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大陆对台方略：应对新挑战，推进新征程
中评社╱题：“新时代大陆对台方略：应对新挑战，推进新征程” 作者：王鹤亭（河南），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再次明确“完成祖国统一”为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大陆对台工作构成了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新时代的大陆对台工作，在习近平国家统一思想体系的指引下，应科学地界定自身在国家发展战略和伟大历史使命中的定位，在全面总结既往成绩与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两岸关系的新形势，理性应对新挑战，在推进祖国统一的新征程上应有新作为。
一、新时代大陆对台工作的新形势
1.祖国统一的大势更加明显
“中国的统一大势是特指，在实现中国统一的进程中，由两岸各自内部、两岸关系以及相关国际环境发展变化决定的、两岸统一的前景及其强烈程度”①。而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则是中国大陆对统一目标的不懈坚持以及自身的不断进步：首先，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及两岸关系中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守与维护、对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传承与创新、对于“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反对与遏制，为自身赢得了法理与道义上的普遍支持。其次，大陆的中央领导人一再指出，决定统一进程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诚如习近平所强调，“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我们要保持自身发展势头，同时采取正确政策措施做好台湾工作”②，十九大报告也明确将推进祖国统一纳入现代化建设、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体系中，这从根本上保持了统一趋势的延续性。第三，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民生持续改善、政治体制逐步优化等使得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建设性力量，同时在两岸关系主导性的竞争中获得压倒性优势，这为统一大势的持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已经是普遍的“政治共识”，“台独”缺乏所谓的“国际活动空间”，各国均秉持“一个中国”原则或政策。同时，近年来，不少国家更加严格遵循和执行“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与台非正式关系，如要求台驻在代表机构摘牌、更名等。这为推进两岸统一进程营造了总体上更为有利的政治氛围和外部环境。
在台湾内部，台湾社会也普遍认知到两岸力量对比的翻转，台湾民众对于大陆推进祖国统一的决心也有清晰的感知，对于大陆的发展成绩和对台政策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大陆对台方略所产生的压力已经显着传导到台湾内部，使得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前途问题的态度在信念与信心之间产生内在碰撞，呈现出“信念坚定，信心不足”的矛盾状态。在两岸最终会逐渐走向统一还是逐渐走向独立的问题上，对于台湾民意而言，统一终局的必然性远比统一美好前景的或然性更具有震撼力。在影响台湾民众选择的因素中，理性预期可能逐渐超过感性认同的分量。如2016年4月的民调显示29.9%民众认为大陆成为世界强国对台湾未来经济和前途将有好的影响，47.9%认为有不好的影响③，可以解释为大陆强大、两岸实力悬殊的预期使得台湾民意认知到分离、拒统或单方面决定自身前途的可能性较小，这可能会引起台湾民意的负面评价，但却可以让台湾社会认知到不可回避的事实和趋势。而在当前，台湾内部出现了台湾民意的信念与信心相背离的情况，即虽然倾向于选择与大陆统一的民众是少数，但是认为台湾最终会与大陆统一的民众却不在少数，如杜克大学与政治大学2012-2015年民调资料中，认为两岸会逐渐走向统一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48.3%、44%、37.4%、39.1%，基本高于认为会走向独立的比例：35.3%、39.6%、40.3%、38%④。可以预期，随着这种趋势在未来的逐渐强化，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所遭遇的心理阻力和情感抗拒也会大大降低。
就两岸而言，大陆对于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和自信也在不断增强。十九大报告肯定了十八大以来的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并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对台工作的成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妥善应对台湾局势变化，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相应的，中国大陆对于祖国统一必然趋势的信心也从未动摇，十九大再次确认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显示了自信与定力并未受到岛内乱象和民意压力的影响。
