能够认识到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艰难。他组阁后认为需要继续稳定中日关系，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在如何稳定中日关系，稳定中日关系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上，我们还是需要探讨。因为新冠疫情之后，国际关系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局面。在中美竞争更加激烈、国际格局更加动荡的背景下，中日关系面临新挑战。在后安倍时代，日本制定对华政策必须首先对这些新问题做出判断和选择。
对中日关系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因素。日本对华政策历来深受美国因素的影响，无论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还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实际上都是由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带来的。所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对中国极限施压的背景下，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受到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在安保政策问题上，日本国内最近出现了关于是否应该拥有对敌攻击能力的讨论，这和美国亚太战略的变化有关联。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脱钩和科技战也影响到了日本的对华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对中日科技合作有一些退缩，回顾2019年4月，中日双方在北京举行了创新合作会议，达成了关于高科技合作的共识。但在美国对华实施科技战的背景下，日本要推动和中国之间的高科技合作，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和困难。
还有一个负面影响因素，是如何认识近年来在香港和台湾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特朗普政府现在明显对中国搞所谓的政治认同，强调西方的民主认同，强调民主国家的联合，把中国视为与民主国家不同的国家，这深刻地影响到日本的舆论，促使日本从所谓的“自由”、“民主”角度来认识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与中国从国家领土主权与治理的角度来认知完全不同。日本在这些方面深受美国西方的舆论影响，这是影响到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值得我们关注和引起警惕。
但中日两国毕竟是搬不走的邻居，从这次菅义伟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可以看到，稳定中日关系还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如何继续在稳定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寻找合作空间，这是通话中体现的积极一面。
我认为，中日两国有非常广泛的合作和发展空间。第一，通话强调了继续保持高层的紧密沟通与合作，而“高层引领”是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的重要特点。菅义伟多次强调要继续保持高层的紧密沟通具有积极意义。第二，菅义伟提到，中日关系不仅是一对双边关系，更是对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有非常大影响力的关系，所以要承担起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这个表态也是非常积极的。第三，经贸关系依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虽然疫情之后，中日之间在供应链、价值链等方面出现困难，但随着中国疫情的好转，从5月份开始，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又恢复了，而且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研，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准备继续留在中国、甚至要扩大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占大多数。日本企业仍然非常看重中国的市场，他们重视地产地销，很多企业认为，如果回到日本或转移到东南亚，商品还要卖回到中国，实际成本将上升，所以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是最节约成本的。我认为，疫情之后，科技战、脱钩战、贸易战等确实给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发展，疫情能够得到控制，那么日本在华的投资或企业经营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评判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时，对于负面和正面的清单都应该梳理，要有客观的评判。
