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美对华政策大调整之应对
中评社香港7月5日电/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战略咨询中心副教授张弛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6月号发表专文《美国对华政策大调整及中国的应对之策》，作者认为：“随着中国持续崛起，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和敌意判断显着上升，认为中国是美国霸权最根本、最长远、最严重的战略挑战。当前，中美关系走到了转捩点，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由‘接触+遏制’向‘全面战略竞争’转变。因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紧张’和‘竞争’恐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甚至‘新常态’。对此，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以更加开放、合作、包容、自信的姿态面对国际社会，同时加强危机应对准备，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在竞争中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稳定。”文章内容如下：
一、美国对华政策大调整的主要原因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发生深刻变化，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美国对中国极度失望。
政治上，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本就截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而美国则习惯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视为“异类”甚至对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之所以始终奉行“接触+遏制”的“两手”政策，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精英大都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最终将使中国走上西方式民主的道路。在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上，美国都希望通过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在防止中国成为另一个“苏联”的同时，影响和改造中国，最终使中国由西方的“异类”变为“同类”。
但现实让美国极度失望。中国不仅未按照西方期望的方式发展，而且立足国情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同时，“中国模式”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有益借鉴，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从中国学习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经验。美国认为，“中国模式”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现实的威胁。所以，美国很多人认为，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历届政府奉行了40多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必须进行大调整。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要反思和改变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报告指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基于一种理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纳入战后国际秩序，将使中国实现自由化。但与美国的愿望相反，中国以牺牲别国主权为代价来扩张自己的实力。中国在世界上传播以腐败和内部监控为特征的专制体系，并且正在建设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军队。”①其实，早在2015年，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出台了一份题为《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的报告，指出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试图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一做法“对美国在亚洲的首要地位产生了新威胁，而且最终将在全球对美国的权力形成挑战”，“华盛顿需要一个应对中国的新的大战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国国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崛起。”②但这一次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在官方文件中首次强调了这一思想，因而具有标志性意义。
二是中美实力快速接近。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各方面研究，如果中美两国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未来15至30年，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将大幅缩小，并在一些领域赶超美国。在经济实力方面，预计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将超过美国；在科技实力方面，预计2050年左右，中美将并驾齐驱，在一系列重大技术上互有领先；在军事实力方面，估计美国在2030年前后仍将对中国保持较大优势，但随后其战略优势减少，到2050年前后，美国对中国可能将不再占有较大优势。中美在实力上的快速接近，深化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增加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和疑惧。
三是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误读。
近年来，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以及提供更多国际公共服务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南海岛礁扩建工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建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等。但美国在心理上对此难以接受，并将其视为中国崛起挑战美国霸权、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并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的行为。
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指出，“中国在周边的一系列进取动作，包括南海岛礁建设，威胁到自由贸易、地区稳定和其他国家的主权。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旨在限制美国进入该区域”。“印太地区国家呼吁美国发挥领导作用，集体对抗中国，以维持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地区秩序。”③再比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本意是要发挥自身经济优势，带动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目的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而且中国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参与这个倡议。但美国方面对此一直抱有怀疑态度，认为“一带一路”旨在扩展中国势力范围，中国主导建立亚投行是要取代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
