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台湾文化的主体与“本土化”迷思

　　中评社香港2月1日电/台东专科学校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暨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萧衡锺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发表专文《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断裂与异化》。作者认为，真正的本土化应该是以合作来取代对抗，以整体来取代个体，让台湾的人民都能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彼此珍惜，相互感恩，共创和谐多元的社会。本土化应该是一股厚植本土力量、促进发展的动力泉源。因此，本土化的内涵绝不是要和任何区域或人群划清界限，而是要在自信开放的基础上，吸纳文化精华。文章内容如下：

　　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断裂与异化，对台湾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影响很大。首先，在文教领域大力推行“去中国化”，在教科书、教材和基础教育等层面，置入性行销“同心圆史观”、“东亚史观”与“台湾地位未定论”。其次，在文化政策及文化产业领域较偏重于台湾本土文化，割裂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地位，不利于两岸文化的相互对接和交流往来。

　　再者，通过形塑“台湾主体意识”，以构建“多元文化”与“民主的”社会价值观，标榜与欧美社会接轨，来区隔与对抗中国文化。民进党与蔡英文政府的上述作为，让人视之为“文化“台独”举措，从而导致台湾青年普遍对于中国大陆及中国文化的不认同。

　　一、台湾的多元文化及其国族认同

　　“文化”是一种概念，文化是自然、也是人为，它的始发点出自天性，发展的过程深受环境影响，结果则是人们必须不断适应环境、挑战环境，成为塑造人类不同文化的主要因素，“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其各自在经济面、文化面上属性有别，最后发展出不同的文化体系。因此，文化是人类透过后天学习、经验累积而来的，在文化不断进展的过程中由某一特定族群所共同拥有，非个人，也非自然性产物。
　　台湾长期以来是一个移民组成的社会，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外来族群移入。人口主体是汉人，汉人携来大量汉文化，试图与原有台湾社会族群融为一体。文化、族群冲突对整体社会性格的塑造与文化发展有莫大影响，重复的历史经验强化了宿命观的梦魇。

　　移民浪潮来来往往于这个岛屿上，带来语言、生活习惯、政治理念各方面的冲击，原有的文化型态必面临重新调适、学习和再出发，这过程往往是痛苦而混乱，相对要付出许多社会代价。而台湾人心理上的无根性、对乡土情感的不够根深蒂固，实肇因于以往的历史宿命。

　　无庸置疑的是，台湾文化经历每个时期政权的转换，具备多元化与适应性强的特质。衍伸来说，像闽粤汉文化是台湾文化结构主体之一，它与原本中国中原文化亦有较大差异；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各省汉文化随之进入原有闽粤文化系统，遂而逐一汇集成一新型的台湾本土汉文化。而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台湾推动的日本化、皇民化，也深深地影响台人生活习性、思想行为和语言文字，直到今日都是如此，诸如日本文化呈现在台湾日系百货公司、流行偶像日剧、居家饮食习惯、文化艺术鉴赏、政经理念等处。

　　另外，当年荷兰传教士曾以罗马拼音字母撰写平埔族西拉雅语，创“新港文书”，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留下许多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战后欧美文化大量输入台湾，西化蔚为风潮，台湾文化于是在此洪流中演进、蜕变，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丰富其多元化的内在精神。

　　故台湾近代文化生态的背景具有多元文化之性质，这也是台湾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多元文化现象，因着原住民运动与客家运动的发展，逐渐重视起来，在21世纪的开端，多元文化主义似乎已经成为台湾社会新的共识与价值。不过，“多元文化”这个名词，对台湾现今很多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涵。

　　在台湾，多元文化社会是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而多元文化的存在，就正面来说，可以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而若就负面来看，却也可能因彼此拉扯而成为向下沉沦的力量。有些人依赖它来建构台湾主体意识，也就是台湾的族群关系；有人依赖它来提倡乡土文化与社区特殊文化意识，朝向“怀旧的本土化”路径；也有人则依赖它来讨论台湾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过程，朝向“世界村”、“国际公民”与世界其他文化连结的愿景。
　　当然，批评的人也不少，如认为“多元文化”是欠缺“阶级冲突、族群压迫的物质基础分析”，只创造一种肤浅的价值相对的嘉年华会，反而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效果。

　　正因为促成“多元文化”论述等相关话语形成的政治环境复杂性，以及使用者的“政治目的”冲突对立，抑或是涉及如何建构台湾发展的系统性思维时，而有着“中华民族扩展与移垦社会的内地化”、“移民社会的土著化及外来政权的本土化”、“垦殖社会反殖民和建构独立自主性”等明显不同史观见解的出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台湾社会目前面临到一个两难：一方面台湾需要一个共同的国族认同，而另一方面族群差异也需要被重视与强调。因此，这意味着台湾社会“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代表过去争议不休的问题的中止，而是促使我们必需正视关于当前台湾“多元文化社会”所需面对的困境与挑战问题，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虽然开启了台湾社会更多样化的门，但“多元族群”的问题也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而越形突显，需要整合与构连不同的文化差异。