2.阻碍统一的力量趋于联动
阻碍祖国统一的内外两种力量从一开始就是相关的。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外部力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介入国共内战，导致被继承的旧政权继续与胜利的新政权对抗，合法中央政府以常规手段终结内战的进程被迫中止，两岸也因一直处于内战状态而未能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以美国为主的力量成为妨碍中国政府选择以适当方式结束内战进而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台湾当局则长期以来排斥以大陆主张的路径和模式实现统一，顽固拒统；而民进党等基于“台独”取向则从根本上否定统一目标，这些构成了“拒统”的主体力量。随着美日等国加大力度对“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进行围堵，岛内民进党全面执政并增强“去中”、“远陆”力度，内外两种力量联动的趋势更加明显。
近年来，美国对于中国的疑虑心态和围堵意图处于上升态势，提升所谓“美台关系”的呼声和操作一直不断，而将台湾问题与围堵中国更加紧密联动起来的主张变得更有市场。特朗普上台以后，这种态势有增无减。特朗普本人在经济、政治、外交及军事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指责，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疑虑已经处于高位，而特朗普剩余任期内对华不友好、不信任心态持续的概率更大。其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将中国称之为“修正主义国家”并列为美国的直接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审议报告》渲染中国威胁，特朗普国情咨文称中国是美国重要的对手，并认为中国是一个危险，因为“他们挑战我们的国家利益、影响我们的经济、抵触我们的价值观”⑤，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在公开演讲中称中国为“新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已经签署备忘录将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高额关税，对中国挑起贸易战。
与此同时，打“台湾牌”也成为遏制中国的重要选项。立法体系持续推动支持台湾的相关活动，参众两院的“友台”议员则以个人或次级团体的方式强化对台支持力度，《国防授权法》夹带强化美台军事合作条款。《台湾旅行法》在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并经特朗普签署而成为法律，成为美国国会继《台湾关系法》以后再次以法律形式要求行政部门“友台”的举措。该法将使美国与台湾地区高阶官员有机会在正式场合公开交往，这意味着美台交往公开化、官方化，视同台湾为所谓“实质上的国家”，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几十年来的中美交往政治基础，直接冲击两岸和平统一前景。
与之相呼应的是，日本也在配合美国的同时积极构筑其“防线”，除了加大对东南亚、对印外交力度外，尤其注重以非官方、半官方形式强化并提升与台关系，通过私人网路、代理人、半官方代表等管道保持对台湾的支持和影响，而蔡英文执政也为日本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和空间。蔡英文执政以来，拒绝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认为两岸交流融合会威胁台湾的所谓“国家安全”，无意改善两岸关系，有意“冷却”两岸关系，营造“敌视大陆、恐惧大陆、反对大陆”的氛围，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去中”、“远中”、“离中”来抗拒大陆压力、逃避大陆的磁吸力。在两岸政策上，玩弄文字游戏，以空洞的“维持现状”论、“善意”论来敷衍大陆压力和台湾社会维持和平发展的民意期待。在台湾内部，利用立法、行政、司法管道营造“绿色恐怖”，围剿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或“一个中国”与和平统一的政党、社会团体和人士，以各种形式在各个层级推动“去中化”与“渐进台独”，其“手法之狠、行动之快、动作之大，比起陈水扁有过之而无不及”⑥。虽然“法理台独”并不具备外部条件和成功可能性，但通过全力操作“民主内造国家”、强化“台湾主体意识”、建构“趋独拒统”民意基础，对于“和平统一”进程必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蔡英文当局在苦练“内功”的同时，还刻意藉助“外力”，“联美亲日抗陆”，并将台湾设定为区域安全结构中的重要参与者，谋求跳脱两岸关系结构的约束，而且事实上台美日之间沟通协调畅通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从中美、中日、区域与两岸等多种关系的发展态势来看，阻碍祖国统一的力量有充足的动机和充分的理由更为主动地联动起来，而蔡英文的内外“抗中拒统”策略也具有现实中的可操作性。
二、新时代大陆对台工作的新挑战
新时代推进祖国统一的优越条件前所未有，所面临的阻碍和风险也空前升高，新形势下的大陆对台工作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是多方面的，源自于大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国家统一目标的新设定以及台湾民意变化的综合作用。
