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峰：中评社的智库媒体概念与作用

　　中评社香港2月18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郭伟峰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发表专文《中评社的智库媒体概念与作用》，作者强调：媒体智库或智库媒体当前在内地是创新之举，蔚然成风。中评社自《中国评论》月刊创办之初，就在智库媒体的发展道路上进行了实践与探索，至今已近23年。文章内容如下：

　　一、内地的媒体智库与中评社的智库媒体

　　1、内地媒体智库发展迅速，港澳台媒体比较不具备发展条件。中国评论通讯社定位为智库媒体，其成立的中评智库基金会简称为中评智库。内地更多称为媒体智库。近些年来，内地的媒体智库发展速度非常快，凡是有实力、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都会在内部成立智库机构。按照相关学者的研究统计，截至2016年5月，内地已宣布成立智库业务部门或整体向智库转型的媒体机构有15家，其中包括4家中央媒体，4家市场化媒体，5家门户网站，两家地方媒体。这15家媒体机构在智库建设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中央媒体中，新华社侧重具体问题调查研究，人民日报侧重理论研究，而光明日报更加侧重发布；市场化媒体中，《财新》采取智库与传媒并行发展战略，而《南风窗》希望整体实现智库化改造；门户网站中，腾讯强调自身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而新浪、网易和搜狐更加重视媒体平台属性。201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智库核心榜单中，人民网研究院、21世纪经济研究院、第一财经研究院、凤凰网国际智库等入选媒体智库榜单。①相信发展到今天，内地的媒体智库可能已经达到数百家，甚至更多。有分析认为，媒体智库已经构成了新的产业，这应该是进入了历史最盛的时期了。

　　与内地相比较，香港、澳门、台湾的媒体智库就呈凤毛麟角的状态了，因为无论是媒体责任、角色，还是媒体实力，都不足以支持在媒体内部再成立智库。如香港60家左右的香港问题、港台关系的大小智库，多以财团、社团为背景，具有媒体属性的数量极少。智库媒体影响力比较大的，除了中评智库基金会之外，大概还有一两家。但是，很多资深媒体人受聘到各种智库任职，或者独力创办智库，这个现象比较普遍。
　　2、什么是媒体智库？专家指出：媒体与智库在功能上既有融合之处，又各有鲜明特点。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两者之间是舆论生产者与传播渠道的关系，媒体设置了公众的舆论议程，而智库则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者。在公共政策舆论场内，作为专业的政策思想生产机构，智库的权威信息源和具有公信力的专家意见为媒体设置了议程。表面上看，虽然媒体决定了哪些智库的舆论可以进入媒体议程，但是无论大众传媒如何选择也不会跳出智库所提供的舆论内容的整体。第二，智库与大众传媒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优势互补、目标一致的紧密关系。智库需要藉助媒体传播、放大舆论影响力，媒体需要智库的创新观点和权威声音以提高公信力，智库和媒体的目标指向都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和社会进步。第三，新媒体时代，智库本身具备自媒体传播能力，既是舆论生产者又是传播者。与此同时，在中国智库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媒体本身也在进行智库建设，媒体智库应运而生。媒体不仅是舆论的传播渠道和放大器，也具备了在某些专业领域进行思想生产的能力。综上所述，所谓媒体智库，是指依托于具备一定公信力、传播力和研究能力的大众传媒所设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媒体智库的先天优势是舆论传播力，但其核心竞争力必须是思想创新力与舆论传播力的有效结合。媒体智库的主要功能是政策研究与建议、舆论引导与公共外交。②

　　从中评智库的实践体会来看，上述的三个层次确实是智库媒体需要认识并运用的，其中最难之处在于，媒体如何生产思想产品，就是说要看媒体的思想创新力够不够，没有思想生产力，所谓的智库能量就不会大。现实问题是大多数媒体都是拿来主义者，本身没有思想的生产力，一般都是请一些智库专家来开一个研讨会，把座谈结果当作自己的研究成果。长此以往，媒体智库就还原或者蜕变为媒体自身，与智库不搭界，有传播力，没有思想力，媒体还在，智库没有了。这是绝大多数媒体智库即使成立也无法发展、更不具备智库作用的原因。