基于上述三个原因，美国战略界已经形成共识——遏制中国乃当务之急。这将不以哪一位美国总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美国政府换届而改变。
其实，早在当年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时，美国战略界就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必须制衡中国崛起。只不过当时美国深陷中东事务，在处理伊朗核问题等重大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合作，并且在“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后，与俄罗斯在东欧和中东展开了激烈的战略博弈，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和制衡。
今天，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已经不大可能被围堵和遏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似乎也没有能力来改变中国。因此，美国按照打击“异类”和维护霸主地位的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模式，试图去做的就是在世界范围纠集盟友和伙伴国，孤立中国、打压中国崛起，限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
此外，本届美国政府具有浓厚的商人和军人背景，因此决策比较果断，不大会像以往的美国政府那样反复权衡各种利弊。加之近来特朗普决策团队中鹰派占据主导地位，保守势力上升。这些都将促使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接触+遏制”转向“全面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目前叫嚣的“贸易战”，恐怕会成为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开端。
二、美国对华政策大调整的战略动向及影响
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大调整已经呈现四个方面的战略动向，这将对中美关系乃至全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一是明确对华战略定位，首次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等系列战略文件，明确判定世界重回大国竞争状态，中俄作为“修正主义大国”，位列美国三大类别的战略挑战之首，而在“修正主义大国”之中，美国又将中国列在俄罗斯之前，并强调美军的首要任务是与中俄进行长期战略竞争，还在历史上首次指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回顾历史，“二战”后美苏两国间之所以形成“冷战”局面，也是因为当时美国对苏联做出了一个类似的战略定位，从此两大阵营之间的全面战略竞争就开始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形。美国对中国做出这样的战略定位，就意味着今后美国将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达到两国建交以来的新高度，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紧张”和“竞争”恐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甚至“新常态”。
二是推行“印太战略”，企图围堵中国崛起。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多次提及美国关注的世界几大地区，并始终将印太列在首位，随后才是欧洲、中东等地区。这在客观上反映了一个现实，即当前印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地缘战略竞争的重心。其实，美国和日本多年来一直处心积虑地想要拉拢印度来制衡中国崛起。早些时候，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特别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提出了各自的“印太战略”。后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干脆直接接受了这个概念和思路，它推行“印太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更大地缘范围拉拢更多国家（主要是印度）来孤立、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
目前，由美国主推、美日印澳四方协作的“印太战略”，正由“概念”向包含具体措施的“战略”过渡。在各种国际场合，美日印澳步调一致，均反复强调和阐释“自由开放的印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各自的“印太战略”，至少在话语体系上已经呈现明显的“合流”趋势。同时，美日方面宣称，所有认同和维护“共同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原则的国家都可以加入“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味不言自明。在具体行动上，这一战略主要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方面。军事上，2017年美日印澳重启“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声称要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而“四方安全对话”也被视为亚洲版“北约”的雏形。经济上，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等国仍在努力推动，并鼓动美国再次加入，而特朗普政府对此也开始松口。2017年11月11日，TPP除美国以外的11国在越南岘港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框架协定，目前该协定正由各缔约国的议会机构审议。同时，由于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扩张地缘政治影响力，动摇美国的战略主导地位，美日印澳正推出由它们主导的旨在抗衡“一带一路”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值得警惕的是，一旦美日印澳在实施“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形成针对中国的联盟或准联盟，其功能就可能进一步扩展，囊括传统、非传统安全以及经贸、基建等方面。同时，“印太战略”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概念对地区国家尤其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正在崛起却不愿“遵守国际规则”，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在经济上拥抱中国可以得到实惠，但必须同时注重发展与美日印澳等其他大国的经济、安全关系，以平衡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和来自中国的潜在安全威胁。
三是操作台湾问题，牵制干扰中国崛起。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趋势下，美国“以台制华”的战略意图再次凸显，台湾问题将再次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焦点。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台海危机期间，台湾问题曾是中美关系的斗争焦点和最具破坏性的因素。进入21世纪，由于首次执政的民进党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激进“台独”动作，违逆当时以反恐为主的美国战略，小布什政府遂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中最公开、最坚决反对“台独”的政府，中美形成了合作管控“台独”、稳定台海局势的局面，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破坏性有所下降。国民党再度执政后，两岸关系经历了一段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美国奥巴马政府也基本未利用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上大做文章，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可见度大幅下降。但民进党二次执政后，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温、美国可能进一步利用民进党当局给中国大陆制造战略麻烦，提升台湾问题在遏制中国崛起方面的地缘战略价值，更多地介入台湾问题，与中国大陆展开更加激烈的战略博弈。可以说，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再次提升，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再次突出；同样，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中的作用也显着上升。此外，从地缘上看，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的重要棋子，服务于美国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
