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观察：特朗普革命可能是长期的
中评社香港5月21日电/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锺飞腾博士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发表专文《特朗普革命、新型全球化与亚洲局势》，作者指出：“全世界都面临着古怪的特朗普的压力，都试图稳定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关系。认识‘美国优先’的特朗普革命，需要重新认识美国。目前美国对外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国内根源，特朗普的多数行为都是国内中下层利益优先，包括我们目前特别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东亚问题等都是如此。特朗普的主要动机和目标在于，重构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让美国中下层更能获得好处。不过与以往的革命都是短期完成不同，特朗普革命可能是长期的。”文章内容如下：
一、前言
特朗普是美国百年来一位奇特出位的总统，他提出了颇有争议的“美国优先”政策。到目前为止，美国精英阶层中的多数仍对特朗普的政治才能和政治信仰持批评态度，认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失去二战后领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能力。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西方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因而多数人将原本只是属于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等地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想像为一种覆盖所有国家的秩序，并且将冷战以来经济兴盛与全球化的发展归因于这种秩序。其他国家的很多精英也接受了这种论调，认为美国总统总是与美国精英的利益一致，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作为首要任务。
但是，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采取的诸多措施表明，美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特朗普对多边主义不感兴趣，将气候变化问题扔在一边，也不接受主流经济学家对保护主义的口诛笔伐，并且轻率地试探“一个中国”的政治正确性。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以及在推特上发布重大政策的手法，一度让跟踪和研究美国政经变化的人士out了。特朗普上台本身似乎表明，美国已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美国。
二、新美国、国内政治与特朗普革命
如果仅从外表和整体看，美国还是那个美国。例如，美国的经济总量还在继续上升。IMF资料表明，2017年美国经济总量为19.4万亿美元，净增长738亿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16年的15.5%下降至2017年的15.3%，跌幅为0.2个百分点。如果以美国农业部提供的国际宏观资料计算，2016年美国实际经济总量为16.9亿美元，2017年上升至17.2亿美元，净增长371亿美元，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16年22.0%下降至2017年的21.8%，跌幅不到0.2个百分点。因此，从经济总量意义上说，无论是绝对地位还是相对地位，美国还是稳定的。
从军费开支看，美国也依然名列前茅，超出前十国的总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显示，2016年美国军费开支为6111.9亿美元，比2015年增加了151.8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36.0%，比2015年还增加了0.3个百分点。特朗普上台之后，更是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
在软实力方面，美国下降的幅度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大。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研发了一个“全球存在感指数”，其中包括经济、军事和软实力三个方面。按分指数来看，2015年美国软实力得分为1738.2，2016年得分为1745.0，增长6.8。从相对角度来看，中国的软实力在2015和2016年的相应得分为452.9和461.2（列全球第三位），增长8.3，中国占美国的比重缩小了0.4个百分点。由于移民政策是软实力指标的8个组成部分之一，特朗普反对移民的政策将会减损美国的软实力，但是指标的其他部分变化幅度不大，因而整体上美国的软实力还依然强大。
如此一来，仅从美国整体地位的变化来讨论特朗普的政策是非常不够的，甚至具有误导性。美国重量级国际关系学者杰夫·科尔根和罗伯特·基欧汉在2017年5/6月号《外交》发表《被操纵的自由主义秩序》一文，他们认为前几年在讨论美国对外政策时，问题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应该扮演领导角色，但从2016年以后，美国精英普遍认识到，问题的性质发生了转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挑战主要不是国家间问题，而是来自美国国内。这个重大思路在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哈斯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一书中有更为深入的论述。在中国，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内政决定外交，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专门写书强调吗？是的，如今的美国似乎还没有就此达成全国性的共识，特别是白人精英与中下层之间分歧严重。
