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青年论坛：香港青年与时代机遇

　　中评社香港2月7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全国青联常委、香港菁英会荣誉主席庄家彬，全国青联委员、经民联青委会副主席林颢伊，全国青联委员、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主席吴学明，全国青联委员、中国和统会香港总会副监事长姚鹏辉，全国青联委员、香港与内地法律专业联会青委会副主席谭雪欣，中评社编委兼采访部主任、中评智库研究员林艳，中评社研究部主任、中评智库研究员束沐与会。座谈会由“就是敢言”副主席吴志隆主持，与会者围绕香港青年如何在新的时代把握新机遇这个问题，各自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号以《香港青年如何把握时代新机遇》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全文如下：

　　吴志隆：开场白

　　大家下午好！首先要感谢今天的东道主中评社，精心准备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论坛。如果各位最近关注新闻，就会知道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国家对未来五年一系列的政策应该陆陆续续会出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讨论香港青年如何把握时代新机遇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且重要。在此我谨代表郭社长及主办机构，特别感谢各位嘉宾抽空出席今天的论坛，为我们带来独到的观察和心得。我是“就是敢言”的副主席吴志隆，本身是联合出版集团致远基金会的负责人。我不是全国青联委员，但是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参加，一起分享心得。马上我们将时间交给学明兄。
　　 吴学明：大湾区为香港青年提供多元化选择

　　根据我们能找到的最新数据，特区政府2017年的资料显示，15-39岁的青年在大湾区的内地城市至少有二十万人，现在的人数估计会更多一点，反映在“大湾区”这个概念推出之前，已经有很多香港青年在大湾区从事业务。香港青年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了解，随着这两年大力的宣传，已经有了明显提高，当中超过半数的青年认为大湾区的发展为香港带来很大机遇，而且对此种机遇抱持正面观感，认为香港与内地融合是大势所趋。

　　香港受社会事件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步入衰退。2019年纵然受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仍然保持很强劲的增长动力，整体人均GDP超越了16万元人民币，其中深圳的人均GDP已经有19万9千，位列大湾区第四、内地第一。
　　我们知道香港现在面临很多挑战。相比大湾区其他城市，香港2020年9月的失业率升至6.7%，当中15-29岁的青年首当其冲，占了失业人数的37.3%，较2019年的15.4%急升两成，显示青年在香港的就业空间比较小，可能大湾区是他们的出路。但是很多人没有抓住这个机遇，还是从事社会运动，相当部分香港青年都是偏“黄”。那么香港青年应该怎么把握机遇呢？这里提出几点愚见。

　　近期国家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国际双循环”方面，香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么在融入“大循环”方面，我有两点建议：一是加强内需销售，因为现在香港的货品在外销上受疫情和政治打压的双重影响，所以需要加强对内地的营销，运用拼多多、淘宝等平台，利用内地熟悉的途径，把香港货品卖出去。有人可能会质疑，价格会不会比内地同类商品高？我认为很多城市，像上海、重庆、广州已经有足够的购买力，香港货品可以以质量取胜。这是一种融入“大循环”的方法，可以推进香港逐渐融入大湾区的发展。

　　二是以创新驱动引领“大循环”。国家将强化科技自主创新，大力支持芯片、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材料等产业的发展，我们香港拥有的是高端人才和高端创新支持系统，包括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科研体系，还有完善的知识版权保护法律制度及世界领先的金融服务业。内地则拥有庞大的市场、转化科研成果和先进制造能力，两地形成了强大的互补合作关系。有意从事创科的青年，可配合内地，尤其是大湾区以创新驱动引领“大循环”方面，发挥香港独特优势，支援内地产业创新向緃深发展。这既可为个人找到更大发挥的舞台，又可为大湾区作出贡献。

　　接着我讲一下香港青年的优势和局限。香港青年的英语能力及国际视野相对较内地青年高，加上专业化服务的知识和国际化的管理经验，这些都是香港青年独有的优势。但香港目前的行业和产业已经比较集中，很难给予本地青年一个上升的空间，所以我们建议青年去大湾区，登上更大的舞台。局限方面，不是香港青年能力不够，而是他们对祖国的向心力不够，他们对融入内地文化存在困难，也不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有点“饭来张口”的心态。

　　那么香港青年如何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呢？香港青年可从学业、工作和交流活动开始，先认识大湾区的情况，建立在国内的联系，累积工作经验及扩大接触面。青年应保持开放心态，趁年轻多走、多试、多学，从经验中累积自己发展事业的筹码。
　　大湾区多个城市的定位不同。很多人会问，大湾区内地九市有什么区别？我该去哪个城市发展？我建议可从地理位置较邻近香港的广州开始，广州的文化和香港比较接近，作为省会城市，发展得也不错，如果觉得深圳的竞争压力太大，可以考虑广州。另外深圳的前海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随着深港合作项目日增，前海提供大量电脑程式员、工程人员等创科行业职位空缺。此外，各地推出了不少支持创业的政策措施，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助和优惠措施，大家也需要研究一下，例如深圳的“孔雀计划”、“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等计划；广州的“红棉计划”，“IAB计划”（发展新一代资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产业计划）、“NEM计划”（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计划）、“创汇谷”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和“南沙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场”等。参与大湾区建设的途径和机会都有很多，最重要是香港青年要愿意踏出第一步，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最后我有几点建议：一是建议我们青年团体可以一起去举办更多的交流活动，这点是老生常谈了，但是现在面临的困难会比较多，因为社会运动导致很多青年对大湾区、对内地有点情绪，我建议我们青年领袖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团结，去发动我们能发动的力量，把他们吸引过来，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推动他们不断融入到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中。

　　二是建议在大湾区办学，由于香港现时八间资助大学的学位只有约 15,000 个，平均每年的公开试考生就有约58,000名，学位严重供不应求。而且随着中美关系转差，美国及其他国家逐渐收紧签证条件，可能导致日后本港到海外升学的学生名额减少，那么他们最自然的选择就是去大湾区。因此建议在大湾区增设具认受性的大学学位名额，让有意升学的香港学生有更多机会及选择。香港政府可与内地相关政府部门磋商提供部分资助课程，并将之纳入大湾区认可及规范课程中，吸引港生入读。另外，可研究成立基金，资助到大湾区升学的香港学生在国内住宿及生活的开支，增加对学生的吸引力。

　　学生就读期间及毕业后，政府可帮助衔接他们到国内企业实习，增加他们在大湾区的工作经验，加强他们往后到大湾区发展的信心，培养及实践他们对祖国教育的认识，让他们感恩国家给予的机会，成为最好的爱国教育。

　　三是建议研究“港青港税”优惠，让符合条件的香港年轻创业及就业人士，可按香港税率向内地缴纳个人所得税，或提供过渡期，例如刚落户工作的首两年不用缴纳全税，增加诱因吸引香港青年踏出到大湾区工作的第一步。因为内地原来对外商投资有“二免三减半”的政策，但是现在已经取消，我认为可以对港青重新推行并且加大力度。

　　总结来说，有危才有机，香港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显示，每次危机都隐藏着新的机会。香港经历97及08年金融危机、03年SARS等严重打击经济，但仍能迅速作出应变，重新出发。我相信随着国家“大循环”及“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大湾区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香港青年会有更好的发展。作为青年团体，我们要发挥引领作用，让香港青年感受到祖国的爱，增强他们对祖国的向心力，相信香港青年还是大有可为。谢谢大家。

　　吴志隆：接下来我们听听女生的意见，有请经民联青委会副主席林颢伊。
　　　林颢伊：香港青年把握时代机遇需走出舒适区

　　大家好！今天的话题是“香港青年如何把握时代新机遇”。要说好这个题目，首先我要讲讲什么是时代新机遇。时代新机遇可以拆开为“时代”和“新机遇”。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数字时代，现在是支付用手机、申请服务要上网、买东西足不出户的时代；是连看医生都不用离开家门，用电脑、手机就可以看医生的时代。那什么是新的机遇？当差不多什么事情都是数字化、数位化的时候，一些东西的失去，同时带来另一些东西的出现，在“洗牌”过程中出现的机会。

