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青年论坛：爱国者治港与建言

　　中评社香港5月30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就是敢言”青年组织不久前联合举办座谈会，邀请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暨中评社北京记者站站长林艳、“就是敢言”会长洪锦铉、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暨中评社研究部主任束沐、“就是敢言”副主席吴志隆、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研究员暨中评社舆情分析部主任金裕超、“就是敢言”财务长郭浩景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暨中评社国际部主任郭至君、“就是敢言”执行主席陈晓锋主持。与会者从青年的角度分析“爱国者治港”，以及青年应该发挥的作用，各自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以《中评青年论坛：爱国者治港与青年建言》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全文如下：

　　郭至君：开场白

　　今天这场论坛恰逢全国两会之后，全国人大通过了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给香港带来了很多新的气象，香港的政治环境会面临不同的局面，发生更多、更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选择了在这个时间，请“就是敢言”的各位朋友们和中评智库一起举办第九届青年论坛，从青年的角度来探讨一下对“爱国者治港”的理解，也谈谈我们青年对此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这次是联合主持，上半场请陈晓锋主持，各位分别进行个人主要观点的阐述。下半场由我主持，我们会根据大家的发言、意见、观点，争取提取出几条共识，作为这次青年论坛的成果之一。

　　陈晓锋：开场白

　　非常感谢中评的郭主任还有这么多位好朋友邀请我们。我们“就是敢言”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这个组织最初由洪锦铉会长创立，他也带领我们茁壮成长。“爱国者治港”其实是一个非常火的话题，最近很多争论的议题都是围绕它来展开，尤其是全国人大通过了“311决定”，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了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香港也正在进行本地的立法和修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爱国者治港”如何在香港更好落实而展开，并且通过本地的法律化，在选举方面确保“爱国者治港”得到实践。

　　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是一个持份者，而且“一国两制”事业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贯彻落实离不开青年，我们青年人也理应参与其中。今次论坛举办的时机恰到好处。我就说这么一个简短的开场白，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嘉宾，按照顺序第一位是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林艳。
　　林艳：真爱国、善治港是新时代治港人才的标准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和各位新老朋友们一起探讨“爱国者治港”这样一个重要的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全票通过了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这一重大举措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也为香港开启新局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制度的进步能否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最终取决于特区管治队伍的素质水平。所以，今天，我想重点围绕新时代治港人才标准的问题，发表一些个人浅见，主要分享两个方面。

　　新时代治港人才应当“真爱国”

　　爱国者治港原则，要求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组成人员以及重要法定机构的负责人等，都必须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那么，怎样才是“真爱国”？对此，我有三点理解：

　　首先，真爱国一定是无条件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过，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爱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纯粹情感，不应预设任何前提条件。爱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真正的爱国者会把国家利益摆在个人财富、荣誉、地位之前，绝不会因一时得失而消极无为甚至背叛国家；爱国不是因为国家强大，真正的爱国者不仅为国家取得的成就欢呼雀跃，也始终正视国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尽己所能为国分担；爱国不是因为社会大势或世界潮流，无论时代的风往哪边吹，真正的爱国者与国家站在一起的初心始终不改。对治港者特别是重要岗位的治港者，坚持上述标准是必要的，特区政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爱国者的手中，绝不能交给爱国上的“投机者”或“骑墙派”。
　　其次，真爱国须经得起斗争考验。爱国不是敲锣打鼓、请客吃饭，有的时候需要经历斗争甚至付出代价。无论是回归前面对港英殖民者，还是回归后面对内外反中乱港势力，斗争始终是检验香港爱国者成色的试金石。一场修例风波，让一些真正爱国者临危不惧的形象光彩耀眼，也让一些所谓爱国者“神隐”动摇的表现暴露无遗，这再次证明，斗争越激烈，爱国者之间的分野就越明显。面向未来，香港战略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将长期处于世界大变局的风口浪尖，可以说，香港爱国者注定要站在中国爱国者的前列，治港者则必须站在香港爱国者的前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风险挑战，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特区政权安全，是历史赋予治港者的时代使命，也是国家对治港者的殷切期待。

　　最后，真爱国应具有大局意识。爱国是很具体的。治港者的爱国精神，最终要落实到施政中、反映在决策上。爱国不仅仅关乎政治立场，也关乎站位格局。治港者应当学会从国家高度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努力使所作决策成为促进两地合作交流的推动力，而非引发两地冲突矛盾的负能量，做到“不让国家为难，有利国家发展”。

　　新时代治港人才必须“善治港”

　　对于治港者而言，空有“真爱国”的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只有结合“善治港”的能力，才能扎实有效地为市民谋福祉、为国家谋利益。接下来我想谈谈我对“善治港”的理解。

　　首先，善治港应具有政治家的风范。著名哲学家罗尔斯说过，“政客的眼睛只盯着下届选举，而政治家的心中装的却是下一代。”近年来，香港饱受政客当道的困扰。特别是一些反对派政客为了选票，不惜在社会上煽动对抗、反智、排外的民粹情绪，完全不顾政治人物应有的底线；而民粹情绪日益上升，不仅造成了社会撕裂和泛政治化等问题，反过来又催生出更加投机和极端的政客群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便那些不屑与反对派政客为伍的人士，内心里也往往把民粹当民意，在逆流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可以说，香港民主一路走向异化，有选举制度的问题，有社会民主素质的问题，也有从政者自身的问题。现在，香港选举制度已然一新，善治港，就要相应更新观念，从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努力当好民众的先行者和引领者，而不是作民粹的操弄者和应声虫。

　　其次，善治港应能帮助香港把握时代机遇。从土地房屋到医疗养老，从青年困境到中产下流，治港者面临的问题看似纷繁复杂，本质上都是社会内卷化引发的问题。历经长期发展，香港国际联系、市场规模、人力资源几乎已无潜可挖，先发优势几乎已释放殆尽。一旦蛋糕做不大，纯靠切蛋糕，就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有问题，而且会引发利益博弈加剧、社会纷争上升、政策阻力加大等一系列新的问题，管治就会陷入各种两难甚至多难境地。做大蛋糕，关键是要找到增量。现在，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量集中在中国，香港没有任何理由不把做大蛋糕的重点放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认为，善治港，就应帮助香港尽快融入国家“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把握住十四五规划中关于发展“四个传统中心”和“四个新兴中心”等实实在在的现有机遇。通过将蛋糕做大，解开香港经济民生上的一系列死结，让市民真切感到生活越变越好，这是善治港者应该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最后，善治港应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虽然，特区政府在20年前已经推出了问责制，要求官员要做到“民情在心，民意在握”，但政府施政不接地气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离地”的政策层出不穷。从政不能“一切交给人民决定”，但必须“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正所谓民粹不可有，民本不可丢。完善选举制度后，管治架构中的基层力量大大增强，善治港，一定要藉势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此外，随着“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治港者作为国家建制一分子的形象更加鲜明，倘若每位治港者心中都能装着人民，又何愁人心不回归呢？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正所谓“不立不破”，只有树牢“真爱国”和“善治港”这两条核心标准，才能有效排除其他标准和潜规则的阻碍，在人才选拔上做到视野开阔、广纳贤能。“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香港重新出发的重要时刻，应该要有“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的新人才观。只要符合法律意义上的港人身份，能够做到“真爱国”和“善治港”，就应该纳入治港人才库中。其中，港漂新移民是个特别值得关注和挖掘的群体。从过往经验看，香港的每次涅盘腾飞都离不开当时内地新移民所发挥的的积极作用。众所周知，香港历史上的两次重大经济转型，与前后发生的三次重大移民潮息息相关，内地移民为香港注入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劳工，为香港今日的繁荣与富裕奠定了重要的根基，其后代也广泛参与到今天香港的管治之中。从现实情况看，今天的港漂群体在“真爱国”“善治港”方面也有很多优势。他们在内地成长、在香港求学或就业，大多数既热爱国家也热爱香港，既熟悉国情也熟悉港情，可以说是两地共同打造培养出来的“两制人才”。因此，我认为，在爱国者治港的时代，尤其需要为港漂新移民进入特区管治队伍创造积极条件，加强政策诱因，排除隐性阻碍，充分利用好这个现成的人才库，把其在治港上的独特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发挥出来。