特朗普政府自上台执政以来，就开始不断地提升与台湾地区的关系来制衡中国大陆。2017年12月，特朗普签署了《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的附带条款包含强化美台长期伙伴与合作关系，根据台湾需要定期向其移转防御性武器装备，维持其足够的自卫能力；考虑美台军舰重新相互停靠对方港口的“适当性”与“可行性”，执行美台资深军官与资深官员互相交流的计划以增进双方军事关系，邀请台军参加诸如“红旗”等联合军演等内容。2018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后，特朗普在其即将自动生效前夕，于3月16日主动签署使其生效，很大程度上也表明了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打“台湾牌”的意图。随后，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帮办黄之瀚访台。《台湾旅行法》明确提出允许美国各个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地区并同台湾官员会面，允许台湾地区高级别官员在得到尊重的情况下进入美国并会见美国官员，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上述法律均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1979年中美建交时，美方接受了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废约”，并从台湾“撤军”。而特朗普签署的这些涉台法律，不仅有意恢复美台官方关系，还有意发展美台实质性同盟关系，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今后定期对台军售、扩大美台联合军演、进一步提升美台接触和交往层级的强烈意图。
中国大陆方面下一步需要关注和警惕的是，特朗普政府将如何执行《台湾旅行法》或依据该法采取哪些具体动作，以及正在美国国会审议的《台湾安全法》进展如何。此外，特朗普政府支持深化美台经贸关系，支持东亚国家与台湾地区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支持台湾地区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多边机制，甚至亲自出手帮助台湾当局巩固所谓“邦交”，显露其在经济、外交领域虚化美国“一中政策”的努力。近期，特朗普还开放对常规潜艇技术的出售许可，并任命友台立场坚定的鹰派人士博尔顿（John Bolton）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所有这些动向都表明了一个基本趋势，即今后美国将进一步利用和操作台湾问题，以达到牵制和干扰中国崛起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调整，为民进党当局继续执政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台湾民进党当局积极主动配合美国政府，对内加速推行“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政策，对外则采取“先国际，后两岸；先美日，后大陆”、“联美制中”的立场，不断干扰、阻挠大陆惠台政策的落实和两岸交流，向大陆方面对抗示强，同时支持并准备融入美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些动作都迎合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需要。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台湾岛内的强硬派和“台独”势力再度抬头，他们乐见中美展开全面战略竞争，认为这将有助于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甚至为“台独”提供机会。可以预见，今后特朗普政府与蔡英文当局等“台独”势力将有一段密切合作的时期。这种趋势可能会促使民进党当局在“台独”道路上进一步铤而走险。
对中国大陆方面而言，实现祖国统一是核心利益，也是衡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标。今后，中国大陆在由大向强的发展道路上，必然要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多积极进取的举措。因此，未来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四是叫嚣对华“贸易战”，恐将开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近期，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对价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征收特别关税，中方则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特朗普之所以具有挑起“贸易战”的冲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决策思维具有典型的功利主义特征。这既和特朗普的商人本质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当前美国全球霸权的历史性衰退。今天的美国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强大的意愿，像“冷战”刚结束的时候那样凭一己之力来维持国际秩序，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为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public goods），所以它很自然地会更加自私自利，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特朗普上台后让欧洲和东亚的盟国缴纳更多的军事“保护费”就是一个例证。
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施政口号，其主要目的是重振美国经济。为此，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行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政策措施，尤其在经贸方面。过去，美国历届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通常会把经贸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政策联系起来考虑，并抱有以经贸政策来影响和改变中国的企图。但现在，美国战略界已对改变中国不抱太大希望，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决策过程中又表现出赤裸裸的交易思维和功利主义。因此，美国政府在制定和推行对华经贸政策上就会相对比较简单和直接，即主要依据中美两国间货物贸易的平衡资料来决策。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政策上将趋于强硬。当然，它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也会大致如此。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就反复强调不公平的经贸关系对美国造成了伤害，指出美国将不再容忍“经济侵略”或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此类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该文件明确表示，要改变美国过去70多年来的对外经贸战略，认为“美国的繁荣和安全受到了来自经济竞争方面的挑战，而这种经济竞争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过去，美国将自由经济和贸易体系扩展到与美国持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希望这些国家能实现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并向美国提供相应的实惠。