自二战以来，美国白人精英主导的很多对外政策，并非只是立足于国内利益，而是基于这些人广泛分布的全球利益。通过将美国的整体利益拓展至境外，美国白人精英的财富、权力和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为了拓展和保卫这种利益，白人精英采取了两种战略，对外是霸权，控制关键的资源和通道，在海外驻军，将美元转变为国际货币等。对内是“内嵌式自由主义”，即把他们从海外扩张获取的利益部分转让给中下层，以求得他们的支持。美国二战后的对外战略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摆平了国内势力的干扰。在此之前，美国白人精英曾多次品尝失败的苦果，最显着的例子就是一战结束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没能说服参议院批准加入国际联盟。而二战后帮助美国奠定全球地位的那一代人，多数人的年轻时代就曾生活在威尔逊治下的美国，由于经历了大萧条、二战等重大的历史性巨变，这批人拥有非凡的战略远见和政治能力，既有能力规划未来，也有意愿跟中下层搞好关系。这甚至让美国战略界的第二代——如布热津斯基等，都甚为敬佩和羡慕，布氏将其最后的著作取名为《战略远见》。
由于美国的对外战略是如此的成功，甚至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冷战，我们便接受了对外战略这一个向度的逻辑，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美国一定有利，因而美国将维护这套秩序，防止他国冲击。比如小布什时期的“战略竞争者”、“利益相关者”，奥巴马时期的“中美两国论”等，都是白人精英对美国与中国关系的一种定位，核心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往，我们假定当选的美国总统总是能代表美国的整体利益，推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维护美国霸主地位，这符合白人精英统治集团所认知的美国国家利益。很多研究美国的国际问题专家，通常也是从美国白人精英口中瞭解美国政府的政策主张，双方讨论的是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框架下，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可能有的发展空间。大多数专家到美国调研访学，也主要是走进大城市，如华盛顿的智库听听“旋转门”的人怎么看，然后将这些谈话写成分析报告。很少有学者能获得机会到美国的乡镇调研，更不用说与特朗普的支持者面对面交流一下。
2016年11月特朗普胜出之后，基本上宣告了这种精英认知模式的破产。特朗普上台表明，美国国内问题比国际问题更为严重而紧迫。如果不对美国内政有深入的瞭解，恐怕不能认识美国对外政策的变革。认识特朗普时代的新美国，需要的不只是国际问题专家，而更多的是美国国内问题专家。以往，全球多数国家的美国问题专家被巨大的惯性牵着走，以为只要瞄准了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外政策，就可以和美国周旋，却丧失了将美国白人精英的对外战略和对内战略关联起来考虑的意识。
特朗普的上台显露出，美国白人精英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主导这个国家，他们有时候也不完全能推选出喜欢的政治代言人。特朗普执政一年多，解雇了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等执政层的核心成员。据说被解雇的这些要员，是白人精英群用来制衡特朗普的。显然，美国内政的斗争相当激烈，白人精英集团对特朗普不满意，但又不能打破民主制度，因为特朗普是民选的，而民主制度也被白人精英所认可。民主制度选出了一位不被白人精英所认可的总统，这是民主的悖论吗？要知道，二战时期，德国的希特勒也是民选的。
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新时代美国的政治体制的性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理论上都应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代表某一阶层的利益，一种是代表整体的利益。后者显然并非是常态，需要相当大压力的外部竞争环境、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更为高超的统治艺术。如果特朗普并不代表白人精英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其他阶层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二战结束以来所总结的一套经验用来认识特朗普。
这一点有些类似于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与苏联，苏联替代俄国帝国，事实上是一场革命性的政权变更，苏联要维护和巩固的国家利益，完全不同于俄国时代，尽管有些目标也是一致的。但由于大萧条和二战，美国精英阶层对苏联的认识相当矛盾和复杂，直到二战胜利后，美苏双方要划分势力范围时，终于发现摆不平国际事务了。1946年2月，长期观察、研究苏联的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发回一封长电报，美国精英阶层才确认将苏联当作是美国的最大敌人。今天的美国是否也是如此呢？特朗普上台是否意味着美国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政权变更？以往我们看到的政权和体制变更，通常都是美国人搞其他国家，这次好像是白人主导的美国被国内普通中下层搞了一把，换了个总统来统治。