我们都讲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时代，那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有什么发展空间？其实近十多年来，中日两国国内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同60年代出生的人完全不同。这些年轻人追求美好的、高质量的生活品质，日本的许多商品符合这些年轻人的要求，所以说中国市场有很强的可持续性。还有老龄化的问题，日本是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中国在这一方面也面临很多问题，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日本和中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还包括现代物流、智慧农业。所以如果细细梳理，中日合作的空间在新时代有非常大、强的内生性动力。所以我认为，在分析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和日本对华政策时，既要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同时也要更多地去发现积极的层面和合作的空间，这对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王键：包老师跟上面几位老师讲的都是一气呵成，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想法，高屋建瓴，非常感谢。特别包老师讲到经贸关系仍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会认同的，包老师讲了很多很不错的建议，而且梳理得很清晰。我加一句话，美国现在的政策就是挑起经济摩擦为开始到现在中美战略对抗，这已经让日本承受了重大的商业利益和经济损失，日本今后在对华外交上怎么样保存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这是个现实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我们就先不展开了。下面有请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长盐泽英一先生发言，他的题目是“菅政权诞生的背景和今后的中日关系”。我们盐泽局长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驻北京好多年了，有请。
盐泽英一：菅政权诞生的背景和今后的中日关系
感谢能有机会出席今天《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8周年》的研讨会。我的发言主题是“菅政权诞生的背景和今后的日中关系”。首先我要说，我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个人的见解,并不代表我所属的组织。
关于日本首相的交替,中国已经报道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坦率地说，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对日本进行了非常好的研究。大家应该比我更详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新提供的内容。
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3位候选人中，为何菅先生能够当选总裁?我想,这是因为日本国民、经济界和很多政界相关人员都支持“安倍政权的继承”。国民不希望变化。
在安倍首相8月28日发表辞职声明之前，因为应对疫情不力等方面的影响,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有下降的倾向。然而，记者招待会后却急速上升。共同社28、29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内阁支持率为56.9%，比一个月前上升了20.9个百分点。接着，9月2、3日朝日新闻进行的舆论调查中，回答“支持安倍政权”的也达到71%之高。这个结果，让日本人和执政党自民党都很吃惊。实施的政策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舆论会变成这样呢？媒体使用了“爆上”这个词来表现。在日本也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哲学家仲正昌树分析这些都是“同情票”。作为相似的例子，当年大平正芳首相在艰苦的政局下突然死亡时，大平派的铃木善幸先生得到了国民的广泛同情，随后成为了下一任日本首相。
东京新闻的分析也发表了“判官びいき（偏袒弱者）”这个观点，就是同情弱势的感情，或者说是“关店人气”，也就是游乐园关闭前夕、人气反而会上升的现象。
据说日本有名的音乐家松任谷由实收看安倍辞职的记者会的时候说：“我难过得眼泪都出来了”，这也影响了一部分舆论。
我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安倍表明辞职的记者招待会，当我听到“因为生病不能尽全力，而且对于国策的判断不能有错误，所以我辞职”的时候，感觉到了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而且不执掌权力表现出他的廉洁。日本记者樱井吉子评述说，“安倍首相并不是被逼入绝境的状况，而是带着余力辞职比较好”。
我个人认为，安倍政权、比如轻视国会审议、森友学园问题、篡改公文等问题，其实还有不少缺憾。但是选民听了记者招待会就忘记了这些事。也有评论分析说，支持率上升的背景是日本人有“健忘癖”。
另一方面，安倍政权在外交上确实取得了成果。提倡“印度太平洋构想”之后，美国也从后面来了。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和美国、中国、台湾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是很少见的事。
目睹这次记者会后的支持率“爆上”后，执政党正面提出了“安倍政权的继承”这个概念，倾向于作为总裁候选人支持率较高的菅氏。我认为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支持了菅义伟之后，形势基本上就成定局了。这是菅政权诞生的背景。
接下来是今后的菅政权外交和对华外交。这将由国际环境、国内环境、领导人个人的三个要素复杂相结合来形成。
国际环境就是中美对立激化的情况下，美国对同盟国日本的“脱钩中国”压力增强。国内环境的因素是国民对中国情感恶化,相反的因素是日本经济不景气反而让中日经济关系变得更重要。就领导人个人因素而言，菅总理缺乏足够的外交经验，所以重视中国的二阶干事长的影响力会增强。
在共同社的报道中，政府相关人士也已表示“菅政权比安倍政权更重视日中关系”。日中两国之间，习近平国家主席对日本的国事访问持续延期中。虽然日本也有反对国事访日的意见，但是关于习主席对日本的国事访问，二阶干事长说：“因为是国家和国家的约定，所以必须实现。”
安倍政权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对中关系不同意见。有人对日中之间安全保障上的问题保持警惕，有人重视日中经济关系，从2018年左右开始后者占优势。
