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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数据:香港风险指数明显在下跌

图1 2019年5月以来香港社交媒体舆情的社会稳定风险指数变化

图2 2019年5月以来社交媒体涉反对派各主要战线的舆情声量变化

图3 2019年5月以来社交媒体涉“潜逃”议题的舆情声量与关注度变化

图4 2019年5月以来社交媒体涉极端暴力议题的舆情关注度变化

图5 主流与新兴私密社交平台涉极端暴力舆情互动量在总体舆情中的占比对比

图6 2019年5月以来港人涉经济、政治、民生议题的社交媒体舆情声量占比变化

  中评社香港2月4日电/随着国安法在港实施逾半年,极端暴力示威不复存在,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稳定,香港社会已进入新常态。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发现,近一年多来,在疫情与国安法的双重影响下,反对派尤其是激进势力的公开活跃度显着下降,其内部更掀起愈演愈烈的“退场出逃潮”,过去一段时间以政治对立为主轴的香港舆论环境正悄然改变,港人更关心的已转变为疫情下的经济民生议题。

  如图1所示,与2019年修例风波时的高峰期相比,2020年至今,香港社交媒体舆情的社会稳定风险指数明显下跌。去年初以来,在疫情的阴霾以及其后实施的“限聚令”影响下,反对派的动员力不复从前,难以再发起如“6·9”、 “6·16”或“8·18”之类的大型游行示威。去年5月国安立法正式启动,在反对派内掀起强烈抵触情绪,社会稳定风险指数虽一度回升,但随着国安法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其震慑力通过警方的多次执法行动逐步体现,少数极端人士的暴力与违法行为得以有效遏制,社会稳定风险指数自去年7月以来再次回落并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今年初警方国安处对反对派涉入“初选”人物展开大规模搜查,致社会稳定风险指数于2020年1月明显反弹,但仍难以与2019年修例风波前后的高水平比拟,而且其在本月初已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可见,国安法的落地实施是香港社会由乱入治的重要分水岭。

  在国安法的新常态下,反对派的策略调整正朝着“去暴力化”、以及“去本地化”的方向发展。如图2所示,对比反对派四条主要“战线”自2019年5月以来在社交媒体的热度,近一年来尤其是国安法正式生效后皆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风险最高的“街头战线”的下降趋势最明显,该路线对反对派及其拥趸的主导力已不复从前,而“议会战线”随着立法会选举延后、“初选”涉嫌违法被国安部门查办,也逐渐偃旗息鼓。去年11月至今,“国际战线”看似略占上风,但随着特朗普下台、中美关系回稳,同样进入并将处于一个中低位徘徊期。

  国安立法决定公布以来,在多位反对派政治人物出逃、以及12港人偷渡事件的触发下,社交媒体涉“潜逃”议题的舆情热度显着升温,其在2020年的声量与关注度分别较2019年上升近1.56与2.27倍(如图3)。其中,潜逃人士多属反对派内的激进光谱,他们有不少人高调鼓吹“港独”等极端主张,或抱持“揽炒”意图游说外国制裁香港及中央,存在违反港区国安法的重大嫌疑;另有很大一部分人因卷入暴力示威而选择远走他乡以逃避法律责任。随着这些最暴力、最极端的激进人士逃离香港,“港独”等激进组织失去在本地的生存和滋长空间,暴力活动或极端言论也相应呈下降趋势(如图4),香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持续降低。

  不过,尽管极端暴力舆情在主流舆论场出现下降趋势,但在反对派“地下化”的战术调整下,极端暴力思潮并非完全蒸发,只是以一种更加隐匿的方式存在。如图5所示,一些激进人士出于对国安法的忌惮,倾向在新兴私密平台而非主流社交平台发表极端暴力言论,这导致前者的极端暴力舆情互动量占比较后者高逾1倍。虽然,极端暴力言论在公开舆论场的身影已显着减少,私密平台的传播力、动员力显着降低,但这股力量仍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随着反对派的消沉、低调、退场与出逃,香港社会近一年来日渐稳定,2019年暴力示威、政治攻击、社会撕裂频发的场景已较难重现,政治对立不再是港人关注的首要焦点。相反,在疫情影响下,与港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民生日益成为社交平台的主要议题。如图6所示,经济与民生议题的声量占比在去年1月疫情爆发后首度超过政治议题,上述格局在往后一年里基本维持稳态,仅在国安立法阶段(2020年5、6月)被短暂打破。

  随着香港逐渐进入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双稳定的新常态,港府和各界需好好把握这个有利时机,以防疫抗疫与纾困振兴为突破口,在经济、民生领域拿出更加有感的政策,唯有这样“社会稳定”的优势才会转化为“民心安定”的成果。

(记者:陈日嘉 分析师:杨力聪 工程师:吴悦柠 研究员:林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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