　　当然，大家看机遇需要巧妙一点。打个比方说，在街上容易看到的东西不是机遇，在街上不容易看到的东西才是机遇。这是其中一个找机遇的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小卖铺、便利店到处都有，是我们容易看到的东西，在一个刚刚开发的区域，开一个便利店就是抓住机遇的办法之一，但是这个办法大家都知道，竞争会很大。再打个比方，在街上很容易看到燃汽油车，但是车的排放、燃油的消费就不容易看到，所以机遇就是新能源汽车。不过我要强调，刚刚两个例子的分别是容易看到和不容易看到，但是它们的相同之处是都可以在街上看到，在街上能够看到意味着有大市场，如果是要深入一个角落才能看到的东西，则说明市场较细小，这样的机遇较难成长。新能源汽车是新时代机遇，但若没有运用新能源的科技，就没有新能源汽车。所以，新时代的机遇就是数字化、科技化。

　　可能有人会说，每天都有新技术，那就是每天都有新机遇，寻找机遇就是这么容易吗？没错，但是关键在于，你愿意当排头兵，先行一步，离开舒适区、离开你习惯的地方吗？就好像香港一样，现在有转数快，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人还是开支票。如果是做生意，给公司开支票，我还能理解；但如果是个人对个人的话，开支票就是太奇怪的事情。我问过不少人，为什么还开支票，他们都回答习惯了。习惯，就是找机遇的最大障碍。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身边很多朋友用苹果手机，但是他们都觉得安卓系统比较好，我又问他们，既然每天抱怨苹果系统不好，为什么不用安卓手机？他们还是回答习惯了。

　　说回“香港青年如何把握时代新机遇”这个话题，我刚才说过，青年首先要找机遇，然后要打破“习惯”，令自己有新的视野；但是当找到机遇的时候，也要有对此有一定的认知。正如我刚才所说，现在的机遇是科技化、数字化，所以，我们就要有相关的知识。不少人也听过STEM（科学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数学Mathematics）教育，就是要让学生都学习相关知识。

　　香港的优势产业在于金融、法律。其实，这两方面都可以结合科技，但是很多这些专业人才都太“专”，对科技了解不足，金融人才可能好一点，因为现在FinTech（金融科技）发展是一个趋势；另一方面懂技术的人对其他的范畴亦不太了解。我觉得青年要把握新机遇，就是要做一个“一专配多通”的人才。例如做一个手机银行APP，当中包含金融、数字科技、设计美术、人体力学等方面的技术。当然，一个人不能够每一个学术都专，我认为专一个、懂几个，就非常好了。

　　另外，开放也是香港的优势之一。香港的青年通常都能够很快接受新的东西。不过，香港的产业不足、市场不太，因此融入大湾区、和内地城市配合，就是最简单，亦是最好的优势互补。
　　习近平主席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特别提到，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这表明中央高度重视香港青年工作，预期在大湾区建设中，将有更多的便利措施出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内地学习、就业、生活。香港的年轻人应该把握好这个机遇。对于香港青年融入大湾区，我有以下几点分析和建议：

　　首先，许多香港青年希望创业，但由于香港营商成本高昂，加上香港缺乏市场和产业链方面的有利条件，导致不少有能力、有梦想的青年难以在香港实现“创业梦”。粤港澳三地政府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合作在珠三角城市建立了一批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我建议在这个基础上，创办具有相当规模的“香港青年创业园”，并设立“大湾区青年创投基金”，为年轻人的初创企业提供财政及支援，鼓励青年创业创新。

　　另外，大湾区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包括科技创新和生产制造两大部分。粤港合作发展创新科技，仅仅依靠正在规划的港深边境河套地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是不够的，一是因为进度太慢，第一期主体工程预计2023年才能落成；二是因为面积不够大，难以吸引较大规模的生产企业进驻。因此我建议同时在邻近香港的东莞等地打造另一个“香港创科园”，为香港及外资企业提供一个方便、完善、租金较便宜的创科产业发展基地，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香港创科园”的最大特点是引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港式经营管理模式”，对于各种创新科技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设备和中间产品等，不视为进口，免除入口关税，以降低生产研发成本。“香港创科园”可以由当地政府批出土地，香港商界出资开发，为园区提供各种基础配套设施，之后再出租或售予高新科技企业使用；同时，可提供各种特殊政策，吸引香港和外资创科研发和生产企业进驻，打造高新科技产业的生产基地，形成港深设计——“香港创科园”生产的产业格局，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邻近香港的东莞已经发展成为大湾区内的制造中心，正在积极寻求向高增值制造业升级，而且东莞有大量成本相对较低的可发展土地，我认为在东莞或邻近地区设立较大规模的“香港创科园”，作为香港创新科技的生产基地是可行的。

　　最后，我要强调，香港和内地的政府要好好配合，提供良好的环境。但青年首先要装备自己，强化自己，才有找到机遇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有“改革”、“创新”、“有勇气”的心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才能发现新事物，把握新机遇。青年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包袱，nothing to lose，越年轻去试，越多机会。大家努力。谢谢各位。

　　吴志隆：接下来我们听听鹏辉的意见，将时间交给你。
　　 姚鹏辉：发挥“双循环”下联系内外市场能力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青年是香港和国家的未来，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能没有香港青年的参与。下面，我专门就青年在大湾区创业的课题，提出几点意见和看法。

　　第一，香港青年只有对国家机遇期、经济大格局和大湾区建设的战略地位有正确认识，才能赶上国家发展的快车，在大湾区建设中大展身手。

　　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显着反弹，按年增长3.2%，是全球唯一能录得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上星期更向全球宣布第三季按年增长4.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中国仍会是环球增长较快的经济体。国家经济稳步向前，成为支撑环球经济的动力之源。中央提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体现了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巨大潜力。

　　粤港澳大湾区涵盖人口7,000万，经济总量达到1.5万亿美元。大湾区企业活力足、市场规模大、产业链和供应链相对完备，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上有着良好基础。同时，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可以依托港澳在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等方面的特长，更好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大湾区有条件在国家新发展格局发挥特殊作用。

　　习主席在深圳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的历史使命，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国家当前正处于重大机遇期，香港青年投入国家新发展格局适逢其会，只有对国家机遇期、经济大格局和大湾区建设的战略地位有正确认识，加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做好把握机遇的准备，才能赶上国家发展的快车，在大湾区建设中大展身手。

　　第二，创设具有国际化条件的创业园区，帮助香港青年对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需把握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既要把握好国内巨大消费潜力，又要把国内国际市场连接起来，这需要良好的初创环境，重点包括四方面：一是起居场所、办公场地等基本设施配套完善；二是推出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链和市场渠道齐备；三是具有青年创意所需的国际化环境；四是联系港澳的网络支援。
　　我建议将“大湾区香港青年创业园区”建成一个集工厂、办公区域、会议展览中心、知识产权服务、港澳同乡联络站、仓储、物流、培训、公寓、休闲、日常生活等完整设施于一身的创业园区，提供具有相当规模、制度完善、办事程序简便的营商环境；同时，引进外国品牌企业设立分支，打造国际化产业集聚效应，创设园区的国际化条件，充分发挥香港青年在“双循环”下联系国内国际市场的创业能力。

　　第三，集中解决香港青年融资难题，应对创业资本环境由低资本向较高资本发展的新形势。

　　营运资金不足是年轻人创业普遍面对的难题，特别是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下，产业链和消费群正在从低端向高端攀升，高标准、新技术对创业资金要求更高，创业资本环境同样由低资本向较高资本发展。这将是香港青年当下创业面对的新挑战。

