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从网络政治学角度看台湾主流民意

　　中评社香港1月27日电/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昆义教授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发表专文《从“政治消费主义”与“网络政治学”观察台湾主流民意》。作者认为，“逃避选择”确实是台湾民众在选择困境中最佳的选择策略，这也是“维持现状”一直会占有大多数的原因。纯粹支持“中华民国”和纯粹支持“台独”，都不是台湾政治市场的主流价值。文章内容如下：

　　一、飘移的政治认同与民意

　　近年来随着“政治消费主义”与“网络政治学”的兴起，台湾的民意取向越来越被“去中心化”，其中包含“‘中华民国’图腾”的消失，“台独”图腾”也难以完整地建构，使得台湾的政治认同还在漂移之中，主流意识无法建立，只要兴起一种新的主流运动，认同的图腾就会跟着转向。

　　简单的类比，2018年“韩流”兴起之后，“九二共识”一时之间似乎成了台湾的主流意识。但是，2019年初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中提出“两制台湾方案”，经过民进党的扭曲谈话意涵，以及接下来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的催化，“九二共识”一下子就被等同于“一国两制”。特别是在“网络政治学”的不断操作之下，台湾民意快速漂移，让原本声望趴在谷底的蔡英文，快速活了过来，并在2020年1月11日的“总统”大选中，赢得817万的史上最高票。

　　只是，到了2020年的11月下旬，蔡英文因为“开放莱猪牛”、“关闭中天”等两项不得民心的政策，让她的声望又快速地跌破50%，也让民进党又对2022的“九合一”选举感到不安。

　　而在民意的“摆荡效应”中，“中华民国”与“台独”的认同，也跟着转向，从民意调查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支持“中华民国”或是“台独”，都已经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维持现状”反倒是一直维持最高的支持度。
　　那么什么是“维持现状”呢？所谓“维持现状”其实也是一种投机的“商品”，就像直播“网红”不断推销的商品一样，在单一价值采购者倾向少数之下，只好向多数倾向的商品移动，所以“维持现状”是一种不做选择的“搭便车”商品，这也是在政治动员与政治集体主义中最常出现的结果。

　　二、什么是“政治消费主义”

　　美国学者卡兹（Meredith Katz）对“政治消费主义”的定义为“政治化的消费行为”。在研究受众与政治相关的取向和特点（譬如选民政治参与程度、经济消费能力、种族等）之后，传播相关讯息的人员会对症下药，使用品牌行销及政治公关之类的手法，令受众认为自己的实际或虚拟消费行为是在选择支持某种价值。

　　“政治消费主义”可以引导“抵制商品”或“购买行为”。例如，习近平提出“两制台湾方案”之后，蔡英文以“总统”的高度直接扭转成“九二共识”的内涵，让“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划上等号。由于“一国两制”在台湾早已经被污名化，导致原先在“韩流”中再度提升为可接受的“九二共识”，也跟着被污名化。“九二共识”所代表国民党两岸政策，也开始遭到台湾选民的抵制。

　　更为显着的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一些标示“黄店”的门外大排长龙，而“蓝店”除了被罢食外，更常成为示威者攻击的目标。

　　而类似的行为只是政治和消费主义结合的众多例子之一，政治偏好能影响消费者的行为，而反过来，在消费行为染上政治意义时，亦会影响到一些企业的政策。这样看来，对商品采取有意识的抵制或购买行为，与常见的政治行为如投票、参与社运等其实大同小异。它为消费者提供了另外的出路去阐述自身的政治身份、对时事议题的态度，以及在政治局势中采取何种立场。

　　当然，若要解释“政治消费主义”中消费者对于商品的消费行为，则还需要运用到行为心理学中的“趋近”（approach）与“规避”（avoidance）两项原则。它描述人类对正面积极的线索做出趋近行为，会为了支持政权或企业而购买商品；相反，则会因为负面消极的提示，而做出抵制的行为。

　　政治消费主义中，受众会受到来自意图瓜分政治市场、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并获得市场主导权的各方势力所进行的讯息、舆论及宣传轰炸。这主义具备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特色，把消费主义与政治相互结合。
　　而“政治消费主义”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台湾学者庄佳颖就认为，“政治消费”是一个当代台湾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也是一个发展中的研究国族建构和民主化的另类观点。其中包括两项意涵：

