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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旅行法》之后的中美关系和两岸时局


《台湾旅行法》是中美关系从博弈到对抗的节点

  中评社╱题:《台湾旅行法》之后的中美关系和两岸时局 作者:黄闽(北京),法律出版社前社长、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副理事长

  《台湾旅行法》出台后,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局面,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冷静客观科学分析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时局,凝聚处理中美关系和解决台湾问题若干重大问题的共识,调整策略举措,改变和重塑台湾的政治生态,才能克难前行,持续推动和平统一进程。

  一、《台湾旅行法》是中美关系从博弈到对抗的节点

  (一)一张政治精算的“好牌”。

  美国出台《台湾旅行法》,在美国政客看来是打了一张好牌,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特别是战略利益。一是美国以立法形式,强化、固化美台关系,又保持对“一中政策”没有太大冲击。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声称,美国将继续与台湾保持“强劲的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会继续敦促两岸保持经济和政治接触,也会继续敦促双方保持克制。葛来仪甚至说,《台湾旅行法》与中美之间三个公报没有关系,坎贝尔也表示,他不觉得美中关系在恶化,而是觉得在这个非常复杂微妙的时刻,双方都需要谨慎、耐心与关心,自己对美中关系并不感到悲观。

  二是美国政客的政治精算,以为《台湾旅行法》操之在我,可进可退,进可找中国麻烦,退可通过个案控制风险。

  三是《台湾旅行法》浓厚的政治挑衅意味。该法第二条,第(5)项“美国内阁成员及其他高级别官员对某个国家(country)的访问是美国与该国之联系深广度的检验指标”,赤裸裸地以“国家往来”的阐述,把对台湾的访问,以至于所谓“美台关系”置于国家关系的层面。

  (二)《台湾旅行法》颠覆了“一中政策”,是恶法。

  《台湾旅行法》本质是《美台交往法》。美国政客很不厚道,内容是《美台交往法》却用《台湾旅行法》之名。该法从根本上动摇了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提升了美台的实质关系。美方所谓坚持“一中政策”,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已经没有实际内涵,只是一件外衣、一个说法。台美政治人物若依《台湾旅行法》,以职务身份往来,形成了台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准外交关系。如若访问中签署相关协议,一个中国原则将被颠覆,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格局被美国认可,中美关系、两岸关系都面临摊牌和颠覆。如果说《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以历史背景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中华民国”是作为中国的代表,与美国具有外交关系,《与台湾关系法》还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特征;而《台湾旅行法》则是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近40年后,完全违背两国建交精神和国际关系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践踏中国历届政府所有的外交诚意和努力,以国内法处理国家关系的恶法。在两岸关系复杂敏感时期,挑战中美关系底线,其恶劣程度不亚于《与台湾关系法》。

  (三)《台湾旅行法》凸显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

  美国是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立法的工具主义典范。大陆对美要看清整个美国政界(国会政府)对华政策的主流: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以扼制为主;在利益和实力考量之下,以美国优先的所谓“合作”为辅;在特殊时期,可能从博弈到对抗、从对抗到冲突、从局部冲突到全面冲突。这是二战以来,中美大国关系中,以美国为主导的对华政策的主旋律,也是中美大国关系的历史宿命和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中国学界素有美国是最为友华国家的认识,但近代中美关系却看不出这种“友华”的史实支撑。二次大战的同盟国关系,同样是在美国利益优先之下的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美关系,基本上是负面的。两国建交后,在避免大国冲突的思维之下,对美关系,中国历来是心怀诚意、善意和富有建设性的一方,美国则是敌意和挑衅持续不断的另一方。

  (四)《台湾旅行法》出台,是中美关系从博弈到对抗冲突的重要节点。

  中美关系坏到了什么程度?在《台湾旅行法》出台前,有必要提到令大陆作出严厉的“武统”反应的“国防授权法案”。“国防授权法案”的本质要害,在于不排除美国可以根据自身和遏制中国大陆的需要,将军事力量,以所谓互访和补给的方式重新部署到台湾。中美关系从贸易制裁、政治冲突到军事对抗,可谓岌岌可危。