　　当然，“真爱国”和“善治港”是治港者的理想状态。制度的改变是相对迅速的，而人的培养、历练、成长则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同时，在香港这样一个政治型态复杂的环境社会中，要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很难一蹴而就。但我相信，随着爱国者治港实践的不断深入，管治架构中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人才会越来越多，人才进入管治架构的管道会越来越通畅。我们期待，香港能够在真爱国善治港人才的引领下焕发异彩，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还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陈晓锋：非常感谢林艳的真知灼见。真爱国跟善治港其实是“爱国者治港”原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环节，而且也是最需要考察的。下一位请我们“就是敢言”的会长洪锦铉先生。洪先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地区工作者，扎根基层，当过观塘区区议会的副主席，也是很多届民建联选举的“票王”。请洪会长分享他的观点。
　　洪锦铉：落实爱国者治港　斩断乱港者图谋

　　大家好，很高兴出席今天的论坛。我想先回顾一下过去，因为直到今天，虽然“爱国者治港”的落实或是选举制度的完善已经开始进行了，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还有一些市民，尤其年轻一代对此心有疑虑。现在我做分享、开讲座的时候，总是会回顾历史，尤其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历史。无论是“爱国者治港”，还是完善选举制度，事出必有因，我想先集中讲一下“因”在哪里。

　　香港自回归祖国后，外国势力与香港的反动势力就持续扰乱香港特区，步步进逼“一国”的底线，无视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实质权力，甚至行动夺权，推动“港独”。让我们先看看以下重大事件，足见外国势力与香港的反动势力蓄谋已久。

　　1995年6月29日的美国《财富》杂志，曾预判香港在回归后会丧失国际商贸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商界会撤离香港……“香港的未来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完蛋”。之后的日子，外国媒体都会不断借故宣告“香港已死”，反中乱港势力并以行动想整“死”香港，以印证他们的图谋。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顺利回归祖国。同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10月，以美国索罗斯为首的西方金融大鳄开始攻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直至1998年8月，香港恒生指数一路跌至6600多点，香港楼市也大跌，后来幸得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成功击退金融大鳄，保住香港的金融地位和香港人的财产。然而，1998年此场金融大仗严重影响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从此一蹶不振，香港的反动势力和外国势力此后一直藉机兴风作浪，初时以各种理由阻隔香港和祖国内地的交流与交往作为试探，后来愈加肆无忌惮。
　　2002年至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为保护国家安全，颁发了《实施基本法第23条谘询文件》，展开谘询活动。期间，隐藏着的反动力量和组织蜂拥而出以各种借口反对“23条立法”，实际上是反对香港保护国家安全。当时，我顶住嘲讽，联同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主动以各种形式支持落实《基本法》第23条：编印和派发宣传报；到中学与师生分享；与反对派同场辩论，包括出席辩论活动和电台节目；留意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到大学宣讲的时间，与几位年青朋友追随她，并在台下举手，争取发言机会表达对保护国家安全的支持和理由。可惜，“23条立法”被迫停了下来，直至今天还没立法。

　　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初，香港特区政府推动整个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计划进行谘询和寻求立法会拨款。香港的反动势力再次群起攻之，阻扰香港与内地更便捷往来。反对派反高铁的行动开始深入中学，出现规模性地动员中学生出来，最明显的是有中学通识教育科的老师以学习之名，要求学生参与“反高铁”的社会运动。

　　2012年，讨论多时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简称“国教”在即将公布独立成科时，反对派的立法会议员突然变脸，反动势力更将魔爪深入中学生，推中学生成为反对的主角，其他各个反动势力从旁在后助攻，国民教育被形容为“洗脑教育”。反动势力毫不掩饰图谋，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对立，将香港和中国对立，在学生中妖魔化和丑化中国共产党。同年开始，反对派在立法会选举、区议会选举，及之后的游行示威中正式打正旗号以反赤化、反共为主轴，甚至到后来反中及推动“港独”。

　　由2013年初酝酿，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宣告开始的“占中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颜色革命”，外国媒体配合反动势力称为“雨伞革命”，占领金钟和中环一带道路长达79日，湾仔、铜锣湾、旺角、尖沙咀等地的道路也被占领。反动势力在此场“雨伞革命”动员之广远超过往，外国势力和外部势力也更明目张胆地站了出来。

　　2016年2月8日夜晚至2月9日早晨在旺角发生了暴动，反动势力自称为“鱼蛋革命”。这是香港特区成立以来，示威暴徒第一次使用木板、砖头、火种、玻璃瓶、垃圾桶等杂物袭击警方，并纵火焚烧杂物阻挡警察，被视为是暴力革命的测试。
　　2019年6月暴发的“反修例风波”，反动势力称为“时代革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夺权，是“颜色革命”。“港独”旗帜和标语、反动的“连侬墙”和贴纸无处不在，反动势力总集合总动员勾结外国势力，公然要求外国制裁香港，猖狂地推出夺权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外国势力公然站出来指挥暴徒使用暴力袭击警察，对付爱国爱港的区议会参选人，杀害无辜的市民。反中乱港分子将所有的惯用手段，例如官员的动员、律师的动员、NGO的动员、教会的动员、学校的动员……方方面面，内外结合，运用暴力，搞乱香港。以往这么多年他们不断试探，包括对民意的不断试探，通过一步步提升暴力程度，令市民对暴力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另一个是对香港本地底线的试探；第三是对中央底线的试探，他们对中央一开始是拒绝结合，接下来是反对融合，然后反赤化，再到反共、反中，甚至提出“港独”，一步步不断地蚕食着底线。中央不断容忍，直到19年忍无可忍。

　　回顾这一系列事情，是让大家知道，“爱国者治港”不是突然间提出的，而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成立以来，反动势力透过社会行动结合立法会等权力架构的力量，想弄死“一国两制”的香港，出招愈来愈狠，简直要“命”。有智者说，香港回归至今，真正想香港死的是香港的反动势力和外国势力，中央政府却是千方百计挺香港和救香港。香港市民要求中央政府果断出手保护香港和香港市民的呼声不断。《香港国安法》立法和落实令香港恢复平静，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时刻。

　　治港人才方面我对林艳主任讲的“真爱国”和“善治港”非常认同。我认为管治者必须要有民本思想，只要他们有一颗为市民、为经济发展、为民生改善的心，再多的困难都会尝试去克服，在工作中会吸纳人才、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正如习主席所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同时这种民本思想不仅仅是个人管治者该牢牢秉持的，而是整个管治团队该有的集体思想。如果个人没有民本思想，最多是谋私利；如果集体都没有民本思想，那么就会人心不齐，耗时失事，对于香港的发展和民生非常不利。

　　陈晓锋：感谢洪会长这么深入的一个历史的回顾，对“爱国者治港”也提出了不少深入的建议。请下一位中评智库基金会的研究员束沐。
　　束沐：大数据视角下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挑战与机遇

　　谢谢晓锋，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和各位在一起讨论“爱国者治港”。人们常讲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而2019年以来的香港社会，正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破立之辩（变）”：修例风波对香港政治社会稳定无疑是一次大破，而修例风波后中央建立香港维护国安的法制与执行机制则是一次大立，但《香港国安法》的生效对长期盘踞的反中乱港势力而言又是一次大破，此次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又是一次大立。

　　毛主席说“天下大乱才有大治”，这句名言就蕴含着“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值得历经2年来跌宕起伏的香港各界深入思考体会。同时，习主席2017年提出的“三条底线”论，同样也蕴含着破立之辩的思想内涵：修例风波标志着底线被打破，而《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制则标志着底线被重新筑牢。对于“一国两制”下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而言，底线之上无上限，中央主动出手筑牢底线后，香港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上升空间。

