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重磅：刘兆佳谈治港思路转变

　　中评社香港12月8日电（记者　沈而忱）近年香港因为中美博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中央一次次地主动出手整治香港乱象，例如颁布香港国安法、主动就香港政治体制作出澄清、对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作出审定等，显示出中央治港思路的变化。对此，中评社专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刘兆佳对中央治港思路的转变进行了详细描述。他指出，回归初期至2003年，中央对香港事务比较被动，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均几乎没有介入。2003年的反对23条立法大游行促使中央的对港政策由被动走向主动，从经济民生层面入手，希望缓解香港的社会矛盾。2014年“占中”之后，中央更多地运用政治手段，大力压缩内外敌对势力在香港的发展空间，主导克服“一国两制”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

　　刘兆佳表示，只有香港解决了目前面临的政治问题，不出现冲击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冲击“一国两制”，挑战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情况，内外敌对势力无法在社会立足，中央才能够放心地推进香港的民主进程。他亦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单要依靠中央出手，还需要整个社会民情民意的转变。而社会民意的转变则需要大力推进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和基本法教育，令香港人对国家、对“一国两制”形成正确的认知。

　　谈及“一国两制”的未来，刘兆佳强调回归初心，让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各自发挥所长，相互合作，互利共赢，共同推进国家发展。香港通过改革提升经济活力，减少社会矛盾，给予年轻人更多机会；中央通过制度建设压缩内外敌对势力在香港的活动空间，维护国家安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相信“一国两制”能够长期实行。

　　刘兆佳，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社会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涵盖社会及政治发展、比较政治、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发展以及香港社会政治发展，着有《思考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香港人的政治心态》、《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等。

　　问答全文如下：

　　中评社：能否请您大致介绍一下中央治港思路的转变过程？

　　刘兆佳：我认为中央治港思路变化是从被动到主动到主导。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在香港事务上的角色越来越积极，也越来越集中于制造有利“一国两制”全面和准确贯彻的条件。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日前指出，“一国两制”实践已进入“五十年不变”的中期阶段，许多问题已充分暴露。那么过去在问题还没充分暴露的时候，中央是采取一种比较被动的对策，尽量不干预香港事务，不要让各方面引起对香港前途的担忧，希望让香港人自己意识到“一国两制”所面临的问题，从而自己解决问题，不需要让中央出手来处理。

　　但是过程当中，因为中央插手比较少，反而引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譬如说香港的反对势力越来越壮大、越来越野心勃勃、越来越激进，试图主导“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话语权，不断利用中央给予香港的政治自由挑战中央政府，阻挠特区政府施政，甚至拉拢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不断在香港利用民主改革作为发动群众，激起他们从事政治斗争的藉口。如此一段时间之后，香港的局势和民情民意对中央越来越不利，对特区管治越来越不利，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一国两制”的认知也出现了严重偏差，把香港当成独立政治实体，排斥中央在香港的任何角色，不承认中央在香港所拥有的权力。

　　2003年香港爆发了反对23条立法的大规模群众行动，促使中央不得不改变对香港的政策，从被动走向主动，主动出手去处理香港问题。但是这个“主动”主要反映在对香港经济的带动上，所以自由行、CEPA、人民币业务、内地企业、香港上市集资到让香港参与国家的五年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纷纷出台。中央给予香港更多在内地发展的机会，希望从经济层面纾缓香港的社会矛盾，从而带来一些良好的政治效果，并尽力强化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在这个阶段，中央在香港政治事务上的参与还是比较少，更多地集中在经济、民生方面。

　　因为中央的政策，香港在经济上的确得到一些改善，取得一些进步，和内地的经济合作关系也出现一些好的势头，两地同胞之间来往亦有所增加。但是这也引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两地同胞接触多了之后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新的摩擦，内地资本进入香港使得一些香港人在经济上感觉受到威胁，内地人才进入香港带来的竞争引发部分香港人的担忧，大量内地访客到港对部分香港人的生活造成干扰。中央的“惠港”政策当然在经济民生上带来了良好效果，但同时也引起部分香港人的担忧和恐惧，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特别是香港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不是会受到内地影响而没有办法保存下来等等。这个时候，在政治上，香港产生了本土分离主义，最严重的当然是“港独”主张抬头；而西方支持的反对力量进一步扩大他们在香港的力量，进一步推动所谓民主改革，使他们有更大的政治权力来抗拒中央和阻止香港内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014年占领中环行动就是这种趋势的爆发，反对派试图领导香港进一步摆脱中国内地，对抗中央，甚至有些人提出要把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西方势力在占领中环的行动中更扮演了昭然若揭的角色。