1.发展与斗争、压力与引力的协同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说过，“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这种整体性战略思维也一直在不断演进，从早期的经济实力论发展到当今的综合实力论，充分考虑到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习近平多次强调“国家的完全统一与民族复兴”、“两岸关系走向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的相关性。虽然当今大陆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超台湾，但大陆也充分认识到自身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新问题、新矛盾。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三十多年以来，大陆一定程度上秉持发展优先、韬光养晦的战略，以时间换取空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形成了对台的实力优势。
然而，统一目标并不必然等到中国取得绝对优势时才能实现，外部阻碍的排除不等同于中国实力对美国的超越，大陆全面超越台湾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和平统一会自动实现。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推进，一方面要妥善解决自身发展中的社会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必然要面临对外关系及“反独促统”中的斗争，因此如何更好地协调发展与斗争的关系成为重要课题。就综合实力而言，北京自身已经具备了主导“统一”的能力，然而“和平统一”依然是坚定的选项。但和平统一不是盲目的等待，未来应是辩证地将发展、“反独”及“促统”紧密结合起来。“促统”是对台湾同胞的政策，强调主动性、交流性、平等性；“反独”针对国际反华势力和现今的“台独”力量的斗争工作，强调全面性、对抗性和战斗性⑦。不应将各项工作割裂开来而分阶段进行，发展与斗争是一体两面的，只有协同并进，才能相互促进。
与此同时，大陆虽然具备了对台的压倒性优势，却尚未全面、有效地将其转化为对台湾强大的统一压力和驱动力，尤其是对台湾社会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当前，大陆的实力优势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台湾民众对于大陆“落后”的观感，也在很多方面让台湾民众“认清现实”而产生压力，大陆的发展进步甚至也获得台湾社会的好评，但“认清现实”尚未促进对大陆“建立认同”，“好评”也不等于“好感”。大陆对台湾的军事优势、外交优势，是构成对台湾压力的主要因素；大陆对台湾的吸引力，则主要通过经济优势、文化优势等表现，并且主要通过两岸的各种交流合作实现。事实表明，统一大势中的“统一目标”对台湾的吸引力明显不足，这是推进和平统一进程中的重要短板。所以，大力强化大陆对台湾的吸引力，正是加快塑造统一大势的重点⑧。
2.“寄希望于谁”与台湾民意变化的对应
“和平统一”的实现需要在台湾社会内部找到支点，“我们提出过寄希望于国民党、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民众，但是过去几年这些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台湾社情民意的变化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未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祖国要实现和平统一，我们要寄希望于谁”⑨。随着台湾当局的“拒统”或“趋独”，当前“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的可行性降低；民主化的发展使得民众在台湾政治生活与两岸关系中的重要性增强，而大陆“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必然要求台湾同胞的支持，因此“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仍是重要的选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何“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甚至还能否“寄希望”仍是一个难题。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基点首先是要看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现状的认知。就台湾民众对于“一个中国”的认知而言，主要体现在国家认同上。多年来，由于岛内分离势力的炒作与操弄，台湾民众在自我身份认知、国家认同上陷入混乱，如岛内历年来民意调查结果⑩显示，自认为是“中国人”的比例总体上呈现明显的减少趋势，而强调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仍然处于高位。其次还要考察台湾民众对于祖国统一、两岸前途的倾向。就民众的“统一”目标认知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在两岸关系的认知和统独立场上开始出现波动，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台湾前途问题上，偏向统一的比例在减少，而偏向独立和永远维持现状的比例逐渐上升，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增添了变数。