  双方关系除以利益为考量的经贸关系之外,其他大多是负资产。一是,美国在南海、东海、台海全面遏制中国,两国政治互信的基础已经严重受损,互利合作概率大大降低;二是美台从所谓价值观同盟到军事和针对大陆的防务同盟,美国触动挑衅中国和平统一的核心利益,粗暴干涉中国国家主权,与中国为敌。

  《台湾旅行法》与国防授权法案一道,增大了中美军事冲突危险性。特朗普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历届美国总统在最短任期内,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以先前国防授权法案、之后的《台湾旅行法》签署,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破坏者、最大搅局者与麻烦制造者。如果美国悍然“依法”做出令中国政府没有退路的事,中美关系将迅速从对抗转入敌对关系。《台湾旅行法》出台,是中美关系从博弈到对抗冲突的节点。

  (五)《台湾旅行法》 是双刃剑。

   事情总是两面的,美国炮制《台湾旅行法》在政治层面把事情做绝,表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焦虑,也说明中国的实力成长迫使美国提前摊牌,美国可以给中国制造麻烦的牌已不多了。美国的所谓好牌,只是一厢情愿,最终必然伤及自身。其一,美国国会及特朗普政府将为其政治鲁莽付出更大代价。中国人民将更加认清美国政客嘴脸,中国政府、人民在对美“诚意外交”破功之后,丢掉幻想,将会选择更加务实的对美策略和两岸政策,在对台斗争方面将投入更多资源,加快台湾问题的解决。其二是危险可能带来转机。受到美国鼓励的蔡政府、特别是极独势力,可能暴冲踩线,挑起事端,给美国政府和两岸关系带来危险,制造更大麻烦,但也为大陆国家统一开启机会之窗。

  二、《台湾旅行法》出台后的台海局势辨析

  (一)正确判断台海时局的若干视角。

  在对台大政方针、基本政策稳定的前提下,正确判断台海时局,是大陆坚持推动国家统一进程、在不同时期制定正确对台工作策略举措的基础。

   正确判断台湾时局,关键要对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否完全丧失作出回答。回答这一重大问题,静态的、情感的、单纯的政策表述和推理,都不能对台湾时局作出正确的判断,而需要用动态的、多维的辩证视角作出研判。笔者以为,要从动态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态势”上作出科学的判断。所谓斗争态势,除了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外,大陆要从6个方面作出分析与评估:一是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目标;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对台政策效能的检视;三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综合实力;四是影响台海问题最终解决的国际因素变化;五是大陆采取“主动”、“主导”的“先手棋”和善后的“收官”的准备;六是对两岸关系发展规律理性深刻的前瞻把握。

  (二)《台湾旅行法》出台是中美关系乃至两岸关系的重大事变。

  《台湾旅行法》出台之后,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动摇。先前的国防授权法案、《台湾旅行法》,已经构成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指称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安全的事变。这是在中美关系的未来,美国制造一系列事变的法律基础,也是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策应美国共同制造台独分裂事变的渊源,这是联合国一个常任理事国,一个唯一超级大国,对另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国内法的形式损害其主权利益,干涉其内部事务,这在国际关系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台湾旅行法》的生效本身也是事变。

  (三)台独势力进入空前活跃期。

  《台湾旅行法》对台独势力是极大鼓舞和支持,在政治上对台湾极大支持与肯定,肯定台湾价值民主制度,煽动台湾的民粹主义,鼓励台独势力。对蔡英文当局和台独势力是强心剂,也给台湾民众传递了坚守所谓“台湾价值”(民主灯塔和台湾价值)的嘉许,鼓励和支持台湾的民粹主义,肯定台湾的分离意识,为两岸的社会融合制造意识形态障碍。当前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已经显示空前的疯狂,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赖清德对美一系列举动心领神会,发表了挑衅意味浓厚的一系列台独言论,公然挑战冲撞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时代力量公然与“港独”联手“制独播独”。刁钻的特朗普,在历届美国政府中,是中美国家关系的最大破坏者,也是玩弄台湾于股掌、置台湾于更加危险境地的投机冒险者。