　　香港的政治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中央忍无可忍，非出手不可，于是对港的政策到了主导阶段。在主导阶段、经济手段固然重要，但是政治手段更加重要。中央不能容忍香港政治乱局继续下去，不能容忍抗争方式越来越暴力，不能容忍越来越多人支持本土分离主义、支持“港独”，尤其不能容忍对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力的冒犯。而且特区政府在管治过程中面对反对势力的不断挑战和阻挠，施政越来越困难；中央和反对派之间的政治矛盾冲突越来越大。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和其西方盟友不断并明目张胆介入香港事务，联同香港反对势力不断挑战国家主权和特区管治，意图利用香港作为对付中国的棋子，危害国家安全。2014年以来，即是步入主导阶段后，中央政府在政治方面的确有所作为，比如大力推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希望改变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识和瞭解；另一方面，中央主动出手，通过支持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与反对势力和外部势力作战，遏制了后者的生存空间。

　　最关键是去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制定了一套整治香港、应对香港问题的全面策略：仍然关注经济问题，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大湾区的发展，以达到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通过制定《香港国安法》来维护国家安全，大力压缩内外敌对势力在香港的活动空间，不让他们在国际上、在议会内、在社会上得以肆无忌惮从事各种种各样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将他们从香港的政治体系中驱逐出去；另一方面，对爱国力量的支持和建设加强力度，除了强化他们的战斗力之外，更要发挥他们的领导力和团结力，争取更多人和组织加入爱国阵营之中。此外，中央亦结合了全面管治权和特区的高度自治权，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强化中央和特区政府之间的运作，更加积极地行使中央在《宪法》和《基本法》下所拥有的权力，配合和强化特区政府的管治，形成一个更庞大的由中央、特区政府以及爱国力量组成的管治力量，通过彼此的分工合作来应对反对派以及外部势力。

　　对港管治思路从被动到主动到主导，反映出中央逐步意识到，香港在“一国两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情况越来越恶劣，形势越来越紧急，香港的管治权越来越有机会被本地和外部敌对势力窃取，不但“一国两制”无法全面实施，香港还会变成一个对国家离心离德、危害国家安全的地方；再加上如果政治问题处理不好，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就没有一个适当的政治环境来解决，香港的繁荣稳定亦无法确保，社会将发生更多的斗争和动荡，成为国家安全的麻烦制造者，并打击中国的国际声誉。因此中央毅然决然利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思想等，逐步增加对香港事务的参与，来主导克服“一国两制”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

　　民意改变需要从经济、教育等多方面下功夫

　　中评社：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日前表示，“底线守得越牢，政治包容空间越大”。您怎么理解这句话？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否说明中央对香港的政治包容空间正在缩小？

　　刘兆佳：中央知道大部分香港人不是单纯的反对派，而是存在相当的民主诉求，希望香港能够有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但问题是，中央也知道，当香港的内外敌对势力相当强横、爱国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特区政府管治能力和根基不牢固的时候，进一步开放民主，特别是普及选举，容易出现香港政权落在非爱国者手上的情况，如此一来，不但“一国两制”无法维持，香港反而会变成颠覆国家和政权的基地。因此中央对香港民主发展是有戒心的，不放心让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

　　当内外反对势力无法在香港政治体制内和社会立足的时候，香港参与政治体系运作的政治力量基本上都是爱国者或者是忠诚反对派的时候，这些人不会把香港变成颠覆基地，反而会在《宪法》和《基本法》的框架里面运作，与中央建立良好关系，共同推进香港发展，令香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能够作出贡献，张晓明副主任所说的“底线”就守得住。到了这个地步，我相信中央不会介意开放更多机会令香港的民主化向前推进，香港的进一步民主化就有可能，政治参与空间就大了。

　　但是民情民意的转变仍需要一段时间，香港反对派即使现在不能在香港政治体制里面活动，他们社会上还有不低的支持率。怎样改变香港人的心态，令他们减少对反对势力的支持，减少与中央及特区政府的对抗，提升他们理性、务实、合作的倾向，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民生问题，这个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功夫。

　　中评社：在多场社会运动，特别是“修例”风波之后，香港社会更加撕裂，您认为强大、团结、社会基础广阔的特区政府怎样才能建立起来？

　　刘兆佳：所谓的社会撕裂不会长期存在的。美国的撕裂涉及宗教、种族、性倾向、堕胎、移民、核心价值观，所以美国的撕裂很难弥补。其实，香港最应该发生的撕裂就是阶级之间的撕裂，原因是香港的贫富悬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香港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之所以还没有那么严重，是因为香港人仍然相信香港是一个机会开放的社会，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取得一定的发展机会。当然这个情况现在也正在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香港社会不平等、不公平，中央和特区政府偏帮大财团等，但大部分香港人包括年轻人的阶级意识仍没有很强烈，所以到目前为止贫富悬殊还没有造成社会的严重撕裂。更重要的是，由于一直以来政治撕裂比阶级撕裂更居主导和明显地位，所以阶级撕裂也就被掩盖了。