即使“重视日中关系”是菅政权的基本方向，能否实现也会受到国际环境、国内舆论等的影响。年内的主席访问因为疫情已经不可能，两国在2022年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如果21年实现访日的话，面向50周年有可能产生改善关系的良性循环。所以两国继续保持着“实现领导人互访”的这个目标，还是很有意义的。
王键：谢谢谈得非常好，当然我们希望明年习近平主席访日一定能够取得成功，领导人互访很重要，但是中日民间交流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要有请我们王众一先生做发言——“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中的民间交流”，王先生长期从事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所以这方面他有很多的经历、经验希望和我们分享，有请。
王众一：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民间交流
今天，重点就后安倍时代的中日民间交流谈一谈我的认识。谈这个问题，首先要简单梳理一下安倍时代的中日民间交流的特点，以及疫情常态化与中美博弈大背景对中日民间交流带来哪些影响。
创造最长执政记录的第二次安倍内阁起步于中日关系历史上最为低谷时期。在本次安倍内阁的初期，中日关系不仅未见转圜，更由于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使跌入低谷的中日关系进一步雪上加霜。这段时期里官方各级别来往几乎停止，民间交流也面临极大的困难，各种渠道的活动几乎完全停滞。传统的友好七团体面临老龄化问题，加之渠道受阻，作为民间交流的重要窗口存在感大为降低；青少年交流、地方交流、经贸交流也几乎处于全面冻结状态。经过两国领导人的努力，这种状况在后来得到了缓解，终于走上相向而行的正轨。这其中创新形式的民间交流可圈可点。一是像北京-东京论坛这样始于中日关系困难时期的综合论坛，团结了中日双方各重要领域的智库或有识之士，是处在冰冻下的中日关系保持着为数极少的渠道。每年的民调引发认真思考，多个分论坛开诚布公的讨论形成许多有益成果，会议闭幕的共识宣言又使人们对中日关系保持信心。二是像二阶俊博这样的日本政治家善于运用公共外交形式创造转圜机会。2015年5月二阶俊博率3000人“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访华引发了对民间交流的再认识，习近平主席就是在这次场合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三是像《人民中国》等机构在困难时期发起的“熊猫杯全日本青年感知中国作文大赛”等青少年交流活动对青少年交流起到的推动作用。前年两会上，政协委员的提案得到重视，两国政府在民意推动下发起了“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大阪G20前夕习近平主席还给参与“熊猫杯”的日本青年中岛大地回信，鼓励日本年轻一代积极投身中日友好事业。
今年的疫情前半场，中日民间的相互守望也为中日关系平稳致远增添了几抹亮色。“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文化上和心理上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心灵距离。东亚文化价值呈现出区域特异性，值得好好研究。由于疫情的发生，原计划的许多民间交流被迫按下暂停键，但创新了形式的民间交流很快又在中日之间活跃起来。这包括通过体现邻里守望的抗疫物资相互捐赠、美美与共的诗文共赏带来的民间共情、为了增进相互了解开展的多种线上交流等等。
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也使世界经济、人们的生活、人文交流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疫情的发生也影响到今年中日高层互动的日程，中美博弈等重大因素的影响，使得年初原本比较乐观的对中日关系的展望也变得复杂起来。日美同盟前提下美国因素对日本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受中美关系、海洋领土、港版国安法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方面官方政治出现波动乃至倒退迹象。民间情绪在媒体渲染下亦受其影响。迄今为止官民共同努力形成的良性互动已经开始受到这些因素的冲击。今年彼此民调出现下行趋势恐怕将是大概率事件。
宣布“令和”新年号的官房长官菅义伟接替因病辞职的安倍晋三，标志着令和时代政权更迭的序幕拉开。菅义伟政府是稳定地长期执政，还是重回以前日本政坛政权频繁更迭的状态都是值得认真关注的。无论如何，更迭带来的波动与政策的不确定性都给未来的中日民间交流提出了新课题。反过来，这也给有着以民促官传统的中日民间交流凝聚积极民意促进中日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两国战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每当官方政治出现波动的时候，民间力量的推动都是两国关系维护与改善的积极要素。邦交正常化之前，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进，是推动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力量；刚刚所梳理的近年来两国关系低谷期两国民间交流，虽规模较从前有所收缩，但包括智库交流、青少年交流、旅游在内，一些新增长点的出现也为后安倍时代民间交流的走向和可为之处作出了揭示。