　　3、互联网、大数据是媒体智库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专家指出，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内容，也因庞大的体量和对普通网民的赋权赋能，打破了传统新闻壁垒，形成了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同时，互联网大数据也造成了浩如烟海的信息过载和信息垃圾现象，没有很好地解决社会决策人群的信息不确定性问题。而媒体基于传统的新闻传播规律和专业资源优势，在传统的商业生态和盈利模式受到冲击之后，必须取长补短，结合新的社会需要开发新产品和信息服务形态，走出创新之路。技术对媒体及智库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技术的推进，深度数据挖掘、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应用使得智库产品以数据为驱动，更科学、更精确。媒体智库可以依托媒体充分发挥自身在资源整合、数据积累方面的优势，运用大数据思维进行数据挖掘、管理、分析、预测，使研究成果更趋向于定量化和科学化。中评社作为智库媒体异军突起，关键就在两岸关系以及香港问题上能够驾驭互联网，运用大数据，做到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善于进行理论创新与传播创新，不断生产更有特色、更为深刻、更有价值的智库产品。这与传统智库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格格不入、水土不服是完全不同的。

　　2016年间，内地专家提出了智媒体的概念：智媒体就是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全流程的媒体。智媒体是基于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生态系统。由智能媒体、智慧媒体和智库媒体三个部分构成。我认为，中评社作为智库媒体，需要重视新概念的运用。通过在智能媒体、智慧媒体的创新构建，更好地促进与发挥智库媒体的作用。
　　二、中评社智库媒体的特点及作用

　　与内地的称呼不同，中评社的自定义是智库媒体，其实意思差不多，就是智库与媒体融合在一起的意思。

　　1、中评社是自带“智库基因”的智库媒体。中评社构建智库媒体的概念，与内地的新风气新潮流无关，纯属自我发展的需要，是水到渠成的过程。因为自《中国评论》月刊1998年1月创办伊始，就已经拥有智库媒体概念，甚至带有智库基因了。2004年创办的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承担了各大学、各智库的学术论着出版任务，也是为智库研究服务的。根据统计，出版社成立至今，已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上海东亚研究所、北京大学、福建社科院、厦门大学、福建省亚太经济研究所、福建省亚洲问题研究所、山东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科联、广州市社科院、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华侨华人硏究会、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等出版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密切了中评社与各方学者专家的关系，深耕在智库思想的土壤之中。而2005年创办的中国评论通讯社，为智库服务的基本思路没有大的变化，就是要藉助大众媒体与互联网模式，更好地传播智库观点。经过14年之久的积累，我们已经完全拥有自行生产更多的智库产品的信心与能力，于是在2012年正式成立中评智库基金会，这是一家致力国家统一理论创新的思想智库，也是具有大数据思维及能力的网络智库，更重要的是，其与中评社互为呼应，构成了新型的智库媒体。在2012年，能够以智库媒体来称呼的，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为数罕见，中评社应该是先行者。所以，与大多数先有观念，才有实践的内地媒体智库不同，中评智库是以实践为主、在实践中创新成长的产物。我们的实践体会是：智库媒体，不是一念之下、一声令下就能建立起来的，务必在长期的实践中实现转型与升级。否则，油是油、水是水，智库与媒体不可能融合得起来。