　　政治撕裂的地方在于不少香港人与精英对中国共产党的抵触态度和情绪。这与香港的历史背景和人口构成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几十年来，香港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落在反对派和外部势力手上，反对势力把控了舆论阵地、宗教阵地、思想阵地、教育阵地，不断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教育丑化共产党，在社会上尤其在年轻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力，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存在极大分化。不少香港人对中国、对共产党只用负面角度去认识，而不是客观、历史和比较角度去理解。这造成了一种情况，就是中央政府做任何事都被视为违反香港人利益，以为中央要控制香港，要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当部分人以为中央在“一国两制”中根本没有权力的时候，以为香港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时候，对中国共产党和内地发展只是用负面角度去看待的时候，甚至把中国当成为“外国”的时候，政治撕裂遂无法避免。

　　只有当这个政治局面逐步改变，内外敌对势力在香港各个领域被遏制，国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历史教育、国家安全教育逐步推展，香港和内地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香港的经济命脉越来越同国家经济挂钩，西方国家不断打压和欺凌香港，西方的软实力在香港持续下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中国和西方实力此起彼落，加上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我想政治撕裂只会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将随着世界、国家与香港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减少。因此，我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

　　中评社：您曾经提到，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正逐步制度化和细致化。如何理解制度化和细致化？

　　刘兆佳：从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张晓明副主任对《决定》的解读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正运用《宪法》及《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利，加强在香港的政治、法律和制度建设，确保妨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全面和准确实施的因素逐步被清理。人大释法，人大决定，香港国安法制订，立法会议员资格审查，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和做出决定走向常态化、中央强化对特首和主要官员的问责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以及令极端势力难以在香港政治体制中立足等都属于政治、法律和制度建设范畴，有利于“一国两制”全面和准确实施，有利于香港长治久安，以及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回归初心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中评社：和“十三五”规划相比，“十四五”涉及港澳的部分有了比较大的转变。用了一半的篇幅来强调宪制秩序、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有关经济的内容则大大减少。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对香港的要求，已经从经济发展更多地转向政治方面？

　　刘兆佳：中央对港思路由被动到主动到主导就是政治关注和手段越来越上升的过程。“十四五”规划有关香港部分实际上是与四中全会一脉相承。五年规划不只讲经济，而是对社会和经济的规划，社会规划范畴当中最重要就是政治方面。在国际形势相当险恶的情况下，中央对香港的政治关注非常强烈，会加大精力确保香港不会成为国家安全的缺口，不会成为动荡不安的地方，内外敌对势力不能在香港肆无忌惮地挑起政治斗争，危害香港的管治和稳定，更不能让他们把香港变成一个压制中国的棋子。

　　“十四五”规划说明，未来五年，中央对港澳政策仍然是政治、经济并重。经济很重要，如何令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如何参与大湾区建设、如何促进香港社会经济民生问题的处理、如何令香港更多进入国内市场等等；但是政治更加重要，法律建设和制度建设，以及国民教育、历史教育是必须要推行的。不过，现在内外敌对势力仍然在香港仍然强横，因此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政治经济也是相互促进的。如果香港的土地房屋问题、产业多元化等经济问题得到处理，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家发展及中央对港政策所带来的机遇，相信政治环境也会改善很多，反对势力更加没有政治空间。

　　中评社：请您展望一下“一国两制”的未来。“一国两制”在2047年之后还要平稳运行，北京和香港各自需要有哪些认识？

　　刘兆佳：我是对“一国两制”的继续实施持乐观态度。“一国两制”能不能行稳致远，说到底就是要回归初心。初心其实很简单，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各自发挥所长，相互合作，互利共赢，共同推进国家发展；与此同时，香港不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基地。但回归初心不等于香港本身一成不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与时俱进，可以通过改革令社会得以保持稳定，可以不断改变产业结构、走向高增值的知识型经济以提升经济活力，可以为香港年轻人提供发展机会，打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总体来讲，基本上“一国两制”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必须在这颗初心之中谋求香港的变革，促进香港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社会通过各种政策减少矛盾和分化，令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更多人可以从香港的经济发展中得益。

　　如果香港做得到，加之中央的政治出手，遏制长期活跃的反中乱港势力，令他们不能在香港政治生活中产生这么大的破坏作用。那么香港就是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一个不会威胁国家安全的香港，一个能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的香港，一个外部势力不能操控的香港，如此一来，“一国两制”怎么不能维持下去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制”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两地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会越来越低，彼此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内地的市场对香港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同时香港政府介入经济事务的程度会越来越高；加上香港能更多地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人和内地同胞之间的关系都能得到改善。

　　所以中央的出手是必要的，解决了香港很多问题，尤其政治问题，令香港有个更好的基础去恢复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和改善民生。如果中央不出手，香港不单会处于动乱、分裂之中，恐怕“一国两制”都无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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