　　目前，粤港两地法规差异造成复杂的融资程序，香港青年创业资金不容易两地互通。建议在“大湾区香港青年创业园区”，设立两地统一融资平台，简化融资程序，并做好银行-企业的融资对接，鼓励推出针对香港青年创业需要的初创融资贷款项目。同时，两地政府还需联手推出香港青年系列基金项目，切实解决青年融资的大难题，为他们进驻园区创业排忧解难。

　　第四，制订园区特设“企业配对青年初创计划”，邀请港澳企业家指导帮助香港青年创业。

　　一些香港青年虽然知道大湾区机遇处处，但缺乏创业市场网络和实际经验，不熟悉当地营商文化。这些对他们到大湾区创业形成制约。因此，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创业需要更多扶持和指引。很多港澳商人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初就到内地投资兴业，非常熟悉内地环境，营商经验丰富，市场触觉敏锐，是扶持香港青年进入大湾区的宝贵资源。建议在“大湾区香港青年创业园区”制订“企业配对青年初创计划”，邀请港澳企业家成为香港青年初创导师，把在内地累积的经验、人脉、资源等，与青年创业者分享对接，并提供实习体验、项目合作、合作发展等安排，指导香港青年创业，既在初创阶段提供意见和合作机会，又勉励创业路上不要气馁，帮助香港年青创业者加快融入大湾区。

　　最后，在港设立“香港青年创业论坛”，为香港青年参与大湾区创业提供资讯平台。

　　鼓励香港青年关注国家发展和最新机遇，扶持发展人生事业，香港是始发站。为引领香港青年走入大湾区创新创业，建议在香港用好会展业务优势，设立一年一度的“香港青年创业论坛”，作为“大湾区香港青年创业园区”的配套平台，广邀大湾区珠三角城市和港澳地区人士参与举办研讨会、推介会，在科技创新、互联网、文化创意等多个行业领域全面展示大湾区创新创业成果，为香港青年的创业项目提供全方位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服务链等有效对接平台；同时邀请当地市场监管、税务、创业指导专家等进行创业扶持谘询，为在大湾区创业提供第一手资讯指南，加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的信心。谢谢各位！

　　吴志隆：接着我们将时间交给家彬。
　　　庄家彬：如何推动不同阶段的港青融入大湾区

　　感谢中评智库的邀请，让我可以分享自己对香港青年怎么融入大湾区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提议。

　　2020年10月14日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活动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指出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来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习主席的指示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众所周知，香港经历了一年多的反修例风波，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矛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不仅丰富了“一国两制”内涵，更为香港解决深层次矛盾提供了机遇。香港青年是香港的未来，更是“一国两制”实践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生力军，只有获得青年的积极参与，大湾区才能展现强大的生命力。习总书记的指示，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具有有战略性的意义。因此接下来，香港必须针对两批青年人的特点做工作，一批是在学青少年，另一批是在职年轻人。因为我本身从事了一段时间的青年工作，与很多学生，以及很多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朋友都有很多沟通，下面我来分享一些他们认为融入大湾区的最大阻碍，也提出一些我的建议。

　　习主席提出要增强香港青少年对祖国的向心力，直接指出了香港当前的要害问题。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可以说土地是回归了，但是很多地方都没有真的回归，尤其是香港的幼儿、中小学、大专教育，都没有将培育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意识放在重要位置，造成今日青少年国家民族意识薄弱、缺乏对祖国的向心力。因此，教育部门应该从小抓好在学青少年的国民教育，培养他们的国家民族观念，这个是当前的重中之重，绝对不能走过场。唯有培养了正确的国家民族观，香港青少年才会自觉地、真正地融入大湾区发展。

　　除了特区政府要推进在学青少年国民教育外，还必须加大对教育机构和青少年团体的支持，发挥民间力量，针对不同年龄层青少年的特点，推动香港青少年与大湾区各地进行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广泛交流，让中小学生亲身感受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做到政府、学校、社会力量共同培养青少年对祖国的向心力。
　　大专院校方面，应该发挥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作用，同时发挥青少年团体的优势，多举办粤港澳的交流实习计划，并提供支援和资源。此外，各大企业、社会组织需提供更多机会让三地青年互访，在大湾区不同城市学习、实习及生活，让青年亲身体验当地的人文生活，让香港青年体会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大有作为的天地，是发光发热、追寻人生梦想的舞台，为香港青年融入大湾区工作和生活作准备。

　　鼓励香港青年到内地学习亦能够帮助他们融入大湾区。特区政府可与内地相关部门磋商，在大湾区增设具认受性的大学学位名额，让有意升学的香港学生有更多机会及选择。另外，两地协商后，可在内地大学设置大湾区发展需要的课程，并对入读的香港青年提供资助，实现大湾区人才培育及香港青年顺利融入大湾区发展的双赢结局。

　　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可研究成立专项基金，资助到大湾区升学的香港学生，减少他们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生活开支，增加对香港学生的吸引力。大湾区各地政府也可建立机制，为香港学生毕业后入职内地企业做好衔接工作，增加他们在大湾区的工作经验，加强他们日后在大湾区发展和生活的信心，培养他们对自身和祖国的正确认知。

　　下面我讲讲在职青年人。为了让在职青年安心投入大湾区工作和创业，必须从政府政策层面及机构设置方面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让香港青年无后顾之忧地在大湾区发展所长，成就事业。推动在职青年到大湾区发展，涉及的层面比学校交流更广泛、更深入，因此内地各城市需要有相关职能部门跟进统筹，为港青提供支援，避免政出多头，让本就不熟识内地运作的港青搞不清东南西北，最终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令有意到大湾区发展的港青却步。

　　另一方面，不少敢为人先的港青，早已经在大湾区开拓事业，他们当中不乏成功的例子。我们在推动港青融入大湾区过程中，必须两条腿走路，除了政府职能部门推动及提供支援外，也可以调动已经融入大湾区发展的港青力量，可以鼓励港青“前辈”成立民间组织，以他们亲身经历和经验，对有意融入大湾区发展的港青进行帮、扶、带，帮助香港青年尽快融入大湾区。

　　刚刚我提到在职青年到大湾区发展涉及的层面更多更广、问题更多，其中包括了医、食、住、行、职业选择等，其中，我认为最急迫的、年轻人最关心的是税务、医保和居住。由于历史、制度和发展不平衡等原因，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存在颇大差异，也有各自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在税务、医保问题上找到平衡点，推出若干鼓励性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比如说，个人所得税方面能否考虑给予港青优惠，尽量与香港税制看齐呢？前段时间有学者提出“港人港税”，我觉得这个对香港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
　　医保方面，我认为需要香港政府和内地政府配合。同时可以参考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成功经验，特区政府应积极研究在大湾区主要城市，与内地合作建设类似模式，为长期在大湾区工作和生活的港人，提供香港公营医疗系统的一般服务，解决医疗的后勤保障问题。

　　居住方面，安居才能乐业，因此在居住问题上必须思考，如何让初到大湾区发展的港青有一个家。香港特区政府可以考虑与内地地方政府合作，在不同城市建立“港青之家”，为北上大湾区发展的港青提供价格相宜、有居住年限，例如三到五年的居所，让他们安心创业。另外，在置业方面可以提供一些税务优惠，让香港青年能够在内地置业。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港青虽然北上发展，但他们仍以香港为主要居住地，如何让他们在内地继续行使香港居民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在投票方面，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一国两制”实践中的重要课题，必须深入研究。