　　2、中评社是以智能化引领智库研究的媒体。中评社作为智库媒体，首先要做到的是保留与夯实传统智库形态的基础，中评智库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出版社，并与两岸及港澳、美国、韩国、日本200多家智库签约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中评智库突出了数据领先战略，以技术为引领，创办数据库，对涉及两岸关系、香港问题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同时进一步通过推进媒体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把大数据思维转移到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来，以提升自己在两岸及港澳舆论场的传播效率。中评社与中评智库协力发展之后，出现了三个新特点：一是找到了以大数据为主的智库研究新方法，获得了更为精准的衡量标准，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二是创造了新的智库观点传播理论体系，使得中评社的新闻更具分量，更具影响力。三是因为智库媒体言之有物，又可以通过公开传播引发舆论持续不断地参与，所以能在更深入的程度影响有关方面的决策，甚至成为了政府决策之前的观点讨论平台、意见汇聚空间，其影响力超过了一般的智库的内部建议。

　　3、中评社在两岸关系领域拥有领先的思想创新能力。无论是什么形态的媒体智库，或者是智库媒体，都必须有自己的拿手好戏，也就是自己的研究特长，要有独特的理论创新能力，而且要通过实践的有效检验。中评社从研究汪道涵的“共同缔造论”起步，持续为两岸关系发展出谋献策。在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时代，中评社关于在和平与统一之间找发展的论述非常密集，终于形成体系，为和平发展方针的提出以及实施，作出了智库媒体的独特贡献。比如，我在2005年9月的《中国评论》月刊撰文提出了两岸已经出现了和解期的迹象与特征，如果抓住机会，估计2008年能成功进入和解期。于是，中评社广泛采集了两岸各界有识之士的观点建议，为两岸进入和平期鼓而呼，并且参与构建了有特色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架构。历史发展果然如此，2008年马英九国民党执政，两岸关系进入了8年的和平发展时代。在两岸关系最危险的关头，冷静判断趋势，提出扭转颓势的理论或主张，这是中评社智库媒体的成功实践。数以千计的两岸及港澳、海外专家学者在中评智库这个平台上，坦诚相见，积极贡献思想智慧，这是中评智库得以形成两岸和解智慧的力量、得以为两岸关系发展作出智库媒体的独特贡献的最主要原因。
　　4、中评社在进行智库与媒体的融合过程中，特别重视话语权的构建问题。如何把中评社打造成为一个拥有话语权的智库媒体，是重中之重的战略思考。须知，智库的一个核心作用在于掌握话语权，能够创设新的政治议题，能够增强话语的理论创造力，能够掌握社会舆论的动向，能够提升话语的舆论引导力。为此，中评社着力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话语权构建方面，制定自己的标准，巩固自己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既有思想创新，又有传播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坚持主流媒体的可信的传播方式，也要与社交媒体争夺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敢于争夺话语权。比如在“武统”方面的话语权现在基本掌握在社交媒体中，一些主流媒体也无奈，为了获得流量，只好投降随从，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对此，中评社坚持自己的和平发展的话语权。传播面广泛不等于掌握了话语权，这是所有智库媒体必须注意的问题。

　　三、中评社的智库核心功能与新闻传播功能的运用

　　1、中评社作为智库媒体，必须具备智库的核心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点：具理论的创新功能，创新的理论对政府政策的决策有影响力；具趋势的判断功能，对两岸关系以及港澳问题要掌握规律，要准确判断其发展趋势；具有效的对策功能，要能够为解决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具多元的交流功能，智库不可能是封闭的活在自我循环体系中的，必须能够与各种智库进行交流乃至合作。上述的智库的核心功能如果不具备的话，就算媒体部分具有如何强大的传播力，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智库思想可以传播的呀，只能是缘木求鱼，所谓的智库媒体就徒有虚名而已。

　　有专家认为，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智库，应能生产出以下三类产品。其一，咨政产品。智库以专业、客观和独立的方式，帮助决策者对政策进行充分的论证与评估，进而体现政治决策机制的科学化。其二，思想产品。好的智库产品产生的是富民强国的正效应，不合格的智库产品则可能带来祸国殃民的负效应。智库学者应承担起“责任学者”、“建言学者”的社会责任，将最中肯的见解传递给大众和决策者，为培养社会理性与思想解放作出贡献。其三，学术产品。学术产品体现了智库工作者的洞察力、调研力、思辨力、表达力和群策力，也是智库竞争力的重要表现。③我认为，三类产品的归纳非常准确，中评社已经做到了，有待今后做得更加好。