  中国国民党在陈水扁倒台之后执政八年,一盘好棋下得满盘皆输。国民党执政,统一的困难大于民进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其背后逻辑是:既便2020选举国民党重新执政,和平统一可能性也不大。

  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异曲同工。作出这样判断是因为国民党和民进党一样,两党在“不统”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前者暗独,在“一中各表”的保护之下搞“实独”,后者明独,公开搞法理台独,两岸一边一国。中国国民党的政客们,深知将“一中各表”作为政策主张,以“反对台独”作幌子,现阶段大陆意在搞反独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决裂,尚下不了决心;但国民党却同样抵制“统战”。中国国民党在反对统一立场上与民进党异曲同工,这是因为两党深知“不统”符合台湾现状及多数民众的愿望,又与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特朗普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当前运作(不统不武实独)高度契合。在不统的问题上,国民党狡滑,民进党鲁莽,前者欺骗性更大,对大陆的设防和长期挑战大于民进党。

  (四)清醒认识台湾问题的多重危机。

  一是大陆要有更深的危机意识。台湾问题的危机,存在两岸之中。对大陆而言,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显而易见,两岸的长期对峙,消耗了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资源,国际反华势力遏制中国发展的“台湾牌”永远不会放下,中华民族的历史伤口永远不能愈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是正在沉沦的台湾需要救赎。对两岸负责,才是对全民族负责,救赎台湾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民进党深陷“台独”不能自拔,以武拒统,试图不断扩大国际空间,其核心层坚持推动“台独”目标冥顽不化,在其执政的格局之下,两岸已经形成严重的战略对抗。台湾社会呈现结构性对抗。倡言本土化是一种自保性思维,极易演变为排斥性、抵御性、对抗性思维。台湾的政治运作已经严重扭曲,民粹毒素侵入民众骨髄,政治辨识力丧失,“立法”肆意干预行政,政党和民众互为绑架,新世代在“太阳花运动”中表现出的极端颠狂,政治人物和媒体无知的追捧,强化了年轻一代的民粹主义,一些政治人物居然不知台湾危矣,极为短视。台湾步入狭隘封闭对抗的泥淖,全民对抗、全社会对抗;对外对抗大陆,对内蓝绿两党对抗、民意机构对抗政府、南北对抗、新世代对抗老世代、极端民粹事件不断上演,本土化正在消蚀台湾的机会、透支台湾资源。在沾沾自喜的所谓本土化主体意识中,台湾正在变得无可救药、整体沉沦、渐行渐远、深陷泥淖。全局性的政治策略错误,社会政治生态整体性扭曲,全民苟且(美其名“小确幸”),边缘化定矣。

  (五)台内部主张统一的健康力量无法制约“台独”。

  与大陆“武统”声音相对应的是,岛内统派也呈现出空前的无助感和焦虑。甚至认为,中国大陆若不出手,我们将会看到自己(中国人)在台湾的屈辱下场。民进党是一个对政敌心狠手辣的政党,重新执政不到一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没有民主素养的民进党在民主外衣之下,“绿色恐怖”正在岛内不断上演。

  三、推进和平统一大业,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凝聚共识

  在中美关系出现重大变故的背景下,凝聚共识方能更好贯彻中央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 制订切实有效的有利于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策略举措。

  (一)对重要对台政策理念执行的检视。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与“两岸一家亲”以及习总书记提出的“心灵契合”,是大陆对台工作的重要理念,也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是基于两岸关系的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本原属性,“惠台”的好处,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当局都欣然收受;但他们对大陆反对与遏制“台独”的举措,却一律视为打压,制造悲情,时时威胁大陆“台湾人民不高兴”。大陆在反制“台独”分裂势力的斗争中,也时常顾虑采取必要措施是否会伤害到台湾人民。一个时期以来,大陆对台政策效能趋弱,特别是对切香肠式的渐进“台独”缺乏有力应对措施,概因善良而软,因害怕得罪台湾人民而缺乏“硬”的一手。文化“台独”已然成型,大陆如果没有进行重大的策略调整,已无法改变台湾分离和分裂的基本民意。大陆不得不面对“一边一国”、“台湾是主权国家”已是“台湾共识”的严峻局面。

