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百年疫情加速百年变局

　　中评社北京1月7日电／大公报今日发表国际观察评论，全文如下。

　　回顾逝去的2020年，“新冠疫情”无疑是全球最流行的热词。这场自上世纪西班牙流感以来，波及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全球大流行疾病，已致8500多万人感染，180余万人死亡。百年未遇的新冠大流行与百年未有之国际大变局相互叠加并相互激荡，对现有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形成强烈冲击，国际体系的“质变”势将加速到来。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触动世界格局之变，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到来之际，人类已走向新旧世界的历史交汇点。

　　一、世界因疫情而永远改变

　　当前，新冠疫情大流行仍处在进行时，全球抗疫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一年来，人类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但迄今为止，仍未找到有效抑止疫情的良方，疫情继续以每日新增50多万确诊病例、逾万人死亡的速度快速蔓延。多国还未来得及从第一波疫情冲击中喘过气来，又深陷新一波疫情，感染人数屡创新高，刚刚解禁的管控措施不得不再次恢复。即使按专家最乐观地估计，全球疫情大流行至少也要到2021年底才有可能结束，而悲观论者则根据历史经验预测，疫情可能要持续一至三年时间，全球将付出逾千万人死亡的代价，而且病毒基因很难彻底消失，毒株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突变后卷土重来。日前，英国惊现新冠病毒变异，新毒株失去控制，比原始毒株传播性高出百分之七十，释出不祥信号。人类恐要做好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打算。

　　关于此次疫情的影响及后果，国际社会已有形象界定。联合国从政治上把新冠疫情定性为二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危机，世卫组织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从经济和金融方面将其定性为继1929年“大萧条”、2008年“大衰退”之后的2020年“大隔离”经济金融危机。战略学界将疫情影响比作世界大战，认为此次疫情是继一战、二战及美苏冷战后的“第四次世界大战”，是继冷战结束、“9.11”事件、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的“第四次地缘政治冲击”。

　　简言之，世界因疫情而永远改变，已不可能重新回到过去，未来形势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其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冲击将是颠覆性的。美国著名外交家、战略学家基辛格在疫情初期即发出警告，“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影响几代人。现在看来，基辛格的预言绝非空穴来风。

　　这场百年未遇的超级疫情爆发之时，正值当今世界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以及近年出现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逆流阻碍了全球抗疫合作，致使疫情危机不断加深并几近失控；另一方面，疫情严重冲击了现有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改变了人们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知，挑战了全球治理体系，使大变局加速变化。百年未遇的新冠超级大流行和百年未有之国际大变局相互叠加并相互激荡，势将加速国际关系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进而从根本上催生国际新格局和世界新秩序，全球领导力量可能面临时代更迭。

　　二、疫情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根本性挑战

　　所谓大变局，实质上是世界格局之变，是世界格局的重大调整和重新洗牌。疫情爆发前，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会触动世界格局之变，但这场剧变的确已在现实中发生。目前，疫情仍处在一波又一波的蔓延发展之中，判断格局之变的广度、深度为时尚早，但种种迹象已显现出来。

　　（一）疫情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多极化格局在艰难曲折中加速固化。

　　美国的全线溃败是此次抗疫最令人瞩目的特点。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美国不仅未担负起应有的世界领导者责任，反而继续奉行“美国第一”的理念寻求自保，沦为全球疫情的重灾区。逾二千万人感染、30多万人死亡，美国领跑全球，不仅早已突破了特朗普起初10万人死亡的最悲观的心理预期，更以现在每天数以十万计新增病例的速度攀升。特朗普向世界交出了一份最糟糕的抗疫答卷。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失业率大幅攀升，软硬实力同时受挫，国际影响力大幅下滑。在总统选举中胜出的拜登尽管打出了“美国重新领导”的旗号，但囿于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社会严重撕裂及国际影响力日衰的现状，恐怕再也难塑昔日辉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成就了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当时，美著名政论家克劳特哈默曾不无得意地盛赞“单极时光已经到来”，称“现在，一个绝对的超级大国──在西方盟友支持下的美国──成为世界力量中心，世界已变成了单极！”美国“有能力，也有意志领导一个单极世界，当仁不让地建立世界秩序规则，并有决心强迫所有其他国家接受它们”。他预计，虽然多极世界必将到来。但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未来几十年都不会发生。

　　但美国“单极世界”的美梦并没有维持太久。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是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单极世界”发动的一次有力冲击，打破了“世界一超”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随之而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令美深陷战争泥淖，左支右绌，疲态尽显。2008年的金融海啸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国际地位，宣告了“单极时代”的终结。美已无力领导世界，开始大踏步地走向衰落。