昨天，日本政权更迭后中日两国领导人首次通话，就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交换了意见。这也为后安倍时代民间交流应该努力的方向提出了遵循，应该充分重视与调动民间交流积极要素推动官方外交，开拓新时代以民促官、官民互动的新局面。为此，就后安倍时代民间交流，我作了一些特点归纳，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1、寻找东方共同的文化价值。此次疫情突发之后，历史、宗教、文化差异导致的行为差异使得疫情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表现为意识形态挑战的新冷战局面似乎呼之欲出。然而一个事实是，当人类面临疫情病毒这样共同的敌人时候，东亚各国人民表现出的自律性和纪律性，对后来形势很快变得可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里东方历史文化提供的相近或共同的价值观对我们行为产生的规范意义深远。比如说，历史上面对大洪水，诺亚方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大禹治水提供了另外的解决方案。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文化或文明理念的差异。据我所知“禹”文化的传承不仅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记忆，在日本很多地方也存在着“禹”文化的痕迹。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的、有意义的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后安倍时代，中日民间或半官方地探索组建新的以超越意识形态价值差异，发掘出蕴藏于我们社会与民间当中的传统价值观为目标的友好团体，或对一些政治家、外交家（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村山富市、明石康）政治外交思想中的东亚价值要素加以提炼，对增进两国之间政治互信的基础，促进两国之间高水平的人文交流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2、弘扬邻里守望相助精神。东方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守望相助精神。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疫情发生之后两国民间表现出了非常淳朴感人的互助精神。不论是中国网民对东京奥运会的持续支持，还是在疫情初期，来自日本“风月同天”的口罩捐赠都是患难之际雪中送炭的生动实例。包括自民党内部发起的向中国捐款的热心倡议也经中国媒体广泛报道感动了许多普通中国民众。后来疫情在日本扩散，来自中国许多民间团体企业的防控物资捐赠成就了新一轮的互助佳话。在后安倍时代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两国合作推动疫苗铺开。我建议两国医学界扩大交流，媒体应为消除偏见，推动这样的交流多发挥作用。中日医学方面合作将为为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福祉，推广疫苗应用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在未来两年的民间交流中，应一如既往地推动文体交流，中国应积极支持明年东京奥运会召开，日本应积极支持后年北京冬运会召开。
3、共享诗情画意的文化乡愁。在此次疫情发生之后的守望互助中，还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两国民间在互相鼓励的过程中，运用对方的文化要素，以美美与共的精神传递文化乡愁，使中日之间相互帮助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温度感。来自日本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由于体现了日本有识之士汉文化修养，得到了中国网民的一片赞誉。松山芭蕾舞团通过视频录像合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人民中国》因为独家报道这条消息，创造了超过40万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量记录。而来自中国方面的捐赠箱上，由于贴上了由中国人原创的和歌、俳句、汉俳、俳画等日本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要素，也得到了日本受助方面的由衷赞誉。这种运用高雅的传统文化要素唱和提升温度拉近心灵距离之举，可谓中日相互守望互助的形式创新，是今年中日互动的一抹亮色，将被记录在中日民间交往史上。后安倍时代我们应进一步推动这种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中日两国文化有同有异。彼此欣赏，加强交流，扩大文化力量的相互影响，可以提升民间层面对对方的善意想像。这对消除偏见与隔阂，提高民间好感度亦有帮助。特别建议在文学、戏剧、电影等传统大众文化和游戏动漫等现代青年流行文化层面，进一步机制化加大交流力度，创新交流形式。
4、创新线上交流，探索沟通新模式。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行为方式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上半年许多现场民间交流活动停摆了，但交流活动本身并没有停止，而是改变了形式继续灵活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线上交流线上论坛都在有序推进，这样一种形式创新，也为今后两国扩大对话渠道增加言论互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我们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之后，会发现还有许多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便利之处。疫情暂时隔开了我们，但线上交流使我们的思想沟通变得更加便捷。后安倍时代应积极总结经验，进一步改进交流模式，扩大交流效果。借助包括线上交流在内的各种新的交流模式，充分运用好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扩大民间交流规模和民间交流质量，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言论交流当中，成为民间外交的新力量。应扶持存量，开拓增量，扩大有效交流渠道。