　　以上我谈的是哲学里的辩证思维，但大数据讲究的是“相关思维”，作为一名从事大数据分析的研究员，我时常要从辩证思维和相关思维两个角度一起观察、研究、思考问题。今天有幸结合工作实际，从大数据的角度想同各位先进就如何争夺和巩固“爱国者治港”舆论话语权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浅见，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爱国爱港”和“反中乱港”舆论力量已进入关键逆转点

　　在香港社交媒体，“爱国爱港”舆论力量长期被“反中乱港”舆论力量压制，但随着半年多来《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执行、选举制度的完善，两股力量的对比进入关键逆转点。通过大数据采集、分析发现，2019年修例风波前，香港社交媒体的“爱国爱港”舆论力量就始终低于“反中乱港”舆论力量，某些时间点距离可能拉近，但从未有整体上超越的情况，特别是每逢“六四”、“七一”，都是反中乱港势力触碰“三条底线”的活跃期、高危期。由此可见，一段时间以来，香港正反两股舆论力量对比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爱国爱港力量的网络动员能力低、效力低，多属于防御式、辩护式行为，且与建制派力量和组织体系脱节。而反中乱港力量将网络动员与选举政治动员密切结合，对社会基层的渗透性、影响力强。

　　第二，爱国爱港力量的着力点少、论述力弱，“空喊爱国”情况多、难以实质参与治港架构，对精英群体吸引力不足。而反中乱港力量即便内部矛盾重重，但能以“反共”为共同诉求整合泛民、本土、港独、恋殖等各色群体，集中力量撬动香港本地治理体系。
　　第三，爱国爱港力量面临香港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的挑战，住房难、就医难、两地融合难等各种各样矛盾，全部被反中乱港力量“成功”引至政治面、宪制面，再加上反中乱港力量运用近些年国际反华大气候，在香港内部制造“亲美反中”、“亲台容独”小气候，将民生与民粹合流。

　　上述三个特征，在2019年修例风波后集中爆发、暴露出来，反中乱港力量对内点燃黑暴浪潮、对外勾结反华政客，爱国爱港力量即便有“求稳定”的诉求以及“沉默力量”的支持，但这种反弹还是存在难以突破的“天花板”，进而导致香港舆论在一个时期是非颠倒、真假错置、黑白不分的丑恶乱象。

　　不过，2020年5月随着人大涉港国安立法决定的一锤定音，中央的重拳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反中乱港力量立刻出现全面滑坡，这里面既有被动的收敛、逃遁，也有主动的隐匿、变种，但不管怎样在法律震慑下，总体力量已经回到了修例风波前。同时令人可喜的是，一年来爱国爱港力量不断上升，今年一季度已经首次超过反中乱港声量，出现史无前例的“黄金交叉”。

　　由此给我们带来三点启示：第一，只有中央才有能力、有决心、有信心对香港之弊乱“大破”，再对香港之希望“大立”；第二，社交媒体时代下的后真相、反分层主义确实“很可怕”，但其实“不可怕”，法制工具和管治力量仍然是导正黑白、重塑价值、激浊扬清的利器；第三，爱国爱港与反中乱港舆论力量已经进入逆转点，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若因疫情造成的民生问题出现逆转，后果不堪设想。

　　“爱国者治港”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和挑战

　　从大破到大立，国安立法是第一步，完善选制是第二步，前两步都是由中央政府主导、推动，那么到了第三步、第四步，就需要香港各个方面积极行动起来。藉用一位媒体人近期的观点，如果说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坚持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是“自上而下”地落实，那么如何让德才兼备、能力突出、敢于并善于斗争的爱国者治理好香港，就需要“自下而上”地努力。“爱国者治港”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和挑战。

　　当反中乱港势力潜入水面以下，就要对各种形式的“高级黑低级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反对派利用香港言论自由的空间，裹挟舆论对爱国内涵进行扭曲异化，并积极思考应对之策。《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新选制的施行，象征着反中乱港势力在“正面较量”中完全败下阵来，但他们通过香港经济民生矛盾、疫情、国际关系、流行文化等各类“擦边球”手段揽炒香港的图谋并未中止。新的阶段有新的形势。爱国爱港力量虽然目前已经进入舆论话语权的“黄金交叉”逆转点，但未来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舆论态势。
　　作为爱国爱港力量的中坚，香港建制派亟待创造感动人心的概念和论述、亟需推出振奋人心的团队和青年，避免被标签化的困境。长期以来反中乱港势力以庸俗恶毒的用词攻击建制派，并藉修例风波冲上高峰，但《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反对派“议会战线”彻底败退，以往用于选举动员的标签操作很快丧失了市场，建制派的舆论形象也迎来了抓紧塑造、焕然一新的重要机遇期，但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随着反对派“议会战线”的没落，建制派也要及时调整策略，避免还沉浸在原有议会斗争的老一套之中。例如去年建制派将反对派议员集体定性为“揽炒派”后，展开了数波舆论攻防，但随着DQ及“闹辞”事件后，对“揽炒派”的宣传似乎一下子就丧失了着力点，影响力持续降低，但事实上“揽炒派”大有人在，仍通过各种场合、各种机会兴风作浪，故建制派一方面需要继续引导民众看清反中乱港势力在各种包装下进行揽炒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要区别对待、积极培育转化“忠诚反对派”；

　　二是随着反对派政治舞台的缩小，建制派的问政表现、基层服务就更加受到检视，尤其是反对派大肆炒作所谓“忠诚的废物”，该概念瞬间就变为对整个建制派的标签化操作，未来恐如影随形。

　　“爱国者治港”的落实需要把握辩证关系

　　“爱国者治港”的落实需要把握好四组辩证关系，爱国标准要“正负结合”、扩大民主要立足实际、政治动员要拿捏分寸、民生政策要“远近结合”。

　　从上述以“相关思维”的大数据分析研判，再回到传统的“辩证思维”，现就今后如何扎扎实会落实好“爱国者治港”，推动“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进而提出对以下四组辩证关系的思考，同样也激发各位在座先进的思考。

　　第一，对爱国标准的制定，需要把握“正面表列”与“负面表列”之间的辩证关系。长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下，在港人传统思维里面，“爱国”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很难有具体的指标，但港人对法治的理解相当清晰，那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因此，对于广大香港普通民众，乃至一些社会团体、精英阶层来说，“爱国”就是负面表列：只要不触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那么这些行为至少不是“不爱国”或“叛国”，在这个底线之上，港人的言论自由、政治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但对于香港三权机构、建制派政界团体人士以及公共机构的负责人员来说，“爱国”必然是正面表列，必须要赋予责任和监督。
　　第二，对民主路径的探索，需要把握“普选远景”与“香港特色”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注意到，此次中央推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方案的多个时间点，港澳办、人大法工委等负责人均多次重申，香港实现双普选的远景蓝图不会变。我认为这些回应很明显是中央听到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2014年至今，香港民主政治出现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大危机是，反对派抛出的所谓普选方案完全以颠覆国家政权、实行反共民粹政治、实现“西方代理人治港”为最终目标，彻底违背了《基本法》规定实施普选的初衷。中央此次完善香港选制，只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未来仍然会将打造有香港共识、符合香港实际、体现香港特色的普选制度，作为有序扩大香港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建制派、爱国爱港力量要积极宣传解说，增强信心。

　　第三，对政治动员的部署，需要把握“有效动员”与“去政治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根据过往经验和数据，爱国爱港力量长期在香港以沉默、零散的方式存在，反观反中乱港势力则是被高度频繁地组织、动员、串联，导致修例风波后爱国爱港力量一度被反中乱港势力所压制，中央出手后才缓解。可以说过去24年，爱国爱港力量动员不足的确是一个遗憾，某种程度上也应承认这是特定历史局限下治港工作的失误。但是，香港始终要把握好“经济城市”、“金融中心”而非“政治城市”、“斗争中心”的本位角色，应当逐渐推动“去政治化”、防止和管控“泛政治化”回潮。当然，我们要承认香港长期存在着中外政治力量复杂尖锐的博弈，现在有了《香港国安法》、有了新选制，爱国爱港力量也当然需要维持动员热度、提高动员效率、优化动员效果，但若动员过度了、令“爱国者治港”不慎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这对香港长治久安、发挥其应有功能也是不利的。因此，当反中乱港的政治风险被有力管控后，香港未来的政治社会发展，应该以习主席2017年重要讲话的“求大同、存大异”为基点，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和民生改善上，故这时候就更需要把握上文提及的对爱国标准的“正负面表列”的精神。