说特朗普政权有可能是一种革命性的政权，原因可能在于支撑特朗普上台的力量是中下层。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持续支持，特朗普难以坐上总统宝座，也很难赢得2018年11月的中期选举。特朗普之所以能听到美国白人中下层的意见，是因为新媒体等技术性原因，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美国中下层不用花费巨资、刊登广告，就能把自己的意见直接推送到总统候选人那儿，这显然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以往的总统选举都是亿万富翁的选举，中下层的意见很难被总统候选人听到和重视。如今，美国中下层在沟通、获取资讯时更加重视推特，而不是希拉里等白人精英重视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主流读物，甚至也不是小清新喜欢的脸书。2016年8月，笔者在华盛顿调研时，酒店里赠阅的《华尔街日报》，基本上认为希拉里妥妥地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而特朗普是“推特治国”，几乎不看这些主流媒体的资讯，如果从加强与中下层的联系来看，这也是一种统治的艺术。
美国中下层与白人精英利益不一致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只是这一次中下层终于忍无可忍，起来反抗了。二战以来盛行多年的“内嵌的自由主义”，曾让美国中下层生活过得优越，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就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也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器。不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创造美国世纪的那一批人老了，上台执政的新人没有那么多的怀旧情感，面对苏联的竞争压力，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美国跨国公司加速向外转移，截至2016年，美国流向海外的直接投资存量接近6.5万亿美元，占全球四分之一。从80年代起，一大批从哈佛等名校毕业的精英学生，纷纷以进入华尔街为职业志向。结果，高学历、高智商的一批人因从事金融服务业，其收入水准远远超过了在制造业讨生活的中下层。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最近十年，甚至一般中产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即便从名校毕业，也很难再现父辈的好生活。对于这些人来说，美国梦已经难得实现。
特朗普势力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源于美国梦的破产，代表着新美国力量的上升。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优先”，包含着对“美国”的新认识，即他所认同的美国，不是白人精英所认识的那个整体性的美国，而是中下层认知中的美国。“美国优先”最重要的含义，首先是美国内部的调整，其次是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调整，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可惜的是，多数人讨论“美国优先”将重心放在国际部分。讨论的问题主要是A1和A2哪个方案更好，而难以分析对外关系领域的A类选项与国内领域的B类选项之间的联系。之所以形成这种思维定势，与我们所接受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政策的诸多理论有关，这些理论的创造者多数属于美国20世纪的第二代人物，是乔治·凯南、汉斯·摩根索等人的学生辈。例如，5年前去世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士·沃尔兹出生于1924年，去年5月去世的布热津斯基出生于1928年、自由国际制度主义大师罗伯特·基欧汉出生于1941年，这些人的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后引入美国国际关系学知识体系时，正好是这批人在美国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美国第二代人物的一个显着特征是，他们的对外政策认识是建立在第一代人物已经确立的基本框架，即美国霸权地位和国内支持的良性互动之上。但是，第一代人物所确立的框架并不会持久不变。一个显着的事实是，民众的基本价值观将随着收入水准的持续提升而改变，从尊重权威和秩序转变为争夺话语权和重视社会活力，西方的这个转变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目前，美国政治领导人物已经更新至70后，如共和党候选人玛律科·卢比奥、特德·克鲁兹等人都出生于1971年，这些人都有拉美裔背景，与传统的白人精英政治显着不同。但是，美国政治人物（也包括其他行业人物）的这种代际差异，还没有引起占据中国学术舞台中心位置的一批学者的足够重视。
三、贫富差距、认同危机与新型全球化
从收入水准来看，大部分美国人其实日子过得一般。按照美国劳工部的资料，2016年，美国大约有1.4亿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大约5万美元左右。但是这个人均数背后却是严重的收入分布不均衡，金融、管理、律师、教授等岗位的收入显着高于其他行业，绝大部分蓝领的工资很低。
美国高收入白人精英阶层主要是以下几种。目前美国管理类岗位数大约是700万个，人均年收入为11万美元；律师岗位110万个，人均年收入10万美元；商业金融从业人数也差不多是700万个，人均年收入7.5万美元；从事电脑和数学的人大约有420万，人均年收入约9万美元；生命、物理和社会科学家从业人员约为115万，平均年收入也在11万美元左右。总体上而言，这2100万人基本构成了美国白人精英阶层的主体。当然，这个圈子也是高度金字塔型，站在顶尖的1%控制了美国90%以上的财富。
与白人精英层对立的是数量庞大的、收入较低的中下层。如，办公室和行政辅助类岗位数2200万人，人均年收入3.7万美元；销售岗位1450万人，人均年收入4万美元；食品行业1300万人，人均年收入2.4万美元；制造业910万人，人均年收入3.7万美元；交通运输业岗位970万，人均收入3.6万美元。收入水准在3万美元以下的群体，还包括440万清洁保养人士、450万护理和服务人员、460万农林渔从业人士，这些群体的总人数超过了8200万。