　　1、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台湾的政治消费文化乃是政治逻辑和商品化逻辑，相互交迭于文化实践领域中的台湾特殊政治文化。

　　2、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研究国族建构和民主化的另类观点，“政治消费”观点试图从当代台湾社会的脉络出发，将台湾（国族）认同建构过程，放置在台湾急速发展的民主化过程中所共同发生的消费社会的无限扩张脉络之上。

　　另外，“政治消费”将研究聚焦于政治人物（文宣幕僚）/社会运动发起者与政治迷/支持者/社会运动参与者的文化实践场域，藉以捕捉台湾认同和民主化是如何在政治人物（文宣幕僚）/社会运动发起者、政治商品与政治迷/支持者/社会运动参与者之间的文化生成过程中形成。

　　因此，理解台湾政治图腾的转换，跟“政治消费主义”现象的关连，可以有以下几个基本观察点：（1）进行对于台湾“政治消费”文化的命名及描绘，提供一个思考当代台湾民主参与和（国族）认同建构的另类观点；（2）与古典国族主义研究和民主政治研究对话；（3）反省首次政党轮替、二次政党轮替和当代台湾社会民主化过程中，政治消费文化所扮演的角色等。掌握这几个关键点，这也是“政治消费主义”近来会成为研究台湾民主化与政治认同的显学之因。

　　三、什么是“网络政治学”

　　2001年，美国学者Marc Prensky基于对于网络世代的观察，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从传播学角度将现代人划分成“数位原民”(Digital Natives) 与“数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两者之间的差异重点不在于“能否”使用网络，而是“如何”使用网络。

　　“数位原民”是指伴随着网络成长的世代，“数位移民”则是上一个世代，出社会后才碰到全球网络普及化。“数位原民”习惯使用具有“多元”、“双向”、“即时”、“去中心化”这四个特性的网络作为传播工具，连带也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方式、习惯“去中心化”，透过各种资讯比对，以及讯息快速流通来认识世界。

　　“数位移民”则是惯于使用“单向”传播工具，如电视、报纸、广播，大多有“确认讯息传播者”的天性，通常是透过自己认同、习惯的管道或是亲身体验来建构自己相信的“真相”；“数位移民”，既然是“移民”，当然也使用网络，但显然大多数都是用旧思维使用新工具，只是将网络当作另一种单向传播工具。
　　而Tim Jordon提出“网际权力”（Cyberpower）的概念，并定义：“网际权力是在网际空间以及网际网络上，建构文化与政治的权力形式。”它是由三个相关领域组成：个人、社会与想像。

　　“个人”的网际权力由化身、虚拟阶层及资讯空间组成，然后导致网际政治活动。权力在这里就像个人所有物一样。“社会”的网际权力是由科技权力螺旋与资讯流空间构建而成，然后产生虚拟菁英。权力在这里乃为统治形式。“想像”是构成虚拟“理想国”及“地狱国”组成想像的网际权力。

　　在这个“网际权力”之中，个人的网际权力表示使用者在虚拟世界中，拥有隐藏身份、性别错置、角色扮演等权力，并且有权能够选择、发起、组成、或参与各种虚拟的社群。

　　这就像目前在相当流行的网络聊天室，每个人都可以自订一个ID，选择某一个聊天室，并且透过文字交谈、表情符号、昵称，以及签名文件等来描述自己，或者与其他成员交流。然而，一旦成为社群中的一分子，个体的权力便会受到制约，必须遵守该虚拟社群的规范。

　　此时，虚拟的网络社会与真实的社会之间出现连结：“由于网络所倚靠的是真实世界的科技发展，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掌握科技的菁英，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也同时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例如，在台湾每一个电子布告栏(BBS)站台中，都有相关的限制与规定，而掌握这些规则的人(站长/版主)，则拥有比一般成员(乡民)更多的网络(或科技)权限或能力。同时，站长与版主通常又都是主机的拥有者或维修者，因此无论是在现实或者是虚拟的社会中，都能处在支配的位置。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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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何“网红直播主”与“粉专”在选举中会越来越受到政治人物重视之因，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粉丝的“网际权力”，也制约着他们的粉丝。由于有“网际权力”的存在，他们对受众的影响力，可能要超越传统的报纸与电视。这显然也是民进党执政者，愿意花更多的经费去建构自己的“网军”之故。