　　第四，对民生政策的规划，需要把握“给人实惠”与“给人希望”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央领导人曾希望港府的政策规划能够远近结合，换言之，港府既要解决好一些突出、急迫的民生问题，也要积极为解决长远性、根本性的深层次矛盾创造条件和基础。政府应该抓住“获得感”和“希望”两个关键词。“获得感”往往是从小处着手、在细节见真章，让市民真切感受到政府的关怀与服务。同时，“获得感”绝非是靠天上掉馅饼砸出来的，让民众“看到希望”则比“有获得感”更加重要。福利政策是给社会“兜底”而不是培养懒人，政府“扶贫”不能硬生生划出一个“贫困阶级”，而是让基层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看到向上流动、实现更好生活的希望，否则就会掉入“派钱挨骂、不派钱挨更多骂”的怪圈。

　　最关键的是，整个治港架构要破釜沉舟，从住房“破题”，做一件得民心的大事。未来等到新一届选委、立法会和治港班子成军后，我个人建议，在行政立法高效配合下，引入内地央企“基建狂魔”、以内地标准的成本和效率，将原本在2034年才首批入伙的“明日大屿”，修改为2034年全部公营房屋入伙、2027年首批入伙，并提前启动轮候分配工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香港已经原地踏步了至少5年，再也等不起、拖不起了！

　　陈晓锋：非常感谢束沐分享大数据视角下如何更好落实“爱国者治港”，很受启发，里面有很多大数据的研究令人眼前一亮，焕然一新。接下来请“就是敢言”的副主席吴志隆。吴志隆是资深媒体人，经常代表“就是敢言”主持各种大型论坛和学术合作。有请你来发表高见。
　　　　吴志隆：香港人怎么爱国？如何治港？

　　各位好！“爱国者治港”是当前香港社会热门话题，意义十分明显，香港的未来应该交给一群真心爱国、有能治港的人来管理。可是没有机器可以衡量“爱国”与“治港能力”的客观标准，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如何知道谁才是真心爱国、有能治港的人？其中的两个关键动词“爱”和“治”值得关注。

　　“爱”是一种情感表达，指喜欢一样东西达到很深的程度。爱需要个对象，而在“爱国”这一行为当中，所爱的对象自然就是“国”。在当前香港政治实况的语境下，“国”必然是中国，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的本意是治水，引申为管理、解决问题。今天的香港有不少问题，政治、意识形态、贫穷、房屋、经济、科技、教育等等，该如何解决？很明显，这些问题不是“爱国”就可以解决的。因此对从政者的能力提出了考验。

　　中央对香港提出“爱国者治港”的要求，是对香港未来从事政治、公共事务的人提出两项硬性的政治规矩：首先有爱国爱港的情怀，同时有解决香港问题的能力，两者构成一个立体的综合要求。在这两项硬性的政治规矩面前，不仅是有意从政的人，香港社会甚至是中央也应该深思一步，到底要怎么爱？如何治？
　　了解是爱国的基础

　　《汉书·惠帝纪》有云：“封建诸侯各世其位，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这指出“爱国”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归属的国家有如同爱自己家庭一样的感情，有亲和感，有归宿感，有认同感，有依存感，有自豪感，有尊严感与荣誉感。这种多元复合的情感，形成了人们对故土家国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行动规范、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放大来看，就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跟爱情一样，讲究的是一种情感的自然表达，而情感讲求的不是理由，而更多的是一种感觉，一种信任。而感觉与信任，建基于双方(国家与个人)足够深入的了解。因此，“爱”的基础是互相了解，是培养感情。同样，今天在香港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时，我们必须反问，香港人有多了解国家？他们有什么理由爱国？为爱国找理由不是虚伪，如果没有荣誉、光荣甚至经济情感等方面的回报，如果要国民无条件为国家奉献上生命时，国民还会爱国吗？

　　我呼吁社会正视这个问题的客观存在：无论爱国或者不爱国，都至少需要一个理由。难道祖国就没有一个值得香港青少年主动去爱的理由？难道爱国者们没有一个可以与香港青少年分享的“爱国的理由”？目前，香港社会对年轻人谈的“爱国教育”太像传统的包办婚姻，跳过了解、互动、互信、建立感情的过程，直接向年轻人输出结论：“你是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出生在香港，你就应该爱国！”这种说法可以说是毫无说服力。

　　相信大家都意识到，“爱国”在香港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甚至是一种缺乏普遍社会共鸣的情感，并不是大多数的香港人都可以找到爱国的理由。香港以往没有强调“爱国者治港”，并不是不需要，而是当时的政府一厢情愿地认为，土地回归了，人心自然就回归了，所有人都是爱国者，因此不必特意强调“爱国者治港”。但是，回归近二十四年来的磕磕绊绊，特别是从“占中”到反修例，再到明目张胆地主张“港独”“反中”，甚至有外国势力的黑影出现。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一个事实，爱国不是与生俱来的，爱国是需要理由的，而政府与所有的爱国者都有责任，协助每一个香港人去找到各自的爱国理由。

　　一切的爱都始于了解，爱国也不例外，但是在爱国的层次，所需要的了解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两次国情班、三五场爱国电影或者十几次爱国座谈会。香港人需要深入地、立体地、有情感互动地、互相信任地了解这个国家。中国是个立体多面的中国，可以是民族中国、文化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旅游中国、艺术中国……这千百个面相中，必然有一个是吸引人的。如果不去了解一个面相，又怎能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如果不去了解，“爱”从何而来？
　　在“爱国者治港”落实之后，特区政府有政治责任去创造机会，让香港社会有重新公平公正、系统秩序地认识国家方方面面的机会，让香港市民知道，虽然是“一国两制”，但国家的兴衰与香港、与个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重新普及中国历史教育与国民教育势在必行。而在教育之外，监管传媒，令传媒提供客观中肯的内地资讯也是特区政府的关键任务之一。

　　客观了解是“爱国”的基础，其次是要参与，要与国家有共同的经历，与国家共生共荣。这样香港人才会获得认同感，才会愿意为国奉献，与国家共同进步，这才是“真爱”。

　　面对特殊挑战香港需要特殊治理人才

　　“治港”要具体有效，需要有数量和品质兼备的爱国者。“爱国者”的“爱”只是考验了态度，“治港”的“治”则是考验能力。从今日香港的管理水准中可见，香港紧缺大量的公共行政人才。这是中央对港管治的下一个关键问题。尽管本地有政团、公务员团队，也有专职从事公共服务的一批人，但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当中的原因固然值得探讨，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香港到底需要怎样的治港人才？

　　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本身就具有特殊的价值，当前的香港形势较以往更复杂，要面对这样的挑战，香港需要一批特殊的人才来治理香港，除了爱国之外，还需要具备几种基本的特质，包括熟悉国情、港情，了解国家与香港的政策与实际情况；有过一定公共服务的经验与知识，有强大的奉献精神；了解内地与香港不同层次的文化与民情，知道两地社会对事件存在不同看法与价值观；有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理解国家发展与香港的国际地位之间的关联；个性上要有冒险精神、团队精神。

　　只有一批这样的人团结在一起，才有可能让香港摆脱当前的发展瓶颈与政治困局，同时把握国家民族复兴的大格局，走出一条属于香港的发展大道。“爱国者治港”不应该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特区政府及相关团体要创造更多爱国的条件，让爱国者的队伍更强大更有力量，并从中选拔有志服务社会、奉献特区的优秀人才来实现“爱国者治港”。上面是我一点思考过程，可能不是很完善，供各位指正，谢谢！

　　陈晓锋：非常感谢志隆副主席，从“爱”和“治”两个非常朴素的动词来解释“爱国者治港”。下一位是中评智库基金会的副研究员金裕超，我们都准备好听你的高见。
　　金裕超：“爱国者治港”下“两制”空间更广弹性更强