　　二、台湾多元文化的冲突与整体

　　就其大势观之，战后台湾的思想与文化发展，呈现出诸多思想或文化质素之间的冲突，包含有三类型的对立与磨合过程：首先，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较具有本质性，因而牵动其他文化冲突的发展；其次，中原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的对抗，基本上与过去百年来台湾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政治结构与政策的变迁有其深刻的关系；再者，文化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抗衡与共融，则是受到战后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及其日趋国际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全球化正是影响台湾多元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发展。

　　而上述战后台湾文化的三种类型冲突，却又是在文化系统的“整体性”与“多层次性”中进行的。任何文化系统都有其“整体性”，所以上述台湾文化中的三种类型冲突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相互连带影响的，其“整体性”具有下面几个涵义。

　　从内容上看，任何一个文化系统中的范畴或要素都融合成一整体，通体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文化的各部门一方面固然各有其独自的功能，另一方面却又互相协调合作，互相适应，当然，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从纵剖面看，文化与时俱进而因革损益，古今通贯而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再从横切面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文化内容的传播，使得不同空间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相互作用的整体。
　　最后从文化的负载者看，人在文化活动中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如经济活动中有生产者、商贾、消费者，家族生活中则有为人父、母、子、女、妻等不同角色，所有的角色合起来，才构成了文化活动的整体。

　　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作为一个世界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心，早自十六世纪开始即已成为近代史上西欧各国争取之基地，且与西方文化之接触甚早。在荷据时期，台湾便成为荷兰人将中国之商品输往巴达维亚、日本、荷兰及东印度各地商馆之贸易中心；明郑时代郑氏父子之兴起，主要的凭藉力量就是当时的外洋通商贸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台湾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更是促使台湾与世界进行最密切的往来，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被视为东亚发展模式的亮点之一。上述各时期的多样文化交织，确实带给台湾于传统及现代文化间的文化多元杂汇，并从而揉萃出新的文化色彩。

　　三、多元文化下的台湾文化主体性

　　台湾文化思潮的转捩点以1987年的解除戒严为分界，1980年代文化、艺术领域的新生代知识分子返台风气盛行。台湾的文化生态在政治解严、社会新兴运动增加，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风潮引进绽放、媒体传播更加开放的前提下，走向多元开放的格局。文化思潮大量引进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领域的元素，也开启了“后现代”的发展历程。

　　在全球化与在地化并行的趋势中，90年代台湾整体的大环境强调迎向世界、族群融合、性别平等、感官开放、生态关怀、文化观光、网络传销……等现代文化议题。文化活动的实务强化了振兴经济、发挥创意的元素，文化产业也成为兼具文化、政治、社会、经济意义的跨世纪服务性的热门产业。

　　今日的台湾文化是几百年来融合多元异质的文化而成。学者许倬云借用考古学文化层位的观念，解析台湾文化为多层文化层的迭压，这些多元性涵盖原居民文化、闽粤地区的中国常民文化、日本近代文化、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

　　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两组范畴，于本质上并非完全一致，但在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分子心目中，两者的重迭性是极高的，他们多半认为“中国的”即等于“传统的”，而“西方的”就等于“现代的”。而台湾文化因为其特殊的历史与地理背景，而呈现多元宽广的包容性，在多元综合的文化元素交互影响中，中国传统文化是根基。

　　因此，台湾的文化基盘是渗透浸足了中国文化精粹的中国庶民文化，此文化基础十分深厚，而且已经长久渗入人心。故台湾社会之基本性质同时兼具有“中国社会”、“后殖民社会”、“独立社会”三层表征。
　　就历史发展而论，台湾社会之建立虽自始即为一殖民社会，历数百年之久，其伦理之性质所以表现出明显而顽固的“中国特色”，未于殖民之新环境与经验中，建立足以改变其旧有特点之新的性质，中国社会之人文本位精神与家族伦理价值观念之深植，固是主因，此与其他华人殖民社会相似。

　　虽然1949年后在台湾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国民党提出“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文化”等政治文化与符号，但随着威权转型与本土意识的抬头，晚近十余年来，“去中国化”而强调台湾本土化的思想盛行，加上全球化浪潮侵袭，欧美文化影响台湾既深且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台湾的冲突与融合中成为台湾文化史的主题之一，台湾文化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与刺激也进而直、间接地影响台湾文化的启蒙、抬头，助推了“台湾主体意识”的出现。

　　四、台湾文化的“主体”与“本土化”迷思

　　“台湾主体意识”指的是一种以台湾为“主体”的思考观点，反映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住民对自我身分和所处实况的“认同”；它也是动态的、可变的、开放的，重视“住民自决”的过程及信念的一种文化表现。大约自蒋经国主政晚期开始茁壮，而“台湾主体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论战更如火如荼地展开，“台独”意识”更是被大力提倡。在70年代末期，乡土运动最后转变为本土化运动，它以台湾取代中国成为本土或乡土，由此展开全新的文化方向。