　　后疫情时代相当长一时期，尽管世界格局仍将维持“一超多强”的状况，但内涵将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际地位弱化趋势更具不可逆性，且在“抗疫之战”全面失利中获得下降的加速度，“疫情将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到来之前为美国新全球霸权的葬礼画上句号”。欧洲整体实力下滑，在疫情应对上各自为战，且面临英国脱欧、难民危机等多重难题掣肘，在国际事务中将进一步被边缘化。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疫情严重，经济形势恶化难以避免，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疫情削弱了世界各“极”的锋芒，令多极化发展更为曲折。

　　在此进程中，有两大变化特别引人瞩目：一是中国迅速崛起，并在努力突破赶超瓶颈，其在抗疫中展现的大国担当、国际责任及制度优势令世界刮目相看，国际影响力日升；二是俄罗斯巧用疫情，左右逢源，特别是在近期纳卡冲突、白俄罗斯动荡及吉尔吉斯骚乱中巧妙周旋、果断出手，国际地位有所加强。中美俄三边互动对引领多极化趋势、重塑世界秩序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

　　（二）世界经济全面衰退，存在滑向大萧条深渊的巨大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去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具体来看，发达经济体经济将萎缩5.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萎缩3.3%，其中，美国经济将萎缩4.3%，欧元区经济将萎缩8.3%，日本经济将萎缩5.3%，印度经济将萎缩10.3%。报告还说，疫情带来的衰退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全球经济复苏前路漫长且易受挫折。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也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2%，成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由于疫情尚在发展蔓延之中，目前尚难以对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损失和影响有一明确界定，但国际公认的一个不争事实是，其深度和广度已远超2008年金融海啸。应该看到，当年金融海啸发生后，世界各国均将其视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全球戮力同心，合作应对，G20平台取代G7成为广泛深度国际合作的平台，中国更加起到世界经济重启“发动机”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努力，世界经济才逐渐摆脱危机，并最终走出谷底。

　　但在今天的抗疫战场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一面是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刚刚摆脱危机的脆弱经济雪上加霜，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东亚，传统经济重地美欧，均遭重创，全球各大经济板块都受到伤筋动骨的冲击；一面却是各方闭关锁国，各自为战，甚至以邻为壑，落井下石的乱象。尤其是本就发挥领导作用的美国依然反其道而行之，依然大打贸易战，强制性要求诸如呼吸机等产业回流，不惜以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滥诉、索偿等手段转移焦点，掩盖其判断和决策的失误。正是美等大国这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极端利己主义政策，才导致全球抗疫的失败。如果这一政策持续下去，疫情则难以彻底根除，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需求链重新整合无望，全球贸易将继续下降，对外投资继续萎缩，世界经济重蹈大萧条覆辙绝非危言耸听。

　　经济衰退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这一点在金融海啸之后已有迹可循。一年来发生在欧亚各地的动荡和骚乱原因虽各有不同，但均与疫情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本来预计在大选中“躺赢”的特朗普，却在投票中意外丢掉总统乌纱，虽不能断言疫情防控的失利令其与白宫失之交臂，但这绝对不是其加分项。放眼世界，这已不是第一例，想必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三）现有国际机制和组织应对乏力，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塑。

　　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是奠基于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历经70多年的风雨涤荡，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的肆意破坏，这一秩序已七零八落、摇摇欲坠，在应对此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则更是力不从心，疲态尽显。

　　全球性组织如联合国反应迟钝、G20作用有限、G7清谈乏味、世贸组织功能渐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资金捉襟见肘，疫情救助如杯水车薪，本该在抗疫发挥核心引领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在关键时刻却显出权威性不足，力不从心，面对美等大国的干扰束手无策，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职责。区域性组织如欧盟、非盟、东盟、上合也未能发挥协调本地区力量、有效应对疫情蔓延的作用。

　　疫情不仅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还将倒逼出新型全球治理的基本形态和建设方向。为使世界忙摆脱疫情，避免世界格局因危机叠加而滑向混乱无序，认真对待久拖不决的全球治理改革问题变得更加急迫。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必须顺应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全球化趋势，其中既包括对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的拨乱反正，也包括提高有关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运转效率。

　　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性影响将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公共卫生安全议题在国际关系的地位，促使相关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有效改革，进一步提高其权能并加大资金支持，推动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可持续、有效率的全球公共卫生机制，切实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有国际组织诸如G20、上合、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等，亦应顺应时代要求，将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纳入议事日程。