　　总书记吹响了香港青少年到大湾区交流发展的集结号，但我们仍面临诸多待解决问题。以我做青年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少的青年平台不够贴地，不够适合青少年口味。认为在鼓励他们认识大湾区的同时，还要建立他们喜欢的交流平台。潮流一直在变，青年喜欢的东西也一直在变，做青年工作不能想当然，在举办活动的时候，最好让青年自己来做主，我们只提供指导性的意见和支持。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最近我也和很多人交流，在疫情下，在去年的反修例风波下，香港青年、香港社会也有很严重的撕裂。我经常和很多朋友说，做青年工作不要分黄蓝，最主要是求同存异、兼同化异，最理想的结果就是把我的工作对象变成我以后的工作力量，把我自己在学校看到、在内地感受到的事情告诉青年们，这也感染、帮助了一批年轻人，希望那批年轻人能够跟我一起去感染更多的朋友。

　　最后感谢中评的邀请，可以做一个简短的分享给大家，谢谢。

　　吴志隆：接着请我们青年律师雪欣发言。
　　　 谭雪欣：香港青年律师如何共建大湾区

　　我的重点在青年律师如何在大湾区发展。今年刚好是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刚刚有一些讲者也提到庆祝大会上我们国家主席的重要讲话。我认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大湾区的发展进程提供了进一步解说。那么这对包括香港在内的大湾区有什么提示呢？作为香港年轻律师，今天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和分析。

　　其实大湾区和“双循环”是一脉相承的概念，从今年5月到最近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习主席多次强调“双循环”的概念，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我国要实现“独立自主”，并且对外高水准开放。因为如今国际形势紧张，美国频繁压制中国，近年不断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兴、华为、字节跳动等都榜上有名，在大选竞选中甚至把对我国的外交政策变成了候选人的选举筹码；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例如英国、印度、日本等国家亦随之而行。面对中美博弈加上疫情加剧，各国的社会矛盾和全球经济处于不明朗的发展状态，我国更加要建立“国内大循环”，要“独立自主”，让内部产业链更强大、更完善。

　　那怎么变得更独立自主呢？2019年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要把大湾区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并且做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迅速增长，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由此可见，在大湾区发展规划中，产业升级是一大重点。深圳本身有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包括拥有很多科创企业及先进制造业，同时亦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范例。正因为深圳的优势和特殊性，《方案》中有27条改革举措授权深圳促成产业升级，重点正是高科技企业。事实上，转型为技术和资本主导驱动经济发展，亦是中国经济的出路，故我国推出大湾区发展规划，促进高科技企业与工商服务业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及国际形势凸显出推动我国产业链从低端走向高端的迫切性。国际循环的目标是通过高水准对外开放，更好支持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优化结构，激发活力，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个目标要怎样达到呢？内地企业要融资、开拓国际业务、采购国际技术、吸引国际人才流入和常驻；同时，大湾区要吸引国际资本投资大湾区产业，整合大湾区资本市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有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就是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的同时，我们还要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竞争力，促进大湾区更高水准地参与国际合作。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双循环”战略也包括了“一带一路”建设，所以有些学者亦形容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因为“双循环”与“一带一路”都是用循环来实现畅通，用畅通贸易、资金、文化等来创造价值。“一带一路”所实现的“五通”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也为“双循环”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发展平台。

　　说到这里，国内的“大循环”和“双循环”跟香港的角色又有什么关系呢？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大家见证深圳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模范。在建设过程中，深圳亦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特别是深港互相合作、互相学习、互相成就的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下的重大发展战略，其中深港合作十分重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时特别提到，深圳是大湾区重要引擎，这也是对当年深圳特区的发展模式作出了肯定，而这个模式正正就是深港互相合作。

　　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过程中，深圳及香港应当继续强强联合，推进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利用自身优势，带领大湾区发展及深度参与国际合作，推进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习主席强调，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准更高。就此，深圳及香港可凭藉经验，协助打造大湾区成为世界级城市群，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区内的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协助内地科创企业走出去。只有深港合作，才能推动大湾区国际化的进程。

　　如今国际形势不明朗，内地企业要开拓国际业务时，香港是地缘政治风险最低的选项，亦是国际资本投资中国的关键视窗。深圳则汇聚了大量具备竞争力的科创企业和先进制造业，深港两地在内地科创企业的国际化方面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上面我分析了香港未来的角色，下面我来说说香港年轻律师有什么机遇。

　　国务院日前发布了《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办法》，具五年以上的执业经验的香港和澳门律师，如果符合一定条件，通过特设考试便可以取得大湾区九个城市的执业资格，进行民事及商事的法律工作，包括诉讼工作，当然刑事除外。这对香港律师来说是个很好的消息。“一带一路”和“双循环”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香港律师在香港执业时也非常习惯面对国际市场。而且香港法律服务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在开放式的经济体制下，市场几乎达到饱和状态，但每年仍有大批法律毕业生走入职场；加上香港执业制度开放，注册外地律师，尤其是金融法律服务类别的注册外地律师提供服务比例很高；另一方面，香港的律所以中小型律所为主，它们跟国际大所竞争时亦较吃力。如果有一个新的机会可以拓展新市场，对香港的年轻律师来说是很好的机遇。

　　我们有一个香港年轻律师小组，隶属于大中华法律事务委员会。我发现不少年轻律师对与内地的交流、开拓内地市场都是非常有兴趣的。现在有了《试点办法》，如果香港能有专业机构把有关政策推广出去，让他们具体了解这个机遇是什么，我觉得这对香港青年律师都很有吸引力。

　　我认为香港青年律师可在三方面为大湾区作出贡献。
　　第一，港深的数据中心及创科发展。2017年，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成立，全面统筹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上盖建设、管理、维护和营运等工作。创科园位于落马洲河套区，与深圳土地连接。2017年开始科技园和深圳政府开了很多次会，探讨两地可以如何合作，如何将两地的土地合并发展。我认为这值得香港的创科人才或法律人才去发展。由于落马洲河套区与深圳的土地连接，深港之间的合作空间很大，例如香港可借助深圳的土地，将本港及国际企业的数据中心迁至深圳，而因为香港的资讯流通及法律制度能提供完善保障，更可以考虑按照澳门与横琴的模式，在深圳土地上运用香港的法律。这就涉及到制度上的问题，我认为香港年轻律师可以去发掘一下。另外，深圳的生物科技及创科企业亦可以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协助融资上市，实践“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

　　第二，为制造业的科技升级及引进外资提供法律服务。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制胜关键。目前我国虽然出产大量产品，但在核心技术上仍需追赶世界水准，以减少进口依赖，相信这正是“加速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内涵。我国企业与人才应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着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环节、关键要件的自主化水准，解决“卡脖子”问题和高端核心技术零部件依赖进口问题。

　　香港一直面对国际市场，因此，香港律师可以在科技升级的知识产权事宜上提供国际经验，提供客户对商标、专利和工业外观设计等注册服务，协助客户处理相关纠纷事宜，向内地有关主管部门申请采取行政手段及强制执行措施，处理客户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委托，就侵犯商标、版权、专利权、外观设计等事宜进行诉讼代理服务，协助客户处理有关科技的许可权或专营权的买卖转让事宜等。通过这些法律服务，香港律师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企业对投资高技术、高科技产品的信心，使企业更愿意投放资本及资源进行技术研发。

　　另外，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所以我认为香港律师可协助大湾区的企业收购、兼并上市公司、外国和跨境公司的股权、资产和业务，接受客户委托对被收购兼并企业状况进行必要的法律尽职调查，协助客户设计收购兼并方案等。

　　第三，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也有谈到，探讨在大湾区实施“港资港法港仲裁”的可行性。在没有“涉外因素”的情况下，在大湾区的港资企业可选用香港法律作为民商事合同的适用法律，当有争议的时候，可以把合同中的争议点放到香港做仲裁。我认为这是第一步，往后可以拓展一下，根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经验，建立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仲裁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国际水平的标准之一，建立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可以显示出大湾区的开放。

