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竞争：台湾的认知与对策
中评社╱题：“中美战略竞争：台湾的认知与对策” 作者：赵春山（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
作者指出，为了台湾的生存和发展，台湾任何执政者都不应以“台独”来挑动中共的敏感神经；从过去陈水扁执政的经验看，“台独”只会使台湾成为腹背受敌的“麻烦制造者”。美国视台湾为其区域安全政策的筹码，但不会为“台独”付出任何战争的代价。
一、前言
根据一般国际关系理论，国与国的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合作”（collaboration）和“冲突”（conflict）两大类型，但两者之间并非存在相互对立的关系。从辩证的观点看，它们是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斗而不破”。中共建政以后，中美关系虽历经了多次的“冲突”与“合作”的起起伏伏，但目前似乎又出现“斗而不破”的状态，就是沿着上述的辩证逻辑发展。
台湾四面环海，无论从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的角度看，制定内外政策都难以避免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以中美关系最具关键作用。例如，在中美冲突对抗时期，台湾以“军事反攻”充当美国围堵中共势力的棋子；在中美展开接触合作后，台湾则改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来配合美国的政策，成为推动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前沿基地”。至于对内政策方面，台湾选择走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也是受到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影响。
中美关系不是一帆风顺，影响所及，台湾的处境也就显得颠颠簸簸。对台湾而言，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区隔中美关系的实质和表象，找到立身其中的最佳位置。
二、战略竞争源于战略互疑
2017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川普推出他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被视为是美国对中政策的转折点，因为报告将中共与俄罗斯一起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报告并指控中共采取技术、宣传和胁迫等方式，企图塑造一个和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对立的世界。其后，在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则直指中共为“战略竞争对手”。川普对中共这项战略定位和其前任有显着不同，因欧巴马在2015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要和中共发展一个“对双方人民、地区和全球有利的建设性关系”。
为什么川普上台后，对于中共的战略定位和中美关系的看法，会出现如此显着的变化？2018年1月30日，在川普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中，找出了这样的答案，那就是川普政府认为，“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已受到来自中共的挑战”。引用大陆学者王缉思和美国学者李侃如（Ken Lieberthal）的共同研究指出，这是因为中美双方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所造成。
王缉思和李侃如把“战略互疑”归纳为三个主要来源：一是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二是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三是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两位学者认为，第一个来源强调的是中美之间结构性和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大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建议中美双方应解析和处理产生“战略互疑”的上述第二个和第三个来源，如透过改善彼此对对方国家国内形势的认识，以及更加有效开展双边和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来建立“战略互信”。
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许多敌视中共的言论，这与他“反建制”的选战策略有关，目的是以操弄民粹来争取白人中下阶层的支持。因此，川普抗拒全球化，认为美国并没有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气候协定”等多边协议获利；他也质疑传统联盟体系能够发挥的作用，故主张以单边主义和双边谈判来达成“美国优先”的目标。
但川普的商人性格使他在就任后很快就改变了立场。例如，“川蔡通话”虽导致中共的疑虑，但他上任后经过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多次会晤，双方反而建立了层次更高、协商议题更广的沟通管道，即从战略及经济对话，扩至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经济、执法及网路安全，以及社会和人文等四项领域。尤其针对敏感的军事安全部分，两国提出了建立“联合参谋本部对话机制”的构想，以避免危机升高。但毕竟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美景，中美关系还是呈现严重的战略互疑，而根本的问题就是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