从台湾民意变迁趋势来看，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现状以及台湾政治定位的认知、对于两岸前途以及统一目标的倾向、对于祖国大陆的认同等方面的变化，均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期待相背离，两岸青年一代之间所谓“天然统”与“天然独”的民意对抗也引发了两岸有识之士的忧虑。而与具体的衡量指标相呼应的是，在多年来的政治操弄之下，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已经被建构起来，所谓的“台湾主体性”基本被接受，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的现状成为主流选项，这将使得“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效用具有一定的限度。客观评估台湾民意在祖国统一进程中的定位与影响，改善、深化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路径，有效突破台湾民意变迁所衍生的固有约束，将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3.统一形式与统一内涵的契合
习近平系列讲话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形式，确认了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与主权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初步勾勒出了未来和平统一的路径，也为统一目标设定了新内涵：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心灵契合”的提出既深化与丰富了统一的目标，也指导着统一路径与进程设计，使得大陆统一战略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更为今后对台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对台工作不仅要注重统一的形式目标的实现，更应追求统一的内涵目标，而如何在推进祖国统一过程中实现形式与内涵的契合也是一项重要挑战。
“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终局安排和形式，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发展性；但也强调了两制并存，“河水不犯井水”，而对于如何达致“一国两制”、如何保障“一国两制”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近年来，随着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深化，从“求同存异”到“化异求同”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现实基础；而且香港经验也告诉我们融合发展是必经之路，要实现统一后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妥善处理两岸在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人民心态上的差异，否则就存在着将“垂直”的“两制”关系被逐步建构为“平行”的“两制”关系的风险。再如前述分析，“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暂时无法对台湾人民产生预期的感召力。统一的实现并不仅是一个时间节点事件，更是一个过程，形式上的统一只是统一目标体系的一个方面。应当看到，两岸统一的实质是多种力量在民意整合与权利分配上的政治较量。台湾在全面实施选举制度30年后，岛内民意成为这一复杂过程的重要变数，因此，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并将台湾同胞的关切纳入两岸统一的动力来源和参考指标，是对和平统一理论的丰富与升级⑪。
而要实现统一目标的形式与内涵的联结及契合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要中程设计和中层架构。习近平对此也已经做出了完整的论述，即从“两岸一家人”的人民关系的现状界定到“两岸一家亲”的过渡目标再到“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载体目标，最后达致“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内涵目标，而“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则成为推动契合的中观机制。而这些中间环节也不能省略，“如果没有构筑两岸人民的命运共同体，就企求完全统一，那就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⑫。唯有此，才能够既实现高阶政治层面的形式统一，又能带来人民层面全方位联结的实质统一。因此，从形式到内涵、从宏观到中观，统一方略已经规划到位，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从微观层面、实践层面去推动。
三、新时代大陆对台工作的新作为
1.新思维
首先，应继续坚持与强化红线思维和底线思维。所谓红线思维是指坚决阻绝“台独”，《反分裂国家法》以及以往强调的“三个任何”均是具体体现。而习近平则进一步完善并细化了红线思维，把过去所提的“六个任何”，即“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纳入十九大报告，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给外部势力和台湾当局划定红线。底线思维是指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关系现状定位，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大陆对台政策具有充分的开发性与包容性，但“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退让的底线。
