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新时代一国两制怎么“变”？
中评社北京7月2日电（记者 李娜）2018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21周年的日子。新时代“一国两制”怎么向前发展？“一国两制”到底该不该变？香港民主与法治又该何去何从？香港未来如何把握好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日前在第五期一国两制精英沙龙上担任主讲人，其就“新时代的一国两制与香港管治”等一系列议题做出解读。
一国两制精英沙龙·第5期由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台湾法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法学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办。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副所长何德龙、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晓兵、北航北京校友会副会长程泊霖与会担任点评嘉宾，本期沙龙由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杨辉主持。
“一国两制”怎么“变”？
发言伊始，田飞龙谈到“一国两制”的年限问题，中央政府承诺50年不变。到底“一国两制”该不该变？田飞龙认为“一国两制”探求的并不在于刚性的变与不变，关键在于该如何变，怎么变。
田飞龙认为要用辩证法的视角去看待“一国两制”的变与不变，自然要主动寻求改变，让香港同胞自觉地参与，寻找成长的机会。这种变化不仅不违反五十年不变的根本要义，而且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田飞龙强调“一国两制”的初衷绝对不是完全固化的不变，而是一种深层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国家理性， 即国家对香港的非常规授权、高度自治的授权是要换取香港对国家的持续贡献。这个持续贡献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动态的。
“因此在未来30年要问的问题，香港人得享有、配享有‘一国两制’的实质性理由何在，香港人对国家新的贡献在哪里，如果毫无贡献，国家维持五十年不变的意义在哪？”田飞龙说。
香港法治具有“两个面孔”
田飞龙谈到依法治港时表示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可是香港法治是香港回归后最接近“完全自治”的权力分支，香港的法院和普通法与中国内地法律体系不仅若即若离，更是判若两轨。
香港早期受英国殖民体系影响，所以要想了解香港，也应该先了解英国。他谈到，英国通过三件武器建构了一个现代世界，第一件武器是普及化的英语，通过英语完成了西方文化对非西方世界的穿透，是全球化的媒介；第二件武器就是法治，其法治依赖于普通法建立了一个超国家的法律体系；第三件武器是金融，英国建构的现代金融的概念和规则是超国家的，不为主权所约束，至今支配着全球金融治理的基本体系。
田飞龙表示，香港法治具有“两个面孔”，既可爱又不可爱。可爱之处在于其是一个得到国际社会信任、在国际名列前茅的法治，因此使得中国能够非常便捷地在香港平台上进行国际化。不可爱之处在于其拒绝对国家法治的认同，认为和国家法律体系之间没有严格的体制性的连接。这和基本法的构造有关系，这源于香港是一个严密的普通法社会。他表示，文本的《基本法》并不能代表真正实施的《基本法》，因为《基本法》的每一个条款几乎都经过香港的法官、法律界的重新解释及形成判例法。这个“普通法化”的过程并不按照立法者的原意展开，而是保持与“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理一致性，只是在人大释法或决定非常清晰的条件下才加以承认。只要国家不介入，香港基本法体系还是按照普通法来，因此与“海洋般”的普通法相比，人大的释法就像大海中的“孤岛”一般，稀松孤立，难以完成对香港法治的整体法理塑造。
香港民主停滞了吗？
田飞龙认为，2014年占中后的香港民主运动逐渐超出了基本法秩序的范畴，开始朝着一种分离独立的方向去走，不再是法定的民主，本质上是激进的革命。他接连抛出四个问题，占中是不是民主？本土是不是民主？港独是不是民主？831决定是不是民主？
对此，田飞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占中”是一种违法的民主，因为是以公民抗命的方式来进行的，违反香港的公安条例。本土如果超越了其文化政治本分去追求独立分离，就变成激进的了，走向了违宪违法的激进民主。“港独”不是民主，本质上是革命，是革“一国两制”的命，但却是有革命之心，无革命之胆。831决定肯定是民主，是法定的民主，是基本法下的民主。
田飞龙表示，香港普选一定要顾及国家利益，不顾及国家利益就是像独立政治体一样按照国际公约来普选，顾及国家利益就是按照基本法来普选，因此不是要不要普选，而是要不要顾及国家利益的普选。