  “两岸一家亲”、“心灵契合”不仅是大陆对台的善意表达,而且大陆在两岸关系上以各种非经济思考向台湾输送利益。而如果台湾的政治生态不能改善,大陆的善意将继续被利用、被滥用,大陆输送的利益和资源,反而成为民进党当局强化“台独”路线的资本,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无疑是大陆对台政策长远的着力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台湾民众重归“两岸同属一中”的大中华的情感认同,需要台湾民众认同两岸是命运共同体的“心灵契合”。但是,我们不能不警惕台湾正在不断恶化的政治生态,不能不警惕民进党当局藉以对抗大陆的所谓“台湾民主和普遍民意”。台湾的“民主”只是一张“政治牌”,大陆幷没有可以快速有效扭转台湾民意的实际条件,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两岸的统一不是台湾单方认同的“民主”范畴,在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上,不可能等待台湾民意取得共识;台湾民众可以在两岸统一之后,重新体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一国两制”的巨大优势,重新体认国家统一带来的实惠与尊荣。

  (二)“九二共识”需要正本清源。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破冰的成果,是一种向前看的政治智慧,也是大陆诚意的表现。马英九当政,把“九二共识”诠释为“一中各表”,搁置两岸和平统一政治进程,向台独势力妥协,抛出“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关系政策。时至今日,从马英九到吴敦义,“一中各表”已经完全变味变质、成为反对和阻碍国家统一的一副铠甲。对中国国民党把“九二共识”定义为”一中各表”未公开提出反对意见,是特定时期大陆的策略,中国国民党承认“一中”是坚持“中华民国宪法”,“一中”只是固化“中华民国”,只是“独台”的苟且策略。在吴敦义治下的中国国民党看来,统一不是选项,大陆想“和统”不可能,武统有风险;国民党的策略是“不谈(判)、不统(一)、要和(平)”。所谓泛蓝的亲民党也是如此,吴敦义和宋楚瑜都说“和平是台湾的最大价值”。中国国民党已无大中国的情怀,维持“中华民国”为“中国”法统,拒谈两岸实现统一,以保持两岸实际分裂和台湾的“实独”(实际独立即独台或华独),很显然,“国、民”两党都是反对、阻碍和平统一的力量,完全违背中国大陆民众的愿望!危害民族复兴大业。

  国民党奉行“不统不独要和”的路线策略,心机极重,迷惑性大,实际上让大陆处于无法发力的状态:我说“一中”了,你不能打我;你说要和谈,我说条件不成熟,民众不答应。解决台湾问题,笔者一直主张大陆必须持有“主导”之势,尽快改变被动应对局面,大陆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改变对国民党“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长期保持的模糊立场。强调大陆主张的“两岸同属一中”立场,不再模糊,坚决反对中国国民党“一中各表”的“实独”主张。把两岸政治谈判的底线,定位于台湾执政党必须放弃各种明里暗里的台独主张,也包括“一中各表”的“实独”主张,台湾的政治组织必须先行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律事实。

  (三)“一国两制”与台湾未来。

  未来完成统一大业的基本策略是对台湾的执政党要“硬的更硬”,对台湾民众“软中有硬”,不能一味怀柔。两岸一家亲,加快经济和社会融合是我们的真情,但也不能迁就台湾民众的分离分裂意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主张,一定是附条件的,条件有三:一是统一不能无限期,2049是大限;二是大陆要清醒认知台湾大多数民众没有统一诉求的现实,丢掉幻想,充分准备,使大陆手上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文武围打”均可;三是大陆要有足够的能力作为支撑,亮出明确的政策主张:港澳版的“一国两制”是最后机会,根据2049大限,亮出有时间幅度的弹性时间表,台湾执政党如若不予接受,大陆将要实行非港澳版的“一国两制”“修正版”,甚至不排除武力统一。