但实践证明，这些国家不仅没有进行自身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而且扰乱和破坏了美国建立起来的经济机构”。在应对措施上，该文件提出，要推行旨在复兴美国经济的战略，尤其是重振制造业、增加就业的战略，对内重塑经济实力，对外维持“公平和互惠”的经济秩序，并且“美国的交易伙伴和国际机构可以在解决贸易不平衡方面做得更多”。④文件同时提出，要区别对待不同国家，一方面和美国价值观相近的国家进行良性竞争，另一方面“对违背自由公平规则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⑤这意味着，今后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和冲突会越来越多。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政府此次挑起对华“贸易战”，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在美国政府公布的对中国出口美国货物加征关税的清单中，相当一部分是高科技产品，明显瞄准的是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可见，其“贸易战”背后的深层次战略意图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干扰、阻碍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创新发展和技术强国之路。长期以来，美国人始终相信技术创新是立国之本，科技优势是取得战略竞争的关键所在。所以，一旦美国政府认定中国是其“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就自然而然地会想要在科技领域击败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场“贸易战”实际上又是“科技战”。
毫无疑问，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一旦真正开打，不仅将对中美两国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将对整个世界贸易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原因很简单，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中美两国间的货物贸易，已经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间的贸易往来，而是形成了全球性的供应链和贸易体系。换句话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逆差，并不都是来自中国本身，而是来自许多国家，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在中国投资生产再将产品卖到美国的美国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有底气“接招”，不惧怕和美国打“贸易战”，并非仅仅因为中国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还因为中国经济和其他国家经济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已经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中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经济也会受损。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果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管控和遏止，恐怕会成为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甚至中美“冷战”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很可能导致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下降。而中美经济联系的大幅减少以及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激烈竞争，则很容易推动两国走上政治和军事对抗的道路，从而开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甚至“冷战”的局面。这将对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产生深远影响，也将改变整个国际战略形势。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局面一旦出现，虽然不至于彻底打断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但对这个进程必然会形成严重的干扰和牵制。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面对美国对华政策大调整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和战略压力，中国需要沉着冷静、保持战略定力，在深化国内改革、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姿态面对国际社会，同时加强危机应对准备，推进地区安全合作，调动一切有利因素牵制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向，力争在竞争中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稳定。
一是保持战略定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
虽然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中俄列为美国三大类别的战略挑战之首，但实际上，美国要想有效地应对其他两大类别的战略挑战，即朝鲜、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没有来自中俄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美国在处理伊核、朝核等许多国际热点问题时，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将来中国越是强大，美国就越需要同中国进行合作，况且中美在朝核、反恐等问题上也面临共同挑战，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因此，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上升，双方进行战略协作的需求也在增大。而且，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将更加需要中国的配合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风险和挑战。
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关键是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保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各方面的持续进步。毕竟，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就无法赢得任何战略竞争。同时，中国要在竞争中让美国充分认识到，中美合作能够使美国受益，中美对抗则会给美国造成损失，而且中美合作给美国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双方交恶给美国带来的收益。此外，即使今后中美关系再度波折，中国也应该尽力确保至少在工作层面保持与美方的沟通交流和建设性协作，其目的就是防止误解误判，完善危机管控机制，妥处分歧，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稳定。
二是深化国内改革，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国际社会。