　　2、中评社最为有效地兼容了智库与媒体的传播需求与传播功能。专家指出，智库与媒体有着不同的功能定位，但它们之间同样具有兼容性。就其主要功能来看，它们具有两大共性：第一，就成果的传播方式而言，现代智库具有一定程度的媒体功能。智库的核心功能首先是进行智慧产品生产，但它生产的智慧产品都是为了传播出去，而不是束之高阁，自守终生。可以说，传播也是智库的核心功能、传播力也是智库的核心影响力、竞争力、生命力。就传播的影响力而言，权威主流媒体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智库功能。第二，媒体的核心功能首先是大众传播，但还有面向高端的传播。它所传播的不仅是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而且要传播先进的思想、科学的理论，传播科学技术，传播智慧与文明。大凡有影响力的媒体，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思想库，至于媒体的内参与智库就更接近了。可以说，智慧产品生产也是媒体的核心功能，核心影响力、竞争力。从这方面来看，媒体是不叫智库的智库，至少也是“亚智库”。中评社与中评智库基金会的结合，就把智库与媒体的传播力都凝聚在一起了，从多年的实践来看，传播威力是相当大的。台湾的学者高度评价说：中评社的文章具有穿透力。这种穿透力，应该就是智库媒体才能具有的特殊传播力。
　　3、中评社作为智库媒体，要为真知卓识而传播，不是为传播而传播。中国人民大学王莉丽教授是内地较早从事智库研究的学者。她认为，智库和媒体应当形成良性的合作发展机制。中国智库泛化、媒体化的现象比较严重。还有一些智库的思想创新能力和智库构建仍处于基础阶段，但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搞思想力传播，天天办会。这使得“智库不再是搞政策研究的智库，而成为了媒体平台”。王莉丽强调，智库的核心功能应当是思想创新，其次才是舆论传播，要先有了思想，才能进行有效的传播。

　　我们认为，王莉丽教授说得非常有道理。中评社作为智库媒体，一定要做到两个坚持：一是中评社要加强以思想创新为基础的舆论传播，坚持传播有思想内涵的专家观点，不是以炒作名人出格言论来吸引受众。二是中评智库要不断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新突破，无愧智库的称号，才能让智库媒体的角色站得住脚。

　　4、中评社需要继续加大智库传播力度，不仅仅为自己的智库，也要为社会广大智库提供传播服务，要积极拓展与各种智库的联系合作，增强自身的传播分量，如果只是单打独斗就起不到智库新闻的传播作用。

　　专家分析说：《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一书，对如何建设与运营智库进行了实践总结与理论升华。作者通过大量数据的分析，指出智库具有“五力模型”，也就是说，智库是“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这5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支撑力是五力模型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为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社会传播力需要建立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全球化背景下，智库还需具备国际视野，打造自己的国际输出力，赢得国际话语权，如此才有可能影响国际舆论与政策，更好地助推中国的崛起。政策影响力是“五力模型”的最终归宿，其他四种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均为了实现政策影响力这一智库的最终目标服务。④

　　于是可见，社会传播力是“五力”中不可或缺的一力。然而，大多数智库并不拥有这一力。中评社在智库传播的实践中，积极运用自己的传播能力，为两岸及港澳的智库传播助力，获得了高度的肯定，也获得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所以，作为智库媒体，在传播中向各大智库敞开平台，是中评社必须承担的责任、必须拥有的功能。

　　四、中评社智库媒体如何防止智库异化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智库与媒体的融合，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异化的状况。内地的专家对智库异化有深刻的分析，具体说来，智库的异化表现在三个方面：⑤