　　四、台湾统独板块的变动性

　　观察台湾的“政治消费主义”与“网络政治”互动行为，对政治图腾所产生的影响，有必要从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检验起。

　　台湾在进行民主化的过程中，李登辉就界定“民主化等同于本土化”。而“本土化”概念的建构，也呈现在二分法的操作中，试图把它转化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例如，本土化被化约成“独派＝本省人＝反殖民（反中）＝反一国两制＝民主＝台湾第一＝爱台湾”；而“非本土化”就等同于“统派＝外省人＝外来的＝殖民（认同中国）＝支持一国两制＝反民主＝出卖台湾利益＝卖台”。
　　这两种概念的对立性，被建构成无法相容的权力主体，所以选择一边，就会负面化另一边。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权力的建构，并没有促成台湾更独，只是消耗了部分传统支持统一价值的群众认同心理。虽然如此，也因为统独之争，让更多人排斥急统或极独，也使得双方的政治板块，一直处于政治光谱最两端的位置，谁也无法取得最多数。

　　这显然也是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以李登辉为首掌握国家机器的国民党“主流派”，结合民进党操控“新社会运动”的力量所推动有关。

　　掌握国家机器的国民党并不想放弃原有的权力，所以还是要坚持“统一”（国统会、国统纲领为指标）的立场，以及统一所代表的“九二共识”。而民进党想要跃身为执政党，就必须选择自己的政治图腾与社会权力结合，才能有机会壮大自己。

　　但是，为了快速达到执政的目的，民进党在1999年所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中，轻易地让渡了“台独”的立场，并接受了“中华民国”为“国名”的诉求。这一让步，民进党达成了执政的目的，却不可能再收回权力，甚至也无法转向完全否定“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位。

　　这也是为何虽然经历了两次的政党轮替，但是蔡英文也只能走到“中华民国台湾”，即使把“中华民国”从护照和华航的班机标志上变小，就是不敢完全变无。

　　既然“中华民国”与“台独”两边市场不能有独占性，所以尽管“政治消费主义”与“网络政治”不断地操作，最终还是无法让政治消费者做出完全的选择。这也是在蓝营的政治场域，虽然飘扬着“国旗”和“国旗装”，但是“中华民国”就是无法完全取代“台独”，反之亦然。

　　这方面，如果从长期民调的数字观察，更可理解其中的变化，过去政大选举研究中心曾试着以量化方式，画出台湾民众的“台湾人／中国人”的认同趋势。“我是台湾人”跟“我是中国人”的认同，在1995年时形成交叉，“我是台湾人”认同倾向，首次超过“我是中国人”。而在2007年时，“我是台湾人”与“我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认同倾向又首次交叉。

　　而后，“我是台湾人”认同倾向逐年上升，到2014年太阳花学运为一个顶峰，2015年后“我是台湾人”大体维持在55%左右。原先高于台湾人认同的“中国人认同”，1997年后逐年下降，目前皆维持在5%以下。

　　这个以“台湾人的单一认同”已超越“台湾人／中国人”的双重认同，或许有助于打造台湾的单一‘国族’同，却不必然指涉出‘台独’建立‘国家’”这个选项。原因在于，“国族”认同是一种人们心中的“终极价值观”（consummatory value），既然是价值观，本质上即为情绪性跟争议性的，很容易让人在讨论重要政策之时，变得激动之外，议题、讨论内容随之失焦，更遑论“工具性”的讨论，核心价值观没有确立，焉能聚焦？
　　而这个“终极价值观”不必然涉及“独立”“建国”与否，若以台湾而言，它可能是讨论“国家”现况何去何从，也可能是如何擘划对中国的经贸政策等，且这种价值观必须是几乎接近“共识”，至少是“大部分人尽管不喜欢，但还能接受的价值观”。