　　总结一下，香港在大湾区的发展进程中是有很重要的角色的，特别是与深圳合作方面，因为我们相邻，如果可以再发掘一下合作空间，就可以对整个大湾区有一个带动的作用。另外，其他讲者也提到了，我觉得香港年轻人对大湾区的发展不是很了解，所以宣传方面也需要加强，希望能建立起一个能够吸引大众的平台，不要宣传概念，而是要有一些具体的计划，让他们知道到大湾区发展会怎样，让他们有一个具体的希望。谢谢。

　　吴志隆：非常专业的话题。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有第二轮的发言。
　　 束沐：紧抓“畅通”牛鼻子 下好深港“一盘棋”

　　香港青年如何参与大湾区建设？如何分享内地发展的机遇？这个属于“后生”问题看似并不新潮，已经变成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相信在坐的各位在长期以来的多个场合都对这个议题发表过高见。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大湾区概念提出那么多年，香港青年北上发展的情况真的符合预期吗？官方媒体上的那几个宣传样板真的能反映实际情况吗？相信在座各位也心知肚明，否则我们今天不会还在讨论这个话题。

　　尤其这两年因为香港自身的政治社会风波，导致香港青年在政治观、国情教育、国家认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内地舆论被过度放大，平心而论这也不好。我今天想从一些务实层面谈一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大湾区，如何摆正香港在大湾区乃至整个国家发展版图中的地位和心态。希望各位批评指正。

　　第一，要搞清楚“双循环”的起源与本质。现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成为了当仁不让的舆论热词，各位发言也都提到了。但大家思考过，为什么我们党和国家要提出“双循环”吗？仅仅是因为疫情和中美贸易战吗？当然不是。“双循环”是来源于我们国家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八字方针”。包括“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而在“畅通”里面中央首次提到“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这是中央在建国之后第二次提出“八字方针”，上一次提出是在1959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归根溯源，我们理解和把握“双循环”，就一定要抓住“畅通”二字，这是牛鼻子。
　　第二，要注意到中央首次提出“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深圳重要讲话上强调，“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融合发展、相互促进。”这是在特区建设“十条经验”中的重要论述，具有纲领性和理论性。过去我们常常讲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融合”是在两岸关系上的官方表述，所以此次中央首次定调港澳与内地“融合发展”，意义非凡！和“融入”相比，“融合”有三大涵义：一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二是融合是有共同目标的，这在宏观上是“一国”与“两制”的辩证统一，在微观上是深圳与香港之间“社会主义示范区”与“资本主义管辖区”的共同发展；三是“融合”与“畅通双循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

　　第三，要尽快调整“求惠港”或“求礼包”的惯有心态。习总书记这次明确指出，特区是干出来、闯出来、创出来的，此次中央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这恰恰说明新时代建设好经济特区，“放权赋权”才是中央最大的支持，并不是靠什么“优惠政策大礼包”。这对香港而言是一个警醒！我们长期采访全国两会涉港议题时，往往陷入“求惠港”或“求礼包”的惯性思维，包括这次对特首赴京，香港社会不少人也是这种“等靠要”的心态。这个心态不可取。再如，针对深港双城关系，香港一些人又看似“政治正确”地讲出所谓“双引擎”、“既竞争又合作”等概念，这也是对当前形势以及中央精神的误读。中央从来没有否认或弱化香港的优势和特殊地位，炒作此类话题毫无意义。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建设大湾区、深圳示范区，香港能做什么？能配合什么？深圳的改革举措，港人如何参与？香港怎样对接？香港各界需要树立这样一个思考：深圳40年的成功就是香港的成功，今后把深圳搞好也等同于把香港搞好。

　　其次我谈谈香港与大湾区“通而不畅”的突出问题。中医有句名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如果轻率地说内地或大湾区和香港之间“不通”，这肯定不符合现实。暂时排除这次疫情“封关”的影响，两地间现有7个客运关口、5个公路货运关口、2个水运关口、1个高铁关口、2条城市轨道交通对接，还有水、电、气以及蔬果副食品的24小时供应链，看起来“通”不是问题，但香港社会对两地合作的“痛点”数不胜数，相信在座的都有所体会，这说明现有的“通”还属于低层次、低水平的“基本款”，距离“畅”以及“融合发展”的客观形势和主观要求还差得很远。

　　最近我拜读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徐泽会长《着眼全局、因应变局，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旨发言，他介绍了研究会下面“粤港澳大湾区专题小组”研究得出的当前两地人员跨境流动、货物流动、信息流动、车辆往来的障碍，以及大湾区缺乏常态化的协调机制、三地规则不对接、政策“最后一公里”等问题，并且提出了政策建议。其实，几乎所有现存的问题总结成一个词，那就是“畅通”的问题。作为“大湾区青年”的一分子，我结合个人近期的理论学习和亲身体会，从以下三个方面归纳目前两地合作的因“不通”而产生的“痛点”。
　　第一，正视两地民心隔阂，以“第一家园”促“民心相通”。上文列举了两地之间人流、物流的硬件交通设施非常齐全，不仅如此，近年来香港电讯企业纷纷推出“大湾区套餐”、香港本地银行推出“大湾区开户通”等便利措施，港人的确亲身感受到两地生活愈加便捷，故资金流、信息流也愈加畅通无阻。但为何近年来两地民众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不仅是港人对内地的亲近感、认同感更趋冷漠，内地民众对香港的好感度也不断下降？因此，“民心相通”才是“畅通”的根本宗旨。民心相通不是靠简单的“民心工程”，而是靠和风细雨的深耕细作，需要有政治定力和历史耐心，不求眼前或短期的成效。香港与大湾区（或深港）两地合作，不仅只着眼于基础建设、产业政策，更关键在于人居环境。在这里，我提议借鉴福建在两岸交流中台胞“第一家园”的概念，应该把以深圳为首的大湾区九市作为港人“第一家园”。换言之，港人到大湾区要有“家”的感觉、“家”的便利、“家”的认同。

　　第二，正视两地协调机制短板，以“双向普惠”促“政策互通”。大半年来疫情造成的“封关”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借此暴露出两地在公共政策衔接上出现的巨大短板和不足。简单来说，就以“港人送药”议题为例，我们看到在这其中穿梭、协调、落实的是香港工联会。当然我们高度肯定工联会的热心和担当，但我们也不禁要问，仅仅靠一个工联会怎么能解决那么多因“封关”造成的两地跨境家庭的具体困难？这里面难道不存在公共政策、政府机构的缺位和失职吗？多年来，无论是香港和中央、还是香港与广东省、大湾区九市，都建立了大量行政机构的交流、对接、合作机制，我们并不缺机制平台，缺的是可以整合职能、常态联系、积极解决问题和处理矛盾的机制。说到这里，就要直面两地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均等化、便捷化的问题，这又会触及到两地尤其是香港的既得利益格局，留待后面建议部分再议。

　　第三，正视两地规划断缆现实，以“非核心功能疏解”促“深港同城化”建设。中央既然已经提出“融合发展”，那么在这个思维框架下，如何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下好“深港同城化”这盘棋，就应该纳入议程，也应具有充分正当性。在这一点上，香港要谦卑地做深圳的“学生”。这是因为，只有40年历史的深圳，本身就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理念和经验，从零开始、科学规划、高标准建设的崭新城市。深圳的功能划分、生态保护、空间布局都是经过周密论证的产物。但反观香港，一方面由于历史、法制和地理条件限制，再加上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要素流动规律，香港的规划不仅存在各种弊病，还在近20年来裹足不前，导致“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困局；另一方面香港和深圳的规划从未有机衔接，例如与前海自贸区一海之隔的香港天水围、屯门只不过是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卫星城，再如河套地区“起了大早赶了晚集”，香港科学园、数码港和深圳光明科学城也毫无规划上的先行对接。