　　（四）“东升西降”地缘格局进一步固化，亚太地区中心地位更加明朗。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终结了战后相当长时期大西洋稳据全球地缘战略中心的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美欧关系日渐疏远，美对亚太地区越来越关注。奥巴马上台后，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由此正式拉开了美“战略东移”的序幕。受此驱动，俄罗斯“双头鹰”转向东方，提升远东、西伯利亚地缘政治地位，印度东进，大力发展与东盟等国家关系，澳洲“北上”，涉足太平洋事务及南海争端，域内外国家纷至沓来，亚太瞬间成为一片大国争夺的热土。特朗普奉行的“印太战略”，更加强化了亚太地区地缘战略中心的地位，强化了美国的存在。

　　此次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随后在日、韩等国也相继出现，亚太迅即成为战“疫”主战场，也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中国成功战胜疫情，日、韩等国卓有成效的抗疫结果，中日韩联防联控机制、“东盟＋3”机制的探索，令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抗疫的样板，显示出东方文化传统、价值观及治理模式的独特魅力和优势，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巩固和加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上束手无策，相互间各自为战，决策犹豫不决，屡屡出现误判，其制度和治理短板暴露无遗。

　　经此一“疫”，亚太站稳了脚跟，在文化传统、制度模式较量中占尽先机，将对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刻板偏见形成冲击。被抗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大数据追踪、电子支付系统、快递物流等科技手段将深刻影响全球抗疫进程，影响后疫情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亚太作为最有可能率先摆脱经济衰退泥淖的地区，可能成为全球疫后经济复苏最强动力源。

　　三、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危”与“机”

　　中国战胜新冠疫情，是全球抗疫进程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自去年初以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亲自领导下，中国依靠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意志和果断的措施，打赢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近期，各地虽不时出现零星散发疫情，但在现有机制下，中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9%，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去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2021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8.2%。世界银行也发布报告，上调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这不仅是对中国抗疫成果的肯定，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信心和动能。

　　在第二波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情况下，中国成功保住了“地球村”唯一一片“净土”；在各国经济大幅下滑、濒临大萧条的时刻，中国率先实现了全面复工复产，推动经济触底反弹，强劲复苏，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通过，使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更加明确；在美等大国仍试图借疫苗自保并将其作为控制世界手段时，中国率先宣布履行疫苗共享承诺，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中国以实际行动粉碎了美等西方国家策动的疫情政治化阴谋；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始终以保卫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依归，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并将在未来的外交领域得到进一步体现；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治理模式的能力和水平，将进一步引发世人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再思考；中国抗疫的胜利不仅确保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将确保世界继续践行贸易自由化与多边主义发展之路。经此战“疫”的洗礼，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着提升，这为塑造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外交新格局创造了条件。这是后疫情时代中国的“机”。

　　但与此同时，在“机”中还应清醒地看到中国面临的挑战。疫情威胁还远未消除，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仍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的首要任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仍将持续，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一带一路”的推进仍将面临重重困难；拜登新政府不会实质性调整对华遏制政策，中美对立和博弈不会消除，并可能随着美重建西方盟友体系而更加激化；西方阵营对中国疫情政治化、污名化、“甩锅”仍可能还会沉渣泛起，可能会发起新一轮针对中国病毒溯源、滥诉、索偿潮；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打压不会中止，中国与西方的发展道路之争、治理模式之争、安全理念与议题之争等等也都将会持续下去。这一切都可能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前行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危”中有“机”，“机”中有“危”，总体看“机”远大于“危”。百年疫情加速了百年变局之“变”，但这一变化是渐进的、缓慢的，中国需要足够的战略耐心和定力；疫情并未改变中国仍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中国仍需要勇立潮头，继续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期，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后疫情时代，中国应“危”中寻“机”，化“危”为“机”，促进外交新格局的构建，推动国际大变局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在去年底召开的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把脉开方”，为全球治理贡献出中国智慧。为推动后疫情时代能化危为机，习主席提出了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等“四点建议”，向世界传递出直面经济全球化遇到的挑战、使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的明确信号；为加强G20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还提出了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等系列重要主张，彰显了一个负责大国在世界何去何从关键时刻的使命和担当。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至暗时刻仍未过去，战疫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将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将继续同各方共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唯有“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方能实现“凤凰涅盘、焕发新生”。

　　百年变局叠加全球疫情，当今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正如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上引用的那句中国古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大疫之后必有大治，大灾之后必有重生，历经疫情洗礼而重生的世界，必将是一个“千帆竞发、万木争春”的新世界。

　　作者：李庆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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