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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研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公共外交?


“改革开放与公共外交研讨会”与会嘉宾合影(中评社 李娜摄)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央外办原副主任吕凤鼎致辞(中评社 李娜摄)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赵可金(中评社 李娜摄)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周庆安(中评社 李娜摄)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钟新(中评社 李娜摄)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外交学院副教授(中评社 李娜摄)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鑫宇(中评社 李娜摄)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执行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新利(中评社 李娜摄)


“改革开放与公共外交研讨会”现场(中评社 李娜摄)

  中评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李娜)20日下午,察哈尔学会和《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与公共外交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技楼举行,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群策群力,探讨发声。本次会议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执行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新利主持。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央外办原副主任吕凤鼎在会议致辞中表示,中国的公共外交是为了服务改革开放而发展起来,同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所以改革开放和公共外交是分不开的。目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公共外交组织目前都面临着新形势、新使命,所以我们要有新的担当。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赵可金认为目前公共外交存在三个不平衡的问题:一是听和说的不平衡,我们站着说讲了太多,又做得不够。他认为我们既要讲故事也要听故事,将两者平衡起来才能和别人有很好的讲话和理解。二是内外失衡,我们的公共外交内交化,向外做的少,对内做的多。公共外交首先要外国人讨论,要去和那些不了解中国,对中国有偏见的人讨论和交流。三是公共外交不集中,比如在韩国、钓鱼岛、中美贸易争端等重大问题上,自己人跟自己人先吵成一团乱了阵脚。

  赵可金认为改进的方向应该让公共外交走出去、走上去、走进去,具体来说就是走到人家内心深处,走出国门,还能够走上去,能够对国际舆论有所影响。一是要重视公共外交的价值观,实际上公共外交是一个争取人心的工作,有价值才能争取人心。二是要大力加强公共外交的规范建设,人人都谈公共外交的话就出问题了,应该为公共外交树立门槛、规则,应该有新的规范、新的沟通模式。三是要重视多边公共外交,在多边舞台上政府不能是形单影只,必须要有一帮人来讲话。四是要加强公共外交的能力建设。包括要有一批专业化的外交官来从事公共外交,要有一批专业化的民间人士来从事民间外交。赵可金表示要做到中国的两条轨道——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两翼齐飞,尤其是加强民间外交,在能力建设上要体现在有人、有钱、有制度、有学科、有专业、有培训。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周庆安表示,中国公共外交一直以来有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大家对于中国国家认同是否一致,因为公共外交既有政府又有民间组织,还有包括我们很多个体。而在公共外交工作中有三个关系比较复杂,第一个关系就是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在公共外交层面要解决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第二个重要关系就是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故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不是能够构成中国国家叙事的很重要的主题。第三个关系就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俗话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这意味着国家认同实际上首先要建立在个人认同和基础认同的基础上。

  周庆安认为,当代中国国家认同更好,那么公共外交工作就好做,现在公共外交出现很多问题,根本上是当代国家认同的问题。比如对于国家未来发展路径、国家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理念的争论,包括对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一些阶段性的不同看法,这些其实可以外化到公共外交的很多工作中去。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钟新表示,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为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外交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公共外交服务改革开放,创造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良好的国际环境。

  钟新主要谈到新时代公共外交的多重目标与价值取向,她认为从国家企业到非政府企业再到个人,对外交往的目标有所不同,但归纳起来是以下三点:一是政治目标,寻求全球政治认同,促进认同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更高的政治目标是要促进世界各国相互理解和和平合作;二是经济目标,寻求经济利益。中国的技术、中国的产品要走出去,中国的海外利益需要保护,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利益,所以经济目标传递的核心是“一带一路”下要充分表达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三是文化目标,即传播文化,增进人文交流和合作。通过系统展示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尊敬感,促进世界各国交流,进一步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信任感、亲近感,增强中国人的国际化水平等。

  钟新表示,这些目标有时单独存在,有时相互交融。而中国公共外交的总体目标是管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当前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外交,每个主体面临的小环境就可以为中国面临的大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外交学院副教授陈雪飞主要谈到公共外交的公私合作模式,她表示传统的公共外交更强调政府的角色,新公共外交很大的特点就是新媒体的突起,每一个多元主体都在做公共外交,其本身也和世界格局相契合,冷战以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刺激了新媒体向更多的方向发展,体现在新世纪以来,各种非国家新媒体替代本国政府走向前台。

  陈雪飞认为公共外交需要“PPP”模式,即政府机构和私人非营利组织之间为达成具体的目标而进行的协调,因为可能相对国家新媒体来说,非国家新媒体更有可信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非政府类机构在做一些公共外交的活动时可能更专业,此外,智库对于公共外交的发展也很重要。陈雪飞表示,如果“PPP”模式在公共外交领域发挥作用的话,政府思维要转变,真的可以放下身段放手去做;二是对智库等非政府机构来说,融合进来要有自己的自然优势,然后政府才能够需要你。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鑫宇表示,公共外交的能力体系有两个特点,个人能力和机构能力和国家的外交能力是不一样的,一是有层次性、有分类的;二是需要有点通用性,从个人层面来说,一个正式的政府外交官的公共能力和一个媒体记者的公共外交能力是不一样的,但应该去寻找作为个人从公共外交出发都应该有的要维护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能力。

  对此,周鑫宇认为,在这两个特点基础之上,对于个人来说,一是需要培养世界观,从事公共外交的人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之前在世界观或者认同上应该进行统一培养,比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对国际沟通应持有乐观的看法,要具备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对排外思想要疏远一些等;第二个是沟通能力,能够敏感的觉察到其他国家的文化,理解不同的文化,也熟悉文化的表达形式,还要能够深入到价值观的深处寻求文化共性,对不同的文化有包容态度,从而处理在国际交往中存在的国际冲突问题;三是语言与话语,在强调更好的熟悉和掌握国际通用的语言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差距更多的是话语问题,即讲故事、或讲道理、讲数据的问题,总而言之它是能够说服、能够共情。对于专业共性能力,任何机构都应在这个功能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而才能有世界交往的基础,二是在专业基础之上的国际发展,通过国际交往,在经验中提升自己的能力,三是国际传播能力。

  关于国家层面的公共外交,周鑫宇认为,第一种能力是外交政策的协调能力,实际上国家的外交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国社会利益,好的外交政策是好的公共外交的基础。第二个是持久发展能力,一个国家最好呈现出持续发展、国力上升的态势,练好内功是公共外交的基础;第三是国家的文化能力,如何把国家文化整合起来传播出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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