　　我认为，深港一体化是历史必然，至于如何推动、如何破题，可以考虑借鉴近年来内地城市治理里面“疏解非核心功能”、治疗“大城市病”的方式。香港应该整理出一份清单，从国家和大湾区的角度梳理出，哪些属于核心功能、哪些属于非核心功能，属于非核心功能的产业可以创造条件、提供政策诱因，与深圳的产业规划相衔接，鼓励深圳或大湾区成为香港非核心功能的疏解目的地、承接地、发展地，进而带动上文提及的公共服务普惠化、均等化、便捷化。
　　最后时间所限，针对上述问题和短板，我简单提出一些非常不成熟的建议，希望与各位一起相互启发，也希望凭藉各位在政策、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能够进一步评估这些建议的可行性、操作性，共同推动香港与深圳、与大湾区更好地融合发展。

　　第一，善用大湾区坚持和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政策创新空间，探索“新三通”的体制机制。一要“税制通”，低税费环境始终是利好创新、激发企业积极性的重要诱因，香港的低税率是长期以来吸引国际人才、企业的核心优势，也是值得内地借鉴、对标的营商标准，建议以深圳为首先行先试在大湾区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人才实行与香港趋同的税务制度。二要“数据通”，强抓中央文件中“支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平台”的政策利好，在安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两地数据安全跨境流动，在“经济特区”下建立“数据特区”，建议可以从向港人派“数字人民币利是”开始，在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定向使用。三要“保障通”，在鼓励和支持港资医疗、托幼、教育、养老机构在大湾区设立机构的同时，力争同步与香港现有公共社会福利制度无缝接轨。

　　第二，深港同城化关键在于错位发展、互补发展，香港疏解非核心功能应与深圳“东进战略”相衔接。近年来，深圳的城市规划已经逐渐形成了“核心西移、功能东进”的基本格局，即金融、科创等核心功能以西部为基地，而养老、旅游、教育等其他产业则依托东部现有资源协同发展。深圳东部生态环境好、后发优势明显、待盘活利用的存量工业用地多，目前已有龙岗大学城、盐田生物科技集群、坪山高新区等现有规划。而这正是与香港目前拥有的具有优势但属于非核心功能的教育、医疗、养老等产业合作的承接地、对接地。

　　香港舆论时不时会兴起一阵所谓“内地港人社区”的讨论，这个建议其实有“本末倒置”的问题，“港人社区”并非是先起楼、再量身定做一套符合港人生活方式的社区服务，而是先把与香港公共或私人服务资源投放至内地，再产生群聚效应。这样既能缓解长期以来内地游客为了奶粉、疫苗、体检而涌入香港核心区带来的问题，又能促进更多港人北上享受与香港本地同等乃至更好品质、与香港福利制度相对接、与深圳当地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的公共服务，让更多港人以深圳为家、以大湾区为家，把港深同城化视为自然。同时，这也对深圳加强自身第三产业、提高综合竞争力大有裨益。

　　总而言之，下好深港一盘棋，最重要的是从畅通入手，各个方面的政策规划都要做对接，这也有赖于在座各位青年菁英未来的呼吁和推动。谢谢。

　　吴志隆：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林艳主任，听听她的高见。

　　 林艳：大变局下的香港青年如何承担时代责任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香港青年的时代机遇与未来出路。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受益匪浅，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接下来，我也想和各位分享一些我个人观点和感受，还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众所周知，个人的命运总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紧密相连。同是青年一代，身处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的历史方位，前途和际遇则是大相径庭。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可以预见，在时代剧变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群体将再一次走向命运和前途的分叉点。

　　对于香港青年而言，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看到，因历史特殊、政治复杂，香港涉入世界大变局之深，全球罕见。随着中美大国博弈的日趋激烈，香港不幸成为“磨心”，在美西方幕后操控下，不少香港青年被怂恿走上反中反共的最前线。去年香港街头的种种乱象，可以说是大变局的一个现实缩影，也给香港这座城市和青年一代带来了不可承受之重。我们看到，大变局的演进正让许多“老黄历”迅速变得不合时宜。如果面对世界格局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仍然陷入只“看自己”“看西方”的思维惯性；如果面对逆全球化日趋加剧的客观现实，仍然沉迷于香港过往联通中西、左右逢源的既有优势和经验，香港青年一代的观念认识就会有跟不上现实发展的风险。我们还看到，大变局是旧有世界政经格局和发展模式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香港长期深度参与其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当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通病。如资本过度集中的问题，阶层固化的问题，世代公平的问题，“后物质主义”思潮的问题，民粹主义抬头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给香港青年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阻碍。
　　然而，变中有危，危中有机。对香港青年而言，大变局也孕育着一个最大的机遇，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常说个人梦融入国家梦，这并不是一句空话或者大道理。尽管世界经济陷入低迷衰退，但中国前三季度GDP仍由负转正，展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发展韧性和活力。我们不仅能于年底如期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开始描绘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发展蓝图。应当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推动力，自己的祖国拥有这样明确清晰的发展前景，无疑是这一代香港青年的大幸。

　　在机遇和挑战之外，大变局更赋予了香港青年以时代的重任。大家知道，一个人既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一百多年来，正是秉着这样的认识，一代代香港人接续奋斗，使香港从一个小渔村逐步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国际大都会。今天，在具有颠覆性力量的大变局面前，香港的繁荣稳定能否始终延续，东方之珠的名片能否依然闪亮，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一代香港青年能否挺身而出，有所担当。我认为，要答好时代之问、扛起肩头重任，香港青年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倍努力：

　　第一，要有家国民族的情怀。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我们也常讲，做人要有气节、要有人格。但无论气节也好，人格也好，爱国是第一位的，这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改革开放初期，不少香港同胞到内地投资兴业，不只是因为看到了商机，而且是希望看到内地摆脱贫困、国家日益富强；大家无偿捐助内地公益事业，不只是为了行善积德，而且是基于与内地人民的同胞之情。时至今日，他们的事业成功和崇高声誉充分表明，祖国最终会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与此相反，我们看到，在近年来香港发生的社会运动中，不少香港青年在大国博弈中被外人当棋子对抗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青春和一腔热诚化作别有用心者的政治燃料，他们的投入最终换来的却是美国等对自己家园的一系列制裁。

　　这充分表明，自己所属的国家和民族与生俱来，既不会因政治论述而解构，也不会因是否认同而改变。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美国骨子里始终认为香港和中国就是命运共同体，永远也不会把香港人当作是自己的国民，这一道理在和平时期或许还不那么明显，但越到对抗的时候就越发暴露出来。现在，香港的前途已然受到了“修例风波”等大型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亟需青年一代痛定思痛，摆脱长期英国殖民史和“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坚定与自己的国家民族同心同行，防止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这是大变局下有所作为的前提和底线。