　　但是，民众要做出政治选择必然是困难与阵痛的，所以“不做选择”变成是大家不想很快去面对难题的最佳选择，套一句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所用的“逃避自由”概念，“逃避选择”反而是台湾在当前过多的“政治消费主义”与“网络政治”疲劳轰炸下最好的选择应对策略。

　　所以，根据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过去支持“维持现状”者总计有57.5%，高于倾向“独立”的25.7%与倾向统一的10.4%。这项调查结果显示，“独立”并非是台湾目前的共识，“维持现状”才是。要注意的是，此处提及的“独立”，主要是意指“破除‘中华民国’”或说现状框架，建立一个新的、形式上的政治实体，也是一般人所认知的“台独”。

　　另外，根据台湾民主基金会于2018年所做的一份民调，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导致中国武力攻台的话，会有55.0%的民众愿意，或非常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35.9%的民众不愿意。但是，如果中国为了统一而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则有将近七成（67.7%）民众愿意，或非常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39岁以下年轻人的自我防卫的决心更高，甚至突破70%。

　　不过，若是把问题换个方式，改成“请问您认为台湾人愿不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认为不愿意者有44.9%，认为愿意者有41.8%。尽管根据民调结果，有67.7%的人表示愿意为了在中国“武统”的情况下，为台湾而战，但却对于其他人愿意与否较无信心，而大多数人心知肚明“‘独立’导致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若是因为“台独”而引起中国武统，愿意一战者又更少。证明台湾人在思考“独立”与否时，更倾向于考量成本的理性思考，“独立”若是在没有战争的前提下，才会是“最优先”的选项。

　　至于到2020年的情况，由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与台湾国际研究学会所发表的民调，到10月24日为止，虽然外有中国频繁的军事演习和军机扰台，但是愿意选择与中国“和平相处”的民众，仍然高达90.4%。而选择愿意跟中国大陆继续“对抗冲撞”只有2.6%。更有意义的现象是，愿意支持民进党“宣布‘独立’”者，只占13.6%，远低于“与中国大陆修复关系”的23.8%。

　　也难怪这份民调做出来以后，虽然民进党看到愿意为台湾而战的比率高达6、7成，而感到相当满意。但是看到支持“台独”者却如此之低，跟年初“总统”大选中蔡英文赢得的817万张选票不成比例，让民进党对未来的发展，也感到不安，这也让蔡英文不得不喊出“没有永远不离开的支持者”，让执政者都要有所警惕。
　　五、为何“台独”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从以上政大选研中心、台湾民意基金会、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与台湾国际研究学会的调查可以发现，“逃避选择”确实是台湾民众在选择困境中最佳的选择策略，这也是“维持现状”一直会占有大多数的原因。纯粹支持“中华民国”和纯粹支持“台独”，都不是台湾政治市场的主流价值。

　　所以，不管蓝、绿，只要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中华民国”或“台独”），再透过“政治消费主义”的操作，必然会把有“选择困难症”的选民拉向自己的一边，而策略上当然清楚地标明“我这家店”卖什么肉？对方又是卖什么肉？则是最好的策略。

　　而这个“肉”要找到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者。例如，过去民进党坚持“废核四”，要把台湾建构成一个“非核家园”。如今，国民党诉求坚持不要“莱猪牛”，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台湾，不仅在战略上选择以往民进党善于利用“新社会运动”走上街头，这次国民党人也愿意放下身段，选择做一个配角，配合工运团体的“秋斗”，跟着到街头反“莱猪牛”。

　　更明显的是，国民党团终于敢在“立法院”泼洒猪的“杂碎”，开始学做反对党，把以往民进党在“立法院”中的抗争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就是一种“进步策略”，反之也是一种“不让步策略”。“让步策略”是强者所为，“不让步策略”却是弱势者的策略，这也是在“政治消费主义”中对“选择困难症”的民众最佳的示范效果，群众喜欢看热闹，民众也喜欢“锦上添花”，弱势者变强，民意的支持度当然就会变强。

　　这点可以看出，民进党执政一直有事没事就挑衅中国大陆，就是要让自己变强，绝不让台湾人民看到自己在中国的“文攻武吓”下变弱。同理可证，国民党想要重新再起，“师夷之长以制夷”绝对是当前最佳的选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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