其次，应适时调整与整合对台工作的法理与逻辑。大陆对台方略的调整、两岸分歧的变迁也在更深层次上遵循着不同的法理逻辑演进，主要存在着继承、内战和民主三种逻辑。在实践中，两岸各方依据不同的立场和目标导向会选择不同的法理逻辑来构建自己政治行动的合法性。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继承法理和内战法理是清晰而且一贯的，内战带来政府继承，而政府继承的实际过程也会随着未来内战的终结而完成，这构成了对台方略的基本逻辑，与此同时大陆也在不断纳入民主逻辑。主张两岸双方“探讨国家尚未统一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等。
对于台湾而言，不承认继承逻辑，在1990年代之前遵循着内战逻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位为叛乱政权并“戡乱”；而此后民主逻辑逐渐取得独占性的主导地位，甚至衍生出民主对等与民主分裂或民主分离的路径。
随着蔡英文当局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大陆所遵循的民主逻辑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和对象，应调整并整合三种逻辑：首先在继承逻辑下确立“一个中国”原则；其次依循内战法理的效力确定当前状态下中央政府以单边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的合法性；再者搁置民主逻辑，并可以考虑在两岸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后再次将其纳入。
2.新模式
与对台方略的逻辑演进相适应的是对台工作模式的转换：从“寄希望于”、“共同缔造”到“以我为主”、“操之在我”，也是推动和平统一的路径从平等的“共同缔造”模式到双边融合模式再到单方的消融模式的纳入。
根据两岸关系的实际情况以及既有经验，十九大报告主动地提出一系列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的重大政策举措，不再强调争取与台湾协商解决重大政治分歧，避免因台湾政局的变动引发两岸关系的变动甚至扰动对台方略。只有处理两岸关系的主导权操之在我，才有可能使统一大业不受台湾政局波动的影响，保持正确方向。而十九大揭示的对台政策与之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从因应两岸关系的变化而进行积极调整，改为主动构建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在主动性思维下，工作的基础是两岸属于“一个中国”，原本的工作导向是两岸共同维护“一个中国”，现在则演变为“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两岸关系” 。
大陆推动和平统一进程的路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平等的“共同缔造统一”模式，依赖两岸（当局）的协商谈判等创造条件、达成共识，由上至下推动统一；强调“两岸统一，不应该是谁吃掉谁，而是‘共同缔造’未来的统一”，“建立一个两岸制度可以并存的共同体，更是必要。第一步，两岸应该努力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让两岸可以在和平的框架中发展，这就是‘和’。第二步，两岸应在相关议题上建立共同体，从‘分治’走向‘共治’，这就是‘合’。‘和合’是两岸从‘敌对分治’走向‘统一’的最好路径”⑭，这种在“一个中国”框架下不分中央与地方的路径设计有其适用条件和作用限度。
第二种是双边的融合模式，依赖两岸社会与民众之间的交流融合，而共同的利益、情感与价值的联结带动两岸民众由下至上地推动和平统一，这表现为过去大力提倡两岸民间往来、经济社会整合以及习近平提出的“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两岸命运共同体”等，充分考虑并尊重台湾民众的利益与情感需求。
第三种则是单方面的消融吸纳模式，依赖于大陆积极主动的单边作为，大陆承担起中央政府的角色，尝试实践两岸之间的“中央——地方”模式，不断压缩台湾的政治空间，解构“台湾主体性”，吸引台湾民众来大陆发展，消解台湾民众的排他性政治认同，逐步构建台湾人民对于祖国（大陆）的相容性认同。
当前民进党执政使得“共同缔造统一”暂时缺乏可行性，而和平发展是否要以台湾当局的认可作为前提条件值得商榷，大陆应降低作为变数的台湾政局变动在对台方略考量中的影响权重；同时台湾民意变迁也使得由下至上的融合模式具有或然性，和平统一的前景是否要以台湾民众的同意为必要条件也是个问题，大陆应寻求争取民心的新路径。因此，新时代的统一路径应更具有主导性与可控性，将消融吸纳模式整合进来能有效补足既有路径。诚如大陆学者所言，“过去我们强调双方在统一问题上的相互作用，现在看来，的确是‘以我为主’，出现了台湾被统一的局面。”⑮
3.新治理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动祖国统一相互促进的角度出发，新时期对台工作要发挥主动性、主导性，相伴而生的就是要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推进对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相应的治理模式也应从两岸治理过渡到对台治理。