  (四)交流融合与分离分裂。

   从《告台湾同胞书》迄今,近40年来,两岸关系是“双向增长”。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成就是,交流与融合使得两岸经济依存度大大增强,大陆综合实力不断增长,对台话语权增加。但大陆的亲情善意未能感化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恐惧、戒备,在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挑衅之下,大陆的反制措施成了“台独”政客和媒体煽动“仇陆”的口实,特别是在台湾南部地区,一个时期以来,大陆对台政策被当成“喊话”,或被选择性利用。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民进党及其“台独”势力,成功地将台湾与“中国”区隔开来,使台湾民众将中国判断为敌人或敌国。台湾政客非常娴熟地对付和瓦解大陆的对台政策,大陆的政策效能弱化。兄弟反目,胜似仇敌,当确信亲人成为敌人的时候,“同胞”的温情基本不起作用。“台独”政客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大陆的政策主张,一律被视为“统战”。台湾民众对大陆首先是政治疏离,即对大陆制度的不认同,“中国”与文化、血缘无关,“中国”已经成了政治符号;其次文化上的逐渐疏离,民进党千方百计割断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培养台湾文化优越感。政治与文化不认同的最坏结果,也可能导致族群认同上的异化。

  (五)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与空间。

  与“台独”分裂势力的斗争,要看清时间和空间两个要素。以时间言,时间一定在“谁一边”是一个无意义的伪问题,没有作为的时间,毫无意义。如果认为时间在大陆一边,需要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就是大陆有力量主导和平统一的进程,如果大陆没有力量主导和平统一的进程,说时间在大陆一边,只是善良误判。大陆已经多次面对主张“台独”的政党在台湾执政。以空间言,台湾也有一定能力和筹码拒止大陆的“融合”和统一,两岸分离近70年,分离、分裂危险空前严峻,就是一个佐证。当前“台独”已经发生了新变种,“台独”与“民主化”、民粹主义、去中国化、皇民化融合,形成了杂糅畸形的“台独”变种。大陆要清醒判断,秉持民族大义理性主义目前在台湾没有市场。

  (六)解决台湾问题 的“最好”与“次好”。

  一是没有“最好”的局面。以解决香港问题为参照,解决台湾问题,化解台海时局危机,并没有“最好”的结果,只有“次好”的可能。解决台湾问题,任何形式的运用,动荡和对抗都是必然的。坚持心灵契合是大智慧,但心灵契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心灵契合和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更多会发生在统一的未来,而不在当下。

  二是争取“次好”的可能。大陆对台政策,要避免陷入囚徒困境:两岸若兵戎相见,不可避免形成长远的仇恨和撕裂;放弃使用武力,和平统一永远无望。突破政策上的囚徒困境,就是要做“次好”的努力,作最坏的准备。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决不轻率启动武力解决方式;同时,也不轻言放弃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要争取出现“次好”的情况。

  四、推进和平统一与对台策略的调整

  (一)维持现状与“改变”现状。

  关于台湾维持现状,美国与岛内两党三者的态度值得玩味,美国要维持台湾现状(与台湾关系法);马英九及中国国民党“一中各表”要维护“不统不独”的现状;蔡英文要维护“实独”的现状,即不宣布法理“台独”,置空“中华民国宪法”,不废、不用、不冲撞,闷声不响搞“台独”,让“台独”和“去中国化”成为溶化在台湾民众血液之中的“台湾共识”。三者主观上有分别,客观上同样阻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大陆如何改变台湾的现状?大政方针是确定的,其下以策略的运作为主。所谓策略,就是要以大陆实际可运用的实力和资源,扩大操作空间,以影响和改变台湾的政治生态。

  (二) “改变”要有时间表。

  “改变”是推动统一的第一个目标。对台战略策略的制定,当然要服从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大之后,更要展示反分裂斗争清晰的、坚定的战略谋划。

  调整对台策略举措,旨在“改变”台湾现状,是策略也是方法。策略要有智慧,方法要有杀伤力。就是要改变台湾的政治生态,改变一边倒的去中国化、“反中”和“反陆”的社会氛围,改变台湾健康力量气息微弱、不能发声、边缘化的式微局面,促使台湾民意变化,促成主张和平统一的健康力量(政党和民间组织)成为台湾社会有影响力、有话语权和行动力的社会力量。只有在台湾具备了这样的健康力量,大陆才能在政治上对解决台湾问题作出最有利的抉择。

