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国：中美竞争将重在国际规则主导权

　　中评社香港2月17日电／浙江大学国际战略与法律研究院院长王贵国今天撰文《中美合作与竞争何处寻》，他认为：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将处于既合作又竞争、竞争寓于合作的态势，国际规则制定和执行的主导权将是两国竞争的重要方面。现在人们至少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亦是人类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将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以两种制度的竞争为表现形式，以多边和双边秩序为平台。在多边和双边秩序中，特别是多边秩序中，中国和美国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涉及的机构、协议和领域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网络空间治理、技术标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

　　辛丑年除夕，中美两国元首通话两小时。这是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后，第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此前，拜登先后与英法德澳日等国的领导人通话协调多边主义、对中国的政策等议题的取向。或可说，这是在美国试图说服盟国对中国采取一致措施的努力后，而进行的中美两国首脑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的态度。（往期回顾：【国人看世界】中美法律战可期）两国元首通话后，拜登在其与美国国会议员的会议中透露的信息显示，拜登政府很可能会执行一套没有特朗普的类特朗普政策，也就是首先关注美国的自身利益，包括就业、发展经济、保持高科技领域的霸权等。以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为基础，拜登将中美关系界定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并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人们不禁要问，根据拜登透露的信息，中美之间在哪些方面可以合作以及在哪些方面会有竞争？如果有竞争，鉴于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中美在哪些具体问题上会有激烈的竞争？

　　统而言之，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将处于既合作又竞争、竞争寓于合作的态势，国际规则制定和执行的主导权将是两国竞争的重要方面。拜登已公开提出，美国应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事实上，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高速公路等外，中国的发展对美国基本制度、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才是最令拜登政府担心的。这可从中美两国在防疫抗疫方面加以论证。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在防疫抗疫、疫苗研发、疫苗分配等方面，中美两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采取严格的防疫抗疫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美国在前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主张个人自由、不尊重科学，结果是疫情泛滥，截至2021年2月12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达2800余万，死亡人数达48万多，远超二战时期的战斗死亡人数（约30万人），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疫区。
　　中美都倾举国之力高速研发疫苗。美国强调研发的疫苗首先使美国人受益，即美国优先，并为此不惜采取行政措施，确保美国人有疫苗接种。拜登政府甚至将购得相当于美国全体国民每人两针疫苗作为政绩。中国则积极将自己研发生产的疫苗提供给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而此时此刻的国际社会则是疫苗难求，疫苗分配不公已成世界性问题。此外，在疫情泛滥的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而美国经济则经历了1946年以来最严重的萎缩。前述情况严重危及了美国作为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领导者的地位。

　　现在人们至少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亦是人类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这对一直将自己视为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灯塔的美国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这就是为什么拜登认为，如果美国不努力，中国就会端走美国的午餐的原因。

　　我们认为，将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以两种制度的竞争为表现形式，以多边和双边秩序为平台。在多边和双边秩序中，特别是多边秩序中，中国和美国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涉及的机构、协议和领域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网络空间治理、技术标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

　　领域的合作与竞争均涉及国际法基本理论的研究以及如何在新领域中适用传统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并对之予以与时俱进的解释。以近期世卫组织专家组到中国进行病毒溯源考察为例。世卫组织专家尚未离开中国，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便对世卫专家组在中国的沟通方式及获取结果的过程“深表关切”，要求专家组的报告“必须是独立的”、“不受中国政府的干预或修改”。英国外交大臣也呼应美国，呼吁中方提供更多早期数据。《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美媒则刊文声称世卫组织专家的病毒溯源工作受到严重阻碍。然而报道发出后，这些媒体“援引”的专家相继公开指责《纽约时报》的刊文扭曲了其原意，系“无耻”行为。美国领头、盟国跟进、媒体不问真假及刻意歪曲，或将成为将来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模式。

　　　指责中国与世卫组织在病毒溯源上的合作也许仅仅是公共卫生领域竞争关系的开始。君不见美国甫提出重返世卫组织，便质疑世卫组织的工作，要求其按美方认定的“最高标准”行事，包括要求各国保持透明度等。世卫组织负责人类的健康，事涉每个成员国的主权，包括病毒主权及其人民的健康权。一个成员的权利便是其他成员的义务，反之亦然。在世卫组织秩序内，各成员国公共卫生制度应符合何标准，有何通报病例的义务，按何标准判断一个成员国是否履行了义务，防疫抗疫机制的透明度应有多高，疫苗研发应如何合作，疫苗应按何标准分配，病毒主权的外延和内涵，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关系，保护个人隐私与社会防疫抗疫的关系等，均会在新冠疫情得到全面控制后受到重新审视，且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多边公共卫生秩序之改革亦势在必行。任何公共卫生秩序的改革亦必然涉及规则的制定、修改与解释。所有这些均需要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可，也就是合作。在此过程中，中美之间必然会有竞争，甚至是激烈的竞争。这些竞争所反映的正是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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