首先，美国认为过去对中共采取的“围堵”（containment）、“接触”（engagement）、或“围堵加接触”（congagement）战略，并未成功促进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换言之，中共并未接受美国眼中的普世价值，也没有采用美国引以自傲的政经发展模式，就已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并且成为世界舞台的要角。
其次，中共虽强调不做霸权，但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就已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挑战。例如，在安全领域方面，习近平虽强调“太平洋够大，应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但美国仍担心“一带一路”建设将使中共走向海洋，进而挑战美国传统的海上强权地位。在经济领域方面，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制造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已对美国的传统优势形成挑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也将动摇美元享有的金融霸权地位。
再次，中共对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这些主张被视为中共改造世界的蓝图，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
最后，习近平上任后强调“文化自信”，让美国主导的西方文明也受到挑战。根据美国学者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世界各个文明之间的“平衡”正在转变，西方在衰弱，亚洲在上升，而中国对西方已构成挑战。杭廷顿认为，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同一文明之间的合作远比非同一文明之间的合作成功。这种论调使“锐实力”（sharp power）的说法甚嚣尘上。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7年1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花费数十亿美元巨款，运用各种手段，如人文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和观念。这种影响既不像硬实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也不是软实力那样的“魅力攻势”，因此他们称之为“锐实力”。
“锐实力”的说法在美国和西方愈来愈被接受。2017年12月13日，美国国会还以“中国之长臂”为题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如何渗透到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并悄悄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据说川普也下令调查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
三、美国因应中国崛起的两手策略
面对中国的崛起，川普政府决定透过军事、经济和联盟体系的运用，来进行反制。首先，川普已加强美国军力以及在大陆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为了应对其眼中的中俄威胁，川普在《国情咨文》中呼吁国会废除2012年通过的自动减支措施，为美军提供充足军费。2018年美国军费增至7,000亿美元，系2005年后最高金额，提出包括新武器采购、美国核力量更新及美军官兵待遇改善等计画。其中，人工智慧运用于军事领域尤受关注。2018年2月10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军匿名人士表示，为应对中共军力迅速崛起，美国国防部考虑于东亚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MEU）。当美国2018年1月公布《国防战略报告》后，加强美军在亚洲驻军，立即成为美国国防部的首要工作。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察逊（John Richardson）2017年12月声称，可调遣东太平洋的舰艇增援美在亚洲的海军力量。李察逊表示，美国为应对中共在南海与亚洲地区日增的军力行动，已加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任务负担。如与欧巴马时期比较，川普自2017年5月迄今，已明显增加美军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频率。2018年3月，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USS Carl Vinson）访问越南岘港；4月10日，航母“罗斯福号”（USS Theodore Roosevelt）航经南海争议水域抵达菲律宾访问；2018年至4月为止，美驱逐舰已两度执行航行自由行动，航经中共占领的黄岩岛和美济礁。
针对美中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及智慧产权争议，川普也决定对中共实施贸易制裁。2018年4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宣布，基于“301调查”结果，拟对大陆进口总值约500亿美元的1,300多项商品，加征25%关税，并锁定“中国制造2025”。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这是1970年代尼克森开启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对大陆所采取最具攻击性的贸易回应。
川普在2017年11月的亚洲之行中，一改华府过去惯例，以“印太”来取代“亚太”的用语。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马斯特（H. R.McMaster）曾表示，自川普就任以来，已和印太地区的领导人通过45次电话，显示川普对此一地区的重视程度。其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于2016年8月，在肯亚举办的“非洲发展会议”发表演讲时，就已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个概念。新加坡学者穆赫吉（Rohan Mukherjee）分析，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有三个目标：第一，确保区域秩序由国际法规而非国家力量决定；第二，确保自由贸易与自由航海权；第三，支持东亚与东南亚的小国，以维持前两项原则。