  “改变”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个目标,和平统一是下一个目标,“改变”是统一的必要条件也是台湾问题善后的充分条件。

  (三)和平统一的诚意不能被过度消费。

  我们要提防,台湾“台独”势力过度消费大陆和平统一的诚意,只要有一丝和平的希望,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和平统一不能成为“台独”势力搞法理台独或事实台独的庇护所,和平统一是最好的目标选项,但不是唯一的目标选项。对“台独”势力几十年斗争的经验表明,“台独”分裂活动进入极为恶质化形态,要有降服“魔鬼”的法器,才能制服魔鬼。提升斗争的强度、烈度是当务之急,越走近武力,越接近和平,秉持“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是完全准确地理解对台大政方针。个别学者认为,“武统”是热闹的伪命题,从慎重角度看有一定道理,但对“武统”的政策和法律地位要有正确的认识,“武统”准备是另一种保障和平统一的必要策略和方法。

  (四) 适时启动“非和平方式”手段,促成最终和平统一目标实现。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好方式是和平统一,这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关键问题是要理性分析和平统一的目标如何才能实现。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场景并不会必然地存在于两岸关系之中,和风细雨式的“和统”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融合,实际上是力量和道义之下的融合。两岸关系只会在力量和道义的渐进认同下,缓慢地融合。

  笔者认为和平统一目标的实现有三种选择:一是自愿和谈。两岸都有统一意愿,平和理性地坐在谈判桌前,共同协商和平统一的制度安排;二是被迫和谈。台湾一方迫于大陆的强大实力,美日难以依靠,无法坚持台独目标,被迫和谈;三是自救和谈。大陆动手,适时启动了非和平方式,台湾处于现实危急状态下的自救和谈。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基本不可能实现;第二种选择时间太久,成本太高,变数太大;第三种选择才是现实的。

   非和平方式的本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解决方式:一种是战争方式直接解决;一种是以武装力量为支撑的其他方式的组合运用。以非和平方式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是一种道义。道义所在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又可以与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保持必要的距离,是维护台湾民众长远根本利益的“次好”选择;为了“改变”,做好使用非和平方式的万全准备,把箭搭在弓上,引而不发,使“改变”成为可能。

   台湾问题以非和平方式解决(不必然是战争)的概率大大超过以台湾方面主动回应和平协商方式解决的概率。一是当台湾能够“混下去”的时候,绝不会与大陆协商,台湾两党长期的作为,都已经断了自己的后路,谁与大陆协商,谁就是“卖台”,谁被反对党和民众指认为“卖台”,谁就要失去选票,丢掉政权;二是只有在民生和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民众有痛感,媒体有痛感,台湾两大政党无计可施,四面楚歌的情势下,两岸的协商才存在可能性。

   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也是大陆的法律政策框架中可以选择的方式 。指导思想上要以台湾问题有可能出现最坏情况为基础,如若在指导思想上轻信不会出现最坏的状况,反对遏制“台独”的斗争就将出现偏差。非和平方式的最高等级是武力解决,大陆绝不会轻率动武,而是做好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各种万全准备。以万全之策,促使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 “以武保和、以武促统、以武惩恶,以武防范最坏的状况发生,以武准备收拾最坏局面的出现”。必须准备最坏的一手,才能出现最好的结果,这就是底线思维。做好使用非和平方式的万全准备,和平统一或有可能。

  五、对台、对美斗争的策略举措、工具箱与武器库

  (一)纠缠之中的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

  《台湾旅行法》出台,更加清晰地显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以抹黑中国制度和培植、资助反对势力异见人士,在港澳西藏等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制造政治对立;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博弈;正在升级的经贸制裁;军事挑衅(南海、东海、台海),在诸多可以遏制中国的战略举措中,在台湾问题上侵害国家主权,干扰中国和平统一大业,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最具分量的板块,也是中国对美外交斗争的重点领域和容易出现失控的危险领域。显然,我们并不乐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举动不断升级,赤裸裸且肆无忌惮。