5、中国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正在加紧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日本也正在调整包括企业分布等产业格局。中日经贸合作在疫情冲击下逆势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中国借助AI革命引发消费模式改变，非接触消费模式的生活革命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事实上，通过在线支付形式进行的无接触交易中国在疫情之前就比日本先行一步，只是在疫情期间，这种消费的优越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日本受疫情防控的影响，今后这种线上支付的形式应该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普及过程。这对中日两国之间的跨境消费也带来了新的启示。区域通用的线上消费将会刺激彼此的人员来往和更加平衡的旅游观光，这为今后两国民间经贸交流乃至两国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消费模式的创新和AI技术革命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疫后恢复经济过程中中日在经贸领域的第三方合作也将为以企业为主体的中日民间经贸交流提供机会。
6、运用好新媒体的积极作用。疫情蔓延期间，许多人宅在家里，新媒体成了人们获得信息以进行情感交流的重要联络空间。中日之间的新媒体互动也成为民间交往的重要新亮点。人们通过微信推特脸书连我等形式，密集而丰富地传递着彼此的信息。仅人民中国在疫情期间微传播受众就成倍增加，点击量也远远超过以往平常时期。在疫情防控期间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以社交平台为特点的微视频、社交纪录片等新的传播形态对两国公众的影响。可以预见，新媒体平台将是可以与主流媒体抗衡的影响民意引导民众的重要传播渠道。
7、继续重视加强改进青少年交流。青少年交流事关中日两国的未来。青少年交流的内容与形式都亟待创新。去年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的成果应当得到积极总结并发扬光大。以往我们对规模化交流情有独锺，在分散化、个性化、可持续化的活动设计上还要下更多功夫。让两国青年打开彼此心扉交流，成为新时代的新课题。去年中国某友好交流机构很有创意地组织了日本高中生在北京民宿，客观上拉近了日本青年和中国家庭的距离。但也发现孩子们在家里交流并不主动，彼此都在埋头玩自己的手机。这种宅化倾向恐怕也是后安倍时代青少年交流将会面对的共性问题。青少年交流应当积极总结经验，探索多边交流形式，提升交流合力。今年启动的“悟空杯”首届中日韩青少年漫画大赛就是这样一种升级版尝试，希望今后有更多这样的多元交流，增进东亚地区青少年的广泛交流。
在后安倍时代，受复杂的国际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中日政府间外交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大。同时，中日两国实行真正意义上“国民大交流”也已经条件成熟。为使中日近年来企稳向好的局面不出现倒退，继续行稳致远，官方外交、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智库外交同步推进，文化交流、经贸交流、地方交流、青少年交流多管齐下，政府对话与民间交流共举，拓宽多层级管道保持沟通，围绕大局，围绕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献计献策，加强交往、交流，近期两国民间交流应为因疫情暂停的首脑访日创造更好的民意条件，积极推动早日成行；围绕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做好文章，为未来中日民间交流及两国关系行稳致远创造更好的气氛，夯实民意基础。同时政府层面加强政治管控和安全管控，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为此，两国传统的友好团体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改革创新，像中日友好协会等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半官半民团体在今后民间交流中的引领作用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发挥。
王键：我感觉就是做了一个中日民间交流的政府工作报告，讲得非常周到，非常到位，非常齐全。最后我也来谈一谈中日关系视野下的台湾问题。
王键：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视野下的台湾问题
2020年8月 28日，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因健康缘故辞职。9月14日，现任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以377票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9月16日，日本临时国会举行首相指名选举，菅义伟顺利当选日本第99任首相，并于当天组建新内阁。至此，后安倍时代始得启航。
安倍始终是以亲台着称的日本右翼政治家，但在近年来中日领导人在有关台湾问题的双边晤谈中，安倍对台湾问题的表述呈现一定的灵活性，有助于中日关系改善。
2017年7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汉堡与安倍首相会晤时强调：“维护好政治基础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双方先后达成4个政治文件和4点原则共识，就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问题确立了原则。”安倍首相回应表示：“日本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阐明的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没有变化。”
2018年5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东京同安倍首相会谈时强调：在台湾问题上，希望日方信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安倍首相回应表示：“日方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规定，仅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