简言之，“印太”一词象征川普政府欲以新的亚洲战略，来和过去的“亚太再平衡”做出区隔。川普强调以美、日、印、澳作为体系的核心成员，“印太”战略既有制衡中国的用意，也意味印度的区域战略价值将被提升。
尽管川普是从中美经济和安全两条阵线反制中国的崛起，但还是避免不要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川普理解经贸关系不是一场“零和赛局”，不会出现一方所得即它方所失的结果。贸易制裁会导致两败俱伤，甚至使盟友也遭到池鱼之殃；另一方面，追求安全利益，不可能用绝对安全取代相对安全概念。以当前中美的经济力量对比，双方都没有长期进行军备竞赛的本钱。尤其是，中国大陆虽强调强国必须强军，但也应避免军力扩张而投入太多的经济资源，从而影响到民族复兴的进程。总之，衡量利弊得失之后，中美都会选择维持“斗而不破”的关系。
四、台湾应思考“趋吉避凶”之道
中共一向视“台湾问题”为中国内政事务，属中共的核心利益，故不容外力干预；但中共也瞭解“台湾问题”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无法对美国居中扮演的角色视而不见，故不断强调必须做好对美工作。
台湾与美国享有共同的价值观、经济和安全利益。在经贸关系上，美国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提供台湾产品出口的广大市场；在安全议题上，美国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维持台湾最低程度的安全需求。因此，台湾更须做好对美工作，维系好与美国的密切关系。
长期以来，美国是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作为实施其“一中政策”的基础；但川普就任前与蔡英文的一席“川蔡通话”，被认为脱离了这一政策传统，除导致国内“建制派”的反弹外，也引发对岸的不满。不可否认，民进党内确实有人对川普的举动存有若干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执政当局并未将一通电话视为“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因为重要的是“观其行”，而非“听其言”。事实显示，川普就任后立刻出现政策急转弯。2017年4月的“川习会”缓和了外界的疑虑，美国似乎又回到“一中政策”的轨道；尽管如此，川普基于本身的利益考量，还是以连串外交行动证明，美国重视与台湾的实质关系。
2017年12月13日，川普签署国会通过的《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FY2018NDAA），其中有条款论及重启台美军舰互泊，邀请台湾参加美军演等建议。虽然川普事后表明，此条款不具法律约束，是否落实属宪法赋予总统之专属权力；但中共对川普持续对台军售及加强台美军事交流的举动，仍公开表达不满和抗议。
川普于2018年3月16日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为台美各层级官员互访打开了一道门。美国单方采取的这项行动，当然是基于美国战略利益的考量。对于美国政府这项举动，蔡政府从内外形势衡量，没有不表欢迎的道理，而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应也是可以预期的；但在中共关闭两岸协商大门后，台湾希望向美国争取更多的精神和物质支持应该不难理解。台湾没有能力促使美国立法改变其两岸政策，只能被动地顺势而为，没有主动逆势操作的本钱。
马政府过去所采取“不统、不独、不武”以维持台海现状的战略，以及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关系的策略，已受到当前内外形势变化的挑战；首先，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受制于“台独党纲”和党内基本教义派的胁迫，大陆政策难有主动作为；其次，对岸领导人不但以“六个任何”（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为“台独”划下一道“红线”，并把解决台湾问题纳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习近平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论坛上对与会的萧万长强调，中共将持续两岸和平发展及和平统一的政策，但他并未排除对台用武的可能性；而川普政策的不确定性有可能让台湾因错估和误判情势，而成为美中关系急遽转变下的牺牲品。蔡政府如欲维持现状，恐怕必须想出更好的办法。摆在眼前的一个办法就是主动改善与对岸的关系。民共和解要先从建立互信开始，而互信的基础就在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上，让对岸有同文同种、两岸一家亲的感觉。
因应中美竞合关系的转变，美国的传统盟友和潜在的敌人，都纷纷调整他们的对外政策，希望采取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为例，他一反常态对中共、美国和南韩展开的高层穿梭外交，其短程目标是为北韩的生存和发展拓展对外活动空间，长程目标则是为朝鲜半岛的最终统一争取主导权和发言权。台湾似乎也应思考如何走出一条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道路。
我们认为，为了台湾的生存和发展，台湾任何执政者都不应以“台独”来挑动中共的敏感神经；从过去陈水扁执政的经验看，“台独”只会使台湾成为腹背受敌的“麻烦制造者”。美国视台湾为其区域安全政策的筹码，但不会为“台独”付出任何战争的代价。
台湾若像蔡英文所说“我们自己也是一名棋手”，她就应知道如何“趋吉避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棋盘中，审慎地走出每一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5月号，总第2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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