既有的两岸治理观念和主张强调以两岸公权力机关、社会团体、政党与民众为治理主体的去中心化、去统治化。然而当前作为重要治理主体的台湾当局无意也无法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两岸公权力机关之间也无法发挥共同治理的效应。从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大局出发，中国大陆应担负起主要治理主体的责任，一方面以“硬实力”为后盾和手段去防范台湾当局破坏两岸关系大局，另一方面以“软实力”去争取台湾社会和民众参与到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事业中来，做好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形成大陆公权力、两岸社会团体与两岸之间的治理网路，逐步构建一种得到共同认可的新两岸秩序，推动“统一前”工作与“统一后”安排的过渡与衔接。
对台治理的主要思路和路径是多方面的，彼此之间也应协同一体。首先，应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定位台湾人民的身份、地位与权利。基于“两岸一家人”的理念衍生出台湾同胞都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公民，同时从法律、行政意义上区分在台湾、在大陆及在国际的台湾民众的不同，并以“两岸一家亲”为导向，针对不同群体施行相应的服务与治理措施。十九大报告提出，“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需要我们从法律和行政管理层面进行研究并切实落实；在国际场合，应注意给需要帮助的台湾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使领服务；对于在岛内的民众，加大交流沟通力度，增加其对大陆的好评，探讨将大陆优势转化吸引力、将好评转化为好感的方法方式，并为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提供便利路径。
其次，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培植共同利益和文化联结，夯实对台治理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台湾当局主观上没有意愿融合，并对两岸交流设置障碍，使得双向多维的融合难以展开；而在自身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主动吸纳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也为大陆转换治理思路提供了机遇。当前先以“群众路线、民间交流”、“同等待遇、单向融合”的方式推动融合发展⑯。再者，加强外部“反独促统”力度，针对台湾当局及岛内外“台独”势力在国际领域的新动向，加大斗争力度，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原则共识。
注释：
①郭震远：《加快塑造中国统一大势的探讨》，《中国评论》，2018年第1期。
②新华社：《习近平：决定两岸关系走向关键是大陆发展》，2015年3月4日。
③台湾指标民调：《“台湾民心动态调查、亚投行与两岸”民调 新闻稿》，2016年4月13日，http://www.tisr.com.tw/wp-content/uploads/2012/06/TISR_TMBS_201504_1.pdf
④The Taiwan National Security Surveys (2012–2015),https://sites.duke.edu/pass/taiwan-national-security-survey/
⑤中评网：《社评：美国国情咨文含沙射影 中国应有定力》，2018-2-6，http://mag.crntt.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23&docid=104968608。
⑥中评网：《中央网路报：两岸四战会继续扩大吗》，2017-12-26，http://www.crntt.com/doc/1049/2/2/0/104922017.html?coluid=93&kindid=13830&docid=104922017。
⑦杨开煌：《十九大的历史性意义与中共对台政策框架》，《中国评论》，2018年第1期。
⑧郭震远：《加快塑造中国统一大势的探讨》，《中国评论》，2018年第1期。
⑨《深入探究十九大报告与两岸关系未来》，《中国评论》，2018年第1期。
⑩不可否认，岛内民意调查确实带有一定的工具性价值和政治建构目的，而且从个体意义上考察的民调设计及其结果也有偏颇之处，主流的“中国人”与“台湾人”的对立二元设问方式具有相当程度的诱导性。然而，无论是被视为科学性的民调，还是作为工具性的民调，无论民调结果是民意的真实反应，还是民意是被民调建构的结果，但总体而言，台湾民意调查的结果与台湾民意的实际变化是基本吻合的。
⑪刘匡宇：《从和平发展向融合发展深化前行——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成果浅析》，中评网，2017-10-17，http://www.crntt.com/doc/1048/2/9/1/104829148.html。
⑫郭伟峰：《习近平十九大对台方略与两岸未来三十年思考》，《中国评论》，2018年第1期。
⑬杨开煌：《十九大的历史性意义与中共对台政策框架》，《中国评论》，2018年第1期。
⑭张亚中：《十九大后的两岸关系：和合是一条应走之道》，《中国评论》，2018年第1期。
⑮《深入探究十九大报告与两岸关系未来》，《中国评论》，2018年第1期。
⑯唐永红：《两岸融合发展：内涵与作用、困境与路径》，《中国评论》，2018年第2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5月号，总第2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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