收入差距造成了美国人的认同危机。欧美有相当大一群人不认同全球化，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就发生过反全球化势力的游行。在21世纪初，美国人辩论外包与工作的关系时，政治学家亨廷顿发表了《我们是谁》一书，从学理上论证了美国有可能在2050年变成一个拉丁裔人口主导的国家，白人的优势地位将不复存在。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就不顾政治正确性，扬言要修改奠定二战后美国国力基础的移民政策，上台之后也是不遗余力推进，这充分说明美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美国。
比贫富差距更难以忍受的是，这个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还在继续扩大。2003年，美国劳动力的年均工资为3.7万美元，2016年上升至5万美元。随着美国高技术公司的全球布局，核心工作岗位留在美国国内，这表现在商业和金融类、电脑和数学类等岗位扩增，而一些低端的工作岗位则被外包到海外，办公室和行政辅助类岗位明显萎缩，而且这些行业的年均薪水占全国平均水准的比重在下滑，资料显示其他中低收入行业占全国的比重也是下降的，这些阶层的获得感变差了。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亚洲国家，比如中国人的收入却在快速地改善。例如，2003-2016年间，中国的人均GNI从1280美元增长至8250美元。因此，美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部分地也与全球化相关了。
对美国中下层而言，要在美国继续实现美国梦，就必须打破白人精英阶层主导的财富生产和分配框架，其中一部分与全球化相关。2018年1月初，特朗普任上的第一份《总统经济报告》披露，2017年底，美国贸易额比1973年增长了11倍，绝大多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现的。因此，对于早期的中产阶层来说，由于美国的国际贸易占比并不显着，他们也不会是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随着贸易的扩大和日渐深入美国腹地——比如美国大豆的出口，现在的情形肯定不同以往。美国学术界现在正在辩论的问题是全球化、新技术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对于中下层来说，要理解复杂的世界是有相当难度的。白人中下层看到的图景，的确是中国人变得富裕了，而自己却停滞不前。他们对工作、收入和贸易的关系理解不深，仍停留在制造美国梦的50年代，他们相信勤奋工作就可以，而不管技术进步、甚至产业转移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和替代效应。
正是由于白人中下层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理解相对简单，也造成了特朗普愿意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美国的贸易逆差。大多数教育程度在高中、大专水准的美国人，事实上无法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贸易格局变迁的理论逻辑，包括特朗普本人的世界观也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在收益递增、规模经济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变成主流之前的旧贸易理论。旧贸易理论的核心，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南北贸易模式，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产品，美国的例外在于它也是农产品出口大国。而新贸易理论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贸易品，不是制成品或者资源品，而是同一产品的零部件。在旧贸易理论存在的世界中，利益的分配是相对简单的，这是缔造美国世纪的一代人可以在政治上构建“内嵌的自由主义”框架的经济基础。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登上美国政治经济舞台的新人，他们面对的技术水准和贸易环境完全不同了，很难区分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贸易的收益分配，因而也不太能够让中下层分享这种利益，其结果是美国越来越发达，中下层所占相对份额越来越少。
从中下层的认知来看，他们并不认为高技术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收入水准。在他们收入获得感变差的二三十年中，美国的技术领先水准几乎是个不变数，就跟前文提到的美国国际地位和绝对的经济总量一样，甚至还处于增长态势中。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这批人来说，要弄懂高技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仅需要花费时间，也需要美国联邦政府付出更大精力培训再上岗。因此，中下层所希望和要求的特朗普政策目标，难以把打压其他国家的高技术发展能力作为核心目标。如果把握了这一点，就能理解特朗普扩大对华贸易摩擦的逻辑所在，高技术可能是目标之一，但绝不会占据首要地位。正如哈佛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美经济关系的帕金斯最近指出的，特朗普并没有弄明白“中国制造2025”的确切含义，他目前还在继续削减美国研发领域的研究经费，这显然与高科技领域竞争背道而驰。如果特朗普提高关税清单的性质是一场“高技术战争”，中美就不会有谈判的空间。相反，如果特朗普的目标是为了扩大就业、增加收入，那么意味着美国最关心的问题是中美贸易关系中的收益分配如何更多地转向美国中下层，这既涉及到美国国内制度调整，也涉及到中美关系的调整。