　　各位“就是敢言”的好朋友以及中评智库的同仁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就“爱国者治港”跟各位做一些观点分享。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3月30日审议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并于3月3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继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后，中央进一步完善香港法律和政治体制的重大举措，通过确保实现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有力保障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新的制度设计受到香港民意的广泛拥护，但同时亦需注意社会上也出现不同声音，有观点批评“一国两制走回头路”“民主派没有参政空间”，亦有民众担忧香港恐将“沦为一言堂”，尤其对于“爱国者治港”下的“一国两制”实践存有疑虑。但细细品味中央层面关于修改选举制度的有关讲话，以及此次对特首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的系统性修订，可看出在“爱国者治港”下不仅能固守“一国”之根，更能拓展“两制”之利，为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泛民“爱国者”有更大空间

　　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曾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这当然是针对泛民而讲，并且展现巨大的政治包容。不可否认，泛民作为香港政治架构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确实在一定程度代表部分香港市民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未必全都对管治不利，因此不能一概而论。中央因此明确指出，一部分市民由于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国家了解不多，甚至对国家存在各种偏见，对这些人的取态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爱国者治港”主要是将不爱国的人，尤其是长期反中乱港的揽炒派排除在特区的管治架构之外，并不是把泛民全部排斥在管治架构之外，泛民中的爱国者只要真心拥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尊重与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区宪制秩序，将来当然可以依法参选、依法当选，积极参与香港特区的治理，而非如某些舆论所称只能扮演“政治花瓶”角色。
　　此外，在新的制度设计中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其目的是要堵住现行制度下对参选人资格把关不严，对参选人资讯获取不及时、不全面等漏洞。其审核的依据是法律和“爱国者标准”，并非候选人一定要支持特区政府政策，这既能保证选举公平公正，又能将非爱国者排除在管治层面之外，事实上类似制度在西方国家早已普遍实施。同时也需注意到，泛民人士中存在不少主张理性沟通的“爱国者”，同样反对“港独”、反对“揽炒”、认同“一国两制”，但在近年来激化的政治对立和扭曲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或被孤立、或被噤声、或遭打压，进而不断被边缘化，但在新选制下则完全不必有这样的顾虑，只要泛民“爱国者”坚定与反中乱港者划清界限，不仅有参与管治的资格，在摆脱极端势力的裹挟后，其空间和通道还会比之前更广阔，更能在新形势下为香港发展和“一国两制”实践发挥建设性作用。

　　落实“爱国者治港”有利于未来实现普选

　　相较于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此次选制中关于立法会议席产生办法的修改更为引发关注，特别是由选委会选出较大比例的议员，而直选议席降至1991年以来的新低，招致不少反对声音批评。事实上，以直选成分作为民主进步与否的标准看似合理，却忽略了“尊重公民民主权利”的本质是要使议会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然而过去几年的立法会沦为政治作秀舞台，肆意拉布、大打出手、恶意干扰等戏码层出不穷，已经严重阻碍正常的议事进行，更遑论发挥监督政府与为民喉舌的功能。而重构后的选委会从四大界别变为五大界别，分组涵盖面更广泛、更均衡，可超越某个界别、地区、团体的利益局限；同时立法会总议席由70席增加到90席，为更多有志服务社会、建设香港的人士提供更多机会，并将被揽炒派把持的十八区区议会去政治化，使其恢复到地区谘询组织的角色，立法会结构将更多元、更合理、更具代表性。此外，在新的制度下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选民基础有了共同点，将极大改善过往立法会阻碍特区政府施政的局面，通过强化行政主导的《基本法》制度设想，更加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

　　更需指出的是，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方式是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二，但《基本法》正文中“循序渐进”的原则和“双普选”的终极目标并未有任何改变，展现中央对香港民主政制发展的极大善意。民主制度并非只有一种模式，香港政制发展不能照抄西式民主制度，再退一步讲，即使是美国的选举制度也不是所谓的一人一票直选，获得最多直选选票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并不一定能当选美国总统。
　　因而，香港应思考探索建立起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形成由爱国者主导的政治环境及法律依据，中央明确指出愈维护“一国”的底线，“两制”的空间愈大，在政制发展进程上即是“入闸”的机制愈完善，愈能确保“入闸”的人符合爱国者标准，香港就愈适合实行普选。可以预期，在构建“爱国者治港”的进程中，香港民主制度将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广大香港居民行使民主权利将得到更大保障。

　　落实“爱国者治港”有利于破解经济民生难题

　　民主是选贤与能的形式，目的是为市民服务、为香港谋福祉、维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然而长期以来因选举制度存在漏洞，令“爱国者治港”原则得不到落实，以致反中乱港分子兴风作浪，而关乎市民切身利益的经济民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基层早已苦不堪言。当前，香港经济仍未彻底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此外土地供给紧张、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速放缓、住房严重短缺、青年向上流动困难等经济社会问题更困扰香港，虽然特区政府也尝试破解，但反中乱港势力持续制造社会对立，将社会拖入“泛政治化”漩涡，连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都达不到，又何谈解决系列艰巨复杂的问题？长期下去香港社会又如何有进步空间？

　　在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之下，构建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特区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有利于香港早日走出“政治泥沼”、远离街头乱象，才能心无旁骛地谋求经济发展，集中精力破解长期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国家不久前公布“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包括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内容，都为香港推动产业多元化、促进经济协调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广大市民希望香港能尽快在“爱国者治港”下恢复安定局面，切实提升政府管治效能、破解经济民生困局，真正提升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

　　综上，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通过在制度层面剔除管治圈中的反中乱港者，来重塑香港良性的政治生态，同时中央也认识到香港多元社会、存在广阔政治光谱的客观性，只要泛民人士坚守爱国者底线，将有参与香港治理的更大空间，此外香港民主政制也将面临新的发展机会，长年难以破解的经济民生问题终于有解决的契机。在贯彻“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下，“一国”更加坚守，“两制”则有更大空间和弹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将谱写出崭新的篇章。这就是我的小小分享，请大家多多指正。

　　陈晓锋：我们请下一位郭浩景发言。郭浩景是我们“就是敢言”的财务长，他本身是新民党的社区干事，有非常丰富的地区服务经验和选举经验。“爱国者治港”落实之后，相信浩景的从政空间更大。
　　郭浩景：“爱国者治港”确立后的青年及社区工作

　　大家下午好！容许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郭浩景，乃一名地区工作者。自2017年起，本人致力服务一个位于港岛的中产社区。在此之前，我投放了七年多的时间在一个青年组织中发展义务工作。

　　相信每一位热爱国家，特别是经历过2019年黑暴的人，皆对上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决定感到无比鼓舞。因为香港之特殊历史情况，社会培育了两群对自己国家及国民身份态度南辕北辙的人。自去年疫情爆发，及后国家实施《香港国安法》后，香港才开始从黑暴的阴影下慢慢走出来。而我认为国家在这个关键时机，重新提出“爱国者治港”是尤其适当。而我自己作为一名爱国者，又身为社区工作者的其中一员，更自觉有一份感召去让香港人民心回归，把颠倒了的国民身份价值观纠正过来，特别是对青年人。从选举工程的角度考虑，建制派一直以来皆倚赖老一辈的支持，但人总有百年归老的一天，我们不能单吃老本仅背靠他们的票源，破旧立新才是出路。经过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惨败，我们应痛定思痛，迎难而上，努力开拓青年人的板块。社区工作亦当以此为目标，争取更多青年人的支持，吸纳更多新一代选民。