由此可见，安倍在台湾问题上体现出一定的积极态势，再加之其他因素，中日关系改善在2019年呈现鼎盛之势。2019年6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大阪会见安倍首相时指出，我们要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使中日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安倍首相回应表示，日方愿遵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等两国间重要政治文件，并本着“化竞争为协调、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同中方继续共同努力，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并确保其长期稳定发展。
2020年5月19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内阁会议上提交2020年版《外交蓝皮书》。在中日关系问题上重申“今年是将日中关系推至‘日中新时代’的一年”。
在疫情全球蔓延与中美激烈对抗的当下，进入2020年以来的中日关系改善进程明显放缓，日本对华外交出现“跛脚之势”。6月1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前夜，七国集团（G7）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公然插手中国香港事务，日本不仅参与其中且发挥牵头作用。
6月22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通过钓鱼岛改名决议，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甚至扬言要乘自卫队飞机“巡视”钓鱼岛海域上空。在7月 7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日本自民党外交小组和外交调查会提出要求取消中国国家领导人作为国宾访日的决议文本。7月14日，日本防卫省发布“令和2年版”（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此次白皮书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假想敌”，极力炒作“中国威胁论”，等等。
9月9日，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纪念美日联盟成立60周年的视频研讨会上，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称中国“试图将海上军事化扩大到东海”“中国已经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准备保卫我们领土的每一厘米，我也相信盟国愿意为钓鱼岛而战”等等。
简言之，当前中日关系处于低走状态，双边外交板块的消极因素仍然有所积聚，特别是今年疫情扩散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一系列负面动向。这既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亦是日本对近年来对华改善政策初心的严重偏离。
综上所述，当前中日关系摩擦矛盾面有所凸显，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但其趋势是基本稳定的，合作层面大于竞争层面。尤其是9月 16日菅义伟内阁启程后，面对首当其冲的经济再生与应对疫情两大目标，这就促使日本只有与近邻中国加强合作，尤其是加强中日两国经济合作与互动。中日两国未来在推动双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开展区域合作协调、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面有着诸多共识与利益对接点。而且，中日经济合作相对容易，亦能早期见效。首先，从国际经贸环境看，中日围绕“三P”（CPTPP、RECP及FTAAP）方向的认知共同点、利益契合点越来越接近。换言之，中日都致力构建基于自由与规则的多边贸易环境，以保持多边经济一体化动力不减。
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确实“形有微澜”，但“势仍依旧”，近期日本的一系列对华态势亦昭示着中日关系持续转圜的前景不甚乐观，这亦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然而，岸谷之变，陵谷沧桑，中日邦交正常化48年的风雨历程告知世人，两国关系不进则退，进难退易，推动中日关系转圜与发展，需要恒心，更需耐心。面对依旧严峻的全球疫情以及中美战略性对抗长期化的局势，作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体的中日两国应以更大战略耐心管控分歧、并以经贸合作为导向，落实近年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共识，积极调动双边关系中的建设性因素。
台湾问题今后仍是存在于中日之间的焦点问题之一，台日关系今后仍然是一对不规则的双边关系与日本介入台海事务的具体“抓手”。自2016年5月民进党再次执政以来，在台日“合力抗中”目标下的双边互动中，日本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自身获益和回旋余地明显高于台湾。随着2020年9月安倍辞职与安倍色彩浓厚的菅义伟内阁成立，后安倍时代台日关系走势又呈悬念。
2020年1月11日，蔡英文再次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当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祝贺。1月 12日，自民党国会议员岸信夫、日台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等多位日本政客赴台祝贺。1月17日，“日（华）台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在台北对蔡英文呈递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以自民党总裁身分的亲笔贺函，恭喜蔡英文连任。