与更加重视国内分配的贸易关系相匹配的国际制度框架会非常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美国要推动的全球化，不会是以往的那种更有利于金融企业和大公司的全球化，而需要更多照顾工人阶层的利益。从技术水准上看，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工人阶层能够参加的产业领域是有限的。或许，美国型的资本主义正向着北欧型的资本主义转变。但是，在此过程中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会很剧烈，因为美国远比北欧国家拥有更强大的实力调整国际格局，白人精英也不会眼睁睁看着特朗普随意更改这么多年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双方的博弈还会继续加剧。从中下层的利益来讲，如果发动一场战争有利于增加传统军工产业的产出，从而有利于增加工作机会，中下层也会投票支持特朗普。但是，如果这种战争只是继续有利于金融集团，那么支持力度会很有限。因此，二战以后盛行的所谓经济相互依赖有利于降低冲突这种定见，可能也不完全适用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至少，美国白人中下层并不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加大会显着改善他们的生活。按照民主制度的投票规则，这些人显然会有很大的权力。特别是，在所有中下层的收入都普遍降低时，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力是很强大的。特朗普战胜希拉里就是这种集体力量的体现。
从特朗普需要中下层的投票这个逻辑来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重心是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时代创设的国际规则，而不是将矛头对准崛起中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因此，我们不难看到，特朗普最初提高钢铁、铝制品关税时，名单中也包括欧洲、韩国和加拿大。后来，在给予这些国家临时豁免权时，仍要求提高日本出口至美国的钢铁产品关税。显然，如果是奥巴马在台上，他不会对同盟伙伴出这种招数。事实上，奥巴马的言论远比特朗普更赤裸裸地扬言要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TPP签署时，奥巴马明确宣布，不能让中国制定21世纪的经贸规则。而特朗普虽然是个大嘴巴，他本人却从来不会说这种话，他只是强调主权、公平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一个像美国这样的霸权国使用“主权”这样的字眼，过去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特朗普的听众并不是白人精英。对特朗普的中下层选民来说，21世纪的经贸规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贸规则，他们是这种规则的受害者。特朗普机智地选择从双边角度突破这种规则，这说明特朗普头脑中有一套做法，不是临时出招的。因此，中美关系中长期以来流行的一些说法，比如经贸关系是压舱石，需要重新思考。下一阶段经略中美经贸关系，务必更加精细、精凖，让美国中下层认识到中国的贸易力量。
四、政经关联性增强下的亚洲局势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白人精英丧失了二战后主政者那一代人的战略远见和政治能力，目前在国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仅没有办法弥合政治对立，还有可能冲击民主制度。其主要原因是，收入的分配出了大问题。以往，在收入分配问题不大的情况下，美国的国内政治与世界经济是相对分离的，美国精英通过国内的一套制度安排，便可以稳定工人阶层，不用分心时常考虑国内民众的需求，专心致力于在海外进行实力拓展。只要白人精英海外利益持续稳定地分配给国内民众，那么这种国内-国际协调的机制就是稳定的，但是一旦不能分配好，这种机制就是不稳定的。目前的美国正处于重新构建国内-国际相互协调机制的新时代，国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尤其让特朗普支持者焦虑的是，在国内分配的制度还没有重新调整过来时，海外的政治经济安排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因此，美国亚太政策的旧框架已被打破。
如果以这种视角重新看待美国与亚洲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新的结论。长期以来，美国运筹其亚太双边同盟关系的基础是美国国内-国际相互协调的机制稳定存在。如果忽视这种基础，我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析就失去了基本坐标，很多判断类似于《吕氏春秋》记载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决定美国政策框架的那个基础早已今非昔比，而我们还在划线的那个地方寻找美国对外政策的真实目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亚太政策框架开始初步建立，那个时候“内嵌的自由主义”大框架也同步确立。20世纪70年代，美国从越南战争撤离，在双边同盟框架内拉拢中国对抗苏联的扩张，中美关系成了一个“凖同盟”，这是美国亚太政策的一个大的调整。但是基本上来讲，还是以苏联为主要敌手，美国国内基础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日经济竞争成为美国亚太政策的主要推动力，美国亚太政策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的一个显着特点是，日本凭藉日元升值，成为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美国农业部资料显示，1989-1997年间，日本的人均GDP高于美国。IMF资料则表明，以现值美元计算，1987-1997年间，日本的人均GDP高于美国。这一阶段也是美日贸易摩擦最为激烈的一个阶段。1992年，克林顿上台后，立马停止了雷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将国家建设方向调整到经济。1993年7月，克林顿到访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克林顿提出要建立太平洋共同体，核心是重构与日本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扭转对日巨额的贸易赤字。不过，那个时候，凭藉互联网等新经济，美国国内经济增势良好，“内嵌的自由主义”框架还在发挥作用。美国白人精英继续赞同多边主义，比如将关贸总协定升级为WTO，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等。