田飞龙在其最新著作《后占中治港——法理与政治》（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上市）一书中关注到后占中治理问题。他回忆说，自己全程观察研究占中运动，认为是香港民主与社会矛盾冲突相互激荡的最丰富画卷，因此个人形成了一个习惯，占中后每过一年都会写一篇文章来反思这场运动。2015年9月，他的文章标题是“当占中已成往事”，他曾乐观地认为占中已经快速地烟消云散，社会转入经济民生的重建过程，但后来发现是个误判。2016年9月，他的文章标题是“占中并不如烟”，他敏锐观察到青年本土派经过重组，重出江湖，在立法会选举上大获进展，取得七个议席，后来引发“港独宣誓事件”。2017年9月，他的文章标题是“莫让占中成为香港民主的墓志铭”，他动情地说道：“香港民主不能停留在占中和831，这只是一个节点，甚至是一个里程碑，而不是终点，要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民主怎么继续向前走。这要看香港人的政治成熟及中央的政治信心。”田飞龙说。
高度自治与香港未来：香港人对大湾区又爱又怕
田飞龙谈到，香港社会存在一定的本土分离甚至港独势力，需要中央管治与高度自治各自发挥制度效能，共同作用以维护基本法权威秩序，而目前“一国两制”下国家对香港的宪制建构还未完成，香港的“人心回归”悬而未决。
田飞龙提出有序融合三策。一是同等待遇，现在属于融合的同等待遇初级阶段，只重视经济民生的同等待遇，没有重视在公务行政方面进行吸纳和身份再造，因此港澳台同胞很难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海外维和、海外利益保护、做外交官、做公务员。因此公务行政的同等待遇必须成为下一个努力的方向。二是再国际化，香港现在的国际化不能仅仅是西方主导的体系，还要参与国家主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化，贯通中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与经贸复杂网络，这样才能继续维系作为东西方枢纽的国际地位。三是大湾区，现在香港讲民主的人少，讲大湾区的人多了，大湾区是给香港机会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是给香港再国际化的机会，让香港收取两面国际化双重代理费。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田飞龙表示要认识到，一是大湾区绝对不是香港的，而是国家的，香港只是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国家没有责任包办香港参与大湾区建设，香港必须要自己争取，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国家，以及实现经济转型和成长的机遇，但绝对不是专属于香港人量身定做的战略。
二是从契约到身份的转型。不能仅仅是地区之间的协议，经济产业的合作，必须构造一种大湾区的共同的身份认同，通过大湾区身份连接到国家身份。
三是大湾区在行政管理上必须要创新。在多元地区上建构一个实质的湾区，必须要有一个大湾区管委会，管委会必须要高于湾内任何一个城市，才有能力协调、解决和决定大湾区内发展的重大问题。
田飞龙表示，香港人对大湾区又爱又怕，爱的是大湾区能够转化香港未来面临的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怕的是香港以后还能否叫香港，害怕香港消失于大湾区发展的滚滚红尘之中。“但如果湾区发展真的这么好，是不是香港人还重要吗。”田飞龙说。
新时代“一国两制”：从分立到融合
田飞龙表示，“一国两制”已经出现了从“分立模式”的1.0版本向“融合”模式的2.0版本的转型，这种变化比邓小平时代的原初设想来得要早一些，但并未超出一国两制的宪制框架及其根植的国家理性范畴。而进入有序融合时代的一国两制，已经不是简单地重构“一国”与“两制”关系，而是这种重构将严格服从和服务于作为国家顶层战略的“一带一路”。
香港未来还会有很多机遇，田飞龙认为，港台现代化的存量优势可以在中国主导的新全球化进程中得到更大的发挥与释放，其收益空间与反馈形式将可结构性改变港台既有的产业格局及经济困境，为港台社会与青年世代的成长和发展带来远超其他地区的机遇和红利。
同时，田飞龙注意到这种从“背向国家”转为“面向国家”的精神大转型，对港台社会也并非易事，其意识形态局限、泡沫化的旧时光记忆以及在中西体系竞争中的“双重边缘化”阵痛将继续煎熬着敏感冲动的青年世代与本土精英。“港独”与“台独”逐步呈现出反“一国两制”、反全球化、反规范法治的面向与本质，日益走向其曾经标榜之普适价值的反面，对港台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与发展利益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破坏。在自我背叛和独孤自闭方面，台湾的情形要比香港更加严重，因为香港之“一国两制”是现实、有形与具体法制化的，反对者随时可以中间化及更积极转变，没有真正的制度障碍，但台湾却孤悬海外，内部受民进党台独裹挟及塑造，外部受美日等列强渗透控制，丧失独立自主归向国家体系的意愿和实际能力，只能空耗自损。
“但是这些阵痛是剧烈转型过程无法避免的，需要国家和港台社会共同理性而负责任地面对和解决。”田飞龙表示，“融合”之路已经开启，“分离”之痛不时呻吟，这十分考验两岸三地的执政理性与人民智慧，而一个多元一体、生机勃勃、紧致聚合、与世界和谐共生的“文明中国”将成就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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