　　对于青年人及社区工作我有以下三点的分享。

　　青年人不爱国不完全是缺乏了解所致

　　时至今日，说香港青年人抗拒自己国家是因为“他们没有到内地亲身见识过”、”他们不知国家已经发展得非常之先进”又或者“内地已经唔系他们多年前认识那般落后”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但在今天资讯发达的年代，年轻一辈透过手机、电视机及大银幕绝对能感受到内地发展远远超越香港的一面。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两个关于香港青年人的调查报告：第一个是由新民党于2018年期间举行的问卷调查，调查访问了1,279名来自于香港11间不同地区之学校的中四及中五学生。在这些受访学生当中，超过九成半曾经到访内地、超过八成半能够阅读简体字和接近七成更有使用或拥有微信帐户。可是，全体受访者却只有三成半认为香港人及中国人的身份是可以相容。
　　
　　另外，民间组织“大众意见研究院”于2019年黑暴期间组织调查，在旺角区街道上随机访问了122位途人，当中大部分是青年人。调查问及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以及通过七条问题以了解受访者对国家认知的程度，国家常识问题正确率两成及以下的受访者普遍对中国的好感程度都是极低；然而，正确率达到三成或以上，对中国的好感程度则可以很低也可以很高，因此，对国家的理解以及对国家有好感，这两者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以上两个研究报告的结果都意味着香港青年人抗拒国家，很大可能是跟他们对国家发展认知以外的因素所导致。根据我个人判断，其中一个主要成因是港人对国家政权的不了解。无可否认西方国家的政制透明度相对较高，亦相对与香港本地的政制较为近似；反之，中国的政制却往往给香港市民较神秘的感觉。再且，国家长期被外国势力抺黑，导致不少港人对中国政府抱有误解。我认为往后香港需要有系统地教导市民，特别是新一代中国内地的政制，并且要客观地与其他国家的制度比较，并分析多国制度的利与弊。地区工作者亦可以透过社交平台及视频多些跟市民分享，令港人对国家政制有更广泛的认知。

　　让青年人觉得自己是国家一分子

　　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过往营运非牟利青年组织的经验。当时替组织办事的全部都是非受薪的义工，如果想义工们为这个组织拼搏，与组织共同进退，基本条件是令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组织的一分子，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跟组织有何关系，赋予每一位成员责任以及发挥个人专长的空间，尽展所长。我认为把一个社会营运好同样需要具备以上的条件。

　　让我们尝试客观地分析2019年的黑暴运动，为什么对方能够鼓动大多数青年人自发性参与？我相信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拥有一套相对较完整的论述。青年人受这些论述误导误以为自己在抗争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并透过上街去实践他们共同的目标。
　　相比之下，我方一直以来在建立本地青年人跟国家联系的思想工作着实未够。举个例子，国家每五年订下的“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究竟有多少青年人大概知道当中的内容？当中有什么需要香港去配合？作为青年人又可以如何参与？我认为特区政府应该更加主动及有策略性地去回应国家的规划，并利用不同软性方式多向市民着墨宣传。社区人士则可在宣传上作出配合，向区内市民解释并收集意见。

　　改善青年人与政府关系
　　建立心理层面的共振效应

　　在香港反对派支持者的眼中，中港两地政府都是同一伙的，所以香港部分市民对中国政府的观感或多或少与本地政府的民望挂钩。本地青年人普遍认为香港政府官员高高在上，对实际民情并不理解，推出的政策十分“离地”，令青年人难以信服。虽然政府不时有与青年组织会面听取意见，也曾经举行“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吸纳35岁以下青年人加入谘询架构，但参与者多是以有建制派背景的青年精英为主，造成观感上政府侧重于有特殊背景及身份的人士，导致此举未能有效地调和政府与对立青年人的矛盾。

　　我认为解决方案是在每个社区成立为青年人设立并由他们主导的谘询性平台。这些平台可以在线上或线下运作。让青年人就当区民生问题或政府政策作出讨论及收集意见。汲取意见后，这些平台的代表可被安排在分区委员会或区议会会议上报告，并要求政府相关部门作出回应。此举不但可以借助青年人的力量改善民生，还可以拉近政府及青年人之间的距离。

　　以上是本人就今后推动青年人及社区工作的分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我们携手为将来共同努力！谢谢大家！

　　陈晓锋：多谢浩景分享的关于“爱国者治港”的建议。他有一个观点我很认同，政府要主动建立和青年人沟通的管道。另外，特区政府在宣传国家政策方面的确有所缺位，例如“十四五“规划、国家的发展成就等都流于表面，希望未来特区政府在提供资讯等方面能够有一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宣传。下一位有请中评智库基金会的研究员，也是本次论坛的主要策划人之一郭至君主任与我们分享。
　　郭至君：从西方实例分析“爱国者治港”的必要性

　　 听了前面几位的发言，我注意到很多人提到近年来西方势力对香港的影响，我也发现西方势力对香港出现的风波和社运介入得越来越深。今天的主题是“爱国者治港”，香港讲“爱国者治港”，难道其他国家就不讲“爱国者治理”吗？我想从西方国家的实例来分析一下我们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必要性。

　　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一些反中乱港分子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在一些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煽动下，公然鼓吹“港独”，利用选举制度漏洞进入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肆无忌惮进行反中乱港活动，不仅严重影响特区政府施政，更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因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高票通过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的决定，并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然而，西方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多个国家马上对此表示了高度“关切”，批评中国提出修改选举制度以确保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做法是对香港自治及民主进程的攻击和破坏。我认为，对于关于“爱国者治港”原则出现的中西方角力，我们应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真分析西方国家为何“关切”以及他们的“关切”是否站得住脚？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如何积极应对并在香港社会普及“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必要性。

　　西方对“爱国者治港”存在严重双标

　　首先，我认为，一些西方国家对“爱国者治港”原则故意歪读，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

　　我们都知道，很长时间以来，一些西方势力把香港看成图谋政治私利的“宝地”，利用他们长期在香港培植的代理人，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主权，甚至不断给予香港本土激进势力资金和人力的支持，煽动上街游行甚至是修例风波时期的“黑暴运动”。而一些反中乱港分子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则配合外部势力，利用香港选举制度漏洞，散布“港独”谬论，阻挠特区政府施政，抗拒中央管治甚至谋求夺取特区的管治权。对此，当中央政府决定出手进行改革之后，这些别有用心之人却开始歪曲“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原本意义，以双重标准来“解读”中央政策。

　　事实上，就以美、英两国举例，美国及英国国会民选议员就职前是必须宣誓的，前者须宣誓效忠《美国宪法》，后者则须宣誓效忠英国王室，两者同样需要签署誓言作实。另外，《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规定：无论何人，凡先前曾以国会议员，或合众国官员，或任何州议会议员，或任何州行政或司法官员的身份宣誓维护合众国宪法，以后颠覆或反叛合众国（insurrection or rebellion），或给予合众国敌人帮助或支援（aid or comfort），概不得担任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或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或担任合众国或任何州属下的任何文职或军职官员；而在英国，议员须效忠英国王室，且《1848年叛国罪重罪法令》（Treason Felony Act 1848）中有规定，任何意图废黜君主的行为均为犯罪，议员若被判叛国罪罪成，即会自动被取消议员资格。
　　不仅如此，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许多西方国家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威胁国家安全四大罪行方面，都有具体的法律规管。例如，美国《刑法》第2381条订明，凡是效忠美国的人，若他们对美国宣战，或是依附于美国的敌人，并在美国或其他地方给予美国的敌人帮助，即犯叛国罪，最高刑罚是死刑；英国也有一条至今仍有效的古老法例——《1351年叛逆法》，其中明确指出，涉及威胁国家稳定或存续的行为，包括发动战争、意图杀害君主等，最高可判处死刑，法例条文其后多次作出修订，直至1998年修例后把有关最高刑罚改为终身监禁。

　　一个地区或者国家，不是由爱国者治理，难道是由叛国者治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早已在上述的法律条文中清楚地阐释——那就是绝不可以。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知到，实行《香港国安法》和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漏洞以防止叛国者进入香港宪政体制是天经地义之行为，无庸置疑，所谓“对香港自治和民主进程的攻击”完全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型、严重的双标行为。

　　“爱国者治港”与民主自由无冲突

　　第二，我认为，“爱国者治港”原则与香港的民主自由并不冲突，香港全社会对此应有合理认知。

　　从去年《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香港民主自由被“扼杀”、被“断绝”的字眼就不时在相当多西方国家政客和主流媒体的说辞中出现，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仔细研判我们会发现，那些西方政客言语里要求的“香港民主”是没有“国家”前提和限度的、与西方毫无分别的民主价值观与民主制度图景。但事实上，香港已回归祖国近二十四年，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虽说香港相对于内地实施不同的制度，但这不意味中央政府对香港没有全面管制权。“一国两制”的内涵从来都是在“一国”的基础上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核心要义一直被别有用心之人刻意模糊甚至忽略。