  中美关系从博弈到对抗下的两岸关系格局,特朗普已经彻底撕开了中美关系所有友善礼仪的面纱。美国按照自身的战略利益逻辑,台湾是扼制中国的分量最重的一张牌,损耗中国资源,拖慢中国发展速度,避免中国的崛起和超越削弱美国的实力,担心失去主导世界的霸主地位。在两岸关系上,美国和台湾打配合,民进党追求实独,美国在“一中”幌子下坐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内部的主要政党和民意已经形成稳定结构,内部主动改变已无可能。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斗争已经上升为主旋律,大陆反制若无力道,将被老美和台独看轻。

  (二)打压惩治台独,管控美国。

  中美关系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避免中美关系出现失控,特别是发生战争冲突,不再取决于中国的妥协和忍耐,而取决于中国的实力与决心。仔细分析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价值目标:首先是中国大陆在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问题上没有退路。其次,民进党和蔡英文当局在维持台湾实际独立问题上并无退路。维持现状,就是维持台湾有领土、有人民、有国际空间的实际独立。在台湾当局看来,法理台独并不紧迫,抱紧美国大腿,将分离意识变为台湾共识,体现民意和民主的“台湾价值”,避免武统出现。民进党和蔡英文政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上述目标。再次,美国遏制中国、阻碍中国崛起更无退路。实力是较量斗争与管控的基础,与美国在斗争和实力较量中维持平衡,尽力防止破裂和冲突失控,这是中国对美的基本战略基点。对台独的打压和管控,重点是打压的力度,一定要够重够疼,同时又让老美出手不便,助力无能。在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后,就抽掉了那颗可能引爆中美全面冲突甚至战争的引信,实现中美关系的基本正常化。

  (三)厚植实力,积极作为。与美国不讲道义,讲实力,以实力对实力。

  在实力达成情况下,坚决回应和重挫台独势力,打美国政客的脸。以反对遏制“台独”的“主动”与“主导”,更加积极主导两岸关系,改变消极应对局面。特别是在对台策略方面,加强政策的主导性,在策略和举措层面发力,管控台湾当局和极独势力。要强调“反对与遏制”行动的主动性和主导性,要谋划和实施对“台独”分裂活动具有主动、主导、若干“波次”、强度不同、连续不断的积极作为;也就是要有“反对与遏制”的方法、策略、手段、工具的“主动、主导、灵活”的使用和实施。

  新近出台的三十一项惠台政策是面对民众民生,其作用将加快两岸经济社会融合,虽为柔软,却让执政当局惊恐。当然,硬的一面还未呈现,硬的一手一旦祭出,就得让台当局和台独势力有痛感。

   (四)以利益博弈利益。

  中国是礼仪之邦,对待赤裸裸霸权主义的美国,讲道义礼仪甚是多余。《台湾旅行法》出台后,在国家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之前,中美关系形成了新的历史格局——在实力支撑、利益计算之下的国家关系。对美国关切的国际问题,不轻言合作,要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作为和表现重新考量和计算,讲求对价,不与便利,守好国家利益边界,对美外交资源不要过多投入,经贸关系上精打细算,不要过度与让,搞“溢出效益”。在两岸关系上的博弈,对付美国打台湾牌,对付台湾当局和极独势力,同样也精准算计利益和效益,一切有利于促进和平统一的政策举措,成本效益匹配,坚决果断出手。对可实现的利益不足,成本过高时继续隐忍,积攒实力,注意斗争策略,不打无把握之战。

  (五)“负面清单”与“危机管理”。

  对台湾当局和公权力政治人物开列不得作为的“负面清单”。台湾政党及政治人物、民意机构、政府官员,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1.违背“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原则,鼓吹如下观念或推动相关政策、措施:如一中一台、一边一国、台湾法理独立、台湾事实独立;2.进行“全民”公投,变更领土范围、将固有领土出租出借给外国或外国政治势力;3.与外国势力勾结,缔结危害大陆战略安全和两岸和平的战略联盟,采购对大陆战略利益有重大伤害的军事装备(如萨德反导系统);4.废除“台独”史观的教育课纲,割裂两岸历史文化,美化日本殖民统治、抹杀日本殖民罪行。

