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沐：落实“爱国者治港” 长期且艰巨

　　中评社香港4月18日电（记者　沈而忱）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研究部主任束沐在“第九届中评智库青年论坛”上表示，“爱国者治港”的落实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需要把握好四组辩证关系，爱国标准要“正负结合”、扩大民主要立足实际、政治动员要拿捏分寸、民生政策要“远近结合”。

　　首先，束沐以“相关思维”对“爱国者治港”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大数据分析，之后，束沐回到传统的“辩证思维”，就今后如何扎扎实实落实好“爱国者治港”，推动“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提出四组辩证关系的思考。

　　第一，对爱国标准的制定，需要把握“正面表列”与“负面表列”之间的辩证关系。束沐认为，在长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下，港人传统思维里“爱国”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很难有具体的指标，但港人对法治的理解相当清晰，那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因此，对于广大香港普通民众，乃至一些社会团体、精英阶层来说，“爱国”就是负面表列：只要不触犯基本法、国安法，那么这些行为至少不是“不爱国”或“叛国”，在这个底线之上，港人的言论自由、政治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但对于香港三权机构、建制派政界团体人士以及公共机构的负责人员来说，“爱国”必然是正面表列，必须要赋予责任和监督。

　　第二，对民主路径的探索，需要把握“普选远景”与“香港特色”之间的辩证关系。束沐指出，需要注意到，此次中央推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方案的多个时间点，港澳办、人大法工委等负责人多次重申，香港实现双普选的远景蓝图不会变。他认为这些回应很明显是中央听到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2014年至今，香港民主政治出现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大危机是，反对派抛出的所谓普选方案完全以颠覆国家政权、实行反共民粹政治、实现“西方代理人治港”为最终目标，彻底违背了《基本法》规定实施普选的初衷。中央此次完善香港选制，只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未来仍然会将打造有香港共识、符合香港实际、体现香港特色的普选制度，作为有序扩大香港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

　　第三，对政治动员的部署，需要把握“有效动员”与“去政治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束沐认为，根据过往经验和数据，爱国爱港力量长期在香港以沉默、零散的方式存在，反观对方阵营则是被高度频繁地组织、动员、串联，可以说过去24年，爱国爱港力量动员不足的确是一个遗憾。但是他同时认为，香港始终要把握好“经济城市”、“金融中心”而非“政治城市”、“斗争中心”的本位角色，应当逐渐推动“去政治化”、防止和管控“泛政治化”回潮。束沐表示，我们当然要承认香港长期存在着中外政治力量复杂尖锐博弈，现在有了国安法、有了新选制，爱国爱港力量也当然需要维持动员热度、提高动员效率、优化动员效果，但若动员过度了、令“爱国者治港”不慎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这对香港长治久安、发挥其应有功能也是不利的。他期待，当反中乱港的政治风险被有力管控后，香港应该以“求大同、存大异”为基点，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上。

　　第四，对民生政策的规划，需要把握“给人实惠”与“给人希望”之间的辩证关系。束沐表示，港府既要解决好一些突出、急迫的民生问题，也要积极为解决长远性、根本性的深层次矛盾创造条件和基础。政府应该抓住“获得感”和“希望”两个关键词。他解释，“获得感”往往是从小处着手、在细节见真章，让市民真切感受到政府的关怀与服务。同时，“获得感”绝非是靠天上掉馅饼砸出来的，让民众“看到希望”则比“有获得感”更重要。福利政策是给社会“兜底”而不是培养懒人，政府“扶贫”不能硬生生划出一个“贫困阶级”，而是让基层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看到向上流动、实现更好生活的希望，否则就会掉入“派钱捱骂、不派钱更被骂”的怪圈。

　　“最关键的是，整个治港架构要破釜沉舟，从住房破题，做一件得民心的大事。”束沐建议，等到新一届选委、立法会和治港班子成军后，在行政立法高效配合下，引入内地央企“基建狂魔”、以内地标准的成本和效率，让“明日大屿”公营性房屋首批入伙时间提前5年，并提前启动轮候分配工作。他表示，香港原地踏步了太久，再也等不起、拖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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