　　1、“知识为权力俘获”：智库沦为权力的附庸和工具。美国智库常常以“超越党派政治的独立性”着称，但在美国政治现实中，拥有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对智库进行控制和利用的情况广泛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知识成为权力的附庸，智库及其中的专家则丧失主体性和自由。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智库的这种转变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当智库沦为权力肆意把玩的工具时，其所从事的活动往往不是知识探索与政策研究，而只是对政治精英们的政策偏好和主张所做的粉饰性工作。此外，更为极端的是，一些智库在政治精英的要求下毫无原则地为不正当决策辩护和背书，智库观点成为其“定制的专家意见”。这样，智库不再是追求知识的真理性和实用性为旨归，而是丧失客观立场，为权力所俘获，沦为在“真善美”的知识外包下的权力附庸和工具。
　　在香港问题上，中评社智库媒体长期扮演了“乌鸦嘴”的角色，也就是不断提出“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严峻问题，可是很多有权位的人、有利益的人是不愿意听的。如果中评社妥协，就会成为盲目吹捧、为不正当决策辩护和背书的、被权力俘获的智库及媒体。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要拒绝作为权力俘获的智库媒体，权力就会远你而去，你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否则，终将被权力俘获。

　　2、“权力为知识俘获”：智库的话语独白和专家霸权。相对而言，专业的智库通常会优先生产或获取知识，并通过知识鸿沟形成话语优势，并进而形成以专家为核心的“话语独白”局面。从政策权力分配来看，过度话语优势重新建构了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权威，把智库及其专家的作用推到一个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形成“知识／权力”垄断体制，从而促使一种“专家霸权”的异化现象出现在政策活动中。现实中，专家霸权可以具体表现在政策问题建构、政策方案规划以及政策评估等诸多方面。总之，当智库凭藉知识优势垄断政策话语权，俘获公共决策的权力，导致对其他政策主体尤其是公众的排斥，则必然构成对公共决策的公共性、民主性的破坏。

　　在这个问题上，中评社智库媒体从来不在智库小圈子里面树立所谓的权威，传播平台也从来不为任何一个权威所垄断。中评社采用了开放的、多元的、讨论的方式集纳专家学者的思想智慧，没有一言堂现象。很多智库喜欢以某个影响力大的学者为旗帜，号令诸侯，这就容易产生“权力为知识俘获”的异象。中评社对此事敬而远之。

　　3、“知识为市场俘获”：智库违背其非营利属性，成为具有功利化倾向的经济工具。智库毕竟是由不同领域的专家个体组成，个体的私人需要使得智库成员本能上也具有“经济人”动机。在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不少智库成员或明或暗地为富人、企业、财团提供政策游说服务，并从中捞取高额酬劳，而智库组织本身同样面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的生存问题，容易跌入“金钱依附陷阱”。此外，近年来美国一些私人财团热衷资助智库，其动机并非出于公益心或慈善心，而是基于服务其私人财富的考量。在他们眼里，智库只是其经济实力转换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美国不少智库已“成为重大经济利益的工具”，这也间接反映了智库的功利化倾向。

　　作为智库媒体，中评社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一般来说，智库都很难跨越资金与利益陷阱，媒体更是如此。尤其在港澳，做什么智库，没有钱是万万不可能的，不依附在资本的权杖下，智库无从运作。而传媒更甚，没有资本就没有影响力，几乎是定论。要突破资本的绑架，谈何容易！所以，要超脱利益集团的驾驭，以国家利益、香港整体利益为思考、为传播的原则，是何其难哉！