　　第二，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俗话说，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叫视线，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叫眼光。视线决定现在，眼光决定未来。几十年前，国家发展的形势远不及当前明朗，老一辈港人能够以敢为人先的胆识和勇气带头参与内地改革开放，靠的就是高瞻远瞩的眼光。前面已经说过，深圳河以北，内地发展正如火如荼，香港青年的历史性机遇近在咫尺，但那也首先要“看得见”，才能“抓得住”。
　　我认为，对香港青年而言，要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把握国家战略。当前，国家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势必会对香港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方向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密切关注这一趋势，加强对相关政策的了解把握，香港青年才能对本港各行各业发展的前景和态势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在市场转型中更好地顺势而为，规避风险，把握契机。要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增强内地思维。香港青年身处中西文化交融之地，本身就具有西方思维和本港思维，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内地思维的训练，则有望拥有“三重思维”相迭加的独特优势。这不仅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市场价值和核心竞争力，也有利于开阔眼界，进一步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有些香港学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主动去内地高校读书，趁年轻更好认识和了解国家，熟悉内地体制和文化，这种做法就很有远见。要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看待北上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青年干事创业的新舞台、新选择。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便利政策，但眼前港青融入湾区发展还是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制度性不便。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大趋势奠定的前提下，初级阶段才是价值洼地，等到一切完善成熟了，参与的人多了，再广阔的“蓝海”都会变成厮杀激烈的“红海”。现在大湾区建设刚刚起步、前景广阔，国家支持港青北上发展的态度又十分明确，有条件的香港青年应该主动想、试、闯，勇于把握好参与这一国家战略的先机。
　　第三，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我们都知道，登山是很多香港青年非常喜爱的一项运动，节假日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香港青年努力攀登不同山峰的身影。在香港青年人生成长的路上，也有无数隐形的山峰需要去攀登，同样需要勇攀高峰的精神。在我看来，勇攀高峰的精神是一种主动作为的积极心态。登山者只管走好脚下的路，从不抱怨山高路险这些客观条件。当前，楼价高昂等一系列困扰香港青年的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必须在发展中加以解决。但如果香港青年不发展甚至只重破坏而不重建设，那么社会就难以继续前进，当内卷化的趋势不断加剧，这些问题更不可能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香港青年应该少一些怨气和戾气，集中精力在当下可以努力方向上把握机遇好好壮大自己，为更好解决香港发展中的问题创造条件。勇攀高峰的精神也是一种不畏挑战的底气自信。无论有没有竞争对手，山就在那里。历史上好几次内地移民潮，为香港不断带来发展的新鲜血液和活力，先来者后来者良性竞争、携手合作，这种狮子山下开放包容的风气是香港取得今天成就的重要原因。如今，面对内地青年的进步，香港青年应该秉承这种狮子山下的精神，时刻警惕那种焦虑、自卑、排外甚至怨恨的不健康情绪，将竞争压力更好转换为鞭策自己前行的动力。勇攀高峰的精神更是一种团结协作的团队力量。征服真正的高峰，形单影只是十分凶险的，往往需要众人协力。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看，香港青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当看到，当前一些香港青年尚深陷“泛政治化”的漩涡难以自拔，一些香港青年对自己所肩负的责任还缺乏认识，一些香港青年对如何参与国家发展还不明所以，帮助他们成长进步离不开全社会的齐心协力，但首先，应该是青年朋辈尽己所能，互帮互助。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举办论坛的目的所在。

　　古人云：“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 回望过去，香港人并不缺乏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基因。展望未来，尽管大变局波谲云诡，但只要香港青年一代继承和发扬好老一辈的宝贵精神品质，在追寻个人事业的同时始终不忘服务香港、贡献国家，就有可能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相信每一位香港青年心中都有一座宝藏，一旦启动定能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无限可能，做到不负时代，不负家国，不负青春。
　　吴志隆：青年团体该承担沟通两地的纽带作用

　　感谢林主任的分享。接着是我个人的一点观察。其实看到这个题目就觉得这很熟悉。但是为何回归23年，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很无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凸显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回归23年以来，“一国两制”的中国故事至今仍没有在香港社会被广泛地认知与接受。也就是说，回归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在香港社会是有讨论的，并不是一面倒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香港社会，特别是媒体对“一国两制”、对“中国”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甚至有部分市民及媒体工作者是存有强烈的偏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存在偏见。

　　我们可以想像，当你对一个事物缺乏客观而全面的认识，其实是没有办法认识它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潜力的，更遑论去把握这些新机遇。而这种偏见与认识的缺失在我看来，本质上是沟通失效的结果。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去问年轻人，他们对内地发展机遇的看法，我认为会呈现“冷热两极化”的明显态势。作为青年团体的一分子，各式各样的青年我们都能接触到，在与青年朋友互动时可以明显感觉到，一部分香港青年很积极想要了解内地，很渴望去掌握内地的新机遇，可是具体有什么机遇，哪些机遇适合自己，需要做哪些准备，会不会有哪些风险等等，可能他们这些没有把握。但同一天空下，有另一部分的香港青年人对内地几乎是一无所知，甚至他们连想知道的欲望都没有，什么大湾区、“一带一路”，“双循环”与“大循环”等等，他们通通觉得事不关己。

　　我身边有很多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日本、泰国、东南亚的年轻人其实都很关心“大湾区”，虽然他们离得远，但是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新机会。他们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中认识到，当中国政府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必然会有很多助力，如果能搭上这趟“顺风车”，潜力是不可估量的。但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都知道，香港本身就在大湾区，却有相当一部分香港青年对此视若无睹？如果这个声音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香港本来是有一个角色的，但是现在的香港社会缺乏探索国家机遇的气氛，对大湾区的发展缺乏兴趣，整个社会也没有做好融入大湾区的准备。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是特区政府。因为引导社会关注和重视有价值的发展方向，这是特区政府应有的责任。全国各个地区都有自己关注的点，例如福建关注台海，广东关注大湾区，但是香港关注的点在哪里？站在特区政府的高度上，他们是没有很明确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这是问题症结所在。
　　既然香港政府没有做好沟通两地的工作，那民间的青年团体，特别是青年智库，就应该发挥更大的功效，来承担起这个沟通两地的纽带作用。例如吴学明兄领导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晓锋兄与我同属的“就是敢言”、菁英会等等，我们有很多青年团体和专业组织，涉足两地业务和交流，我认为我们应该多做一些事情，也有条件和责任去做一些事情向香港社会讲好“一国两制”的中国故事，同时带领香港青年去探索国家新时代新机遇。

　　我们希望香港青年掌握国家的新时代、新机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层次的努力：其一是资讯的充分流通，消除误会，其二是良好的社会气氛。因为我们在讨论大湾区的时候、讨论两地青年交流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对内地社会的表述以及内地政府对香港社会的表述，都停留在“印象中”的阶段，在沟通和互相了解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基本元素是要让香港青年知道的。第一，现在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所谓“大循环”、“双循环”、“大湾区”是怎样的发展概念；第二，这些发展蓝图当中，有什么行业最有发展潜力，有哪些专业最有机会，有哪些人才最紧缺；第三，香港可以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才可以最大程度发挥出特区、国际金融中心的政治优势与传统优势；第四，香港青年如果想要参与其中，分享机会，该如何装备自己，内地市场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上述这些情况，我认为是香港青年团体应主动向香港社会来说明与推广的。与此同时，香港青年的一些实际情况，也是有必要让内地中央政府，或者大湾区其他城市与政府，包括用人单位来客观了解的。比如香港年轻人的语言能力、工作态度、学科专长、应变能力、国际视野等等；香港青年人对内地的理解可以做到客观，并非人人政治先行，大多数人可以理性工作，展现专业态度等。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香港官员说，深圳广州发展机会很多，鼓励香港青年都去那边发展。没错，北上发展是一个方向，但是香港也是大湾区一部分，如果香港本身能成为大湾区的领头人，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非要让我们的青年离开家乡？官员用这样的表述，表明他对大湾区的政策掌握是很表面的，他没有深入思考香港在大湾区的规划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好像一场球赛，大家已经站在球场上面了，到底要踢前锋还是守门？哪怕是做替补，也得有个位置，那香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社会没有讨论。现在球赛已经开始了，大湾区的规划已经推动了，球员在场上不能光站着，香港要做什么？整个社会没有找好定位。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重视，特区政府不能再拖了，应该要主动去接触中央政府，主动去思考自己的定位与长处。香港有其本身的优秀条件，但在大湾区内的舞台上不是没有对手，广州、深圳都是极有竞争力的城市，香港若不利用现有的优势来抢占“大湾区发展大格局”的主动地位，成为主角，那必然成为这个舞台上被边缘化的“闲角”。