1月20日，时任首相安倍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谈及东京奥运会时表示，日本政府把今年奥运会定位为“复兴奥运”，有许多城市将分别接待各地好手，其中岩手县野田村是“台湾接待城”。台湾“外交部”迅速回应称，乐见台日关系正面发展，预祝东京奥运会圆满成功。《日本产经新闻》称，与日本没有“邦交”的“台湾”一词在首相的施政演说被提及，实属罕见。上一次是2006年1月20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施政方针演说时举例说明前一年访日外籍旅客增加的要因，称是因为对台湾实施免签措施。报道分析认为，安倍此举是对中国的一种牵制。
2020年5月19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内阁会议上提交2020年版《外交蓝皮书》，将台湾从“重要伙伴”的定位提升为“极为重要的伙伴”，而且较2019年版约增加1页左右的对台湾问题的描述。《蓝皮书》自2017年以来首次称“一贯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
5月 20日，时任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祝贺蔡英文第二次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由于受疫情影响不克赴台参加蔡英文就职典礼，岸信夫率领“日（华）台议员恳谈会”事先录影向蔡英文表达祝贺。
毋庸置疑，安倍执政的近八年期间台日关系保持着“缓升”态势，有日本学者指出，自1972年台日“断交”以来，“安倍政府是对台湾最友好的政府”。如安倍在任期间与蔡英文持续保持台日首脑之间“推特对话”。如安倍30日宣布辞职后，8月 31日蔡英文就在推特上对安倍大加赞赏，称他为台日关系“贡献”巨大。安倍随即推文回应称，感谢台湾朋友的温情问候，期待日台合作与交流更加深化与进步。
另外，美国正在加大在台湾问题上对日本的“引领”，在不断提升对台军售的同时，也提议日本加强与台湾防卫合作。如曾任美国驻日大使馆海军武官的纽沙姆称，日本给台湾的协助越多，美国越可能防卫日本。纽沙姆甚至建议日本与美国一道展示对台湾的支持，比如让冲绳日本自卫队空军与美国一道，联合台湾空军，对解放军绕台飞行进行伴飞监控。
今年7月30日，“台独教父”李登辉病逝，安倍发表“痛惜悼念”的谈话。8月 3日，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前首相森喜朗、副外务大臣铃木馨佑、自民党国会议员古屋圭司与岸信夫等人前往台北驻日机构吊唁李登辉。8月7日，菅义伟以内阁官房长官身份进入台湾驻日机构吊唁李登辉，这也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内阁官房长官”的首次进入。
7月 31日，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称赞李登辉对“台日关系”以及台湾“民主”做的贡献，同时称，“日方目前没有派出政府相关人士参加李登辉葬礼的计划”。但菅义伟很快调整策略，积极促成前首相森喜朗一行前往台湾参加李登辉吊唁仪式。8月 9日，森喜朗与古屋圭司、岸信夫等一行16人赴台。森喜朗一行在台期间与蔡英文等台湾政要互动，并言称他此行是受安倍首相之托。
9月 18日，森喜朗再次率团乘坐全日空包机前往台北，参加李登辉追思礼拜会，由于岸信夫就任内阁防卫大臣，故未及参与赴台。另外，2019年10月台湾驻福冈办事处举行“双十节”庆典，安倍与麻生还分别以首相与副首相公职身份发去贺电。
虽然安倍时期台日关系有所“缓升”，但台日诸多矛盾依旧未解，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日方期待的福岛五县食品对台出口禁令也未及解除，蔡英文提议的台日安保对话以及台日高级别经济关系EPA协商也迟迟没有举行，延宕已久的冲之礁渔权纠纷依旧不克解决等等。9月 27日，台湾宜兰苏澳籍渔船“新凌波236号”在钓鱼台海域作业时，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冲撞，再次引发台日渔权纠葛。
就台日双边而言，双方在政治、外交领域主要由日方主导，台方则致力于谋求通过累积方式突破对台日关系的政治限制，并以所谓官民“二轨联动”渐次拓展台日高层次政治外交领域的空间，但日方则维持“二轨平衡”，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而且，基于中日关系转圜之稳定大局考虑，近年来日本在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上保持一定程度节制。
随着今年1月11日蔡英文再次当选与9月16日菅义伟内阁的成立，呈现菅义伟新政权与蔡英文第二任期特征的台日关系新格局。当选之夜，蔡英文就在推特上用日文发表获胜感言，强调要深化台日联结。而在520就职演说中，蔡英文也着重说明要加强深化与日本伙伴关系，洽签台日经贸协定。
未来台日关系的“二轨平衡”态势预计将进一步凸显乃至加强，日方也在“二轨平衡”的状态下持续对台施压。10月8日，台北日本工商会发表白皮书，以相当强烈的语言批评台湾当局针对日本食品“差别待遇”等。
日本政界“亲台派”领军人物、安倍胞弟岸信夫此次出任菅义伟内阁防卫大臣，成为台日关系一个亮点。鉴于岸信夫多年呼吁制定日本版《台湾关系法》以及推动日台安保合作等亲台言论，他又身兼日本国会“日（华）台议员恳谈会”干事长、日本自民党“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联盟”会长等亲台团体重职，出任防卫大臣后是否会在推动台日安保问题上“有所作为”？引发关注。
9月 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我们对岸信夫先生就任防卫大臣表示祝贺。希望两国防务部门加强对话交流，持续增进安全互信，推动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也希望日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避免和台湾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我们注意到，9月16日，岸信夫以防卫大臣身份在记者会传达菅义伟首相有关防卫7项指示，同时重申和台湾维持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
坊间人士也了解岸信夫是一个非常崇尚江户时代著名思想家和农政学家二宫尊德的政治家。二宫尊德融会吸收中国儒学、日本神道与佛教的精髓，形成以“报德仕法”为核心的二宫尊德思想体系以及“至诚、勤劳、分度、推让”的修身之道。近年来，中日学界有关二宫尊德思想的研究亦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与民间交流的一大亮点。