特朗普时代的亚太政策显着不同于以往，但有很大一部分延续了奥巴马时代的做法，不过原因有些不一样。例如，2015年底，奥巴马出台了其任期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幅度修改了对地区重心的安排，将亚太置于首要位置。事实上，从1987年美国出台第一份国家战略报告起，欧洲就是美国首要关心的地区，其次是中东，然后才是亚太。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地区重心的排序上，与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份报告是一样的，只是其范围更广一些，从亚太扩展到了印太。其原因，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白人精英更有远见、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极力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而特朗普更为重视经济收益的分配，因此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动机。从美国贸易赤字占比来看，印度的重要性超过韩国。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在国会作证时明确指出，美印关系的三大支柱分别是卖军火、卖能源和扩大贸易。鉴于印度目前的增长态势以及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潜力，美国是南亚地区最大的交易伙伴，特别是美印贸易中服务业贸易占比较大，特朗普将印度视作平衡美国贸易的主要伙伴，也是说得通的。此外，特朗普也明白，如果美国经济发展不行，他的国内再分配方案也难以行得通。只有把蛋糕做大，他所代表的势力才能与白人精英阶层达成新的国内分配方案，这也是他同意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部分采纳奥巴马方案的原因所在。
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特朗普的亚洲政策打破了以往历届美国总统的禁忌。 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上台初始便与蔡英文通电话，最近又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美国国务院高官已经访问台湾地区。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更是答应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多次说过要重新商谈奥巴马时期签署的伊核协定。在TPP问题上，特朗普又表示考虑可以重新加入TPP，前提是新TPP框架给予美国更多的好处，对此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都表示欢迎，但这些国家同时又强调不愿意更改已经达成的TPP11国协定。
五、美国外交政策变化与中国的应对
从特朗普政权的性质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的革命性变化更应从国内政治经济入手考察。特朗普的主要动机和目标在于，重构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让美国中下层更能获得好处。因此，我们看到的一些互相矛盾的政策，其实是这种系统变革的产物，是旧框架解体、新框架逐渐成型中必然出现的不一致、不协调和矛盾。特朗普之所以在各国普遍感到敏感的重大政治、安全问题上施压，主要目的并不是打压这些国家、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如前指出，美国的霸权地位到目前为止受损很有限，而特朗普对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兴趣不大。特朗普希望的是交易，即通过打政治牌、安全牌，迫使相关国家在贸易关系上对美国让步。从实力地位上说，特朗普的美国也有这种能力，不过打压过狠了，容易招致他国的针锋相对。比如，从国家利益角度看，中国完全有实力抗衡贸易上的施压，尽管中国局部产业和地区会有损失，但从大盘子考虑，这种损失完全可以在国内层面调整和补充。但是，美国就不同了，美国的精英阶层绝不会放任特朗普这么做。甚至，眼光并不是很长远的中下层，在遭受别国强烈反击时，也会要求特朗普谨慎行事。
特朗普的税改其实是观察这种矛盾性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内一些人简单将它理解为降低税率，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的，尽管其核心是公司税改革，但其范围要更广阔一些。从特朗普的主要目标来看，是要调整美国跨国公司的收益分配，让美国跨国公司将更多的收益留在美国国内。关于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学术界长期以来就有深入研究，但过去的研究主要是讨论跨国公司与发展中的东道国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以联合国贸发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际机构，普遍将过去的敌对性态度转变为颂扬跨国公司的好处，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联合国贸发会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基本就是这个基调。反过来讲，当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时，意味著作为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母国——发达国家，其收益会相对减少或者增加有限。