  台湾的政党及其领袖、公职人员,有以上行为之一者,即可视情节轻重与后果,认定构成分裂国家犯罪,在采取非和平统一方式或其他措施统一国家时,应当对这些实施“台独”犯罪的政党、公职人员根据相关法律予以刑事追诉。非政党政治人物,非公权力机关人物,从事学术研究的,不在追诉之列。

  大陆要设计“危机管理”的指标体系,当台湾政治人物、公权力机关严重违反“负面清单”所列禁止性规定,或台美关系出现重大事变时,宣布和平统一进入“危机状态”,根据台湾政党、政治人物、民意变化的情势,根据危机状态的风险,定期公布“危机指数”,如果危机指数“爆棚”,大陆将果断启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六)破解“台独”势力“对抗图利”的政治操作,制定体系化的对台政策自助餐。

  显然,当前对台策略的总基调是全面加大对台湾公权力机构和主张“台独”分裂政治人物的管控和惩戒。大陆要对“台独”政党、人物推行“台独”分裂行为作出明确、清晰的惩戒性回应,使“台独”危害显性化。使民众认清“台独”没有前途、没有出路,不予投票,进而切断“台独”政治人物从政之路,不给“台独”政党、“台独”人士推行“台独”分裂活动提供任何可能获利的空间,搞“台独”必受挫,搞分裂必受损。

  大陆要有足够的惩戒手段,瓦解“对抗图利”的政治操作。及时有力祭出各种惩戒手段,让“台独”、政党政治人物对抗无利,对抗一分,减利一分,全面对抗,全面减利。

  在坚持对台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大陆可以出台体系化的可供台湾社会选择的对台政策“自助餐”。所谓自助餐,是指根据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所呈现的不同形态,坚持斗争策略和斗争举措的多样性:明示大陆主导两岸关系走向的坚定意志和力量,告知台湾社会不同的政策举措的“自助餐”所端出完全不同的亲善或惩戒的“菜品”。如台湾的执政党和公权力机关、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认同“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大陆的对台政策和措施是以合作交流为基调之下的政策举措;反之,不认同“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坚持分离分裂对抗,大陆则要祭出以斗争惩戒为基调的政策举措。

  (七)融合和紧缩——不同时空的策略差异。

  两岸的经贸关系,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审视。大陆与台湾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血肉相连。大陆对台经济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互利关系,发展经济对两岸人民都有利;二是争取台湾人民的民心,有利统一大业。祖国大陆对台湾人民而言,从来不存在制裁问题,但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反对两岸经济社会融合,推行“新南向政策”,大陆当然可以顺水推舟,放缓与台湾的经贸合作。对台商,只要不主张分离分裂,应当继续深化各项“惠台”的法律政策,鼓励台湾核心产业到大陆发展,持续增进拥护和平统一的台湾同胞福祉和亲情,对台湾岛内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县市,实行经贸关系的阶段性全面紧缩。这是对台湾大部分被“台独”政策裹胁的民众政策性的启蒙,让民众自行进行不同政策后果的选择和比较。两岸关系是对立还是融合、是团结还是对抗、是统一还是分裂、是和平还是战争?所有民众都有直觉的利益判断,这也是应对民进党当局在政治上搞“台独”,而在经济上对大陆的优惠照单全收的一种策略性回应。紧缩是临时之举,未来台湾问题解决了,经济上区域合作会更加紧密。

  六、结语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台湾旅行法》的出台,使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空前复杂而严峻。在此重要节点之上,台湾问题的现实紧迫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引发海峡两岸中国人和全球中华儿女的关注,对大陆而言,任何脱离两岸和平统一的现实的理论、学说、政策、措施都会对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产生不利影响,加深对影响两岸和平统一各种情势进行分析和评估,提高对台湾时局的判断的科学性,是制定正确的对策、策略,研拟反对、遏制“台独”的策略、举措所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本文的一些观点论述,旨在寻求“克难前行,持续推动和平统一进程”的方法和路径。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5月号,总第2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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