　　4、此外，在中评社智库媒体的实际运作当中，我们发现了近些年来发生在智库层面的异变，即是在自媒体几乎垄断话语权、甚至主流媒体也转型进入自媒体之后，反分层主义的潮流盛行。本来，在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后，政府政策、公共议题与民众直接互动，甚至广泛接受舆论监督更是民主的表现，是社会的进步，是好事情，也是智库媒体乐于看见的变局。但是，智库异化的问题也因此格外突出，其中的反分层主义更是令人不安，直白地说，就是任何对某个领域从来没有涉及、更没有深入研究、不知所以然的所谓学者，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直接挑衅、质问、攻击这个领域的公认的权威专家，并且用自己所拥有的粉丝来实施舆论打击、施压有关人士及机构。我们注意到，反分层主义的极大危害，就是迫使理性主义退让，从而让反智主义成为社会舆论主导。在中美关系上、香港问题上、台湾问题上，反分层主义的言行尤为嚣张，一度形成了反噬国家大政方针的危险局面。
　　对此，中评社与中评智库采取了各种措施，有效应对反分层主义者的侵袭，就是坚持以分层主义的立场原则来界定专家学者的地位与作用。当然，与社会学家的分层理论不同，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从财富和收入、权力、声望来进行社会分层，中评社当然不会这样做，中评社智库媒体的所谓分层是要把握这样的三要素：其一，专家学者的思想观点、学术理论的能力；其二，专家学者对政府政策决策的影响力；其三，专家学者作为意见领袖或舆论代表对社会的影响力。中评社的智库平台上，从来没有让不学无术者披上理论大师、新权威的大衣，而是严防反分层主义者进入。

　　上面的论述强调的是：如果智库发生了异化，智库媒体的价值也就会随之异化。中评社要慎防智库异化，才能坚持智库媒体的价值正当化。

　　五、中评智库关于习近平国家统一思想的研究

　　中评智库对习近平国家统一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两岸及港澳唯一一家智库拥有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涉台论述，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位领导人，这些论述涉及到两岸关系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十分丰富，是其治国理政总体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充满了理论创新，很多是习近平自己的原创理论。我们认为，习近平的国家统一思想正在充实与丰富中，对两岸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自从台湾问题产生以来，大陆方面确定和平统一方针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央对台政策不断继承性演进，逻辑非常严密，完全符合客观发展规律，无可挑剔，从“一纲四目”到“胡六点”的构成，中共中央坚持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同时做到了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内容。但是，过去的政策就是政党与政府的政策，没有提升到领袖的思想层次，没有体现哲学内涵，在符合客观事实与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等方面缺乏深入的论述。以前的中央对台政策都是阶段性的、进程性的，“叶九条”就是“一纲四目”的细化与提升，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和“江八点”都是重要的进程，是重要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大政方针，但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

　　我认为习近平国家统一思想指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方向，而且确实能和“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完全融合与包容起来。习近平思想甚至已经规划了两岸融合的心理建设，内涵丰富。国家统一的实现应该与民族振兴相辅相成，台湾问题不能成为民族振兴的绊脚石。和平统一是方针，不会动摇。和平发展是道路，必须坚持。和平振兴是前景，必须追求。认真研究与学习习近平的国家统一思想，当能明瞭大势，胸有成竹，把握全局。

　　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中评智库和中国评论月刊自2016年下半年起在两岸学界发起了大规模的习近平国家统一思想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着重深入探讨、研究了习近平的思想核心。两岸及港澳学者分析了习近平的系列论述，认为习近平的论述具有顶层设计的概念，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看待台湾问题，把台湾问题的解决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同时，着力研究习近平提出的“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以及融合发展、两岸一家亲理念等新内涵。

　　2、研究、分析了当前发展两岸关系的现实路径。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阐述了习近平系列论述的理论与实践的价值，论述了当前发展两岸关系的现实路径：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为现实情况下大陆开展对台工作指出了方向和道路。

　　3、台湾学者也得以通过中评智库参与对习近平思想的研究讨论。这是中评社在长期的对台工作实践中，累积、形成的独特的政治资源和优势所在。很多台湾学者在《中国评论》月刊撰写文章，阐述习近平对台思想与两岸关系的现实意义。很多台湾专家学者参加了中评社与中评智库组织的思想者论坛，深入分析探讨习近平的思想论述。

　　4、中评智库的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不仅策划、组织了这场思想大讨论，还直接参与论述，撰写有关论文，参加论坛等。我个人撰写了《习近平哲学思想与两岸关系论纲》一书，共45万字。