面对特朗普政府来势汹汹的对华“贸易战”和其他领域的挑衅，如果仅仅是简单的“以牙还牙”、“硬碰硬”式的反击，那么在客观上恐怕只会加速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形成。要想化解“贸易战”，防止其触发中美全面战略竞争，或者将其影响和损害降至最低，中国需要在深化国内改革、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以更加开放、合作、包容、自信的姿态面对国际社会。
在对内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努力扩大内需。在对外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和优化对外经贸关系，尤其要改变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推进国际经贸合作，开发其他市场，并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同时，中国要继续对外资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实施能够鼓励和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的政策措施。比如，中国政府于2018年4月明确，将通过一段过渡时期，逐步取消外资持有中国汽车行业的企业股份比例限制；中国还将于2018年11月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诸如此类的举措，都是以“开放、包容”有力回应美国“保守、封闭”的实际行动，都将进一步展现中国和平、合作、开放、包容、自由、自信的良好大国形象，增强中国和世界在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关系。
三是加强危机应对准备，推进地区安全合作。
对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印太战略”，中国有必要予以密切关注和及时研判，但也不必过分担心。美国从国际多边谈判中退出，日本经济发展乏力，印度经济的真正崛起为时尚早，况且所有这些国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国内发展问题。归根结底，以前中国国力比较弱的时候，其他国家可以围堵和遏制中国。现在中国各方面快速发展，具备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已经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成功地围堵和遏制中国了。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需要高度警惕。今后，在中美关系中，一旦朝核、经贸、南海等其他问题暂时缓和，美国就很可能再度操作台湾问题，掀起中美关系的波折；美国还可能以台湾问题为筹码，逼迫中国在经贸等其他问题上让利。
对此，一方面，中国大陆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美对台斗争和应对危机的准备，特别是针对美国台海政策调整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预先划出明确的底线，积极做好应对美台制造各种危机的预案，其目的就在于防止美国在“一中政策”上不断“切香肠”，逐步逼退中国大陆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最终引发中美之间的重大危机。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向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服务，推进与有关国家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厚植国际人脉，增进与地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互信，培育地区共同安全理念，塑造有利于亚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战略态势。
具体而言，在深化地区合作方面，要注重并行推进安全合作与发展合作。在安全合作上，要在有效管控与有关国家领土主权争端的基础上，扩大与地区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特别是加强与有关国家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发展合作上，要充分发挥中国的经济优势，主导和推动一系列地区经济合作，切实落实“一带一路”的具体专案，做大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其目的就在于，让有关国家看到与中国合作管控领土主权争端、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从而与地区国家重建战略互信，释放这些国家对华大规模经济合作的政治意愿，进而将本地区的政治主题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战略竞争”转变为由中国主导的“合作与发展”，逐步实现亚太地区地缘战略格局的重大转换。若今后地区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显着上升，安全上与中国的合作持续扩大，政治上与中国的互信不断增强，美国的“印太战略”就很难实现其在更大地缘范围拉拢更多国家围堵遏制中国的目的。
四是充分调动美国内部有利因素，牵制美国对华政策全面转向。
客观上讲，中美关系包含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复杂关系，两国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竞争，在另一些问题上又保持合作。美国国内也有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有的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和利益冲突，却在另一个问题上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美国政府和资本集团之间，以及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不同的资本集团之间，利益和政策倾向也往往不尽相同。因此，虽然目前特朗普决策团队中的“鹰派”抬头，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转向，但美国国内仍有稳健派，有不同的声音。同时，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调整，将导致经济利益在美国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重新分配，所以会有人支持，也会有人反对。比如，特朗普政府叫嚣对华“贸易战”的同时，美国国内就有不同意见，经贸和农业领域的不少利益团体对可能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忧心忡忡，担心自身利益受损，因而表达强烈反对，美国国会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本人和其政府高级官员在“贸易战”问题上的说辞也开始摇摆。
因此，中国需要更加注重做美国内部的工作，尤其是加强对相关政府机构、国会议员以及大企业大财团等利益团体的联系和游说，同时在政府工作层面保持与美方的有效沟通，尽力争取相关利益团体在美国对华政策大调整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内部牵制作用。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也不见得是铁板一块，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也未必在所有问题上都一面倒向美国，大多数国家还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与这些国家加强交往与合作，将有助于孤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减轻美国对华政策大调整给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
注释：
①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 March 2015.
②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 March 2015.
③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46.
④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17.
⑤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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