而跨国公司通过价格转移支付，将更多的税收留在不对跨国公司征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大幅度减少了对美国政府的纳税。此次特朗普改革税收，就是要改变这种格局，让跨国公司给美国政府缴纳更多税收。按照余永定提供的资料，税改前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利润高达2.6万亿美元，2008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中43%的来源是人口占比不到世界1%的小国和离岸金融中心，如百慕大、爱尔兰、卢森堡和荷兰。事实上，亚太地区并非美国税改的主要针对区域，因美国跨国公司在这一地区的外资存量非常有限，大约略低于17%，而且主要是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显然，调整投资的收益分配是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核心。
贸易也处于核心位置，但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贸易在经济上附属于调整美国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前文提及，美国民众对贸易关系的认识并不深，而投资关系远比贸易关系来得复杂。很大程度上，现在全球的贸易格局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有的专家认为80%以上的世界贸易都由跨国公司主导完成。中美之间之所以有这么大量的贸易，一半以上都是不被中国政府控制的跨国公司产生。按照中国统计局的资料，中国进出口的一半是由外资公司实施的。如果算上中国公司在内的零部件贸易，那么这个数字会相当的大。对于特朗普来说，在对外关系上瞄准中下层更容易理解的贸易关系，显然是一件得选票的事情。如果要改善美国中下层的收入水准，目前在整体贸易赤字上占比超过一半的中国，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尽管我们多次强调，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排在美国前几位，但是对于美国中下层而言，比如沃尔玛的售货员，他（她）显然不太能理解这种逻辑关系：如果特朗普提高关税，沃尔玛的销售额将下降，售货员的薪水也会下降。
反过来讲，如果中国满足了特朗普的要求，特朗普是否会收手呢？从理论上讲，贸易关系调整如果会让美国中下层的福利水准提高，而且美国国内层面的制度调整深入，那么特朗普并不会要求更多。但关键是，这个逻辑链条也很长，美国白人精英承担受损的意愿也是有限度的，特别是白人精英阶层的目标要比中下层来得多元，除了经济收益，还要求维护美国创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些人会继续跟特朗普所代表的势力博弈，在特朗普出台的政策中塞入他们的方案。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特朗普的政策表述，有时候相互矛盾，原因也是被塞入了精英层的意见。毕竟，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否生效，不完全是最高层的意见表达，还需要官僚团队中各个层级的精心实施。除非特朗普的执政基础相当稳固，团队的方案构想能力和执行能力超强，比如类似于权威主义政府那样一言九鼎，否则我们还将继续看到特朗普方案中的矛盾性。
从美国产生特朗普政府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事件来看，美国国内调整远不是一件短期的事情。有的美国精英人士甚至表示，这种调整将至少持续十年以上。在美国国内中下层与精英层达不成大妥协之前，不管是精英层选上的总统，还是中下层选出来的总统，美国意欲实施的政策效应都将大打折扣。因此，特朗普对外政策也不会像以往那样明晰和稳定，以往美国的对外政策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现在由于国内基盘不稳、遭到精英层的掣肘，特朗普对外政策的摇摆、虚张声势和交易性仍将持续。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依然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并始终以我为主推进开放型经济。至少，我们要牢记苏联和日本的教训，防止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是坚定地推进本国的发展战略。雷根时期，美国以夸张的星球大战计划，将苏联拖进了军备竞赛，而日本由于美日同盟关系，也在贸易摩擦上步步满足美国的要求。从未来发展态势讲，时间在中国这一边，因为21世纪中国的新一代完全有能力比肩美国20世纪的第一代，拥有战略远见和政治能力。如今，中国每一年毕业的本专科以上学生高达800万。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毕业生累计几乎超过1亿人次，这些人成长于中国受惠于全球化的时代，是现代经济增长体系的有力支撑者，也是中国政府推动全球化和开放经济的坚定力量，更是中国迈向2050年强国目标的建设者。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未来一段时期将步入新框架阶段，这倒不是说因为美国精英层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让中国融入世界的大战略失败，美国要改换门庭，而是因为中国本身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中国是一个大国，不管是中国特色的大国，还是西方特色的大国，这一次中国的实力地位完全有能力抗住任何压力，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协调性、一致性和战略共识依然强大，这使得中央层面的政策得以汇聚全国性的意见，并且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也能扮演某些引领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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