　　5、中评智库对习近平国家统一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全面释放了智库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每篇研究论文都在《中国评论》月刊上发表，然后通过中评社发出电讯通稿，再由中评网全文转载，最后将研究成果汇集成书，通过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了130多万字，分为：《习近平对台思想研究》、《习近平十九大对台方略研究》、《习近平哲学思想与两岸关系论纲》，新的研究成果还将陆续结集出版。

　　通过对习近平国家统一思想的研究，中评社作为智库媒体，其智库思想的高度就能得到极大的升华，其理论创新的实力就能得到极大的充实，其传播的能力就能得到更深层次的扩张。作为智库媒体负责人，我通过对习近平国家统一思想的研究，更加清晰明瞭两岸关系今后的走向究竟会如何，这对中评社在两岸关系中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有极大的帮助。

　　六、中评智库基金会概况

　　1、中评智库基金会成立背景

　　中评智库基金会（China Review Think Tank Foundation），简称“中评智库”（CRTT），是2012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非牟利学术研究机构，运用资金支持两岸、港澳及国际智库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和政策研究，举办时政论坛和学术研讨会，通过互联网进行大数据调研分析，编辑智库报告，出版理论性书籍，资助优秀人才，组织各类评奖活动。中评智库基金会与中国评论通讯社、中国评论新闻网（中评网）、中国评论月刊、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紧密合作，互相促进。
　　中评智库的宗旨：融合两岸关系，推动港台交流，把握中国趋势；接触世界思潮，观察亚太脉动，弘扬和平理念。

　　中评智库的资金来源包括：专项收入；企业或个人赞助收入；接受委托研究收入；其他合法收入。

　　2，组织架构

　　中评智库下设大数据中心、舆情分析部、两岸关系部、港澳事务部、国际部、联络部、亚太事务部、行政资源部、出版部等。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能够做到全网数据多方位采集、多种数据全自动清洗以及高精度分类、聚类，预判舆情热点，以及进行定量与定性结合的大数据分析。中评大数据拥有强大的社交媒体数据抓取分析能力，能够依据委托，进行特定议题的大数据建模，提供解决方案。

　　3、中评智库出版部与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现在平均每年出版政治、文化、教育等图书300种，迄今已出版各类图书、期刊4500种。其中使用了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书号的图书有800种，与吉林大学出版社、广州大学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社合作出版物有280种。中评智库出版机构形成了自己的图书设计装帧队伍、责编队伍和市场行销队伍。建社以来，有多种图书在全国及省、市的优秀图书评比中获奖。

　　4、学术论坛

　　思想者论坛：是中评智库的知名品牌，迄今已连续在两岸四地及美国、韩国举办400多场思想者论坛，与会专家学者逾2000人次；青年论坛：在香港、高雄、厦门、北京、首尔不定期举办；港台影响力论坛：每年选定一个主题，与会者以香港、台湾各媒体主管及智库负责人为主，举办演讲餐会，邀请两岸、港澳及国际重量级政治人物或专家为主讲嘉宾。

　　5、智库合作

　　中评智库作为新型智库，从成立开始就积极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以及海外的智库、政策研究机构或重要的专业协会与政策交流平台，建立交流合作关系。目前，中评智库已与200多家智库团体签订合约，建立了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其中，与大陆30多家、台湾100多家、港澳10多家智库团体签订交流合作协议；与美国47家重要智库有采访合作关系，与韩国、日本多家智库也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
　　注释：

　　①《中国媒体智库的定位与发展路径》 2018年6月22日 来源：《新闻战线》 作者：王莉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副教授

　　②同上

　　③《浅谈提升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的三个路径》2018年7月19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裔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④《创新力是智库 核心竞争力》 2019年10月16日 来源：惠州日报 作者：贾登荣

　　⑤《中国智库的发展要防止智库异化》2017年3月22日 来源：大众日报；作者唐庆鹏；南京师范大学国家治理与政府创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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