　　台湾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断裂，都因发生于战后台湾特殊的政治经济脉络中而为之加强。欧美文化让台湾的文化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中对台湾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美国文化，无论是学术、思想、教育、技术、生活方式、艺术、价值观念、语言等方面，台湾文化四十年来“美化”的程度，至为明显，不免有沦为美国的“文化殖民地”之讥。

　　在台湾谈到“中国文化”，有人就会义愤填膺，导致有时一般的两岸文化交流与展演活动被迫背上了“原罪”，新课纲的内容争议自然不在话下。然而在推展台湾文化活动时，又会发现越是追寻本土(indigenous)，反而越是中国，包括歌仔戏文化，也难说与来自中国的传统戏剧毫无关连。

　　即使现代的文学作品，也难全摆脱五四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这些矛盾需要我们去反省思考。当我们在提倡台湾本土文化的同时，不能只做井底之蛙而敝帚自珍，应在用心发掘、创造本土文化的同时，也要敞开心胸，瞭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如此才能真正促进台湾族群与文化关系的和谐。
　　五、台湾文化的本土化沙文主义取向

　　本土化(localization)的意涵，以台湾而言应该包括三点特质。首先，本土化是价值取向的观念，而不是僵硬的意识形态。其次，本土化是强调台湾优先，台湾第一的价值取向，进而缔造生命共同体的共识过程及其成果，如果将本土化视为僵硬的意识形态，采取排他性的价值取向，排斥接受其他观念与行为，势必造成更大的摩擦与冲突，不利台湾社会的融和与发展。再者，本土化应该是一股促进族群融和、深耕并激发民间的潜力和团结的力量，不应该成为狭隘对立的分化工具。

　　但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则强调台湾族群的优越性、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并企图从大中华的影响中分离出来，形成台湾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故台湾战后至今文化变迁的另一个面向就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抗衡。“本土”与“国际”的抗衡几乎表现在战后台湾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绘画有国画与西画之争、文学创作则有乡土派与现代派之争、宗教信仰则有本土宗教（如道教）与西方宗教之争等，比比皆是。

　　台湾文化中潜藏大量而异质的文化质素，构成台湾文化中“多元主体性”并立之状态，而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单一主体性”（指政治主体性）支配其他主体性（指政治以外之主体性）之状态，构成鲜明对比。近年来，在“政治主体”以外、各种以前处于沉睡状态中的“社会主体”与“经济主体”等纷纷苏醒，甚至在“社会主体”中的各种不同族群、利益、阶级都在苏醒之后，企图具体落实于公共领域之中，而使近年来的台湾文化处于多元主体并立而互相冲突之状态。

　　由于台湾随着民主化释放出来的社会力，让各种的不同利益、权力取向和价值观，变得更加多元化、个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趋同的世界生活方式，冲击着台湾“独特性”与“特殊性”的文化特色，这种危机，燃起本土化特色的地方意识的觉醒。

　　也由于台湾的地理位置、地形、地势、气候、风土等等自然的条件，决定了台湾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台湾的人种与文化传承极为复杂，由于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交会之地，因而呈现丰富而且多元的文化景观，因此对于倡导台湾文化者而言，台湾文化是生活在台湾岛上的人与自然环境长期调适过程中，所形成而创造出来的在地文化。
　　对于台湾文化呈现出的“台湾经验”特殊性，学者黄俊杰指出，台湾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本土化”有两种不同的脉络：第一是在“本土”相对于“西方”的脉络中，以“本土化”作为“去西方化”的手段；第二是在“台湾”相对于“中国大陆”的脉络中，以“本土化”作为“去中国化”的手段。

　　真正的本土化应该是以合作来取代对抗，以整体来取代个体，让台湾的人民都能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彼此珍惜，相互感恩，共创和谐多元的社会。本土化应该是一股厚植本土力量、促进发展的动力泉源。因此，本土化的内涵绝不是要和任何区域或人群划清界限，而是要在自信开放的基础上，吸纳文化精华。

　　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学门，它是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理论的工具，来探讨台湾的当代文化问题，同时，文化研究并非周密、有条理的运动，而是由众多议论、潮流和问题组成的概念群。因此，文化研究的显着特性是：第一，文化研究是跨界研究；第二，文化研究所要分析的不只是“文化”本身，还要注意研究文化的“媒介”，因为文化也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

　　“共同的文化”可说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属性，一个地方的人民基于分享了同一文化，从而能通过相当的语言沟通而无碍，此外，文化民族主义也包含了文学、教育，以及有时也包含了宗教。所以，当一个人认可了某种民族文化，那么可以说，他便属于这个民族、同时也拥有了其民族性(nationality)；因此，人们并不是一出生就是个民族主义者，而是经过后天的模塑而形成的，对于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断裂与异化来说，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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