　　香港曾经长期被英国进行殖民统治，我们不妨想一想，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赋予过香港自由、民主吗？当年港督上任的誓词中，只有对女王的效忠、义务，对于香港的利益、香港人民的福祉却丝毫未见。在殖民政府统治下，港人基本上无权参政，集会、罢工和抗议自由亦被多次打压，而除了港督是由英国皇权选定之外，英籍白人亦几近担当了政府所有高层职位，直到1984年中英谈判成功，正式签署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前，香港的立法局都没有发挥过独立立法的作用，当时的议员没有一个是香港市民提名的，更没有一个是通过民主程序选出来的。

　　可以见得，西方势力在教育和煽动香港反对派追求民主时，从来没有将西方国家自身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经验和政治伦理一并传授。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和自由是在不爱国的前提下还可以无所畏惧地“发展”的，中央政府所强调的“爱国者治港”绝不是搞“清一色”和“一言堂”，但是，当“不爱国的民主”侵蚀“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制度安全并构成颠覆性的政治风险时，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是理所应当被杜绝的。
　　在国家主权上中国绝不退让

　　第三，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会遵守国际准则，但绝不会在国家主权事务上进行任何退让。

　　就拿今年1月美国国会发生的骚乱来举例，美方口口声声关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但占领国会事件发生后，美国警察不仅当场击毙示威者且没被起诉，美国政府还在一周内便拘捕、检控涉案人士。然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香港，香港将骚乱策划者、参与者绳之以法，让其受到必要的法律制裁，却被诬蔑为“有政治动机的行为”，这又是什么道理？

　　仔细分析，不过是一些西方势力借由“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来夺取香港的管治权，利用后真相时代和民粹主义对中国这几方面的进步和成就进行夸大、扭曲、污蔑，以求遏制中国整体的发展。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一些西方势力妄图以制度霸权，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伎俩，也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秩序和国际领导力层面上博弈的一种体现。

　　然而，从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的“火光四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底线思维——无论对方是谁，中国绝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之事上进行任何让步。香港是中国的香港，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一些反对派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要求拥有民主和自由，而是有意颠覆国家政权，破坏领土的完整。对此，我们应该撩开掩护其上的“面纱”，直面其险恶用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容忍这种行径，没有一个政府会对此视而不见。

　　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就指出，所谓的爱国者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二十四年来，这样的初衷从未改变。

　　通过近几年香港社会出现的不安定因素，一些西方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险恶用心早已充分暴露，作为香港人，我认为，香港管治团队和全社会应理性、切实了解完善选举制度的正当性、必要性。而把香港视为家的青年人，更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看清一些西方势力“民主与自由”背后的伪善，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加油助力，毕竟，没有人愿意看到原本和平繁荣的家乡因为国际间的政治角力而变得支离破碎。

　　总的来说，无论在哪个国家，效忠自己的祖国都是公职人员以及竞选公职的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政治伦理。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将“爱国者治港”落实到位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权力和责任，合宪合法，正当合理且不容任何外部势力进行任何手段的干预。以上是我想在今天论坛上与大家分享的观点。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陈晓锋：政治忠诚还是政治中立？

　　我发言的内容是“政治忠诚”和“政治中立”。随着“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深入推进，其中最重要一环，即选举制度的完善已经进入本地立法的关键环节，如何在法律上确保“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也考验着本地立法者的智慧。法律具有滞后性，反对派也会因应各种新的变化，在手法上作出适当调整，这给未来“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贯彻落实带来巨大挑战。

　　“居安思危”这一成语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我国古代社会就有这样一种现象发人深省：一方面，曾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繁荣时期﹔另一方面，紧随繁荣而来的是危机、衰退、灾难以至王朝的覆灭。《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以及选举办法修订后，香港步入了由乱及治的新阶段，但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如果未来香港社会再次出现大规模示威，治港者应该如何回应“民意”？如果香港选举出现无组织或be water式（不被形式拘束，像水一样流动、软性）的“投白票”、“投废票”行动，选举的正当性该如何诠释？

　　确保治港者“政治忠诚”

　　无论是“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贯彻落实，还是新选举办法有条不紊的推进，关键都在于人。如何确保治港者的“政治忠诚”以巩固“爱国者治港”的有效落实对未来香港管治尤为重要。“政治忠诚”不是单纯地指“忠心”，它应该具有更高层次和更高要求。“政治忠诚”应该包括从政理想信念的坚定，以及良好的管治和服务能力两方面。

　　如何确保从政理想信念的坚定？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断定某个人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理论上来说，从政理想信念是从政者实现政治抱负和服务社会的崇高精神，在实践中难以量化衡量，因此，只能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和限制。比如通过健全从政者或公务员入职后的培训及考核机制，完善他们履职期间的述职、问责和退出机制，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加之提高待遇，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

　　如何培养良好的管治及服务能力？香港公共事务的服务能力非常好，高效廉洁、高度透明，但一涉及到政治问题，香港的公共事务人员马上就变得无所适从，难以处理。然而，政治素养（学术上也叫公共管理素养）却是良好管治及服务能力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不对这方面进行重视，未来香港依然出不了政治人才。
　　对此，我有三项建议：一是构建青年政治人才库，从小开始培养、培育及储备未来特区政府管治人才；二是完善政治“旋转门”制度，不拘一格从企业、社团、高校、智库等吸纳人才；三是建立与国际组织、内地和香港从事公共管理人员的交流和挂职制度，以体验式学习形式互相了解两地公共管理情况的不同，例如大湾区的公务员可以互相交流任职，促进两地政治文化的沟通，也便于进一步相互理解，换位思考。例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沙岭坟场事件，这其实是香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策划、论证之后做的决定，从科学性来说或许很到位，但从大湾区的角度来说显然无法接受。我认为港府应该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地向公众解说，避免政治化。

　　破除“政治中立”迷思

　　“政治中立”是指西方国家规定文官在国家政治活动中保持“中立”立场，即文官不参与政治活动，相对各政党、利益集团居“公正”、“超然”地位，不介入政争漩涡，保证文官摆脱党派、种族、宗教等方面的纷争，使文官客观、公正、独立地为国家服务的制度。文官的政治中立是同政治制度中的多党制、有限政府制相配合的制度，是为了保证多党制之下的政策连续性，保护政府一般行政人员免受政治变迁的冲击而建立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禁止文官参与政党的一切活动。英国中级以下的文官在部长允许下可以参加政党，担负一定职务和发表有关政治言论，但高级文官则要尽量避免参加政党活动。法国采取折衷方案，允许文官在工作之余参与政党活动，但要遵守“克制保留义务”，在工作中保持绝对“中立”。

　　香港的“政治中立”原则由港英政府引入，由于香港没有“政党轮替”，因此香港的公务员在维持“政治中立”前必须“效忠港督”。按照《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规定，公务员的任命和升迁全由港督决定，拥有决策权的高级官员通常由英国政府直接委派，负责执行决策的本地官员则由殖民政府招募和管理，所有官员必须对港督负责；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基本实现了公务员队伍的本土化，而此前植入的“政治中立”原则，表面上看似“去政治化”，实际上是强化了行政官僚对港督的忠诚度，从而减低对殖民统治的威胁。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顺其自然地继承了港英政府的“政治中立”原则；然而，当局却未能有效将其与“一国两制”相适应，也未能好好说明“政治中立”必须以“效忠政府”作为前提的基本事实，导致不同政治阵营有机可乘。尤其是高官问责制实施之后，公务员甚至认为他们没有义务协助问责官员从事政治工作，导致香港出现严重的政治内耗。