9月16日菅义伟内阁成立当天，台湾当局发言人张惇涵表示，菅首相过去即数次公开支持台湾，肯定双方共享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也曾倡议支持台加入国际组织，是台湾的重要国际友人。而日本与台湾之间往来密切，日本亦是台湾重要伙伴，台将持续推动与日本的多元合作，并持续深化台日友好的伙伴关系，期盼能共同增进台日人民福祉，并共同维护区域的繁荣发展与和平稳定。台“外交部”表示，日本为台湾第三大交易伙伴，台湾是日本第四大交易伙伴；去年台湾有500万人次访日，日本是台民众出境旅游首选；日本也有200万人次访台，是台湾的第二大观光客来源国。台日双方互为重要邻邦，我们乐见并期盼未来在既有良好基础上持续深化台日全方位实质合作伙伴关系，以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繁荣及稳定。
我们亦注意到，随着蔡英文第一任期的完结，台日关系由以往相互过高“期待”逐渐回落到维护利益的现实层面，而影响这一关系走向的中美、中日、日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诸要素亦将顺应调整，但不确定性增多。当下，介入中国内政的台湾事务日趋成为美日推行印太战略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而谋求“以台制华、藉台抑华”既是美日同盟的长期战略需求，也将始终是日本关注台湾、提升日台互动的根本性因素。括而言之，未来台日关系将更趋密切，合力抗衡中国大陆的利益趋向仍是台日最大变数。
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亦是中国内战未及完全结束而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范畴。由此，台日关系本质上归属于中日两国关系，受到中日关系、两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等的综合影响。一 方面，中日两国关系决定台日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台日关系从属于中日两国关系，属于民间性质；另一方面，台日关系若“越轨”发展，突破民间性质框架，势必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战略转圜与稳定发展的负面因素，也将引发台海乃至东亚地区的危机。
就日本的国家利益而言，在当前中美战略性对抗加剧、两岸关系持续严峻的局面下，尤其是在菅义伟内阁成立后面对的内外困境下，妥善应对日美与中日关系才是其首当其冲的外交国策。9月16日菅义伟在就任后的首场记者会上表示，“现在应该最优先解决的课题是新冠肺炎疫情对策”“经济再生将继续是政府的最重要课题。”他强调：“在我国面临的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我们将开展以发挥作用的日美同盟为基础的政策。”“为保护国家利益，在战略性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构想）的同时，希望与包括中俄在内的近邻国家建立稳定关系。”
今年8月 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2周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8周年，我们期盼菅义伟首相继续保持并推动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转圜大势，持续稳定发展，共同迎接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盛大历史时刻。
毋庸置疑，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会轻易改变1972年对华政治承诺，但日本亲台右翼势力则始终积极推动与台湾的关系升级。可见，台日关系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只是依附于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或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将长期存在，并持续发挥影响。
综上所述，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相关规定，台湾问题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日关系仅仅是隶属于中日两国关系下的一种民间交流形式。由此推断，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台策略显然仍是以“低调慢行”为主，而且在中美对抗与两岸对峙持续加剧的严峻事态下，台日关系未来亦充满不确定性。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总书记强调：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评论员简介：
石飞节：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部参赞
吕小庆：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黄大慧：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军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野口裕子：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副主任
盐泽英一：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长
包霞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外交学系副主任
王众一：全国政协委员、《人民中国》总编辑
王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评智库高级研究员
孟莉：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秘书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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