　　既然政府没有发挥好沟通角色的功能，青年团体更应该发挥作用，当然我们已经在努力了，比如经常举办交流活动，让资讯流通，甚至是提供资源让两地青年做一些具体项目，未来我们可以继续做一些什么呢？我认为各个青年团体可以在自己熟悉的方面再进一步探讨，以及分工合作。另外我们可以尝试组织一下，发出我们的声音，形成社会舆论压力，让特区政府知道，青年融入大湾区的发展问题是必须要正视的话题。这是我的一点观察。谢谢。
　　　自由讨论

　　吴志隆：我们各自都表达了想法，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讨论的问题，现在可以进一步交流。首先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在座各位都在内地、香港、国外有学习、生活的经验，各位是否觉得与其他地方相比，香港特区政府对青年工作好像无动于衷。作为民间团体，有什么方法可以令特区政府更加关注青年，进而在青年工作方面有新的进展？

　　庄家彬：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政府青年工作的问题。香港的教育是不是应该改革？媒体是不是应该改革？反对派通过学校、媒体、教会开动洗脑机器，一旦孩子进入小学，就进入了反对派的洗脑系统里面。这套系统回归初期就抓在了反对派的手上，那我们要怎样将控制权、发言权拿回来呢？去年的黑暴事件就是一个启发，我们必须要抓紧从教育、媒体这几方面着手。

　　现在国安部门已经成立，教育局开始对“港独”教师钉牌；媒体方面，警方也修订了“传媒代表”的定义，只承认登记过的传媒机构。我觉得这都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要继续做下去。其实反而我们青年团体在这几方面能做的不多，因为愿意和我们接触的青年朋友都是比较有想法的那部分，他们已经看到了机遇在哪里。

　　吴志隆：对，能和我们来往的已经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

　　庄家彬：但是这些也是少数。

　　吴志隆：刚刚家彬提到对媒体的管理。在座的也有媒体工作者，你们能接受包括备案、记者证制在内的“管理”吗？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林艳：我们大家都知道，新闻自由是香港社会的宝贵资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假记者、假新闻可以无底线地放纵与包容。香港在港英时期曾由政府新闻处负责签发官方记者证，直到1970年才停止发放。目前由于香港缺乏一套系统、正规的记者证登记申请制度，因此我们看到去年修例风波以来，香港出现了大量类似13岁学生记者这样的假记者乱象，并且衍生出了各种没有事实依据的假新闻。应该说，假记者、假新闻的乱象已经严重冲击到了香港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如何确保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归根到底取决于新闻从业人员的综合素养。我认为，新闻记者作为时代风云的记录者、提灯人和眺望者，应该具备必要的新闻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操守。尤其是随着网络媒体和新媒体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真假记者难辨的系数，因此由法定机构对符合资格的新闻从业人员统一规范记者证的发放，这既是必要之举也是迫切之举。
　　吴志隆：科技力量也要看你怎么使用，比如很多新闻APP，如果你老是看某个话题，就会一直给你推送那个话题，你就看不到其他观点。刚才颢伊谈到，把握大湾区机会就要有跳出舒适圈的心态，你觉得怎样可以培养出青年人有比较强的这种心态呢？

　　林颢伊：这个也是大部分人的问题，因为当你习惯了一样东西，让你突然跳出去是很难的。我觉得需要潜移默化，以及身边朋友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我第一次接触青年团体是因为国情课，虽然开始我兴趣并不大，但是我有几个好朋友去了，我也跟着他们去北京上课，回香港后开始参加其他社团活动，每次参加都能吸收新的东西，就这样逐渐建立了一个小圈子。

　　如果有朋友在旁边支持，就会比较容易跳出舒适圈；如果有一个朋友比较有冒险精神，喜欢去内地寻找新的机遇，你也有可能会跟着去。所以作为青年团体的一分子，我们去感染身边人的时候也要跟他们建立深刻关系，做好朋友，这是最容易带动他们的。

　　庄家彬：我想补充一个观点，我觉得让他们跳出舒适圈的最好方法是让他们去内地念大学。我和颢伊是在海外留学，所以我们习惯了跟不同的人交流。好像不少内地青年也一样，上学在北京，工作可能在四川，没有很强的“我是哪里人”的观念，都是中国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比较容易接受不同的文化。但是香港就不一样，可能是因为面积比较小吧，很多人从小到大和父母一起住，上学也在同一个区，念大学也在香港，好像一直在温室长大。年纪越大出去闯的想法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我经常鼓励香港青年去内地读大学，并且建议大湾区开放更多学位给香港年轻人。

　　吴志隆：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因为香港青年的学历其实不高，念不上大学的人蛮多的，去海外留学也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负担，去内地升学成本比较低，教育水准也不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庄家彬：要鼓励年轻人去大湾区创业，如果你没有在内地生活过，对它不熟悉，基本上没人敢去。但是如果香港的年轻人在内地大学，就会认识一批内地的年轻朋友，可能朋友的专业是搞科研，我的长项是金融融资，这样就可以配合，在大湾区创业会容易很多。

　　林颢伊：影响年轻人就是三样东西，第一是朋友，第二是兴趣，第三是金钱，这三个是主要的动力。
　　吴志隆：还有一个动力。青年工作怎样算是最到位？就是两地青年结合。

　　林艳：爱情的动力。

　　庄家彬：有数据显示两地婚姻的比例越来越高，每年都以将近20%的速度增长。

　　束沐：而且两地婚姻的结构不一样了。

　　庄家彬：以前是内地女香港男比较多，现在香港女内地男的比例在增加。

　　吴志隆：鹏辉，刚刚你提到香港青年创业论坛，想请你多谈一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姚鹏辉：因为香港会展业强大，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对青年创业者来说其实是个很好的平台，我认为可以多用、用好这个平台，让香港青年获得更多的资讯，也让他们将自己的创新创业成功多做展示。

　　吴志隆：我们本身有做出版业务，涉及版权的引进，我发现其实很多海外的书在内地有巨大的市场，但是因为版权方面有繁复的手续，变成某些公司独家垄断。我认为两地文化的交流应该也是我们民间团体可以推动的方向，当文化更多地沟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其他的政治立场或价值观分歧也会慢慢在无形中消融掉，这也是一个方向，我们要找资源去做这个事情。

　　另外，我注意到其实很多人都想创业，但是创业需要很多input，包括金钱、兴趣、方向，甚至政策等等，香港普通青年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去掌握这么多的东西，我们民间青年团体亦可以在这方面多做努力。

　　吴志隆：大家有没有更有趣的话题可以讨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讨论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评论员简介：

　　吴志隆：全国港澳研究会成员，致远基金会营运总监，“就是敢言”副主席，福建省青联委员，资深传媒人。

　　庄家彬：全国青联常委，香港菁英会荣誉主席，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常务会董，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副会长，团结香港基金理事，庄士机构国际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总经理。

　　林颢伊：全国青联委员，经民联青委会副主席，丽新集团高级副总裁。

　　吴学明：全国青联委员，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主席，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常务副主席，香港友好协进会青年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广东各级政协委员联谊会青年委员会主任。美国哈佛大学应用数学、经济学士。

　　姚鹏辉：全国青联委员，中国和统会香港总会副监事长，嘉祥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谭雪欣：全国青联委员，香港与内地法律专业联会青委会副主席，中国东盟（澳门）仲裁协会理事，国际青年交流联会理事，中国法律实务全球网络(香港大学分会)创会成员，香港青年促进会副主席。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双学位，现为香港执业律师。

　　林艳：中评社编委兼采访部主任、中评智库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学硕士，2008年曾赴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交换学习一年。

　　束沐：中评智库研究员、学术交流部主任，中评社研究部主任。南京大学法学学士（国际关系专业），台湾大学法学硕士（大陆与两岸关系研究领域）。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141085.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