　　由此可见，香港有必要完善公务员的宣誓制度，改革公务员的委派、任命和升迁制度，从公务员培训和考核入手，强化其对“政治中立”的理解，尤其是必须认识“政治中立”的前提是“效忠香港特区”。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公务员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公务员，效忠国家、效忠特区是公务员必须遵守的政治伦理。
　　郭至君：大家对“爱国者治港”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也对如何培养治港人才提了很多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很有启发。接下来由我主持下半场，在我们讨论共识之前，如果大家在主旨发言的时候没有讲尽兴的，可以趁现在进行补充。

　　陈晓锋：我再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港漂”和新移民的问题。我觉得不能强调“爱国者治港”就要启用“港漂”跟新移民，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港漂”，他根本无法融入香港。无论新老香港人，都是香港人。我们在构建论述的时候，尤其面对有内地背景的治港人才，我们要怎么去论述他们，怎么给他们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鼓励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创业的命题。首先从顶层设计来说，从国家对大湾区的定位可以看出，我们要打造的大湾区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一个全球人才、全国人才的集合地，这个地方是最先进的。因此，我认为特区政府也好，内地的几个城市也好，有必要将大湾区的顶层设计做一个很好的宣传，使得年轻人和其他持份者对大湾区的顶层设计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另外，特区政府虽然推动青年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或发展，但它没有给青年群体做有针对性的划分。香港的一些专业人才，例如法律、会计、高级职业经理人等，去大陆绝对能够发展得很好，但是对于从事普通服务业的人来说，并不一定，所以对不同群体的青年，在宣传大湾区的概念时要有不同的对待。

　　另一方面，大湾区政策不是消化香港青年问题的驼鸟政策，不能把香港青年的问题推到内地的城市解决，香港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地把青年问题解决好，把香港建设好，其实就是在建设大湾区，因为香港本身是大湾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我认为政府要做好高端人才的职业准入，包括商业纠纷解决的机制需要互通，这样可以确保高端行业实现在大湾区内的自由交往，比如说香港的法律人才可以在大湾区内地城市执业，大湾区的内地会计师也可以在香港提供服务。有了执业的互相认证，高端人才根本不用引导，市场在哪里他们就会去哪里。反而政府要对普通的年轻人加以引导，让他们认识到大湾区的顶层设计，未来我们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香港需要怎样的人才。我就谈这两个问题，谢谢。
　　洪锦铉：1998年，我读大学二年级。当年第一批内地学生，透过赛马会资助来香港读书。我是第一批接触这些年轻人的香港人。我跟他们说，我们都是内地过来的，未来香港的管治我们应该要发挥重要的角色，来了香港就是香港人，只要你想留在这里，就不要有身份上的区分。当然从概念上我认同林艳主任所说，内地过来的学生应该是未来香港广聚人才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这必须要建立在融入香港的基础上，不要再分从哪里来，大家都是中国人，所以我认同这批人应该积极进入香港管治团队，这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

　　第二，香港是大湾区的一部分，大湾区整个设计是让香港经济蓬勃发展，令香港的绝大多数青年可以在本地得到发展。所以大湾区是促进香港发展，令香港青年在本地有更大发展空间的规划；如果有部分青年想出去闯荡，他也有更大的天地。

　　林艳：我也想就更加开放包容人才观部分做点补充。我想到一个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港交所前任行政总裁李小加。他是港交所历史上第一位非香港本土、有内地背景的行政总裁，打破了港交所历史上都是由香港本地人担任 CEO的惯例，但是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任内香港证券交易得到长足的发展。事实证明有内地背景的新移民同样可以很优秀，同样也可以做得很好。

　　在准备这场论坛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些了解，我发现香港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新移民不可以应聘香港政府的职位，但事实上，能够真正担任公职人员的新移民是凤毛麟角，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因素，比如说考核方式难以让新移民发挥他们的优势，但我觉得也不排除选拔人才路径依赖，或者说思维定势的一些原因。

　　另外，刚刚郭主任提到关于西方国家双重标准的问题，我也是非常认同。郭主任谈到了西方国家宣誓效忠制度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规范这方面。据我所知，其实除了这些以外，一些西方国家对公职人员的爱国立场和相应政治资格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美国、德国、法国都有专门监察的机制和机构来监督和调查公职人员是否存在不忠的情况。美国历史上一共有18位国会议员因为不效忠联邦被取消资格。澳大利亚更夸张，要求更严格，1999年的公共服务法规定，公务员在国外的各项行为必须维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声誉，如果违反了相关规定，公务员就会被解雇，或者是罚款，或者是重新分配工作；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甚至还发布了澳大利亚公共服务机构和雇员关于社交媒体的指南，规范公务员在网络上的行为，限制其在网上批评政府。

　　所以，“爱国者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国际通例，而且香港现在已经回归，并且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中央对香港地区管治团队提出爱国要求，我觉得是合情合理合法。就像刚才郭主任提到的，西方国家又有什么理由或者立场来进行质疑呢？这种双重标准完全是站不住脚，也没有说服力的。
　　吴志隆：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公平地去看，并不是说政府有意排斥他们，而是相比政府的工作，可能有更吸引的选择，所以不需要特殊地对待他们。比如说现在《信报》的副总尹世昌，他就是内地的，他也曾经在政府的体系里面待过，但是私人企业有更好的发展，他就回到企业，这是一个正常的人才流动而已。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要刻意去倾斜某一个人群，可能还要斟酌。但是只要他有兴趣、有能力可以通过考试的话，他就可以去应聘这个工作。

　　郭至君：其实大家说的还是有爱香港的心并且有治理能力的人就都可以参与，不论从哪里来，不论什么背景，不论是否在香港出生。

　　陈晓锋：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不是说我们参与不参与，而是执政者有没有胸怀去包容各方面的人才，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排除异己，任人唯亲，是很难有所发展。

　　洪锦铉：这个问题我也在想，香港政府怎么样开拓管道，来容纳更多有志服务香港的人才，唯才是举，摈弃别的考量和偏见，无论他是哪里来的，或是哪里读书的。要海纳百川，政府本身就是一片大海，要纳入各个地方的有能力的爱国者。

　　自由讨论之后，在场青年与会者们达成了六点共识，具体如下：

　　一、我们认识到，“爱国者治港”原则有助于“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正本清源、行稳致远。

　　二、我们认为，新时代治港人才应该符合“真爱国”和“善治港”两个核心标准，在此基础上，应打破思维束缚，吸纳更多不同背景的贤能尤其是青年人才进入管治架构。

　　三、我们认为，“爱国者治理”符合国际惯例，各方应充分尊重，不要操弄双重标准、干预涉港事务。

　　四、我们认为，爱国就是爱民，管治团队应倾听各阶层声音，做到实事求是，切实纾解民困，让香港市民真切地感受到“爱国者治港”带来的积极变化。

　　五、我们相信，在“爱国者治港”的底线之上，香港的自由、包容、法治、多元的核心价值能焕发出更多的光彩。

　　六、我们期待，随着“爱国者治港”的贯彻落实，香港能把握住时代机遇，进一步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郭至君：谢谢大家参加第九届中评智库青年论坛，刚刚也达成了非常棒的六点共识，感谢大家对这次青年论坛的支持和参与，希望我们之后再在关于香港治理各个方面有更多的合作交流。谢谢大家。
　　评论员简介

　　郭至君：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国际新闻部主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学硕士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2015-2016年曾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晓锋：港区全国青联委员、“就是敢言”执行主席、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秘书长。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担任访问学者。

　　林艳：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北京记者站站长。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学硕士，2008年曾赴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交换学习一年。

　　洪锦铉：民建联中常委﹐城市智库召集人，“就是敢言”会长，港台青年创意联会(商会)主席。曾任观塘区议会副主席。

　　束沐：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研究部主任。南京大学法学学士（国际关系专业），台湾大学法学硕士（大陆与两岸关系研究领域）。

　　吴志隆：全国港澳研究会成员，致远基金会营运总监，“就是敢言”副主席，福建省青联委员。

　　金裕超：中评智库副研究员、舆情分析部主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法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

　　郭浩景：新民党社区发展主任、“就是敢言”财务长。金融计量分析师。新南威尔士大学精算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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